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6 16:00:1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社會管理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社會貢獻
一是承接政府職能轉移日益增多。通過杭州市政協科協界別組組織科技工作者積極開展調研，以提交提案、調研報告、大會發言等形式積極建言獻策，近年來每年被采用提案達20個以上，其中1個提案獲得杭州市政協主要領導批示。二是學術交流廣泛深入。杭州市科技社團圍繞杭州發展的重點、熱點問題，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和課題研討等活動，在促進人才成長、科技創新、學術交流、科學普及、服務群眾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各類學會作為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周、科普日、科技下鄉、重大節日及紀念日等科普宣傳活動中，組織開展科技咨詢、科技講座、編印資料等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存在問題
一是發展水平整體不高。總量不足，以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的數量計算，杭州市每萬人只擁有5.4個，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內部管理也不盡規范，專職工作人員少，少有高層次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到科技社團工作，自身能力建設弱，較少能真正承擔社會事務管理任務。二是規章制度供給不足。2014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出臺《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實施意見》，明確了政府向科技社團購買服務的范圍，但仍停留在原則性意見階段。杭州市也出臺了《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政府購買科技社團服務的指導意見》，由于實踐經驗不足，這些規定還遠遠不能達到指導、考核評價的要求。三是購買資金管理分散。雖然杭州已開放了向科技社團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新渠道，但缺乏一個對購買服務資金申請、受理、審核、撥付、驗收、審計等環節進行全程跟蹤、統籌、協調和監督的綜合部門，導致科技社團在項目前期和后期都存在回款困難。四是機制建設不盡完善。因為專業人才缺乏和沒有引入獨立的第三方組織評價，不能對政府購買服務過程中專業技術問題進行及時有效監督。有關政府職能轉移或購買服務規定中，各職能部門職能轉移工作如何考核，購買服務質量如何考核，如何建立行政問責規章，基本處于空白狀態。
（三）主要優勢
一是人力資本優勢。杭州市科技社團匯聚了各行各業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具有學術權威、知識密集和人才薈萃的優勢。二是組織網絡優勢。目前，杭州市擁有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及其相關科學的學會（協會、研究會）76家，多學科、跨部門、橫向聯系廣泛的學術性、群眾性和社會性特征突出，與政府聯系廣泛。三是政府支持優勢。從國家到省市各級政府都支持科技社團積極承擔從政府轉移出來的部分管理職能。政府機構改革需要廣大科技社團發揮溝通信息的紐帶作用，協助政府維護市場和社會秩序，從而減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四）制約因素
一是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由于杭州市科技社團的組織特征，其籌資渠道和規模均不穩定，科技社團或多或少地存在資金問題。多數科技社團僅僅依靠掛靠單位支持和業務主管單位的補貼，自主創收能力較差，發展不平衡，影響了參與社會管理轉移的能力建設。二是部門利益保護嚴重。一些政府部門囿于既得利益，不愿將職能向體制外轉移。同時對于哪些職能應該轉移、如何轉移、誰來協調轉移也缺乏相關的規定，使得相關部門無所適從，不知道將自己的職能轉給誰，也不知道怎么轉移，無法明確轉移的范圍與程度。
二、科技社團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對策
（一）加強和完善科技社團立法和政策支持，盡快出臺購買服務機制和清單，為科技社團有序參與社會管理與服務提供指南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需要從法律法規層面明確政府和科技團體各自職能，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關文件、規章中應明確將有關政府管理職能轉移給科技社團，有關部門應積極支持配合該項工作。適時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團發展規劃》和《杭州市政府職能轉移實施方案》，加強對全市政府職能轉移工作的宏觀指導，促進杭州市科技社團的健康有序發展。要破除在傳統的政府職能體系中形成的“全能政府”形象，實現由政府與社會高度統一的“大政府、小社會”的管理格局到政府與社會分離，實行社會職能社會化、社會事務社會辦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格局的轉變。逐步釋放政府“權力清單”，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團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和購買服務清單，培育具備“接單”能力的科技社團。建立杭州市政府購買科技社團服務制度，明確購買公共服務的相關內容：實現預算管理，將購買公共服務的費用納入預算；強化契約式管理，政府和科技社團的責任、義務以及服務要求，全部在合同中體現；建立評估機制和規則，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做到對科技社團在項目合作前進行資質審查，合作過程中進行跟蹤了解，在合作完成后進行社會績效評估。規范購買程序，有關部門要制訂購買公共服務的試行辦法，確保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可操作、有實效。
（二）進一步創新工作模式，以點帶面，重點突破，使有條件的科技社團穩步參與社會管理與服務
選擇有獨立法人地位、有較大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力、運作規范的科技社團作為承接者，選擇科技獎勵、職業資格評定、科技評估等職能作為科技社團參與社會事務的具體事項，采取委托授權、契約和招標等方式進行。杭州市級科技團體發展尚處在初級階段，需要提供較為寬松的發展空間，應在加強管理和規范的同時，注重培育和扶持。杭州市政府應在以下方面給予扶持：對市級科技團體用于公益性事業發展的經營性活動，給予減免稅收的優惠政策；政府對市級科技團體開展的各種學術活動應給予資金的扶持；鼓勵杭州市級科技團體以招投標等方式開展咨詢、論證等工作，形成多渠道的資金來源。科技社團參與社會管理轉移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持，資金和資產也是科技社團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大力爭取政府的資助，協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開展公益活動，從一定程度代替政府部分工作，有效地彌補“政府不足”和“市場失靈”。
（三）進一步提升科技社團的服務能力，為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夯實工作基礎
要健全內部治理結構，以組織價值目標為主旨，進一步規范組織結構的設置和運行規范。形成權力機構（會員大會）、執行管理（學會或理事會）與運營決策機構以及監察機構之間權責明確、相互制約、運轉協調和決策科學的統一機制，同時還應接受外在的監督。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堅持社會化、職業化的人員管理原則，提高服務素質，提升組織聲譽，擴展服務對象，增加服務性收入，增強會員認同感與歸屬感，吸收儲備人才；完善包括薪酬、招聘、福利、培訓等一系列科技社團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發揮人力資源的積極性、創造性，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要完善財務管理制度，重視科技社團財務管理的規范性，建立健全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和科學合理的預算制度以及加強社團內部財務管理和內部控制機制，尋求在滿足公益需求的同時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提高自身社會公信力。要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提高杭州市科技社團工作效率。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公益運作流程，實現組織的網絡化，廣泛應用于杭州市科技社團決策、籌資、營銷、服務和信息共享等各個環節。
（四）加快建立科技社團承接政府購買服務、授權委托和政策引導的平臺，加強合作，形成合力
關鍵詞：高校后勤；后勤服務社會化；財務管理
隨著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高校后勤現行管理體制已經難以適應高校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學校辦社會的后勤服務體制，使政府和學校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嚴重地阻礙了教育事業的發展，高校后勤管理體制改革勢在必行。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使后勤部門脫離學校走向社會，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之中，按照企業方式運作，成為獨立的后勤經濟實體。目前，各高校的后勤改革已經起步，成立了后勤產業集團，但后勤的財務運作并沒有同學校完全脫離，還享受國家的經費補助，處于一個過渡時期，作為校級財務部門在這次改革中如何加強財務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項改革的進程。學校財務部門應在自身的職能范圍中，認真研究高校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的財務管理問題，尋求理想的財務管理對策，逐步建立一套符合高校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的財務管理模式，為促進高校后勤真正走向社會，參與市場競爭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做好后勤經濟實體資產界定，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要確保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順利實施，前提是要做好后勤資產產權制度的改革。后勤的資產是在過去辦學過程中，通過國家撥款購置形成，或利用學校提供條件取得，均屬于非經營性資產。為做好產權制度的明晰，將后勤資產從高校中劃分出來，校財務部門要會同有關單位對后勤資產進行清理、評估和界定。首先，要對后勤改革前的設備資產進行認真全面的清查核對，核實后勤經濟實體各項設備資產的種類、數量、價值，作好財產登記，并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評估。按照評估后后勤經濟實體占有資產的實際價值辦理資產轉移手續、進行產權界定、按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原則，明晰產權關系，簽訂國有資產租賃合同。其次，對后勤經濟實體使用學校的房產和土地按有關規定進行價值評估，可將此作為學校對后勤實體的投入，按雙方合同以租賃關系給后勤實體使用。最后，對后勤原有的往來款項、債權債務、各項流動資產進行核對清理，劃分歸屬按國家有關規定，進行正確的帳務處理。
