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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京 210096）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國學生和英語母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為調查對象，從結構和功能角度對比分析了中外大學生在英語學術寫作中的詞塊使用情況。研究發現，與英語母語學生相比，中國學生使用了更多數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的詞塊，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對“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明顯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關鍵詞 ： 詞塊；英語學術寫作；語料庫語言學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圖分類號：H310.43/.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國心理學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了“組塊”（chunking）的概念，用以闡釋單個信息集結成塊的過程[1]。這個“組塊”的概念后來被語言學家移植到語言學領域，就有了“詞塊”的概念[2][3]。詞塊（或稱預制語塊、詞塊、組塊等）是由連續或非連續的兩個或多個詞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現實性的（即使用時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經過語法生成或分析）預制語言單位[4]。詞塊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際時語言表達的地道性、連貫性和生動性。詞塊的學習能夠減少大腦處理信息時的負擔，有利于自動識別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達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語塊習得逐漸成為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
國外語言學界對詞塊現象進行了較為深刻的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國內對詞塊的研究始于本世紀初，對詞塊在二語習得或教學中的作用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經筆者綜合檢索，發現國內關于詞塊研究的文章數量穩步增長，2009年至今，研究文獻迅速增加。國內過去十年左右時間里對詞塊的研究囊括了詞塊的定義、分類、識別，詞塊與語言水平（聽、說、讀、寫）的相關性研究，二語學習者詞塊（口語、筆語詞塊）使用特點，詞塊教學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內容。上述各類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論探究又包含基于語料庫或語料庫驅動，基于教學實踐的實證研究。數十年的詞塊研究打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詞匯語法二分法的觀點，提出了以詞匯語法為其一，以詞塊為另一內容的語言習得二重模式，這是語言學研究的重大進步。
然而，綜觀國內外學術語篇中詞塊的相關研究，很多都是對比研究二語學者和本族語學者使用詞塊的差異，鮮有中國學生與英語本族語學生詞塊使用的對比研究。針對該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語料庫，通過對比分析2011-2013年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探討中外學生詞塊使用的異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兩個總字數約100萬的學習者語料庫，分別命名為語料庫A和語料庫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國英語學習者所撰寫的30篇碩士論文組成，后者則由2011至2013年英語本族語者所寫的30篇碩士論文構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為避免體裁和學科差異造成的詞塊使用方面的差異，自建的兩個小型語料庫中的文章均為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領域的英語碩士學位論文。接著，用AntConc 3.3.5w軟件提取符合條件的四詞詞塊。本研究選擇Cortes[6]較保守的20次/每百萬詞的提取頻點，并要求所提取詞塊至少分布在5個文本中。最后，根據Hyland[7][8]的四詞詞塊結構及功能分類（分別見表1和表2）對兩個語料庫中的目標詞塊進行分類，對比分析中國學生與本族語者學術寫作中四詞詞塊使用的異同點。
2 結果及討論
本小節將通過考察語料庫A和B中四詞詞塊的結構及功能分布，對比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者的詞塊使用情況。根據統計，語料庫A共有字數約521,330，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為222，形符總數為4,325；語料庫B共有字數約528,344，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為177，形符總數為3,550。由此可見，中國學生比英語本族語者在碩士學位論文中使用了更多類型和更多數量的四詞詞塊，對詞塊依賴程度更大。
表1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結構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以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的比例。根據表1，在兩個語料庫中，結構為“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詞詞塊使用較多，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種類，在語料庫B中占22.6%，在語料庫A中則多達26.1%。該研究發現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如Hyland[7]發現，碩士論文前50個高頻四詞詞塊中，“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最常見。相比之下，本族語學生更偏好介詞短語詞塊。在語料庫B中，介詞短語詞塊種類數的比例（“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與“其他介詞短語片段”比例之和）高達31.7%，而在語料庫A中僅為20.7%。值得注意的是，屬于“其他介詞短語片段”類型的詞塊“on the other hand”在兩個語料庫中都是最高頻的詞塊，在語料庫A、B中的標準頻次分別為205、214次/每百萬詞，說明英語本族語學生和中國學生一樣，對“on the other hand”詞塊依賴性很大。
