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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社會福利，比較優勢，產業升級，經濟轉型
顯然，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承載著較以往更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國際經濟危局下，中國面臨的是如何避免經濟硬著陸，因此保增長是第一要務。調結構、促發展、惠民生等高難度命題，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國家在完成保增長任務前提下的優先選項。一年來的經濟運行效果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動員力和資源整合力的國家，保持經濟適度增長已不再是一項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經濟任務。美歐等發達國家短期內無法實現的經濟指標，對中國來說則沒有太大的實現難度。所以，面對中國一年來經濟基本面的相對穩定以及在國際經濟治理中話語權的持續擴大，西方不少人臆測，中國是本輪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勝利者。面對國際社會給中國經濟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決策層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明白：一場經濟與金融危機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的既有格局。中國至多只是全球經濟力量變遷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當長時期內仍需夯實國內經濟基礎。中國經濟不僅有遠慮，更有近憂。
事實上，中國經濟盡管在規模上不斷做大，但自1995年便開始謀求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不僅沒有取得關鍵性突破，反而在應對兩次國際經濟危機和促進就業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積重難返的境地。也許，我們可以用比較優勢理論來為經濟轉型的遲緩辯護。因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決定最優分工。中國多年來一直維持的低成本勞動力稟賦意味著，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是發揮中國競爭優勢的最優選擇。而從微觀企業的角度，資本回報率下降是推進技術進步的關鍵動力，但中國的人口紅利使得資本回報率沒有出現發達國家所經歷的下降過程。因此，盡管依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備受詬病，卻是中國經濟近20年來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然而，如今的現實卻是，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商務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紅利在逐年遞減，原先擁有的比較優勢幾乎消失殆盡。而“全民補貼生產”、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已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即將進入“U”型經濟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拉動引擎轉到消費上來。但約束管理層調控經濟行為空間的一大要素卻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內需。顯然，如果不能根本改變生產要素價格的持續扭曲局面，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升級，如果支撐消費增長的社會福利體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只是“單相思”。
由此，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制定并落實經濟結構調整時間表，大力發展生產業，培育高端產業競爭優勢，盡快擺脫既有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通過產業調整、技術進步與消費驅動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成了破解中國經濟轉型這一關鍵命題的關鍵環節。
應該說，過去十年來，中國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已初步具備了經濟轉型所需要的相關物質條件，有相當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初步覆蓋全社會的社會福利體系。然而，從經濟政策的落實情況來看，執行難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遲遲沒有解決的通病。現在，制約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級各地政府尚未從促進經濟轉型的戰略層面來認識建立健全社會福利體系的緊迫性，以至遲遲邁不開降低行政管理開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減少公共支出過程中的調整成本，以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支撐經濟增長轉型的腳步。
關鍵詞：經濟轉型；路徑；駐馬店
文獻標識碼：A
本文為2014年駐馬店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編號：14L032）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經濟轉型是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型工業化國家，都是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的。經濟轉型升級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和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2013年駐馬店市生產總值為1542.02億元，人均生產總值22296元，位于全省倒數第二名，而影響駐馬店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結構不合理。2013年駐馬店第一產業生產總值393.84億元，第二產業生產總值674.98億元，第三產業生產總值473.20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25.5：43.8：30.7，經濟結構與配第―克拉克定理不符，因而不夠合理。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影響并決定著駐馬店經濟整體轉型的進展和效果。實現我市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既是促進我市經濟快速發展的當務之急，也是促進全省經濟快速增長的長遠之計。
一、研究現狀
陳躍泉（2013）指出隨著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推進，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中，應用型本科院校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探索有效路徑，助力地方經濟發展。
龔紹東（2013）認為后發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既要符合區域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又要契合產業與技術發展趨勢。作為后發地區的中原經濟區，工業發展面臨著“趕”與“轉”的雙重任務，需要從產業、企業和空間的異質性視角，明確未來一段時期區域工業轉型升級的演進方向，并走出一條從產業鏈上游向產業鏈下游延伸，由加工制造向服務增值揭開，由空間分散形態向集中形態轉變、由犧牲資源環境向綠色低碳發展的轉型升級新路徑。
劉俊（2010）指出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對于江蘇省爭創發展新優勢、搶占未來制高點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立足江蘇自身發展條件的同時，要緊密結合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突出戰略重點，明確主攻方向，把握重要環節，選準切入路徑。
張鵬（2010）在對中國區域經濟轉型績效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綜合構建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從轉型基礎、轉型過程和轉型結果等方面全面分析中國區域經濟轉型路徑形成、強化和優化的內在演化機理。他認為，在經濟轉型的歷史邏輯起點上，區域經濟的發展被更多地強調要根據初始條件來選擇適宜當地具體情況的經濟發展方式。地方政府具有推動轉型路徑不斷強化的內在傾向，通過與中央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不斷創造出適宜當地經濟轉型進一步深化的有利條件，促使當地的經濟轉型路徑能夠不斷地進行自我強化。區域轉型路徑自我強化在不斷推動著經濟轉型整體演進的同時，也內生了區域的自我發展能力，通過區域內部的動態性調整，使區域轉型路徑不斷得到優化。
周鋒（2010）在運用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政府經濟職能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等理論工具的基礎上，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政府作用進行深入分析，通過比較美、日、韓三國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主要策略，借鑒廣東、無錫等地推進產業升級的做法，以此來闡明地方政府必須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才能在地區經濟轉型升級中進一步發揮作用，推進地區經濟穩定健康發展。他還闡明了產業結構升級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系，并運用于南通市經濟轉型升級的個案研究。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實證分析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南通三次產業結構尤其是工業產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內部結構、存在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剖析，并據此提出了南通地方政府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
姜作培（2009）認為面對世界金融危機與我國經濟增長周期性調整，如何全面推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大課題。經濟轉型升級重點在于結構調整，這是解決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的現實需要，是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關鍵之舉。唯有緊緊抓住經濟結構調整這條主線，調整優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外貿出口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等，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才有強有力的支撐，整個國民經濟才能實現平穩較快增長。
二、國內外主要經濟轉型提升的路徑
1、美國
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美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證市場機制高效運行，但在不同時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預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1）在美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壓縮軍工生產，推動軍用技術向民用部門轉移，是一個重要的環節；2）加大對研究和開發的投入，特別加大對半導體、電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產業的投資，大力發展高技術產業；3）90年代前期，美國又乘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機，對企業進行大規模的改造改組；4）在制造業重煥活力的同時，美國第三產業中的高技術服務業也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導致美國技術產業重心由高技術制造業向高技術服務業轉移，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獲得了巨大成功；5）推動經濟全球化，為經濟擴張創造條件。