二、指導后勤經濟實體的財務管理工作
后勤社會化改革之后，學校財務部門應從過去對后勤財務的直接管理中脫離出來，轉變為對其進行宏觀上的業務指導。現階段，學校財務部門應履行學校支持后勤經濟實體的責任，指導幫助后勤經濟實體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基礎工作：首先，高校財務部門具備一套完備可行的內部財務管理規章制度，而后勤經濟實體由于處在改革初期，財務管理環節比較薄弱。因此，學校財務部門應積極主動的幫助后勤經濟實體建立適應現代企業的內部財務管理規章制度，健全崗位責任制，使后勤經濟實體的財務活動科學、規范。其次，高校財務部門應指導后勤經濟實體的會計核算業務，幫助其建立科學的會計核算體系，執行國家規定的會計科目，編制符合國家要求的會計報表，并對其定期進行業務指導和培訓，在具體業務上經常進行督促檢查，提高后勤財務人員的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最后，學校財務部門還應主動幫助后勤經濟實體爭取稅務部門對后勤企業的稅收優惠，在政策上正確使用國家對其的扶持減免，從而降低后勤經濟實體的有關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三、幫助后勤經濟實體逐步實行成本核算
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之后，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必須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實行成本核算。高校后勤是從高校這個事業單位中分離出來的，因此成本觀念淡薄，長期以來，高校后勤的所謂成本是不真實的，他所占用的大量資產是無償使用，不付使用費，也不計提折舊。改革之后的后勤企業，應實行企業化管理，嚴格按會計制度要求規范會計行為，實行全面成本核算。
首先要幫助后勤實體建立成本核算體系。成本核算體系分為收入、支出、管理三部分，在收入方面，財務部門要幫助后勤實體積極組織收入，高校后勤社會化初期，學校應將后勤能承擔的一切服務項目讓其承擔，逐步引入招標機制，促使后勤提高競爭意識，轉變經營服務觀念，轉換經營服務機制，努力增加收入，并把住收入源頭，防止收入流失。在支出上，要指導后勤嚴格執行支出預算計劃，杜絕計劃外不合理開支，努力壓縮成本。成本管理上要認真執行國家的成本開支范圍的規定，按權責發生制的要求，合理確定成本項目，保證成本真實正確。其次要幫助后勤實體建立成本核算制度，后勤實行企業化管理之后，應參照企業會計制度進行核算，成本核算上要依據企業會計制度的規定，執行相關企業會計制度，進行成本核算。在成本核算過程中，后勤實體還要建立固定資產折舊制度。固定資產折舊是企業成本核算的重要內容，后勤實體要按國家規定的企業固定資產折舊方法提取固定資產折舊費，折舊方法要報校級財務備案，提取的折舊費除上交學校作為使用固定資產的補償外，還有利于企業的設備更新改造。
四、加強對后勤經濟實體的財務監督和審計
后勤經濟實體實行企業化管理后，學校財務部門應掌握后勤經濟實體的經營運作方式、執行的會計制度、會計核算方法等，并協助審計部門加強對后勤經濟實體的指導監督和審計，提高后勤經濟實體的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水平。
在后勤改革的過渡時期，后勤財務仍是學校的二級單位，這個時期學校應繼續執行財務監督職能，校級財務要定期或不定期的檢查后勤實體的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狀況，及時發現問題，提出改正建議，督促后勤實體加強內部財務管理，完善會計核算和成本核算體系，逐漸向完全企業化管理過渡。學校的審計部門在這一時期也應加強對后勤實體的審計監督，對其會計賬目、會計核算、會計報表、使用學校財政補助情況等進行審計，這種審計是對后勤實體財務的一種監督體制，不是對其經營方式和內部管理的干預，其目的是了解發現后勤經營活動中存在問題，幫助后勤實體盡快適應市場經濟。審計部門還要建立后勤實體負責人離任審計、工程立項、工程預決算、校內單位承包工程審計制度。在后勤社會化改革后期，后勤財務脫離國家財政補助完全獨立之后，這種監督體制才能做出相應調整。
五、實行后勤會計委派制建立財務通報制度
高校后勤會計委派制是高校后勤管理體制改革過渡時期出現的新事物，由于后勤財務機構仍是學校的二級財務單位，使學校有權向后勤實體委派會計。學校對后勤實體的會計委派就是由學校財務向后勤實體財務機構委派財務負責人或主管會計，具體負責后勤實體及下屬各中心的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履行會計監督職能。委派會計的工資、獎金等福利待遇均由學校支付，不參加后勤企業的利益分配，改變了會計人員對所在單位的依附關系。實行會計委派制有利于學校后勤資產的保值不流失，有利于保證后勤企業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同時也有利于后勤企業的健康發展。當后勤完全脫離學校以后，學校應停止會計委派。
1.1在基礎設施方面。長久以來，黑龍江省國有林區一直執行“邊生產、邊建設”、“先生產、后生活”的指導方針。政府和林業局用于基礎設施上的財政投入較少。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的投入一直處在欠賬的局面。目前大小興安嶺林區的道路等級低，廢棄路、斷頭路多，公路網建設停滯不前。根據資料顯示，在黑龍江大興安嶺林區公路中，林業公路的比重占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公路網密度只有每公頃1.8m，遠低于國家規定的每公頃5m的通行要求[1]。很多林業局的居民區都存在飲水困難的情況，改善提升林區基礎設施服務水平的任務迫切而艱巨。
1.2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就社會保障體系來說，到目前為止，國有林區還沒有形成一套適合其自身形式的管理體系。主要形式表現為：一是缺乏有效的監督。二是企業負擔重。最近五年，黑龍江國有林區的社會性支出呈現了明顯的增長趨勢，社會性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超過了一半以上[2]。
1.3關于林區職工的工作生活狀況。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黑龍江省的國有林區就面臨著虧損的局面，也正是由于企業虧損的原因，林區職工的收入水平始終低于黑龍江省平均工資水平。一部分職工的收入水平甚至勉強能維持正常的生活開支，一旦有子女上學，或是看病就醫。很肯能就好面臨著入不敷出的尷尬境地。根據資料顯示，從1998年到2011年天保工程一期實施以來黑龍江省森工系統累計少采木材5060萬立方米。在天保工程二期實施后，林區的木材產量，在2013年已經調減到89.4萬立方米，逐步達到全面停止商業性采伐。[3]這就意味著依靠傳統林業采伐產生經濟效益的做法已經行不通。這對于收入已經相對偏低的林區職工來說，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于林區的經濟增長一直停滯不前，始終不能吸引優秀人才，同時還導致了人才的大量外流，給林區的社會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
2黑龍江省國有林區政府社會管理存在問題分析
2.1政企合一對社會管理格局的制約。（1）造成社會管理職能的隱身性。國有林區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并不能明顯的體現出來，并不能發揮出一個具有社會管理職能的政府機構的完全獨立性，還是按照之前傳統企業模式那樣，按照企業經營的模式在進行。并沒有清楚的認識何為林區政府社會管理的主體、客體，以及職能方式和環境[4]。（2）使管理體制和經營體制的轉變缺少活力。這一階段黑龍江省省的國有林區依然是依托資源的弱勢經濟體，還沒有改變以生產為中心的傳統國有企業的狀況。從以上兩方面能夠看出，國有林區管理體制和經營體制的轉變逐步實現了政企各行其職，各守其道，逐步建立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和規范化的政府行政職能。但是，從根本上來看，這些改革還并不深入，黑龍江省國有林區的管理體制和經營體制還落后于其他國有大型企業[5]。
2.2責任主體不明，缺乏有效監督。在管理上，一些國有林區的政府部門和林業管理部門、森工企業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一些單位甚至同屬一個辦公場所，同用一套人馬。這就造成管理人員專業程度不高，工作效率低的特點。在監督上，監督機構內在動力不足，外在法律制度不健全，使監督缺乏可操作性新聞輿論和當地公民的監督更是弱之又弱。最終，導致各部門沒有相互監管，又互相制約，使政府的行政能力減弱，企業的經濟行為缺乏動力，阻礙和減緩國有林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2.3全面停伐給政府社會管理帶來的壓力。第一，人員轉崗問題。天保工程實施后，有大量從事木材生產及相關行業的職工需要轉崗分流，這部分人數大約為4.5萬人；第二，下游產業原料短缺問題。木材產業是國有林區的傳統支柱型產業，木材的停伐直接導致了木材原材料的短缺，大興安嶺國有林區內的1370個廠家、600多個加工業戶，將有很大一部分面臨停產或半停產的窘境；第三，社會建設的資金投入問題。進入新時期以來，大興安嶺林區的小城鎮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等所需資金，絕大部分都是由大興安嶺林業局自行投入的，木材停伐后，林區政府缺少必要的資金來源，很難再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基礎建設上。
3完善國有林區社會管理問題的相關對策
3.1完善社會管理格局。目前，黑龍江省省國有林區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應該實施政企分開原則。把林區資源管理職能從森工企業中剝離開，同時對國有林區的產權制度也進行改革。把國有林區的森林，樹木和林地使用，推進市場，采取承包的方式鼓勵林業職工進行經營。實現多種經營，創辦生態林場，圍繞森林資源的有力優勢，逐步進行多種經營探索，開創國有林區發展的新局面。同時，要求相關部門在實施管理中，要落實目標，強化組織領導工作。把復雜的工作目標進行分解，先確定方法步驟，再提出整體要求，把不同的工作任務層層分解，安排到每個部門和責任人。在解決具體問題時，要實施網格化的社會管理模式，促進林區社會管理的系統化和規范化，構建從中心到基層，從系統內，到全局的管理網絡。從而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作風。
3.2加強政府主導，進一步維護林區群眾權益。要明確責任主體，健全和完善行政監督法律機制，充分發揮新聞輿論和群眾的監督作用，進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著力暢通溝通調節渠道，讓群眾能走進來，干部能下得去，把問題糾紛從源頭化解。傾聽人民的合理訴求，利用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加強社會的穩定性，提升百姓的幸福感，維護百姓權益。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從根本上讓居民得到利益。還要加大在民生方面的投資力度，改善醫療衛生文教等方面不合理之處，減少居民在社會基礎服務上的矛盾。
[關鍵詞]網絡第四媒體/媒介網絡媒體第二媒介時代“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網絡是什么?十多年中有過許多回答。今天重提這個問題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實并非已經清晰。首先聲明，我不是從工程技術的角度來探討網絡的本質，而是追問網絡的文化社會意義所在。似乎可以說，本文探索的是網絡對于“人”或“人類社會”來說是什么。網絡無疑已經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響，它向前延伸的每個新進展，都使網絡在遠離起點的時候越來越需要人們反思它的社會本質。