表1顯示，中國學生碩士論文中“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四詞詞塊明顯多于英語本族語者碩士論文。具體而言，語料庫A中被動結構的四詞詞塊種類占9.9%，語料庫B中該比例為6.2%。這一現象似乎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Wei & Lei[9]也曾指出，同專家作者相比，中國高級英語學習者明顯使用了更多的“被動動詞+短語片段”詞塊。由表1可以看出，在兩個語料庫中，“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詞塊在語料庫A中占到3.6%，在語料庫B中稍微高一點，占到4.5%。Wei & Lei[9]發現學習者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的頻率明顯低于學者型作家，因而學習者，尤其是中國學生對于該結構詞塊的使用能力有待發展。“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性詞塊雖然數量和類型較少，但是此類詞塊可以為作者表達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態度提供很好的話語資源。
從總體上看，語料庫A和B中短語類詞塊（主要包括“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其他名詞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介詞短語片段”）的種類都比句子片段類詞塊的種類多，該特點進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即學術英語詞塊更偏短語化[9][10]。
表2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功能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的比例。根據表2統計數據，兩個語料庫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及比例從“研究主導的詞塊”到“文本主導的詞塊”再到“參與者主導的詞塊”呈遞減的態勢。這一現象與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發現一致，說明學術寫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過對于研究材料、研究過程等的清晰表達而非通過話語資源來證實自己的學術能力。同時，本研究中選取的應用語言學學科中的論文大多是基于實證數據的，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研究主導的詞塊”的高頻使用。根據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專家學者，其使用比例越來越高，該結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的使用頻率隨著語言水平的提高而顯著增加。據此，中國學習者及英語本族語者都應當提高本文意識，同時注重讓讀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顯示，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導的詞塊”的五個小分類中，語料庫A和B都使用了很多類型的“描述詞塊”，該類四詞詞塊種類數在語料庫A中占到22.7%，在語料庫B中占到19.8%，遠高于“時間、地點詞塊”、“過程詞塊”、“量化詞塊”及“和研究話題有關的詞塊”的比例。這說明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在學術寫作中都特別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境等信息，體現自己研究的客觀性。相比而言，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該類詞塊的使用。語料庫A和B中“文本主導的詞塊”比例差不多，分別是22.5%和21.5%，差異主要體現在每個小類的數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細觀察可以看出，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最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但是中國學生“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種類數明顯低于英語母語學生，而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對“觀點、態度詞塊”的使用上。這說明，英語本族語者使用了更豐富的詞塊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評價。
3 結束語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中國學生2011-2013年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比同時期的英語本族語者碩士學位論文使用了更多數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同英語本族語者相比，中國學生2011-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中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是“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明顯較多，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一樣，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強。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現為：中國學生較少使用“觀點、態度詞塊”明確自己的立場、凸顯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詞塊功能小類上，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描述詞塊”的運用，來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境等信息，強調自己研究的客觀性。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較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
中國學生在詞塊使用方面，和英語本族語者還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議外語教師使用基于語料庫的教學方法，促進學生更好地認識和使用詞塊。
注釋：
①結構類別8是本研究加進去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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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rtes, V.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4,23(4): 397-423.
[7]Hyland, K. Academic clusters: Text patterning in published and postgraduate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a, 18(1): 41-62.
[8]Hyland, K. As can be seen: Lexical bundles and disciplinary variatio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8b, 27(1): 4-21.