2、韓國
“韓國路徑”以生產業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為主要特征，取得了理想的效果。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激增，韓國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影響。此時，韓國大舉發展設計、金融、物流、信息等服務業，加大產品研發投入，為產業技術創新提供大力金融支持。目前，韓國的造船、鋼鐵、汽車、半導體及數碼產品等制造業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實力，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多數產品擁有自主品牌，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韓國政府在制造業結構升級過程中發揮了極大作用，不僅制定了相關政策法律制度、建立相應組織機構，直接進行財稅、信貸補貼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在企業不同發展階段，政府給予更具創造性的支持。其主要做法：1）選擇合理的主導產業和戰略產業帶動經濟發展；2）重視科技進步的巨大推動作用；3）分類引導，支持各類企業發展。
3、日本
二戰后，日本在廢墟上迅速崛起，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沒。但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本來已經完成了追趕歐美的歷史任務，進入經濟發展成熟期的日本，由于在高科技產業技術選擇上的失誤，使其出現了產業結構升級上的空白，與信息產業的核心技術失之交臂。產業結構升級受阻，致使日本產業競爭力遭到嚴重削弱。目前，日本為迅速提高產業競爭力，加快結構調整而采取的主要戰略對策有：1）制定科技發展的國家戰略；2）以強勢帶弱勢尋求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突破；3）在制造業內加快推進企業兼并重組，推動科技創新體制的組織變革，加強對基礎研發經費投入，出臺鼓勵企業研發與創新的配套政策措施。
4、臺灣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臺灣出口導向策略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對美貿易順差增大，新臺幣升值壓力增加，導致1985年廣場協議后新臺幣升值，引發泡沫經濟。在此期間，臺灣著手進行產業轉型升級。1978年，確立了以“科技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1979年，選定集成電路、通信產業、廣電產業、生物技術產業及特殊材料等技術密集型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的目標行業。1980年、1995年和2003年，臺灣地區相繼設立了新竹、臺南、中部等三大科學園區。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轉型之后，臺灣地區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明顯優化，表明臺灣以制造業內在的科技創新升級為主要特征的經濟轉型路徑基本上是成功的。
5、廣東
廣東致力于發展先進制造業，而對生產業的扶持仍顯不足，在現階段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推動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廣東制造業基礎雄厚，發展生產業有著天然的優勢。生產業作為制造業中間投入的重要部分，與制造業之間可以互相促進。針對這種情況，廣東在推進轉型升級時，應該對“韓國路徑”給予更多的關注。在加大制造業“硬投入”的時候，也要注意服務業的“軟產出”，加大對生產業的扶持力度。在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廣東地方政府從決策到實踐都始終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方針，充分發揮政府政策和市場機制的“雙輪驅動”作用。政府制定產業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分類指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制定激勵性和限制性產業政策，在宏觀上引導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加強政府服務能力建設，搭建公共平臺，幫助地方和企業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6、無錫
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后，生態建設倒逼無錫走上了轉型發展之路。無錫地方政府調整管理思路，改變行政范式，突出重點環節，強化引導手段，把自主創新和科技創業作為無錫科學發展的戰略重點，充分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支持企業實行創新性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堅持產業優化升級，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創業和軟件、服務外包產業新跨越，在推進新興產業的發展中搶得了先機，經濟轉型升級取得了明顯成效。在無錫地方政府的大力推進下，其新興產業的發展有目共睹，無錫的物聯網研發應用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三、對駐馬店經濟轉型升級的借鑒與啟示
盡管各國或地區的產業政策有共同之處，但也存在明顯差異，仍然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共性的規律，值得借鑒。
（一）必須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選擇適宜轉型路徑
只有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本地在資源和經濟方面優缺點的基礎上選擇適宜的轉型路徑，才能真正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存在很大不平衡性，產業發展程度也有差異，所以應當在準確把握本地經濟結構演變規律的基礎之上，利用經濟政策的導向作用，努力尋找一條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經濟提升之路。上述各模式的經濟轉型多是以制造業的轉型提升為主導的，而駐馬店本地工業不發達，通過大力發展制造業來實現經濟轉型不現實，因此韓國以生產型服務業促進經濟提升的模式更加適合。
（二）政府應對經濟轉型給予宏觀調控
政府一般情況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不應直接干預，而應采用間接干預手段。經濟結構的調整，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由于目前我國尚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階段，市場發育還不成熟，經濟結構轉型不能完全由市場說了算。為取得合理調整效果，既要注意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又要注意發揮地方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作用，減少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盲目性。要積極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整頓不規范的市場秩序，創造一個公平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
各地區在經濟轉型中都十分注重教育、科研的投入，不僅高等院校進行科學研究，而且各大企業也都有實力雄厚的研發機構。駐馬店地區地方高校較少，黃淮學院作為主要的地方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科研優勢，為本地經濟發展多做研究，多渠道增加對科研開發的投入力度，尤其要提高科研成果的轉化率，推進本地經濟轉型升級。政府對此應大力支持，通過增加經費投入、給予優惠政策等方法促進地方高校對地方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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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制度變遷;經濟增長;內在關系;實證檢驗;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5―0018―09
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變的,所以無法認識到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那么,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社會和制度變革作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因?為什么在資源､人口､技術都沒有巨大變化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為什么有些貧窮國家在最近的幾十年里能獲得快速的增長,而有些國家卻仍在零增長線上掙扎?制度變革與經濟增長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過對中國經濟轉軌和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實證研究來試著說明這一問題｡
一､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回顧
人們對于當今經濟增長模型批評最多的是,模型在強調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作用的同時,卻忽視了制度要素｡諾斯在評價內生增長模型時指出:“這些模型都取決于一個能驅動模型的暗含的激勵結構的存在,如果不將制度中派生出來的激勵結構作為這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研究對我來說將是一個無結果的試驗”｡[1]諾斯從制度安排的]進角度,提出了經濟增長由制度“啟動”的論斷,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為解釋和比較不同制度或體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變遷理論的引入,極大地擴展了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和應用空間,它揭示了制度的動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
從目前來看,關注制度與增長間關系最多的還是新制度經濟學家｡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才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研究制度與增長間關系的必要｡當然,其他一些主流學者也從相關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如Schulley的經驗研究就證明了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Jones and Keeper則用考慮有制度背景的影響模型和實證檢驗突出了這一點;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發現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兩者并不能截然分開;而lener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Tomell和Eicher分別從產權制度和制度實施效率這個角度分析了內生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2][3][4][5]
除了國外學者的研究外,一些國內學者也在考慮制度與增長間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如盧荻､沈坤榮､張軍､林毅夫和雷欽禮等學者都對該問題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們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易于在短期內被人們觀察到,而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表現不明顯或者不易衡量,這可能是許多經濟學家忽略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們還從不同的視角考慮了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有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內生增長模型來進而揭示制度與增長的關系,如雷欽禮在其博士論文中做了一個嘗試;劉紅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澤填等青年學者也在這方面做了努力和嘗試｡[10][11][12][13]但總的來看,關于制度和增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還是一個不清晰的問題,本文就想換一個思路,通過檢驗當代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來揭示這一問題｡下面,本文就通過把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當作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來探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二､轉型指標的設定及量化標準