一、網絡概念的變遷和網絡發展以及與此對應的人們認識的豐富和深化
網絡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時間的順序，出現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說網絡是“第五媒體”，是排在包括雜志在內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是“第四媒體”，是排在不包括雜志在內、在新聞傳播意義上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只提“網絡媒體”，而回避了“網絡作為一個整體是什么”的問題。還有的說，網絡實際上是“信息平臺、虛擬空間和商業平臺”。有的說網絡開辟了“第二媒介時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問“網絡是什么”，而只是用經驗和直覺來從傳統的框架來觀察網絡新媒體，如博客、維客、流媒體、網絡電視等等。
這些概念的變遷真實地表現了我國學者、研究者和業界對網絡認識的軌跡。從泛泛地談網絡是什么到具體地談論網絡的形態——“網絡媒體”、“新媒介”；從既成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框架“內部”來理解網絡到從更大框架——與傳統社會、傳統媒介時代對立的大視角——來理解網絡；從具體的媒介形態的遞進和演化上升到能夠意識到媒介代際的更迭；從試圖研究網絡的本質到暫時放棄本質等待網絡自身發展成熟后解答。這個軌跡明顯地體現出人們對網絡研究的深入，也從側面折射著網絡自身的成長。
二、網絡的本質在爭議和反復中漸漸顯露
如今網絡已走過童年期，童年期的網絡遠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輪廓，人們只能根據有限的、暫時的現象近于臆測網絡的本質。今天的網絡展現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現為：網絡發展從早期的直線上升到現在的平穩上升，無論是網絡用戶，還是網絡的技術的原創推出，都展現了同樣的趨勢。網絡用戶告別了此前的瘋狂的增長，而原創性的技術也放緩了研發的腳步了。“三個月一年”的“互聯網年”節奏[1]和“光纖定律”[2]已經成為一個沉入歷史的輝煌記憶。這些現象都證明這個網絡的本質已經漸漸浮出水面。我們知道每個新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成熟期，也就是形態和屬性基本“定型”的時期，甚至是“類型化”的時期。這就是我們追問網絡本質的根據，這是一個網絡相對定型可以理解的時期。
不懂得歷史，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同樣，不知道網絡在歷史上出現的概念和理解，我們也無法直接推斷網絡的本質，從源流開始梳理，我們不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質，而且能夠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時期的網絡研究，懂得它的價值和意義，明了它的缺點和局限。下面對歷史的角度對網絡的概念進行梳理：
（一）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的階段
“網絡是什么”的問題最早是用“網絡與媒體的關系”的方式提出來的。這是因為媒體尤其是大眾傳播媒體關系到人類“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們最渴望理解的是，網絡對于當今時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眾媒體有何種影響的問題。研究者首先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把網絡看成是傳統社會中大眾傳播系統中的一個媒介形態。這種理解很顯然無法容納網絡中表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異質的、非大眾傳媒的特點和屬性。把不同的東西混淆到一起，顯然是牽強而缺乏說服力的。這個思路無法真正解決網絡的定位問題，更無法達到對網絡本質的思考。
作為“媒體形態的一種”，先后出現了“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體考察，從時間序列上說，網絡不是“第五媒體”，更不是“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這點已有公認；從承載內容的性質和符號載體上說，網絡也不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點有些復雜，我想從“媒介的特質”和“傳播的意義”兩個角度來說明。
首先從“媒介的特質”的角度考察。我們知道，信息的載體是符號，符號傳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質。新聞意義上的大眾媒體，包括報紙、廣播、電視三大媒體。他們的最大特質是各自擁有獨特的符號系統。報紙主要靠文字；廣播主要靠音響；電視靠以影像、聲響為主，文字為輔。獨特的符號系統，是識別三大傳統媒體的基本依據。而網絡的符號仍然是文字、聲音和影像，只是綜合利用，并沒有創造出新的傳播符號。
然后，從“傳播的意義”的角度做考察。傳播的內容是新聞、神話傳說還是歷史知識也是媒體定位的標志。“三大媒體”都是在“新聞的意義”上談的。所謂在新聞的意義上，是指他們都以新聞為本位，為重要任務。而網絡顯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實時聊天、電子郵件等等。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旨趣，從總體上網絡傳播是“大雜燴”，并沒有形成對新聞的重點強調。
以上分析看出，把網絡從“媒體”或“媒介”的角度，進行傳統或習慣意義上的排名歸隊，無論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當的。
（二）把網絡的討論分解到“網絡具體形態——網絡媒體”的討論的階段
網絡與媒體關系探討的突破，就是把“網絡媒體”的概念從宏觀抽象的網絡的大概念中抽取出來，而從網絡的一個形態組成來考察，單兵直入的討論獲得了成果。
“網絡媒體”的提法，就是在這個認識背景下升溫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體”的概念，“網絡媒體”成為人們討論網絡時的主要探討對象。[3]“網絡媒體”的界定有很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網絡傳統新聞網站媒體和商業網站媒體，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具有某些大眾傳播媒體特征，具有“準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因為龐大的網民規模支持著網頁的瀏覽率。當然“按照傳播學的定義，一種媒介使用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1/5，即可被稱之為大眾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著龐大的受眾群，也不能斷言它已經成為大眾傳媒；但是根據互連網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肯定“網絡媒體”成為大眾傳媒是未來的必然。這個階段的探討進入了網絡的具體形態組成，討論因為具體化而更為集中，對象的特性也更為清晰，“網絡媒體”概念的出現表明人們對網絡的認識開始深化。
“網絡媒體”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問：網絡作為整體不是媒體，但網絡的組成部分“網絡媒體”是媒體；我們可以暫時擱置是“第幾媒體”的爭論，至少從“網絡媒體”概念中，我們長期感覺到的網絡具有的“大眾傳播”的性質終于落到了實處，而不必忍受這樣的困惑：一方面強烈感覺網絡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屬性和特點，一方面卻清楚地察覺到網絡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巨大差異。這兩個感覺形成了一個在傳統認識框架里解決不了的悖論。“網絡媒體”概念破解了這個難題。
“網絡媒體”回應了此前我們關于網絡是“第幾媒體”，是不是媒體的討論；同時網絡與“網絡媒體”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網絡是什么”的復雜和困難。
（三）“網絡媒體”不過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延伸”
進一步的追問是，“‘網絡媒體’究竟是什么樣的媒體”？具體化這個追問，我們需要搞清楚“網絡媒體”有哪些特點和意義。它與傳統媒體有怎樣的不同？是本質意義上的不同還是表面的差異？前面擱置的問題再次提出，它與傳統的三大媒體是什么關系？網絡媒體是一個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還是一個和睦友好的鄰居？是一個熟悉的同類還是一個陌生的異類？
從媒介符號來說，傳統媒體各有自己獨特的符號語言系統；而網絡媒體沒有。“網絡媒體”的新聞載體仍然是傳統媒體的符號語言系統，包括文字、聲音和影像。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媒體”似乎并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類，而是一個似曾相識的鄰居。“網絡媒體”并不具有本質意義的特殊性，更多地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模仿”和重新組合。
從內容上說，無論是網絡傳統新聞媒體網站，還是商業網站的新聞傳播，都是傳統媒體的新聞傳播的“延伸”。新聞網站從內容到形式，極大程度地依賴著傳統媒體的資源。商業網站在主要意義上也只是傳統媒體新聞的重新組合，而非本質意義上的顛覆或反叛。
所以，把“網絡媒體”理解為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發展延伸”，是一種合理的邏輯。網絡媒體是延伸，而不是創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闖入；是文明的變遷，而不是文明的斷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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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網絡看成是“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階段
這個階段，人們看到了網絡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復雜的性質。正像“網絡媒體”概念的提出一樣，“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同樣表達了人們分門別類研究的努力。既然整體的認識很難達到，我們不如分別表述這個復雜的對象。“網絡媒體”概念是對網絡組成形態的個別研究，而“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提法則是對網絡功能的總體上的分類研究，前者是微觀的，后者是宏觀的。這些認識終于深化和豐富了人們對網絡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為網絡做一個定義。
同時，“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的意義還在于，超越了“媒體”的說法。這個提法能夠從更宏觀的層面認識網絡的社會本質，為未來更準確地理解網絡提供了一個臺階。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一個分類的視角，如果網絡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更本質的概括。