【關鍵詞】大學英語老師 引導 跨文化交際 避免 跨文化沖突
【中圖分類號】H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11-0089-02
一、總述
英國民族學和人類學創始人泰勒（E.B.Tylor）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The 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提出了：“文化或文明是一種復合物，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習慣。”可見，不管是東、西方文化都涉及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而這種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進行的思想、行為、語言、非語言等方面的交往稱為跨文化交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實際交際中，人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語言、信仰、生活習慣、價值觀念、行為規范、道德標準及文化心理都有著極大的差別。中國學生由于對英漢民族文化習俗了解不多，導致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誤解，造成交際障礙，交際就會顯得別扭，“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往往發生。
所謂“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國人類學家奧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是指一個人進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環境時，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會交流的符號與手段而產生的一種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懼的感覺。“休克”本來是指人體重要功能的喪失，如身體失血過多，呼吸循環功能衰竭等。但是，當一個長期生活于自己母國文化的人突然來到另一種完全相異的新的文化環境中時，其在一段時間內常常會出現這種文化休克的現象。
語言學家艾奇（Edge）曾經說過：“人們通常并不介意外國人所犯的語法錯誤，但對于在社交場合所犯的錯誤（social mistakes）卻無法諒解。”可見，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學習跨文化交際，盡量避免中外跨文化沖突或是跨文化語用失誤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二、大學英語老師引導學生了解、理解和掌握西方國家的價值理念、基本習俗是避免跨文化沖突的基石
在跨文化交際中，每個國家、民族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造就了其特有的民族性格。美國人不拘禮節、歐洲人重視稱謂、德國人喜歡直截了當，英國人性格相對保守并且講究禮儀，澳大利亞人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英國人的性格但是更趨于開放。因此，在與其交往的過程中應該采取具體交往對象具體對待的原則。但前提是必須了解他國的基本習俗，否則在跨文化交際中就會出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處處出錯的尷尬局面。
（一）東西方價值理念的不同。西方社會主要受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學影響，相信世界是直線的（a line）和可控的（controllable），因此西方人非常崇尚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人們推崇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實現個人利益，并且認為個人利益至高無上。而東方主要受到孔子（Confucius）學說的影響，認為世界是個圓（a circle）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constantly changing），所以中國社會一直推崇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追求個人的發展被視為嚴重的個人主義，必然受到社會的譴責。因此，大學英語老師要引導學生在遇到文化差異時，首先要充分考慮到東西方國家不同的價值理念，參照他國的理念與其進行不卑不亢的交往。
（二）西方各種不同的習俗都是源于其不同的價值觀念。民族習俗是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社會心理和道德傳統的反映和體現，它具有陶冶情操、規范行為、維系良好的人際關系的功能。它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問候習俗、介紹習俗、送禮習俗、拜訪習俗、宴客習俗、隱私習俗及禁忌習俗等等。
1.社交習俗：首次見面握手是一個很自然的動作，而歐美人更習慣擁抱。講話時眼睛看著對方，在英美被認為誠懇、誠實；而眼睛到處亂看，會被認為是狡猾、不誠實。Never trust a person who can’t look you in the eye.而黑人則略有不同，他們說話時眼睛盯著對方，聽話時卻東張西望。“OK”的手勢在美國是表示“成功”而在巴西是“”的替代語，向某人做這一手勢是指某人作風不檢點。