把經濟體制轉型作為制度變遷的實例來研究,首先必須量化轉型指標｡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編制的改革進展指數(IRP)指標體系中,包括了企業､市場與交換､金融體制和法律改革4個領域的共10項指標｡在世界銀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報告中,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進展與評估是分類獨立進行的｡[14]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的評估集中在四個領域,分四大類著手考察,它們分別是自由化､財產權和私有化､機構以及社會政策｡
盧中原､胡鞍鋼選擇了投資市場化指數､價格市場化指數､生產市場化指數､商業市場化指數四個單項的市場化指標｡[15]國家計委課題組是從商品市場化程度和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進程測算向市場體制轉型的程度,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按勞動力和資金市場化程度考察,勞動力程度由市場化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決定,資金市場化程度由銀行信貸資金的市場化程度來近似反映｡陳宗勝等學者通過對企業､政府､市場三個方面的考察來測度市場化進程[16]｡
在構造轉型指標時必須做到科學性和可行性的結合,即所構建的轉型指標應該能夠較好地反映出轉型的實際進程和結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呈現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的趨勢是同步的,這種耦合的趨勢可以很好地揭示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經濟轉型)的內在關系｡在刻畫中國經濟轉型的指標方面,我們參考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17]､陳宗勝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并結合國內外其他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我們把反映中國經濟轉型的量化指標確定為以下四個方面(見圖1):
(1)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本文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中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來表示｡公式如下:NL: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
(2)市場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們選取投資的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即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ML=(外資+自籌資金+其他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
(3)對外開放程度(OL)｡反映經濟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OL=(GDP-進出口總額)/GDP｡
(4)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GL)｡我們以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地方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的變化程度｡
參照ERBD對改革進展指數(IRP)編制所設定的權重系數和國內､外學者對上述指標重要性的排序情況,我們設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市場化程度(ML)､對外開放程度(OL)和政府干預程度(GL)對轉型進展的刻畫重要性分別為:0.4,0.4,0.2和0.2｡那么轉型進程綜合指數(TL)可以表示為(見圖2):
三､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
我們可以用圖3來表示經濟增長指數與經濟轉型進展指數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僅從圖中很難確定二者之間內在的關系,下面我們通過對二者之間進行協整和因果關系檢驗,來進一步確定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經濟增長指數是指把GDP以1978年設定為100計算的各年可比價格比增長指數)｡
本文的實證檢驗分4個步驟完成:第一,利用單位根檢驗確定時間序列lnGDP(GDP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和lnTL(經濟轉型進程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的平穩性;第二,確定lnGDP和lnTL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第三,采用格蘭杰因果性檢驗考察lnGDP和lnTL之間的因果關系;第四通過VAR模型進一步驗證二者的內在關系｡本文所有檢驗結果均使用Eviews4.0計量經濟分析軟件進行了多次回歸分析而得｡
1.變量平穩性檢驗
數據選取本文采用前文計算的經濟轉型進程綜合指數和歷年經濟增長指數的變化數據作為樣本數據｡lnGDP和lnTL按照有關數據計算而得,其中,以上2個變量均取自然對數,是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樣本空間確定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對中國整個經濟轉型期做一個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將利用單位根檢驗來確定lnIF和lnFDI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具體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為
按照AIC最小值法則選擇最佳滯后期項數(2期),見如表2｡從VAR模型擬合結果也可以看出(見表3),經濟轉型確實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一種較弱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的時間較長,且不會在短時間內衰減;而經濟增長卻是經濟轉型的內在決定因素,并且這種決定因素會在較短時間內衰減｡
LnGDP(經濟增長)與LnTL(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單向因果關系,這從表1和表2的檢驗結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增長關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故GDP與TL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由表2和表3知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經濟增長是帶動經濟轉型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轉型并不是引致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二者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說明,雖然經濟轉型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確實能有一定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如滯后1期與滯后2期影響系數比較接近)｡
四､結論與啟示
很多人認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決定作用,如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現象｡但我們通過二者的內在關系分析卻發現,結果恰好相反,正是經濟增長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這也說明諾斯的推論是有疑問的｡當然,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的協整關系也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長期相關關系,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卻不是決定性的｡
我們再透過20世紀末期以來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轉型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在經濟轉型問題上提倡“華盛頓共識”的學者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而市場無疑是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過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場化的策略,轉型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成功走向市場體制｡但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為轉型而轉型”的狹隘目標以及忽略增長取向的實現途徑上｡本文的研究也說明,經濟增長對經濟轉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同步考慮,只有在增長中來推動轉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這正是“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內在涵義｡
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告訴我們,為了經濟增長而重視制度創新是必要的,但過分倚重制度創新來達到經濟增長的決策是沒有根據的｡制度變遷并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說明在推動經濟增長中僅靠制度變革是行不通的,必須通過制度變革達到提高有效勞動､資本存量和技術進步改善才能達到｡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關系也說明,在經濟增長中制度變遷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這種作用還是不能忽視的,并且制度因素還會通過對其他增長因素的影響來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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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轉型生態風險現代性市場經濟風險治理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會使社會呈現出不同狀態,社會轉型是其重要表現之一。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與風險,其中生態風險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瓶頸。為了確保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風險的治理顯得尤為必要。
一、經濟轉型與生態風險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社會轉型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轉型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其表現在經濟領域中就是經濟轉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由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變。經濟轉型包括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層含義。制度變遷一般是政治體制變革、社會制度改變導致的結果,而經濟發展主要是指經濟運作方式從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轉變。