（五）網絡就是虛擬世界
具體的、分類的角度看問題解決了許多基礎性的問題，那么我們來從宏觀的角度考慮問題。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相互映照，那么“網絡媒體”的母體網絡呢？網絡的對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網絡的對照物和聯系，我們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網絡是什么”的答案。這個思路接近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質是什么”的思路，馬克思如此定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5]
經由關系、聯系來解釋本質，是一個合理的路徑。由此知道，“網絡是什么”，當然也可以從網絡與對照物和網絡的全部聯系中，認識網絡的位置、特點和作用，那么“網絡是什么”的問題也就得到一條清晰的出路。
“網絡是什么”的長期爭論展現了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其復雜表現為網絡上形態眾多，作用和影響各異；其多變性表現為網絡上原創技術出現周期很短，網絡組成部分新成員不斷增加，新功能不斷開發，原有的形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這里出現了問題：我們長期從“網絡和媒體”的角度來試圖認識網絡的本質。結果證明不成功。我們在探討“網絡是不是媒體，是第幾媒體”的時候，長期糾纏不清，認識混亂。我們把“網絡是不是媒體”這個問題拋開，跳出這個狹隘的怪圈，直接討論網絡對于人意味著什么？
用信息流的觀點來看待網絡可能更能接近網絡的本質。信息總是從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復雜流動，也可稱為精神交往，成為信息時代的非常重要的內容。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就是一個推動信息流動的計劃。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為乘客；那么網絡上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車；網絡就是道路。三者的關系就是“乘客、汽車和道路”的關系。同樣，我們觀察另一個系統，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種形態的傳統媒體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車，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現實世界可比喻為道路。那么我們面前有兩條道路，道路奔跑著形態不同的汽車，汽車里坐著乘客。
這個比喻的意義在于，把網絡和現實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相對存在，互相作用和影響。那么，網絡能夠承擔這樣大的比喻么？網絡有資格成長為足以與現實相對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從歷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日本學者藤竹曉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概念，[6]這些概念都傳達出這樣的含義：在一個走向信息社會的時代里，大眾傳播媒體營造的信息空間，已經構成了一個區別于現實環境的“第二環境”，也即“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盡管當時這個環境還沒有足夠完整、真實和獨立。而在今天，這個“信息環境”、“擬態環境”在網絡的催生下已經相當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學鑾使用的“網絡社會”[7]，開辟了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時代”[8]，發展出一個張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們將面對著劉建明提出的“雙重存在”的“社會”（即領土意義上的國家社會和超級信息和觀念全球化的社會）。[10]
我們深知，網絡在傳播技術方面的優勢遠勝傳統大眾媒體，它對“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的構成起到更為巨大的作用。社會演變的信息化，信息傳遞的網絡化，這兩個趨勢就決定了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現實社會和虛擬社會，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對立而存在。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聯結和影響。
如果從世界的角度來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車”的比喻，可以置換為比喻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顯然存在著兩種“大地和房子”，現實大地上建造著現實中的傳統媒體形態；虛擬大地上建造著虛擬中的網絡媒體形態。在本質上，虛擬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現實大地的一個變形的折射；同樣在本質上，網絡媒體形態不是“創新”的產物，而是傳統媒體形態在虛擬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這個比喻超過了傳播的意義，而是建造了一個“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說，傳播畢竟強調的是信息的流動和疏離個體的連接；那么“世界”的概念顯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駐留和傳播，固守和變遷，穩定的秩序與流動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筆者的觀點水到渠成，“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超過了“作為傳播媒介的網絡”，更充分而且有說服力地解決目前網絡理論解釋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糾纏，也是我們對網絡本質認識發展的新階段。
[參考書目]：
[1]方興東：《“網絡社會化”新時代的來臨》，參見陳衛星主編：《網絡新聞和社會發展》，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2]閔大洪：《網絡傳播研究亟待加強》，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閔大洪：《網絡媒體定義與中國網絡媒體生態環境》，參見鄧炘炘李興國主編：《網絡傳播與新聞媒體》，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4]杜駿飛：《網絡新聞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陳力丹，第1版，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7]彭蘭：《網絡傳播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8][美]馬克·波斯特著范靜嘩譯：《第二媒介時代》，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險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因其自身特點和外在因素的影響，發展速度大大低于壽險業。
如何實現產險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當前產險業的首要問題，筆者認為以拓展社會管理功能作為突破口，采取產品創新與推廣策略尋求發展目標。社會群體間的經濟關系可以分為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四個環節，和民事侵權關系，產險業可以從調整這五類社會關系人手，通過產品創新與推廣，找到實現發展的策略。
拓展社會交換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
社會生產要有持續性，產險業在維護社會生產的持續性方面具備管理功能：在風險事故發生后，能夠及時提供經濟補償恢復生產，從而維護社會生產關系的穩定。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兩類保險產品值得從業者關注：
（一）農業保險產品創新策略。我國是農業大國，2001年農業生產總值為1.46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2％，農業人口7.％億。目前我國農業生產仍然停留在靠天吃飯的階段，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延續，一旦農業生產中斷，相當部分的農村人口將不能獲得溫飽，進而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國農業保險規模小，發展速度緩慢，經營效益較差。2001年全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4.16億元，賠款支出3.29億元，賠付率79.08％，且業務集中在中國人保和新疆兵保兩家公司，其他公司農業保險業務量很小，甚至有的公司根本不開辦農業保險。因此，產險公司應創新開發農業保險與農民家庭財產、意外傷害等效益較好的系列產品擴大農村保險的規模和保障范圍，更好的發揮產險行業在維護農業生產穩定方面的管理功能。
（二）巨災保險產品推廣策略，瑞士再保險公司對全球20世紀主要巨災損失的統計，巨災風險的發生頻率逐年上升，每次巨災的損失程度在加大。地震、臺風、洪水是我國面臨的主要巨災風險，對社會生產秩序和人民財產生命安全威脅程度較大。
巨災風險可能沖擊產險公司償付能力，甚至會導致公司破產因此產險公司在開發巨災保險產品時，關鍵要建立良好的風險分散機制。一方面通過積極參與國內分散機制。一方面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再保險市場，靈活運用多種再保險產品分攤巨災保險產品的承保風險，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資本市場，通過發行巨災債券等保險衍生產品分散風險，從而進一步推廣巨災保險產品。
拓展社會交換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
市場經濟是交換的經濟，但因為市場本身的缺陷交易可能受阻，這一現象被稱為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導致了經濟效益的損失和社會福利的減少。
產險業具備管理社會交換關系的功能，能夠通過產品創新與推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市場失靈：
（一）產品質量保證保險推廣策略。產品質量保證保險有利于樹立產品信譽，消除買方關于產品質量信息不對稱而對產品銷售產生的負面影響。為進一步推廣產品質量保證保險，產險公司還可針對某些生產資料開辦質量保證保險，進一步拓展產品質量保證保險的范圍，
（二）保證保險與信用保險推廣簧略。此兩個險種有利于消除資金借貸雙方或產品交易雙方因為交易對手資信狀況的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市場失靈，維護社會交換秩序。目前，我國保證保險和信用保險的規模較小，但發展速度較快。2001年我國保證保險的保費收入規模為4.32億元，同比2000年增長132％。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消費信用，特別是住房、汽車等消費信用和進出口信用將迅速發展，產險業可以針對這兩類信用開發相關產品，推進社會資金借貸交易的順暢進行。