2.隱私習俗：如果你對一位英國朋友說：Are you married？ How much is your salary？你就不要指望英國朋友有什么友好的回應，因為在他看來，對你這種毫無禮貌地打探個人隱私的人是不必理睬的。
3.宗教、飲食習俗：在接待外賓中，要根據被接待的民族特性、等來配菜。如來者是伊斯蘭教徒你千萬不要上豬肉，是印度教徒你一定不要上牛肉。很多英語國家的人們忌吃各種動物的頭、腳、內臟，忌吃狗肉、蛇肉等。不要試圖勸說對方多吃，更不能給對方夾菜，而是以賓客自主為益（Help yourself…）。
4.送禮習俗：送花忌送雙數，忌送白色，因為他們被看作是厄運的征兆或死亡的象征。日本人不喜歡荷花，意大利人討厭。
5.顏色習俗：紅色在西方的反面含義是專橫、暴躁和傲慢；在美國黃色有期待、懷念和思慕遠方親人歸來的意思；藍色的反面含義在一些國家是抑郁、悲哀、空虛陰冷的意思；綠色是穆斯林教徒最偏愛的顏色因為它象征生命、青春、活力和希望。
另外還有稱謂習俗、數字習俗、動植物習俗等等。總之，掌握各個國家的民族習俗，對避免跨文化沖突起到了直接的基石作用。
三、大學英語老師要引導學生總結詞句、短語及習語等在西方國家的不同用法以避免尷尬的境地
大學英語老師在英語教學中對詞句的介紹，一般就只講其基本用法，有時講了一詞的多種用法，可是學生沒有具體的語境練習，久而久之便拋于腦后了，然而這樣的一詞多意在跨文化交際的中卻屢屢出現。筆者在公派去澳洲留學之前對澳洲文化也不是特別了解，所以在寫給澳洲很多大學的自我介紹中用了一個詞“naughty”來描述自己有時有點“頑皮的、童心未泯的”性格。結果到了澳洲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并不只是詞典里“頑皮的、淘氣的”，而是“性感的、不聽話的、不守規矩的”。怪不得筆者給澳洲各大學發了那么多的申請信都石沉大海，估計人家還以為她生活作風不檢點、道德品德有問題，在試圖“勾引”他們呢！筆者曾在澳洲遇到了很多詞同義不同的尷尬局面。大家都知道“pink”在英語中是“粉紅色的”意思，但是卻被澳洲用在公共廁所里，表示女性月經期所用的衛生巾及部分人注射用的針管等必須丟在指定的箱子里。筆者非常困惑，于是向其男性導師討教，最后造成自己當面想鉆地洞的難堪局面。筆者有一次想對導師說“It’s my honor.”（是我的榮幸）但由于口誤說成了“I’m a honor.”（我是一個處女。）以至于導師大笑，筆者還癡癡的全然不知道導師在笑什么。
這樣的尷尬例子在異國實在是舉不勝舉，筆者無法在這有限的空間內向大家展示太多的由于跨文化交際導致的同詞不同意的用法，只是想用這些例子提醒廣大大學英語教師在教學中應注意引導學生不要片面地只學詞的個別意思，而應該多查閱課外資料，多形式多渠道學習英語；同時，大學生也要充分利用英語原聲電影、收聽外語新聞、報刊雜志、英文歌曲、英文原著、賞析地道的英語廣告、各種地道的英文標語等，并盡量參加有外籍教師主持的英語角等切實有效的途徑來學習英語，尤其是涉及到的跨文化，以避免不同的尷尬局面，在跨文化交際中如魚得水。
四、大學英語老師要引導學生掌握、處理西方國家的禁忌，并學會用委婉語來緩沖跨文化交際的沖突
禁忌語（Taboos）發源于波利尼亞湯加語，意思是“需要極端注意的事情”，也可以被寫作tabu或者是tapu。禁忌語主要使用在宗教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而不能直接說出來的場合。
很多動物在跨文化交際中都屬于禁忌的范疇，如：bat（賤婦，丑女、），chicken（見面熟的年輕女人），hen（愛管閑事或嘴碎的中年婦女），cat（惡婦、包藏禍心的女人）等。英國人也不要自以為是地恭維某位中國人是gay dog（快樂的人）、lucky dog（幸運的人）或old dog（老手），因為中國人誰也不會高興自己是一條“狗”（dog）。因此人們在說話的時候都會盡量避諱運用這些詞。
委婉語（Euphemism）一詞發源于希臘語，意思是說好聽的話，古希臘人在祭祀時，都得講吉利話，即使用委婉語。禁忌語和委婉語常常有緊密聯系、相互水融的。不能說禁忌的東西自然就有了委婉語來替代。例如：
人們忌用skinny（瘦骨嶙峋）而說slim 或slender（身材苗條）。說plain？鄄looking（長相一般）而不用ugly（丑陋、難看），忌說crippled（瘸子）、blind（瞎子）、deaf（聾子）、dumb（啞巴）等而統稱為the handicapped or disabled（殘疾人），在美國，沒有了poor people（窮人）而只有low？鄄income group（低收入階層），沒有了prostitute（）而出現了woman of the street， street walker， fancy woman， girl， girlie， call girl， joy girl， working girl， lady of pleasure等等避諱的稱呼，由此可見，隨著人類社會向更文明的社會的進步，各國人們觀念的更新，具有時代性、民族性的禁忌語、委婉語也在更新，解決的唯一途徑就是：“入境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
五、大學英語老師在跨文化交際教學中應如何引導學生及應該注意的問題
大學英語教師針對大學生特有的特性，對其可以采取漸進式、啟發式、交流式、示范式、比較法、融合法、注解法、實踐法、專門講解法、文化講座法、利用圖片展示法、布置學生查找法等進行正面引導。
（一） 教師自己首先要轉變教學觀念，以動態的、發展的觀點來對待文化內容，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充分認識到跨文化交際教學的重要性并把其放在一定置；與此同時，教師自身要博覽各種有關跨文化交際的資料，力求做到文化教學的實用性、系統性與全面性。
（二） 教師要引導學生在跨文化交際中注意個人的儀容儀表、言談舉止、眼神表情等形象，盡量做到“入境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尊重隱私，，信守約定，熱情適度，謙虛適度，不卑不亢，愛護環境。