經濟轉型是當今世界頗受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
人類社會源于自然,人類的發展更離不開一定的自然環境,其中作為自然環境重要組成部分的生態環境與人類發展的關系更為密切。所謂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經濟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的好壞也與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一方面,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當代中國的經濟轉型離不開生態發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態環境可以為經濟體制順利地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提供有利的條件。而不良的生態環境卻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社會經濟轉型的實現,最終會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總體惡化。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也離不開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人類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當社會經濟發展中體制轉變比較順利、經濟增長方式相對比較科學時,就會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正常發展。相反,如果經濟轉型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就會極大地破壞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生態風險。
二、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巨大的生態風險
中國的經濟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正式明確地提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不斷趨于合理,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民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可以說,我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們也要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正在制約著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特別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引起嚴重的生態風險。
(一)何謂生態風險
風險(risk)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是社會可能面臨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風險本身并不是“危險”(danger)和“災難”(disaster),而是一種危險和災難的可能性。風險可以區分為“外部風險”(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risk)兩種類型。“外部風險就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同定性所帶來的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指的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面臨的風險主要是“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或稱“人造風險”。
作為一種常見的風險,“生態風險(EcologicalRisk)就是生態系統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風險。它指在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成分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害,從而危及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潛伏期長,出現過程緩慢,不像金融風險那樣明顯突發,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輕視。然而,生態風險一旦從潛能轉變為現實壓力,卻極難防范和緩解。”一般來說,生態風險不是自然風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生態風險屬于吉登斯所說的“人造風險”,“人類某些技術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樂觀’以及民眾的從眾心理和迷信是生態風險的源頭。”
(二)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的表現
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另一方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國內外形勢的復雜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本身的艱巨性必然使這種轉型面臨巨大的困難和風險。其中,伴隨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生態不安全性會引發嚴重的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生態環境的破壞,最終會導致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一般來說,生態環境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于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另一類是由于城市化和工農業高度發展而引起的“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環境污染。由于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并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既面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要正確面對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向中新產生的問題。因此,我國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更多、困難更大。其表現在生態領域中就是我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面臨傳統意義上的生態風險,同時還要面對新的、更大的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由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越高,風險后果就越嚴重。當代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生態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運轉不良,引起系統性風險。當前,由于森林資源和濕地面積的減少,會增加災害性氣候的風險,同時也會給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動植物增加生存的風險;水污染和水體系統遭到破壞,會增加依賴水體生存發展的其它生物減少和滅絕的風險;草原面積減少,草場退化,會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載畜量減少的風險;沙地植被減少、系統遭破壞,會增加沙漠化面積擴大和沙塵暴侵襲風險;農田作物生長環境遭破壞,會增加農產品質量、產量降低的風險;有毒有害固體、氣體物質排放會增加人與其它生物的安全風險;水土流失地區生態環境惡化,會加劇土地沙漠化、土地貧瘠、泥沙淤積庫壩、河流、湖泊導致洪災的風險。總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生態發展就會失衡,生態環境隨之惡化,正常的生態結構被打破,整個生態系統循環不暢,引發系統性生態風險。
第二,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功能減弱,產生功能性風險。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會阻礙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的發展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三大難題。特別是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程度很嚴重,近年來,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發生洪澇災害的次數在不斷增加,經濟損失慘重;北方地區沙塵暴肆虐,旱災不斷發生。這一切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巨大的壓力,形成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給社會的穩定產生潛在的風險。人類對資源無節制的開發,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會變得越來越少,最終會導致資源的枯竭。這種狀況不但影響國家的穩定,也給世界的和平發展形成巨大的挑戰。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生態風險的成因分析
1.現代性與生態風險。現代性始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經過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發展完善,到20世紀中后期成為具有世界歷史影響的行為制度和模式。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其風險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度重視導致生態風險的產生。現代性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沖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價值理性。由于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分張揚,科學技術發展也給人類帶來嚴重的風險,使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為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而這個“危險的世界”正是在人類不斷地追求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分張揚致使生態風險出現。在人類發展歷史上,人類對現代性的追求過程也是人的主體性的全面張揚過程。主體性的張揚使人類擺脫了神的束縛,凸顯了人在整個宇宙中的主體地位。但過度地張揚人的主體性有時會走向其反面,人類一切從自身利益出發,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斷沙化、環境嚴重污染、氣候逐漸惡化、生態正在失調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產生潛在的風險。
2.市場經濟與生態風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還不完善,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具有靈活性、競爭性等優勢,但由于其還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特點,使不同市場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開墾荒地、濫伐森林、過度放牧、掠奪性捕撈、亂采濫挖、不適當地興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場退化、土壤沙漠化、鹽堿化、沼澤化,導致森林面積急劇地減少、礦藏資源遭到破壞、野生動植物和水生生物資源日益枯竭、旱澇災害,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另一方面,在進行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產生“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時也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生態風險。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治理