拓展社會分配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涉及社會分配的公平與人道主義的要求，是社會管理的內容之一。《保險法》修訂后，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可以經營人身意外險和短期健康險，具備了調整社會分配關系的管理功能，在風險事故發生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補償被保險人的收入損失。產險公司應根據市場細分，針對不同消費群體推廣不同類型的健康保險產品，實現管理成本與經營效益的適當統一。
一是向有較高醫療保障程度的社會群體，如國家公務員、自然壟斷行業從業人員等，推廣津貼型健康保險產品，保障這部分群體在出現疾病后的收入損失。二是向具有一定醫療保障程度的社會群體，如企業工人等，推廣具有高免賠額（率）的、保險金額較大的費用型健康保險產品。三是向廣大農村居民推廣免賠額（率）較高，保險金額較小的費用型健康保險產品。
（三）拓展社會消費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拓展社會交換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同樣適用于拓展社會消費管理功能。另一方面，產險業可以根據現代社會居民的消費特點來確定產品創新與推廣策略。目前需要關注的是家庭財產保險產品的開發與推廣。家庭財產保險是保障耐用品和房地產消費的有效措施，具有促進消費、推動內需的管理功能。2001年我國家庭財產保險保費收入18.88億元，占整個財產保險保費收入的2.74％。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的熱點是商品住房，產險公司可以抓住這一機遇，推出商品住房保險“套餐”，一是開發住房相關的財產保險產品，特別是要開發設計具有承保房屋內部裝修財產責任的保險產品：二是開發與住房相關的責任保險，如水管破裂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責任等等，三是開發住房購買者特別是貸款購買者的意外、健康等一系列的保險產品。
拓展民事侵權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對民事侵權關系的調整是維系社會正常秩序，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提高的必要手段。法律上，對民事侵權行為的賠償主要分為三類：經濟性的賠償，主要指對被侵權者工資損失、醫療費用的賠償，非經濟性的補償，主要指對被侵權者生理和心理痛苦的補償，懲罰性的賠償，主要針對侵權行為施動者輕率行為的懲罰。但是，如果單純由侵權行為施動者承擔賠償，一旦侵權行為施動者不具備賠償能力，那么被侵權人的權益就難以得到保護，法律的權威性也受到影響。責任保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對被侵權者的經濟賠償，在調整民事侵權關系過程中具備管理功能。目前我國責任保險規模占整個產險業的規模的5％左右，以湖北省為例，2003年1-9月份責任保險規模僅占整個產險業規模的4.24％，而在保險業發達國家，責任保險一般占產險業規模的20％以上。借鑒發達國家保險市場發展經驗，責任保險的推廣有四個主要方面；產品責任、雇主責任、汽車責任與公眾責任。產品責任保險在綜合考慮免賠額（率）的前提下，要擴大責任保險范圍，將家電產品、建筑材料，甚至某些食品納入到保險范圍中來，雇主責任保險，產險公司應針對民營企業勞動密集型比重高、成本核算控制嚴、勞動安全保障措施較差的特點，開發免賠額（率）較高，保障范圍和程度適中的雇主責任保險產品，以民營企業作為對象大力推廣汽車責任保險，是我國財產保險中的主要組成部分，隨著法律制度中關于無過失責任界定范圍的擴大和醫療成本的增加，應該適當提高第三者責任保險、車上人員責任保險的保險金額。
網格一詞最初只是作為一種技術載體，將高速互聯網、高性能計算機、大型數據庫、傳感器、遠程設備等融為一體，為科技人員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資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網格化社會管理則是將這種網格的理念延伸社會管理領域中。所謂網格化社會管理，意指通過地理編碼技術、網格地圖技術以及信息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將不同街道、社區劃分成若干網格，同時將網格單元內的人、事、資源、組織等要素形成多維的信息體系，通過網格單元進行對接，借助一定的反饋系統，一旦發現問題，都能及時傳遞至指揮平臺，通知相應職能部門解決問題，實現城鄉社區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從這可以看出，網格化社會管理顯然不僅僅是信息技術的運用，而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通過資源共享、快捷的反饋和高效的服務來應對傳統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問題。有媒體報道顯示，近年來，全國有眾多省份的基層單位都嘗試了網格化管理創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鎮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網格化社會管理，也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領域的積極嘗試。網格化管理一出現就受到學者的關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為例，提出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重點在于組織創新，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過網格化組織創新的手段來增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動力和活力，提升社區服務的水平[1]；而文軍則提出網格化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城市社會管理模式，具有規范、清晰、高效、創新、綜合、統一等優點和特征[2]；楊宏山、皮定均則提出網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應性、拓展社會協作、改進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無縫隙管理理論，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意義在于打破了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提供一種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精細的、個性化的全方位覆蓋的公共服務，重塑了公共服務的流程[4]。上述探討無疑是對現實社會管理創新實踐的及時回應，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但卻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對網格化社會管理的歷史背景、運作邏輯以及中國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繹加以分析，故本文將在梳理網格化社會管理這種新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的基礎上，重點分析網格化社會管理何以發生、應具備哪些功能等議題。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歷史背景
應該說，網格化管理創新是在我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嚴重滯后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改革開放30年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統領下，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觀上選擇了正確的制度路徑之外，還得益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創新。在一些城鄉基層單元，在經濟管理層面都嘗試了不同程度的創新，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導致我國的單位制趨于松解，以前由單位承擔的諸多職能逐步社會化、市場化；而隨著我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城鄉社區格局驟變。然而相比于經濟領域，社會管理層面的變革顯然是滯后和不足的，已遠遠不能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也讓傳統的社會管理陷入困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沖擊。戴維•米勒曾指出，市場領域和社會領域遵循不同的場域規則，市場資源配置和機會的公平原則是“應得”。在市場領域，每個人獲得的資源和機會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確定的，而在社會領域，資源和機會是按照需求原則來配置[5]。顯然市場的場域規則不能替代社會場域的規則。只有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社會管理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甚至能達成一種共贏局面：因為“好的市場經濟”鼓勵公平競爭，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會管理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我們發現在中國改革以來的轉型階段，兩者并沒有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社會管理的滯后和無序增加了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并沒有能通過市場化自動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并且很多社會問題恰恰可視為是市場外部性所帶來的；顯然，市場化也并沒有通過“看不見的手”自動破解社會事務的困境問題，除了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帶來市場失靈現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規制包括倫理制約的現行市場體制所遵循的單一經濟理性往往帶來贏家通吃和精英結盟，并不會自發關注弱勢群體；不僅如此，缺少監管機制和價值關懷的市場化邏輯已被貫徹到社會場域中，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尤其容易在城鄉基層的社區結構中顯現，也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挑戰。