（三） 教師要重視對學生非言語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注意示范和糾正學生在跨文化交際中不規范的面部表情、視線接觸、站姿坐姿、舉手投足、服飾打扮等等。拓展學生的跨文化知識、提升學生的跨文化素養，從而獲得跨文化的敏感性。
廣大英語教師在面臨繁重教學任務的嚴峻考驗的同時，要擠出寶貴的時間來向學生們傳授跨文化交際的“額外知識”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然而作為現代語言教育者，我們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而現代語言學家把交際能力概括為“什么人，在什么場合，在什么條件下，對誰，說什么，怎樣說”。 這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文化問題。美國語言學家Saplr則把文化定義為“一個社會的所為所想……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
因此，大學英語老師要創造各種條件，積極引導學生學習英語跨文化交際，盡量避免中外跨文化沖突，從而達到跨文化交際中的泛文化培訓（culture？鄄generaltraining）和定文化培訓（culture？鄄specific training）。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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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美瑜 淺談大學英語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意識http：///？i93910
關鍵詞:地方本科院校;比較文學;教學改革
中文是我國普通高等教育中歷史悠久的傳統學科。由于其厚重的專業基礎、廣泛的就業面以及相對固定的社會需求量，成為地方性院校普遍開設的專業。然而，隨著許多地方性本科院校開始放棄傳統的精英大學發展目標，選擇了多學科性、應用型大學發展之路，傳統中文專業課程教學亟待進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為社會服務，為實踐服務，培養中文應用型人才。面對地方本科院校當今的轉型發展之路，如何在教學中將必可不少的理論與時代需求相結合，就成為中文專業教師普遍面臨的困境和迫切解決的任務。
一、比較文學本科課程教學現狀與反思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較文學正式作為一門課程進入我國高等教育的課堂。縱觀現今比較文學的本科課程，無論是教學目標還是教學內容，都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正如陳惇所言:“隨著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各校開設的課程也與以往不同。除了講比較文學原理的課程之外，還有作家作品的比較研究、文學類型的比較研究、文學思潮的比較研究、比較詩學、中外文學關系史、跨學科研究等，確實比以前豐富多了。”［1］造成比較文學在教學目標、教學內容等方面多樣化發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決于各學校在具體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進度、教學大綱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這種多樣化又是沿著三個方向在演變:一個方向是繼續講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第二個方向是比較文學理論體系中的某一個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學關系史、比較詩學、跨學科研究等，它們本來屬于比較文學理論體系的一個部分，現在把它們單獨分離出來，自成一個專題，進行深入的探討;第三個方向是把比較文學與其他學科結合起來，或者說是有意識地運用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種學科的某個專題。［1］而對比較文學本科課程的教學內容，學界有多種看法。有學者認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較文學本科課程的最好形態，是將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外國文學史的內容，與現有的比較文學相關理論探討與方法講解結合起來，以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為主的種種現象方面的內容來充實現有的比較文學教材與課堂，讓比較文學課程教學內容更加多樣化、綜合化、‘文學史化’”。［2］還有學者認為“比較文學本科課程要輕概論，而重在講具體案例”［3］。持后一種看法的不只一位學者。有學者因為在本科階段進行的比較文學課程教學實踐中，“教學的實際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學生在學完學科的基本理論知識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較文學，學習本學科有什么用，比較文學的論文應該怎么寫”，所以主張比較文學“課堂教學的內容重點就不再是對純學科理論知識的學習，而在于具體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學習，包括比較文學的基本類型和研究方法，文學范圍內比較研究的領域，以及每一種研究方法應該怎樣去操作等”［4］。針對上述教學目標演變的三個方向課程安排各有特點與優勢，但都有不足。全面講授學科原理的課程易失于枯燥晦澀，專題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較詩學等課程雖長于專精，但有失廣博與系統，與其他學科結合的課程如“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現代主義”“魯迅與中外文化”“俄國文學與中國近現代文學”“中西戲劇比較”等課程針對性強，但也因為專精，容易失卻比較文學的學科特色。