當前,生態風險事件的頻發已使風險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它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而且也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為了使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地發展,當前必須要加強對生態風險的治理。
(一)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
康德認為,啟蒙就是從蒙昧無知的狀態解放出來,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增多。為此,我們必須建構新的啟蒙——生態啟蒙。首先,要讓人們認識到人類已經進入后果嚴重的世界風險社會,生態風險已經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其次,要看到科學技術的雙面性,特別是要看到濫用科學技術所引起的負面效應;再次,要強化生態文明意識,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
(二)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
首先,建立生態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生態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防范風險。其次,建立生態風險分析系統。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為主要手段,通過對生態風險分析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生態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建立生態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通過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生態風險管理責任,對生態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態風險。最后,建立生態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政府-社會保障機制、市場-商業保障機制、社會-家庭、社區、民間救助機制三位一體的、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生態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理生態風險,及時補償風險損失,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
(三)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觀
“生態主義者”認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價值”,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類存在物與人一樣,在生態系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榮的平等權利”。要充分認識到自然界非人類存在物在整個生態系中的重要價值,人類與自然物之間具有密切的生態關聯性。為此,我們要努力將這種平等原則轉化為具體行動,善待自然,珍愛生態。同時,還要認識到,隨著生態風險的不斷擴張,生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一問題,既關系到當代人的利益,也會影響下代人的發展。為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當代人之間、代際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關系,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資源共享、責任共擔,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共同發展。
家庭經濟學的出現擴大了經濟學家的視野，同時也將人們的視線重新拉回到經濟的微觀基礎——家庭。家庭的經濟功能，家庭的經濟性質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過程，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中國經濟正在面臨著轉型，這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許多民營家庭經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中國的家庭與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結構、性質上都存在著不同，因而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家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對象，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國內經濟學界目前對這個問題并沒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將試圖對這個問題作一個最初步的探討，進行文獻的梳理工作。
對家庭的研究，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西方學者的論述都更充分些。他們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對核心家庭的性質與功能進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獲獎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即新家庭經濟學已經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為被認為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中國正在加緊現代化的腳步，這個大社會背景使得中國的家庭結構，家庭功能正處于急劇變化之中。一方面，現代化的沖擊使中國家庭源遠流長的家文化受到強烈沖擊，另一方面，中國特定的家庭結構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國的民營經濟發揮了強大的功能性作用，靈活而又有很好的適應性，順應了中國經濟發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和它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一個簡單的回顧和評析，發現其中一些結論性的問題。
2.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家庭從其經濟性質和功能上來說是生產的組織和機構，是一種經濟制度，這一點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貝克爾：《家庭論》，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社會學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經濟學對家庭的討論中更多的是從家庭生產、家庭消費和家庭保險這些方面來論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國內對這方面的論述比較少，對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業相聯系。
2.1國外研究現狀
2.1.1關于家庭的論述
“經濟學”一詞起源于希臘語中的OIKOS，意為家庭。但是家庭作為經濟學詞源意義上的鼻祖和社會的細胞卻一直徘徊在經濟學殿堂的大門之外，并沒有被納入傳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內。長期以來，個人與企業在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中被當作是市場活動的兩大主體而充分重視，并在此研究基礎上發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嚴密的經濟學理論。家庭的行為和偏好被籠統地細化為個人的行為和偏好，而家庭內部的問題更是被經濟學家當作是非市場問題或者是社會問題而一筆帶過。在貝克爾之前雖然也有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因為缺乏嚴密的論證或者強有力的方法論支撐而只能一再擱置。
1976年，Becker發表了《家庭行為的經濟分析》(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這是他對后來所謂的“新家庭經濟學”理論的首次完整闡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綜合的著作《家庭論》(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年)。這本被公認為新家庭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中譯本只有短短400頁，但卻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際上的意義，它意味著家庭也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組織而得到了重視。
Becker后，家庭經濟學的思想星火燎原，許多經濟學家把興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經濟的研究上，其中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有：N.Tomes、 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 Porth等等，他們分別對家庭的性質、家庭的內部分配以及利他主義等不同的方向進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為生產、消費和保險三部分。家庭就像企業一樣，夫妻雙方通過訂立一份把他們長期結合在一起的契約，避免了交易費用，降低了生產成本。同時家庭成員之間彼此了解、互相信賴，這就大大減少了監督和管理費用。因此家庭也就變成了一個有效率的經濟單位。
YoramBen-Porath從身份確認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認為家庭也是一種制度，家庭中存在著明顯的財產權轉移現象，因此，家庭和市場一樣也是交易的場所[YoramBen-Porath:TheF- 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與市場不同，家庭契約最主要的特點是家庭關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確定的合作者之間，失去了這種身份上的確認，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約的意義。在契約結成之后，為防范風險，人們通常選擇的做法是進行保險，而保險恰恰是市場失靈的經典解釋和家庭契約的可能優勢。雖然因為存在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無論是保險還是家庭契約，都不能100%地防范風險，但是，兩者都至少說明了身份確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觀點是把家庭看作是一個組織，有其自己的結構，特別是把婚姻看作一個“治理結構”。 [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 因此他對家庭生產和保險的分析是從交易成本出發的。他認為，家庭生產的產品有些可以市場化，有些不能市場化，不能市場化的產品提供的就是保險功能。盡管保險可以從市場中獲得，但是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沒有辦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強制的標準。而家庭治理在其經濟行為上的的優勢表現在激勵、監督、利他和忠誠四個方面。
2.1.2關于中國經濟中家庭的作用
關鍵詞 六西格瑪（6%l）地方高校 專業人才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眾所周知，高校的三大職能是：培養人才、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對于地方高校來說，培養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應用型人才是首要任務。
1經濟轉型背景下高校人才培養面臨的挑戰
中國經濟轉型，不僅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也對中國高校的人才培養帶來了極大地沖擊。人才培養的質量，撇開生源質量不談，主要取決于人才培養的定位和培養方案的實施。