其次，人口流動對社會管理的沖擊。隨著單位制的松解，個體的流動性日益增強，包括區域意義上的橫向社會流動和職業意義上的縱向流動開始出現，這些都給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垂直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原本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在我國轉型期，卻帶來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等癥狀，這是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背景因素。同時，由于我們正處在信息化時代，因此，這種影響因素也在不斷放大，從而引起民眾的怨恨與不滿；橫向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則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過一億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進行往返的鐘擺式流動，這不僅給城市的管理和服務帶來挑戰，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一些社會后果，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這就給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挑戰。
另外，行政管控對社會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來，我們一直提倡把社會領域的事務回歸給社會，讓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這樣才能讓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務，但事實上在我國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邊界有時很難分清，正如，還有兩個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會事務，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預或影響社會事務。一是對社會組織不放心，認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成長會危及社會的穩定性，或假設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礎；二是和利益有關。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管理社會事務也意味著能掌控一定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資源，這也是一些部門不愿放棄手中權力和資源的原因。這不僅和我國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響到基層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因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區在資源和服務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區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能力，相應的社區資源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動員和整合。顯然，這種行政社會下的管理忽視了“社會”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會自身應該做的事情，將社會納入行政的控制范圍，并不利于社會的成長[1]。行政管控下的基層社會不僅很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協調，以及自我服務”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國執政黨多年前提倡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理念。
總之，隨著市場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社會結構的轉型，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嚴重滯后，也無法滿足基層社會的需求，更無法應對一些過渡性和增發性的社會問題，因而網格化管理顯然就是對傳統社會基層管理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回應和創新，那么這種社會創新遵循何種邏輯？
三、何以可能：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各地推行的網格化社會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數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組團式服務模式”、上海、鎮江、四川以及南京棲霞等地嘗試的“城鄉一體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進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務把空間或地理意義上的網格進行劃分，運用網格地圖技術將某一轄區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作為最小的管理和服務單位，這些網格既不同于基層的行政劃分區域，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區”單位。網格化管理改變以往的“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實現對管理對象的全面化、無縫化、高效化、節約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種思路下，網格需要對空間范疇再確認。
值得關注的是：網格不同于社區，我國目前社區不僅存在行政化傾向，而且社區之間的異質性大，不少社區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資源共享的層次太低，即社區服務貧乏，居民參與度低，因而社區無法滿足共同體的需求，這也是各社區通過網格劃分實現空間關系重組，應對上述困境的一種嘗試。
下面我們以南京市棲霞區仙林街道為例看看網格是如何劃分的。南京棲霞區仙林街道的行政區域面積23.17平方公里，下轄3個社區居委會，11家商品房小區，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學5所，常住人口2.2萬余人，在校生約12.8萬人。盡管仙林街道下轄三個社區居委會，但由于近年來多所高校的入駐，失地農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開發，入駐人口和流動人口的驟增，三個社區居委會根本無法提供相應的管理和服務。為了應對轄區所發生的變化，在原有區域內進行網格劃分是仙林街道網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圖1展示了整個仙林街道劃分的6個一級網格，46個二級網格，以社區為基本單位設置了1156個三級網格[1]。
網格劃分遵循了“橫向到邊”和“縱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則。所謂“橫向到邊”，是指管理和服務上要將原有科層管理所疏離的地帶納入管轄范圍，做到無遺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帶，這些空間往往既是滋生社會問題的場所；而“縱向到底”，是指網格在層級結構上，“通過網格直接聯結服務對象，使它的觸角延伸到了最底層”。橫向到邊以及縱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現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網格將資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網格化理論的最初理念，“網格化管理對終端用戶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過多層多渠道協議體系實現網格資源有效利用和業務協同，在動態復雜背景下實現多組織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降低終端用戶使用和組織管理復雜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網格化管理為現代復雜社會經濟管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方案。”[2]在這個意義上，網格劃分是嘗試化解復雜情境、以更好資源服務群眾的一種策略。現實中的網格劃分往往會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務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眾、易于管理”的劃分原則，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異性”的原則，將全區187個社區劃分為589個網絡，根據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況，將網絡劃分為住宅、商務商業、企事業單位、人員密集場所四種類型；在城鄉結合帶，根據農村、城市、工業園區的不同特點，將全區劃分為605個單元網絡，其中社區網絡143個、村莊網絡440個（364個規劃保留村、計劃拆遷村76個）、園區網絡22個；在農村地區，房山區將農村網絡分為“村民住宅區、農業生產區、林地區、坑塘水面區、荒山區、灘涂區“六種類型，密云縣也出現了”社區網絡、村莊網絡、農地網絡、山場網絡、景區網絡、工業區網絡”等[3]。
網格劃分并不止于一種空間關系的重置，而是責權利的再落實。例如北京東城區一共約有1萬平方米，將其化為1539個互相聯接的網格單元，配備350名城市管理監督管理員，這些監督管理員的職能就是對其管轄網格內的城市部件進行監控，所謂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環保、園林綠化、房屋土地等相關設施，這些設置被逐一登記編碼，每一部件按“市轄區代碼-大類代碼-小類代碼-部件名稱-歸屬部門-問題位置-所在網格號“編碼，并納入地理空間數據庫，”從而在21個行政執法部門，6個政府職能部門和10個街道的保潔隊、綠化隊之間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說，網格化管理實際上是一種“無縫隙管理”，即為了解決打破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解決好部門機構的協調和整合問題，針對官僚體制所帶來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種整體性治理，“無縫隙組織以一種整體的而不是各自為政的方式提供服務。”[4]網格化管理通過網格劃分、責權利的重置，同樣也希望能破解科層固化、部門推諉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網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靜態地將網格劃分，在圖2的簡單網絡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網格包括一定的動態結構，這種結構不同于傳統的科層結構，它包含了四個組成部分，即網格化服務對象、網格巡邏人員、指揮中心、服務職能部門，形成了五個渠道，即對象采集渠道(1)巡邏監督信息上報渠道(2)資源調度渠道(3)服務渠道(4)對象主動觸發渠道(5)兩種內部監督機制（職能部門服務質量監督機制、巡邏監督人員監督機制）和一個外部監督機制[5]。通過網格化管理操作層面的流程我們能看出在網格劃分之后，還具備一定的責任落實機制（參圖2）。