二、比較文學教學建議
(一)堅持理論與實例教學并進
在堅持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原則之下，既要講授比較文學作為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實例的介紹。學科的基本理論介紹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經過一學期的學習，作為初學者，學生能掌握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學科歷史、學科特征、學科研究范疇等具有完整性和體系性的知識。另一方面，從比較文學本科階段的培養目標來看，如果將學貫中西從事高級研究的人才培養作為比較文學本科教學的培養目標并不現實，因通過大學四年級一個學期幾十個課時的教學就能讓學生一躍成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專家未免不切實際，而幾十個課時的教學讓學生對比較文學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較文學研究意識和較為開闊的比較視野則是有可能實現的。有學者主張“比較文學課的主要內容則大致可分為三大塊:一是比較文學的概念原理和規律;二是比較文學的歷史，包括中外比較文學的發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動態;三是比較文學的研究策略和方法。這三塊內容中，第一塊和第二塊是較固定的內容，更多的屬學理知識，同時也因比較文學歷史較短而容量較小。第三塊既是學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實踐意義，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內容的選擇往往受到教師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課時長短的影響，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隨意性”［5］。筆者對此分類非常贊同。實際上，這三塊內容較好地將理論講解與實踐操作結合在了一起，一并考慮了本科課程設置的規范性與高校教師授課的個性化特點，既有相關的概念原理、學科發展歷史的介紹，又有研究方法與研究實例的詮釋，精專與文博兼而有之。當然，在實際操作中，因為課時有限，內容安排過多并不合適，以上三塊內容還是應該擇其重點，合理分配比例。簡之，教學對象、教學目標的不同決定了教學內容的不同。在設計與選擇比較文學本科階段的課程教學內容時，一定要將其與研究生階段的教學內容進行區分，本科階段主要是為了普及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礎知識，自然應當側重前兩塊內容，而研究生階段則重在提高學術水平，可以進行一些專題性的介紹。
(二)堅持課堂講授與討論結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較文學的本科課程教學，在教學方法上應堅持講授與討論相結合。因為教學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學內容、教學目的來決定。比較文學本科課程堅持理論與實踐兼備的教學內容決定了教學方法中需同時采用講授與討論兩種方法。對于那些理論性強的名詞術語、概念、學派觀點應由教師進行細致分析與解釋，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師一言堂、滿堂灌，教師應適時地舉些例證或者提出問題啟發學生進行思考，讓學生運用所學的方法嘗試著進行分析，以期養成研究的習慣與思維方式。為了取得更好的討論效果，最好由教師提前布置好題目讓學生準備，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論之有效。比如在比較文學中關于“形象學研究”講授時，筆者發現同學們往往對“他者形象”特別是隱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難度，為了讓學生們更好地理解形象學的研究內容和對象，在老師對相關概念進行講授之后，以討論的形式，組織學生們親自閱讀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課堂中分析討論“作者是如何塑造異國異族形象”“塑造異國異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問題，讓學生們在討論中體會和理解“形象學”的相關理論知識，讓學生在實踐中驗證理論，在理論中培養實踐能力。
(三)充分體現比較文學專業特點，做好跨界融合