首先，人才培養的定位。高校人才培養的定位的過程就是不同高校差別化發展的過程，不同發展層次的高校如何通過特色定位尋找差別、識別差別并顯示差別，即顯示自己的發展特色的過程。當前，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我國應用型高校特色定位差異化發展，目的是為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培養不同層次的應用型人才。同時，定位問題也關系到地方高校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其次，培養方案的實施。專業培養方案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培養目標；二是培養路徑。培養目標是根據學校的定位，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作出原則性規定，各高校之間即使有些差異也不會很大。而培養路徑則是培養目標的具體實施。在這一實施環節上，各高校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有的高校能很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緊盯市場就業需求的變化，及時地調整人才培養路徑；有的高校雖然由于機制的原因對市場變化的反應慢半拍，但基本上也能跟上市場發展變化的節拍；然而有些學校卻不然，固守已制定的培養流程方案，輕易不愿也不敢改變，具體地講，是領導不考慮改，教師不敢改，學生不可能改。試想，一套按照統一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任務書及統編的教材制定的培養方案，且是在新生入校前就擬訂好的，怎么能適應4年后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如當下中國經濟轉型的發展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沖擊。這種缺少柔性的培養方案，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千人一面”甚至“千校一面”，大學畢業生就像一個模子倒出來的，只有共性缺少個性。這些學子們也許能勝任一個具有一定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要求的工作崗位，但是卻很難應對新形勢、新情況，甚至是新危機的挑戰。其結果必然是一些高校的畢業生不受企業的歡迎，不被社會所接受。
當前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對我國高校來說，無疑是一次挑戰，但同樣也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我國高校應抓住危機帶來的機遇，在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加快教育改革與教育體制的創新，根據國內外就業市場的新情況、新需求，構建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
2將6%l管理方法引入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建立
六西格瑪（6%l）管理法是一種統計評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產，防范產品責任風險，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市場占有率，提高顧客滿意度和忠誠度。6%l管理既著眼于產品、服務質量，又關注過程的改進。“%l”是希臘文的一個字母，在統計學上用來表示標準偏差值，用以描述總體中的個體離均值的偏離程度，測量出的%l表征著諸如單位缺陷、百萬缺陷或錯誤的概率性，%l值越大，缺陷或錯誤就越少。6%l是一個目標，這個質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過程和結果中，99.99966% 是無缺陷的，也就是說，做100萬件事情，其中只有3.4件是有缺陷的，這幾乎趨近到人類能夠達到的最為完美的境界。6%l管理關注過程，特別是企業為市場和顧客提供核心價值的過程。因為過程能力用%l來度量后，%l越大，過程的波動越小，過程以最低的成本損失、最短的時間周期，滿足顧客要求的能力就越強。
概括6%l管理方法的特點是：
（1）它是一種統計評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產；
（2）它既著眼于產品、服務質量，更關注過程的改進；
（3）它是用以描述總體中的個體離均值的偏離程度，測量出的%l表征著諸如單位缺陷、百萬缺陷或錯誤的概率性；
（4）6%l是一個目標，一個期望的目標，這個質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過程和結果中，99.99966% 是無缺陷的。
我們把大學人才培養過程，視為產品的生產過程，我們期望高校以6%l目標來培養市場所需要的人才，符合市場需要的人才即為合格產品，反之，則為不合格產品或半成品。6%l管理方法既著眼于產品的品質、服務質量，更關注過程的完善和改進，其重點是將所有的生產作為一種流程，采用量化的方法，分析流程中影響產品質量的因素，并找出主要因素，進而制定有效的措施加以改進，達到提高產品合格率的目的。
引入6%l管理方法構建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出發點是，以市場為導向，為社會、為企業提供合格的人才；著眼點是，關注人才培養過程的不斷改進、調整和完善，建立柔性人才培養體系；宗旨是，讓每一位學生都能獲得成功。
借鑒6%l管理法，構建高校人才培養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2.1以市場為導向，建立柔性人才培養方案
6%l管理方法的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產。依據這一管理原則，學校需要對每一位學生量體裁衣的制訂成才計劃。從尊重市場多樣化人才需求出發，采用柔性人才培養流程，即可調節、可變通的人才培養路徑。高校除按有關規定開設公共必修課，專業、專業基礎必修課外，各校可根據自身的情況，從大二或大三開始（3-5學期），學生可根據自身的特點，依據市場需求變化的情況，選擇考研方向或就業方向等。學校對每一位學生可采用柔性培養方案，因材施教，分類培養。
2.2根據社會發展和市場的需要，及時的調整專業方向和課程體系
6%l管理法既著眼于產品、服務質量，更關注過程的改進。借鑒這一管理方法實施高校人才培養，必須根據社會發展和市場的需要，及時的調整專業方向和課程體系。專業建設和學科建設，是高校建設的首要任務。學科偏重知識體系的劃分，而專業則偏重社會職業領域，通常一個專業可能要求有多個學科綜合，而一個學科可以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中應用。高校既然是為社會、為市場培養人才，那么市場需求的變化就是方向標，專業方向的調整是通過課程體系的調整和完善來實現的，也就是要對專業核心課程、主干課程、課程群以及選修課程等進行整合、調整，以適應社會發展和市場的需要。
2.3加強實踐教學課程，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
六西格瑪是一種統計評估法，為了達到6%l，企業首先要制定標準，在管理中隨時跟蹤考核操作與標準的偏差，不斷改進，最終達到6%l。借鑒這種管理方法，各高校在基于讓每一位學子都能獲得成功的理念下，制訂出不同要求、不同層次的人才培養方案。人才培養方案需特別注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及達標要求。對于很多學生而言，不能順利就業，并不是他們所掌握的基本理論和知識水平不夠，而是實踐能力的缺失，尤其是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不強。為此，有必要加強實踐教學課程，通過理論與實踐教學的有機結合，培養出厚知識、寬口徑、會動手、有能力的人。
3以市場為導向的柔性人才培養模式的實現
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貿易人才培養模式，首先必須確立新的人才觀念，即高校培養的人才，一定是被市場認可的、接受的。因為只有當人有了使用價值，才會有價值。我們認為，以市場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實現的具體思路和方法是：
（1）確立讓每一位學子都能成功的理念，并實施柔性培養方案。倘若我們已確立了“讓每一位學子都能成功”的理念，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會因材施教，實施柔性的、不同層次的人才培養方案，使每一位學生有必要，也有可能成為社會不同需要的人才。
（2）強化證書教育，讓學生多一張就業的“門票”。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許多企業及用人單位對人才判斷的另一個重要標準是，畢業生是否獲得國家、省、市各級權威機構頒發的證書，如注冊會計師、汽車維修工程師、二手車評估師等，針對市場這一實際需求，高校尤其是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有必要在課程體系中融合一些職業證書的考核內容，這不僅滿足了有意愿拿證書的學生的要求，而且為所有學生提供了有明確實訓目標、訓練內容、考核標準的可操作的實訓課，它能較好的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3）鼓勵學生將畢業論文的選題與就業方向結合起來。本科高校畢業論文的教學環節特別強調一個過程，時間上覆蓋一個學期，以此要達到以下目的：滿足教學基本要求，能充分體現本學科、本專業的培養目標，并能使學生得到比較全面的訓練；選題應與社會、生產、科研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完善的實際相結合，選題應來源于實踐，又能指導實踐；難度和分量要適當、適中，使學生經過一定的努力，能在規定時間內很好地完成；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學生不同的選題，有利于各類學生均能提高水平和能力，鼓勵學生有所創新、有所發現。這些目標的實現，有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有助于學生應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經濟的挑戰。教師要特別鼓勵學生將畢業論文的選題與就業方向結合起來，這將有助于學生就業目標的實現。
（4）加強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增強師生的社會服務意識。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企業對科技需求，催生科技成果的迅速轉化。高校教學基地、科研基地、產學研校企合作基地、產業化基地、人才培養基地，以及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和完善，正是適應這一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學生在校外實習基地工作，能零距離地接觸社會，接近市場，并能將課堂上所學到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運用于實踐，這能有效地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借助實習基地的平臺，也能有效地增強師生社會服務的意識和社會服務的能力。
（5）重視“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和使用。對雙師型教師的理解主要有兩種：一是“雙職稱型”，即教師在獲得教師系列職稱外還取得另一職稱，如經濟師、工程師、工藝師等；二是“雙素質型”，即教師既具備了理論教學的素質，也具備一定實踐教學的素質。但不管是哪種概括，雙師型教師都是指復合型教師。雙師型教師對于應用型本科院校培養工程技術人才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應十分重視“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和使用。沒有合格的教師，就很難有合格的學生。加強對雙師教師的培養和使用是高校人才培養目標實現的保障。
總之，從6%l管理理念出發，我們可以把高校的人才培養過程看成是企業的生產流程。為了實現讓每一位學生都能獲得成功的人才培養目標，我們引入6%l管理法，以市場為導向對學校的培養目標、培養方案進行科學評估，同時也借鑒6%l管理法對人才培養的過程進行不斷地改進和完善，目的是使高校培養的人才能更好的與市場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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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主創新；轉型升級；模式
由于廣東是全國第一經濟大省和聞名世界的制造業中心，而且外向型經濟高度發達，外資企業、加工貿易和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高，傳統增長模式的矛盾暴露得格外突出。當前，廣東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最突出的問題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廣東要提高地區競爭力，促進轉型升級，必須把自主創新作為發展的重點，建立有利于自主創新的制度，營造良好的自主創新氛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到現在，韓國經歷了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100美元到現在1．5萬美元的高速發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視科技自主創新。在整個東亞地區，韓國的經濟轉型無疑是比較成功的案例，韓國的工業化進程展示了廣東轉型未來可能的發展路徑。
一、廣東自主創新能力與韓國的比較