值得關注的是，網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國基層組織執行過的目標責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標責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稱為是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其顯著的差別是：以前的目標責任制主要是針對經濟、計生工作等硬指標，而網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是一種“結果取向”（包括硬指標以及彈性任務），并且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滿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軟指標”，作為考核的依據；而傳統的目標責任制是將上級黨政組織所確立的行政總目標逐次進行分解和細化，形成一套目標和指標體系，以此作為各級組織進行“管理”（如考評、獎懲等）的依據，并以書面形式的責任狀/書在上下級黨政部門之間進行層層簽訂，以期獲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綜合管理方法，因而這種目標責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級之間形成一定的契約關系，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型體制”[1]。但是在上述的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中我們能看出這種目標責任是基層政府推動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訴求和民意評判，因而網格化管理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契約，也是在政府推動下吸納社區基層民眾積極參與的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
四、何以可為：從管控到服務的功能演繹
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推進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體的日益分化，社會生活的風險明顯增加。為了應對這些風險，近年來，一些基層組織在社會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種“消極的社會管理”，即認為社會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會，“不出事”、“擺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為邏輯，這種管控思維體現的是壓力型體制下政府的政績取向，象北京市東城區初期的網格化管理中曾經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則，即網格助理員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網格，網格管理員定期匯總，一般糾紛不出社區，街道指揮中心定期分析，負責糾紛不出街道。”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盡管網格嵌入了社區，但是網格在扮演具體功能時還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維穩思路，這顯然是壓力型體制的一種延續，只不過將以前的GDP的經濟指標壓力轉化成發生率、上訪率等指標壓力。在這種思路下，人們往往會把社會管理的任務簡約為維護地方社會的“底線”穩定，使網格化管理成為維穩過程中的一種“創新”方式。
這種模式在歷史的特殊階段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如果我們把“維穩”視為“唯穩”，這實際上是一種機械的、片面的維穩觀[2]。有學者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增加，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現象。然而，面對利益關系復雜化和社會矛盾增加的趨勢，關鍵在于正確定位和判斷矛盾與沖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沒有一套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規則和程序，矛盾積累起來，得不到及時化解，就會導致嚴重后果，整個社會也必將付出巨大代價[3]。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沒有基層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并不會自動實現社會公益目標，即管控和維穩思維下的這種網格化管理往往會掩蓋一些真實問題，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源，也沒有帶來制度化的利益協商機制，正如下圖中我們例出的網格化兩種功能的差異。
盡管管控和維穩思路下的網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網格，通過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來及時發現問題、協調問題，也有利于快速處置問題，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這種網格化管理確實能發揮積極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國家和社會正常轉型期，仍然一味強調這種網格化管理的這種單一功能是有悖于網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網格理論最初提倡的是一種需求導向的“服務、效率以及資源共享”，通過網格化提供積極的服務，除了網格中的資源共享之外，還要借助網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網格化管理的最終目的可以通過民意表達機制自下而上地理順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基層群眾的紐帶關系，即走向積極的服務型的網格化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目前的網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網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績約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關注“上訪率”和的“不出事”邏輯。因為“地方社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組織網絡，正式的政治領導角色應該是去識別這些網絡，協同處理地方政策問題或者建設新的網絡，以解決特定政策問題的意愿和能力。他們的政治角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引導和控制，而是通過協調和建立合作去保證他們應該負責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說，如果從管控型網格化管理能演繹至服務型網格化管理，勢必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從壓力型政府真正過渡至服務型政府。
我們認為，網格化管理從管控到服務功能的轉變能帶來一些“意外后果”：即通過“服務”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難雜癥。上述的南京棲霞仙林街道就是個例證。網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機關除保留少量機動人員外，其余人員全部下沉到一級二級網格，形成了一種“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的機制。街道將安全生產、公共衛生、穩定、社區管理等社會管理內容納入網格化城市管理平臺，網格化管理實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會管理與服務水平顯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排頭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創新項目。走訪中我們看到：隨著網格化的實踐，黨群干群關系日益融洽，一些“釘子、上訪戶”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調顯示：群眾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幸福感持續提升。這是提升服務解決難題的一個例證。
“法治思維”就是將法治原則運用于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法治思維可分為四個層次：一是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行為或現象，做出是否合法的初步判斷；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和法律規范對問題做出分析判斷、綜合推理，并得出結論乃至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解決辦法；三是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四是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以立法或法律變革的方式就各類普遍性的問題提出長遠、系統、普適性的解決方案。“法治方式”則是指，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法治方式與法治思維是內在和外在的關系，換言之，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維的外化或對象化。
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社會管理工作中的缺位：基于兩個案例的分析
當前，社會管理工作缺乏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問題普遍存在，透過下述兩個近年來廣受關注的典型案例可見一斑。
（一）案例1：“小區業主維權”
2014年7月以來，我市部分小區的業主以拉橫幅、堵門、堵路、驅車游行等形式組織了維權活動，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所牽涉的矛盾糾紛包括：房產開發商延期交房；因供水供電、小區車位等問題引發的物業糾紛；因房屋漏水、破損、施工工藝不到位等引發的矛盾；因小區修建變電站、周邊污水排放、垃圾焚燒廠、環境噪音等問題引發的糾紛。究其原因，一是開發商、物業公司有法不依。無論是物業問題、房屋質量問題，還是環境問題，原本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或管理辦法。之所以會出現糾紛，根源在于開發商和物業公司或擅自更改已獲批準的規劃，或不兌現售房合同已約定的承諾，違法違約在先；二是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執法不嚴。小區業主發現問題后一般都會先與開發商、物業公司協商，協商無果后才會向有關政府主管部門申訴，尋求救濟。如果這些部門嚴格執法、履責到位，絕大多數業主都不會“無事生非”地采取極端方式來維權。
（二）案例2：“銀行卡和手機卡實名制”