比較文學是一門新興學科，“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及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例如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換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6］。因此，比較文學具有跨文化、跨學科的特點，所以，在進行本科課程教學時必須堅持其“跨”的特點，要跨越單一的文化背景和學科背景，達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謂跨界融合的第一層意思是跨對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學內容的比較研究與講授，又要做好文化現象的比較研究與講授。當然，文學作為學科的出發點，其內容所占比例應相對高于文化現象的講授比例。在文學類關于中西方詩歌異同的研究與講授中，除了要對詩歌這一文體在中西方的差異進行分析外，更重要的還需要引導學生從文化差異的角度來思考分析導致中西方詩歌差異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層意思是跨學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與中國古代文學、外國文學、現當代文學等學科在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區別，又要及時吸收這些學科的新理論、新觀念和新成果。一般來說，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晚于中國文化概論、文學概論、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等課程，此時的學生已有了較為系統的中國文學史知識和外國文學史知識，這樣在比較文學課程教學時教師既不是炒冷飯，重復介紹，又可以充分引導學生利用所學的知識進行比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層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國與外國的比較。中國的比較文學無論在研究還是教學方面都應該立足于本民族，從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出發進行中外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對話與溝通。也只有在對別國文學、文化的觀照中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國的文學與文化。這一點正如學者嚴紹璗所說:“一旦把這種跨文化的立場變成自己的學術觀念和方法論基礎，我發覺自己對從前擁有的關于中國文學和東亞文學的各種知識產生了不少躁動不安的情緒，即時常懷疑自己已經獲得的知識的真實性價值。”［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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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詩經》是中華民族的元典，至今仍有研究的價值。兩千多年來的《詩經》研究形成了《詩經》學，今天研究(詩經)應有新的視角，如文化學的視角、原型批評的視角、比較文學的視角、新的倫理學視角，以期在傳統研究延續的基礎上有新的發展與突破。
由于中華文化自身傳承的固有特點，《詩經》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己遠遠超出了一部詩集的范疇。雖自先秦以降，經歷了文獻載體的變遷和文字異形、語言異聲的變化，但世人對這一中華元典的探究卻從未停止過。《詩經》的學術研究，已經形成了一種“史”的過程，完全可以構建《詩經》學術史，形成專門的“詩經學”。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既要掌握《詩經》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也要善于總結其不足和失誤，在新的視角和高度上去探索這一重要元典的當下意義。
一
首要的問題是，研究《詩經》在今天還有意義嗎?研究的題目是否早就做完了?我們先不講《詩經》作為認識古代社會和研究古代歷史的文獻學價值，單就其創作藝術及文學功用而言，它不但對中國詩學體系及創作精神影響深遠，而且對今天詩歌學的發展及文論研究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關懷民生，貼近生活，批評社會黑暗，追求人類理想的精神也已經縱貫古今，積淀為民族文化意識。朱光潛先生在《中國古代美學簡史》一書中說:“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大半是圍繞《詩經》而作的評論和總結。”不但中國文論體系深受《詩經》的影響，我國的文學創作體系及詩性言說特征等，也都與對《詩經》的文化闡釋、接受、傳承的連續機制密不可分。從《詩經》研究史中可以考察出中國文論的基本精神、生成特點，言說方式、思維特征等諸多內容，是解答古代文學及文論“然”及“所以然”的重要途徑。馮天瑜先生在其《中華元典精神》一書中首次系統闡述了“元典”的概念，“只有那些具有深刻而廣闊的原創性意蘊，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歷史上長期發揮精神支柱作用的書籍方可稱為‘元典’。此之謂元典，從發生學的角度說，即為一種本源意義的哲學文本或者詩性哲學，是其他闡釋文本的元語言和元符碼。《詩經》是中華精神的元典文化，具有元典詩學精神，體現的是一個民族未被異化的元型文化，它對于民族文化在當代的發展，對于挽救價值迷失和重建價值秩序，克服后殖民主義文化侵襲造成的民族失語危機，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很強的時代意義。詩經研究的歷史是觀念更新的歷史，開放的多元研究是必由之路。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其合理內核，使其文化精神的原創性轉變為當下性。