從地域面積來看，2008年韓國為9.9萬平方公里，廣東為18.0萬平方公里，廣東為韓國的1.82倍；從人口來看，韓國為4846萬人，廣東為9544萬人，廣東為韓國的1.97倍；從GDP來看，韓國為9470億美元，廣東為5099億美元，韓國為廣東的1.86倍；從人均GDP來看，韓國為19542美元，廣東為5369美元，韓國為廣東的3.64倍。可見，從地域面積和人口來看，廣東遠大于、多于韓國，但是從經濟總量和人均GDP看，廣東與韓國的差距仍然很大。
1961年到1973年這12年間，是韓國工業化重新起步的階段，韓國主要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并且通過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類似廣東改革開放前期20年走過的道路。在整個東亞地區，韓國的經濟轉型無疑是比較成功的案例，韓國的工業化進程展示了廣東未來自主創新可能的發展路徑。以下是廣東省和韓國主要自主創新指標的對比：
（一）廣東發明專利的數量增長快，但是仍然低于韓國
2004年，在專利申請授權中，廣東的發明專利申請只占全部專利的15.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3.5%，更低于韓國的40.1%。2005年廣東申請專利數量占全國專利申請量比例和擁有專利數量占全國擁有發明專利量比重分別達到18.85%和21.50%。2008年，廣東省專利授權量連續14年位居全國第一位，發明專利授權量首次躍居全國第一位。專利申請量共103883件，授權62031件。發明專利申請量28099件，發明專利授權7604件。PCT專利申請量3120件，連續7年保持全國第一，占全國PCT申請量的53.35%。然而，廣東專利授權數雖然在國內占有較高比重，但國外公司在我國申請的發明專利仍然占主要比例，廣東發明專利很少。
美國湯姆森科技信息集團調查顯示，2006年韓國擁有的專利數己躍居世界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特別是在半導體和通信領域尤其出色。該調查顯示，1997年以來，韓國所擁有的專利數量大幅增加，其中，普通領域專利數達到88574項，增加54%，學界專利達到4706項，增加94%。在同一時期，韓國在援引論文數量方面在亞洲的排名升至第二位，僅次于日本。
另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公布的“2006年國際專利合作條約(PCT)基準全球專利申請數目”，韓國向該組織提出的國際專利申請數為5935件，比2005年增加26.6，排名超過法國和英國上升為世界第四位。2009年專利申請數為8066件。
（二）自主創新人才總量和密度與韓國差距巨大
廣東的自主創新人才密度與韓國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每萬名勞動力中從事R&D活動人員數，韓國是66人，廣東為35人。
（三）R＆D人員國際數仍低于韓國
2005年韓國僅SCI（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論文數就居世界第14位（共2.3萬篇）。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5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顯示2005年廣東省發表國際國內論文總數（國際論文指SCI、EI、ISTP三個系統收錄的我國科技人員發表的論文數之和，國內論文指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制的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CSTPD）收錄的論文）、國內發明專利授權數（專利數據來源于2005年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數據）和R&D經費（R&D經費來源于2003、200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投入分別居全國第四、第三、第二位。
同時，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統計出10個數與專利數最多的省市，并分析出其論文數、專利數（含國內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與外觀設計專利數）之和與R&D經費的比率。廣東、申請專利數產出總量與2003、2004年投入的R&D經費比率為181.6，排在第6位。
（四）R＆D占GDP的比率廣東低于韓國
據廣東省統計公報，2009年廣東只有1.6%，遠低于同年韓國的3.1%。廣東的R&D經費主要來源于企業，2006年廣東企業R&D經費占總經費的80%，政府資金只占9.5%，政府資金投入比例遠低于韓國的25.38%。政府投入不足制約了廣東創新能力的提升。
此外，韓國政府科研預算逐年增加，從2005年至2006年增加了14.2%，超過了同期總預算5.9%，2006年，韓國的研發總投入和研發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進入世界十強。研發投資主要集中在加強基礎科技研究及培養創造型人才，加快地方科學技術更新及面向未來可持續發展研究。2009年韓國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了3.1%，排名世界第三，僅次于日本與芬蘭，增長速度全球第一。2006年韓國的研發經費超過60%來自企業，20%來自科研院校，20%來自政府投入。
（五）百萬人口發明專利授權數廣東遠低于韓國
2003年，廣東省發明專利授權數為953件，占三類專利總數的3.3%；平均百萬人口專利授權數為25件，僅為韓國的1/38。2006年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公布數據顯示，韓國技術競爭力居世界第6位，科學競爭力居世界第12位。
廣東當前正處在類似韓國1980年前后的發展階段，廣東當前仍然落后于韓國，但是，在新興的綠色技術領域，廣東與韓國的差距并不太大，關鍵是廣東的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太強，如果能夠盡快解決自主創新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花大氣力研究未來全球產業發展的趨勢，廣東在未來的新興產業領域是有可能實現彎道趕超的。
二、韓國科技自主創新對廣東的啟示與借鑒
縱觀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發展實踐，三類創新方式在國家發展進步的各階段是同時共存的，但三類創新方式的組合與重點卻與一國的經濟實力、物質基礎、體制機制、社會文化、民族精神等等因素的狀況以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通過分析研究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創新方式的重點也逐步演進。韓國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顯著的成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強調自主創新，并采取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創新方式。
（一）確立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借鑒韓國經驗，根據廣東自主創新的現狀，緊緊圍繞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進一步推動科研院所及高校的體制與機制改革，并通過政策引導，使大學、科研院所的科技力量集中圍繞企業的需求進行研究開發，支持和鼓勵更多的科技資源向企業流動。要以“產”字當頭，支持和鼓勵企業與科研院所及高校建立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共同發展的“產學研”合作機制，逐步實現一些科研院所編入對口企業，使科技力量充實到技術創新的第一線，增強企業的研究開發能力。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發揮科研機構的骨干和引領作用，發揮大學的基礎和生力軍作用，特別是發揮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作用，以實現最佳組合，產生最大效益。同時要鼓勵聯合研發與創新，完善相關機制，加強不同企業研發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提高科技資源利用效率和運行效率。
（二）政府和企業都要加大科技開發投入
借鑒韓國經驗，要通過完善的政策支持，引導企業加大科技開發投入。一是降低企業的稅收和各項社會負擔，以逐步提高企業研發經費占其銷售收入的比重。二是加大財政科技投入穩定增長的幅度，加快培育科技創新的資金市場，調動和引導社會資金，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對企業研發活動的投入，盡快實現研發費用稍快于GDP增長。三是建立健全技術開發準備金制度、技術及人才開發費稅金減免制度，以及新技術推廣投資稅金減免制度等，鼓勵企業建立研發機構，重點支持對行業科技進步貢獻大的研發機構建設。四是整合現有的科技發展資金，改進資金使用方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設立高新技術產業專項補助資金，重點支持一批技術先進、能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產業化前景良好的高新技術企業；要對已經認定的國家級和省市級技術研究開發機構、國家工程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給予資助；要安排專項經費，鼓勵企業研制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標準、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資助企業申請國內外發明專利。與此同時，要加大企業自主創新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就是要建立功能完備的、高效的金融支持系統，探索并形成各種自主創新的金融支持機制。例如創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和科技擔保公司合作，形成風險準備基金等；建立科技產業發展銀行或中小企業發展銀行；積極推進科技金融工具創新并運用它們（如對重大科技專項資產實行證券化、發放可轉換債券、票據貼現等低風險業務）進行融資。
（三）加強企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
借鑒韓國經驗，一是對特殊人才要給予特殊待遇。企業應把80%或70%的獎金提供給20%或30%的技術骨干。此外，實施股權激勵政策。二是建議在企業中實施“人才工程”，積極引導人才向企業流動。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專家教授，可以掛職到具有博士后工作站的企業技術中心工作。三是規范人才流動秩序。有的國企科技人員被民營企業挖走，把核心技術、商業秘密也帶走了，給原企業造成很大損失。建議廣東制定相應法律、法規，在鼓勵人才流動的同時，更要加以規范。四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國工作。重視發展國內的高等教育，為高素質人才實現自身價值創造條件。實行開放的用人制度，在用人范圍上要突破單位、部門、區域甚至國籍的限制，面向國內、國際人才資源市場。同時，還須在合同聘任的基礎上，采取長期的、短期的、兼職的、臨時的等靈活多樣的用人方式，為人才投資收益最大化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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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居民資產結構
一、 引言
當下，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產業結構正從傳統的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低端制造業向以資本密集型為主的高端制造業與服務業轉變。要想實現這一經濟目標，必然需要一個相適應且高效的金融體系來支持實體經濟的順利轉型。然而我國目前的社會融資結構中，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仍然占據很大的比重，銀行固有的低風險偏好、對抵押品的較高要求、對公司財務的格式化審核等局限性使得銀行向中小企業、高新技術新型產業提供融資服務的能力和意愿十分薄弱，使得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象顯得較為突出。而資本市場作為一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投資者天生較高的風險偏好恰好能夠滿足處于萌芽期和初創期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在打造中國經濟未來升級版的進程中，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直接融資渠道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居民部門作為社會資金盈余的主要部門，其消費和投資決策將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帶來重要影響。可見，一國的經濟結構、金融結構以及居民資產結構似乎存在著某種邏輯上的關聯性。因此，本文將從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社會融資結構以及居民資產結構的現狀出發，對這一問題作具體深入的探討，并在最后給出結論以及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 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