近年來，全國網絡電信詐騙案件持續高發，武漢市也不例外，僅2014年就發此類警情萬余起。對犯罪手法深入剖析發現，犯罪分子用于作案的手機和用于轉移贓款的銀行卡均不是用其本人身份證辦理，這給公安機關偵查辦案帶來了極大障礙，也是導致此類案件持續高發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銀行卡和手機卡“實名不實”。為尋求防范、打擊這類犯罪的有效之策，公安機關與各大銀行和電信運營商多次會商。后者普遍認為，辦理銀行卡和手機卡的身份證是真實的就是落實了“實名制”，但同時也承認，為爭取經濟效益最大化和應對行業競爭，在辦卡時沒有嚴格審驗辦卡人是否“人證相符”，甚至存在“批量辦卡”的問題。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就有人大代表提議，在處理網絡電信詐騙問題方面，要追究銀行和電信運營商的責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部門和壟斷經營行業之間對法律法規的理解不統一、執行不同步，以致留下了很大的管理漏洞和社會治安隱患。
三、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優化社會管理應堅持的基本原則
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會管理，必須遵循六大原則。第一，法律至上原則，即堅持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性。國家行為和公民行為都在法治框架下進行，法不阿貴，法不阿權。無論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還是社團組織、中介機構和公民個人，在做決策和解決問題時，都必須遵從法律、依法辦事，違反法律必須受到制裁。第二，科學立法原則，即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以及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必須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的社會格局。第三，嚴格執法原則，即：權由法定，權責對應；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執法必須公平、公正、公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憑好惡、關系、人情執法。第四，保障人權原則，即：堅持以人為本，保障公民個人人權；規范公權，有效防止濫用公權。第五，全民守法原則。守法是全民的責任，也是全民的福祉。全民守法是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也是實現公民權利的保障。守法是應盡的義務，是維權的有力保證。維權必須依法進行，非法維權不受法律保護。第六，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任何違法行為都必須受到追究，任何人都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
四、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優化社會管理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和優化社會管理，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門自身要帶頭遵守法律，嚴格依法辦事；其次是企業等社會組織要守法經營；最后在于公民自覺守法。具體而言，應做到以下四點：
（一）完善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
要盡快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進行全面清理和修訂。一是查漏補缺，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不留“空白”，“織密”網絡，形成體系。二是明晰執法主體，解決“多頭執法”問題，防止“都管都不管”和“模糊處理”，做到權責統一。三是增強法律的“剛性”，減少自主裁量的空間，防止“隨意執法”。
（二）理清權力清單，做到依法行政。
要進一步簡政放權，將必須由政府管的事管好。一是明確劃分國中央、省、市等各級政府的事權，不越權、不干預。二是明確劃分同級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界限，不“打架”、不“空檔”。三是明確每一個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防止“暗箱操作”。
（三）嚴格落實獎懲制度，做到違法必究。
一是要抓緊建立企業誠信體系，將企業的守法經營行為記錄在案、公之于眾，并從金融、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待遇，同時，對其違法行為依法嚴懲，予以公示、以儆效尤，真正讓守法經營者得實惠，讓守法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二是抓緊建立公民個人誠信體系，對其違法行為依法查處，同時記錄在案，從升學、求職、創業、置產等方面進行獎懲，真正讓守法的公民得實惠，彰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四）要加強法制宣傳，引導全民守法。
1.1社會管理創新的信息化成效
信息化在推動社會管理創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信息化提升了公共服務水平，提高了政府部門的科學決策能力和社會服務能力，比如通過構建數字化的城市管理平臺，通過網絡系統就可以隨時掌握社會動態信息；其次提升了統籌城鄉發展水平，有效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信息技術可以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通過為農村地區安裝電話、網絡等指導農村經濟發展，了解農村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時幫助農村進行社會管理。
1.2信息化背景下的社會管理創新存在的問題
1.2.1信息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公共資源共享性差
基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員專業技術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政府部門開發信息資源的力度不夠，其主要表現在：一是政府信息資源透明度不高，基于傳統思想的影響，很多政府部門不愿意公開相應的信息，影響人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與評價，以最近網絡中出現的“多地車主向31市申請公開停車收費依據及錢款去向”為例，我國大部分地區的政府部門給與不答復或者模糊回答的方式應付，遠遠不能滿足社會對政府信息需求的要求；二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一些基礎部門仍然采取的是傳統的手工工作模式，比如對當地居民信息的登記管理仍然是采取手寫記錄，紙質檔案保存的形式，這樣的方式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國對基層信息化建設的支持力度不夠。
1.2.2政府工作人員的水平與業務能力障礙
造成政府部門缺乏信息化社會管理創新意識缺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員對信息化的認識與應用能力不足產生的：首先政府工作人員認為信息化工作會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不利的影響，將自己的工作暴露在社會公眾的監督之中，會影響自己的工作效益，甚至一些政府管理者為了獲取灰色收入而不愿意進行信息化建設；其次對信息化產生的價值存在認識不足的現象，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信息化建設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一些人員卻意識不到信息化的社會價值；最后政府工作人員存在懶政現象，他們安于現狀不愿意學習信息化知識。
1.2.3安全問題
信息化建設的最大問題就是安全問題，做好安全問題是保障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在政府部門的信息化建設過程中要重視安全問題，做好安全問題，基于政府部門的公共管理職能，導致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網絡技術手段通過網絡渠道竊取國家重要機密或者給政府部門制造消極的影響。我國政府信息化建設處于起步階段還缺乏專業的人員與技能，因此在信息安全方面還存在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2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對策
2.1做好頂層設計，建立綜合數據平臺
政府機構要緊緊圍繞創新管理模式，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原則，做好社會管理工作的頂層設計：一是要站在全局角度對社會管理工作進行科學的規劃與論證，認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制定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并且落實工作責任制度，將責任落實到具體的崗位、具體的人，從而形成科學的社會管理組織架構；二是大力構建信息技術設備，實現“省、市、縣（區）、街道（農村）”的四級聯網，并針對當前社會基礎信息與上級信息對接不暢的問題，要積極通過信息資源整合實現資源間的相互傳輸；三是擴大政府資源的共享，避免出現資源的充分建設。當前社會管理工作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實現“網格化”管理，整合社會各種資源，實現大數據的集中管理，有效解決重復建設的社會管理模式。
2.2實現政府信息公開透明，完善互動溝通渠道
隨著人們應用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我國網民數量逐漸遞增，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政府部門要加強政府信息的公開透明度，通過公開信息不僅可以緩解民政關系、化解社會矛盾，消除人們對政府工作的誤解，還可以實現公民參政問政，提高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并且為社會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議，提高政府公眾決策的科學性與利民性。具體措施：一是推行電子政務。政府部門要大力構建“網絡政務大廳”，實現社會管理與服務的一站式辦理，提高為民服務的效益，比如內蒙古通過構建社區綜合服務系統，實現了政府多職能業務事項集中到社區便民服務站辦理，擴大社區的代辦事項，大大獲得群眾的贊許；二是拓展信息化的應用范圍。政府部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積極開展黨務信息網上公開、項目投資網上公開、群眾訴求網絡上訪等，實現社會管理的網絡化管理。
2.3健全信息網絡安全防范，提升社會管理效率
基于當前政府信息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政府部門要從加強信息安全環節入手，通過有效的技術措施和制度方式構建文明、健康的虛擬社會，首先要加強對網絡市場的監管，制定完善的網絡發展規劃，營造良好的網絡使用氛圍，整個社會要充分以“中國互聯網安全大會”為契機，打造安全、健康的網絡環境；其次要加強對政務信息安全監管中心的建設，對于涉及到國計民生的社會基礎信息要定期進行安全檢查與評估，并且提高安全監管部門的設備與技術，防止被不法分子所侵入破壞；最后多渠道培養懂信息化技術的社會管理人才。高校要加強對社會管理專業人才的信息化教育，提高他們應用信息化進行社會管理的技能，同時政府部門在招錄公務員時也要加強對其信息化技術水平的考核，在滿足基本要求的同時要側重考量它的計算機應用能力。
2.4建設法治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