改革開放將近4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為之矚目的成就。1978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 650.2億元，只占整個世界生產總值的1.8%；2015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09 665.51億元，而中國的經濟規模占全世界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8%上升到將近17%，38年間復合增長率達到了9.2%，堪稱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與此同時，我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斷提升。197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382元，在世界各國中處于相對靠后的位置；2003年，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標志著我國居民的收入水平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而到了2015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更是突破5萬大關，達到了發展中國家中等偏上的水平。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且在相當長時間內充當著世界經濟的增長引擎，對于世界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
同時，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正如圖1顯示，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前10多年的適應調整期之后，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推進，20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呈現出以下特點：首先，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比較低，并且長期穩定在7%左右，意味著我國基本告別了以農耕文化為主的農業時代。此外，作為國民經濟中的基礎產業，農業的長期穩定有利于促進其他產業的發展，而這與政府長期實行的惠農政策是分不開的。其次，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對于GDP增長的貢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由1991年的61.1%逐漸下降到2015年的37.1%；而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對于GDP增長的貢獻率則從91年的32.2%穩步上揚到2015年的57.7%，并且在2013年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貢獻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這一現象標志著當下我國經濟正由工業化時代向后工業化時代邁進。
后工業化時代，一國的經濟增速進入換擋期，逐步由高速增長下降到中高速增長，而經濟結構則逐漸由以商品生產為主的工業經濟向以消費為主導的服務型經濟轉變。當前，我國經濟的這一轉型尚未順利實現，經濟增速下降的同時伴隨著經濟結構失衡的巨大風險。以鋼鐵、煤炭等為代表的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以及以新能源、信息技術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的供不應求是當下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據工信部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粗鋼的產能利用率僅為67%，相比2009年的81.12%，下降了將近14個百分點。而新興經濟的典型代表-網絡購物的市場規模則由2009年的35億元上升到2015年的5 036億元，6年間增長了將近144倍。傳統與新興產業供需現狀的巨大反差表明我國當前的經濟效率較為低下，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是當下以及未來較長時間面臨的主要問題。因此，限制和削減產能過剩的傳統行業，積極培育具有巨大市場潛力的新興產業是成功實現經濟轉型的主要途徑。
三、 我國當前的金融結構
通過以上對于我國經濟結構現狀的分析可以發現，積極發展和培育“新經濟”環境下的新興產業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主要手段。但是，相比處于成熟發展階段的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大多處于初創或成長期，意味著這些產業在蘊含著巨大市場機遇的同時也伴隨著巨大的市場風險，并且初期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來支持這些產業的發展。然而目前我國的社會融資結構中，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仍然占據很大的比重，銀行固有的低風險偏好、對抵押品的較高要求以及對于公司財務過于嚴苛的格式化審核使得其向新興產業提供融資的能力和意愿均十分薄弱（Black & Moersch，1998；Boot & Thakor（2000））。再加上我國商業銀行大部分仍為國有性質，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大量傳統產業仍然占據著銀行業優質的金融資源，導致其產能過剩的現狀遲遲得不到改變。長遠來看，這非但不利于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經濟轉型戰略任務的順利完成。
而資本市場作為一國金融資源配置的另一渠道，其靈活的制度安排，較高的風險偏好決定了其適合成為具有高風險高成長特性的新興產業的融資來源。并且，作為風險管理和交換的場所，資本市場能夠通過合理公平的金融契約設計來滿足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對于不同風險收益特征金融產品的需求，大大降低了投融資主體雙方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此外，資本市場還可以通過企業間的兼并重組，淘汰產能過剩和落后的企業來重新整合經濟資源，從而有利于真正高成長的行業和企業迅速發展和壯大，率先實行并推動經濟結構向高級化發展。
然而，表1顯示，當前我國的社會融資體系仍然以銀行為代表的間接融資體系為主。若不考慮新增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等表外業務，2005年以來，我國每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的比例穩定在50%以上，個別年份甚至超過了70%；而以企業債券融資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為代表的直接融資占比不到20%。雖然近些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占比總體呈下降趨勢，但是整體上其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仍然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因此，面對我國當前社會融資體系的滯后性和局限性，優化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引導風險資本流向代表未來經濟轉型升級方向的戰略新興產業，是我國實現經濟轉型這一戰略目標的必然選擇。
四、 我國居民當前的資產結構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將一國的金融系統視為由全體投資者所作投資決策自然形成的系統，那么不同風險-收益偏好的投資者對于不同資產的選擇會對一國金融系統不同層次風險結構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圖2顯示了一個簡化的兩部門經濟的資金流動狀況。在這一簡化經濟中，只存在住戶和企業兩個部門。首先，社會資金以工資和股利的形式從企業部門流向住戶部門，于是形成了住戶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其次，住戶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主要有兩個流向：一是通過居民消費回流企業部門，二是通過金融體系為企業部門提供融資，而提供融資的方式也有兩種，即要么通過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要么通過以資本市場為主的直接融資體系以支持企業發展。最后，企業部門通過銀行體系或資本市場獲得發展所需資金。因此，從社會資金的流向來看，居民投資者是社會資本供給的主要來源，因此其對于各類資產參與和配置的決策將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結構形成和演化產生重要影響。進一步，表2顯示，2000年～2011年，在社會各部門的可支配收入結構中，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社會可支配總收入的比例雖然從67.5%緩慢下降到60.8%，但是在社會三大部門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表明我國住戶部門是社會資本供給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居民投資者的資產選擇對于一國金融體系的構成及發展將帶來重要影響。例如，若銀行存款在居民資產結構中的占比較高，則表明通過銀行體系的潛在資金供給較為豐富，有助于降低企業通過銀行貸款進行外源融資的成本，使得企業對于銀行貸款的融資需求上升，從而進一步推動銀行體系的繁榮和發展；相反，如果股票債券等證券類資產在居民資產結構中占據較大比重，那么意味著企業較易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券等直接融資渠道獲得外部融資，因此企業可能會增加股票融資或債券融資在資本結構中的比重，使得資本市場在社會融資體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因而，若想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體系中的比重，必須研究居民部門的資產選擇行為。據有關數據表明，通貨在我國居民金融資產流量結構中的比例從1993年最高的22.4%下降到2013年的4.2%，中間雖有波動，但是總體仍呈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對比存款以及證券類資產在居民資產流量結構中所占比例可以發現，除去2007年，存款占我國居民金融資產流量總額比例一直遠遠高于證券類資產，且其平均比例達到71.7%，而證券類資產的這一數值只有10.4%。這表明在扣除實物消費部分后，居民部門傾向于將增加的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配置于銀行存款，而在股票債券等風險資產上的配置比例較低，這也是長期以來人民幣貸款在我國社會融資體系中占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此外，對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國居民部門在證券類資產上的配置比例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如何引導居民減少銀行存款等無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比例，增加股票等風險金融資產的配置比例，不僅有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繁榮和發展，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促進我國金融體系中直接融資比例的提升，從而能夠滿足大部分仍然處于初創或成長期的新興行業的融資需求，助力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五、 結論及啟示
本文從我國經濟結構、金融結構以及居民資產結構現狀的角度出發，從理論上探討了三者關系的內在邏輯。結果表明，在當前我國經濟結構由以低風險的傳統產業為主向以高風險的新興產業為主的轉型過程中，通過積極發展資本市場，從而提高我國社會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的比例是提高產業升級過程中的投融資效率，助力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轉型的重要途徑。而居民部門作為社會主要的資金供給部門，其資產選擇行為將為一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帶來重要影響。因此，在當前我國居民資金仍然以存款的形式大量沉淀在銀行系統的背景下，研究如何引導居民積極參與資本市場，從而提高風險金融資產在居民資產結構中的占比，將不僅對于我國資本市場長期的繁榮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同時對于我國能否順利實現經濟轉型的戰略任務也將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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