所以，《詩經》己不單純是一部古老詩集，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元典，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現在，許多國家的世界文學教材都介紹《詩經》，更有許多國外學者在研究《詩經》，《詩經》已成為一項世界性學術研究。詩經學的研究范疇已大大拓展，呈現出多元的研究模式，從傳統的注釋、考據、點評到今天的社會分析、藝術比較研究，新方法新視角不斷涌現，研究的題目只會越來越多。中國現代詩經學是對傳統詩經學的繼承、革新和發展，《詩經》是文學作品，我們可以進行文學、文學史和文藝學的研究;它是歷史資料，我們可以進行文獻學和考古學、歷史學的研究;它是先秦漢語的代表，我們可以進行文字、民俗學的研究。此外歷代研究中的許多錯誤需要澄清，許多尚未解決的疑問巫待研究解答。系統論述《詩經》對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化影響的著作還很少，高質量提高型的《詩經概論》還不多見，嚴謹的歷代研究概況及基本史料和研究性史料的編輯仍需要學者的努力，還有國外研究動態，詩經研究的反思與展望等等。
二
是否可以以二十世紀為界把《詩經》研究史分為兩個部分，即二十世紀前的經學史階段和二十世紀的現代研究階段。經學史階段主要把《詩經》當作闡述封建統治思想的經典，中間雖有漢學、宋學代勝，不乏對中國詩學體系的闡發，卻終囿于經學派系之爭的藩籬。而現代研究階段最大的成就是《詩經》作為周人抒情言志的文學文本進入了欣賞和研究的視野。故而，探討《詩經》學研究的成果與不足亦可以從經學期和現代研究兩方面談起。
《詩經》的詩教理論體系形成于先秦.，從孔孟到荀子完成了《詩經》儒家文學觀的莫基。漢魏六朝文學繁榮，文論勃興，《詩經》一度成為討論創作及藝術表現方法的關注焦點。到初唐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問世，則標志著漢學各派的統一。隨后朱熹的《詩集傳》集中了當時訓話、考據的成果，成為宋人集大成的著作，中間初步涉及了《詩經》的文學特征，注重思辯學風。清代于明代音韻學和名物考證基礎上，把考據學推到極致，對《詩經》的文字、音韻、訓沽、名物進行了浩繁的考證，直到王夫之的《詩譯》，討論《詩經》文學成就才開始變得堂而皇之。不難看出，二千余年的《詩經》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層面上:一，關于《詩經》的性質、時代、編訂、體制、傳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關于各篇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研究。三，對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韻、訓話、名物的考證研究以及校勘、輯佚等研究資料的研究。《詩經》傳統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倫理意識的注疏考據，固守“疏不破注”的教條，嚴重束縛了學術拓展。“以《詩經》為對象的詩歌理論，或稱之為詩經之學，與傳統的廣義文學概念和政治、倫理功能相聯系，成為一種經學化的文學理論。”經學期的《詩經》研究多停留在探討前人得失的基礎上，述而不作，少有新的突破。長達兩千多年的附會和衍說，造成了學者“知有經而不知有詩”，穿鑿附會的流毒于今尚存。《詩經》成了政治倫理道德教科書，甚至標舉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地步。加之歷代師法家法，門戶之見，“詩之所傳，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明知有誤也要堅持不改，并且多為掩飾，造成謬種流傳。此外，以史證詩也被濫用，很多人利用史實隨意穿鑿附會。崔述在《讀風偶拾》中說:“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舍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即為共叔，稱仲即為祭仲，情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復字叔，鄭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復字仲乎?”。微言大義者以理說詩，把愛情詩說為“奔之詞”，把自己認為“無益之詩”強行刪去，都到了令人瞳目的地步。劉散批評煩瑣的危害說:“分文析義，煩言碎詞，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披露說:“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五四后的《詩經》討論中，尚且有人為了《靜女》一詩的主題及細節，發文多達十幾萬言，爭論什么是“彤管”，什么是“黃”，董作賓竟為此編制了一幅《茅氏家譜》來說明一個“黃”字，可謂極致。可見煩瑣的考證成為研究的通病。
二十世紀以降，新方法科學思路隨西學東漸，《詩經》研究掀開了新的一頁，學者們引進西方相關學科，首先用歌謠觀點實現了《詩經》由儒家經典向文學研究對象的轉變，并且對《詩經》中人性、人情、人道精神和藝術成就給予相當關注。尤其可貴的是學術思維更加辨證，中西貫通的學術格局初步形成。在這方面，王國維、、聞一多等大師導流于前，研究主體由封建士大夫轉變為具有世界眼光的現代型知識分子。王國維創立了文獻—考古相結合的學術研究“二重證據法”，聞一多首開用民俗學研究《詩經》的新路。民俗作為獨特的社會心理，具有文化的延續性和繼承性，屬人類學范疇，是我們透視《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狀況的有效視角。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靜止片面理解關于文學藝術的理論，以政治實用主義作為方法論和批評標準，甚至是庸俗社會學批評，曾一度窒息了學術的發展。新時期以來，《詩經》研究異軍突起，國外理論及批評思潮對其產生了深遠影響，如形式主義，新批評等注重文體內部結構的方法，原型批評方法以及文化人類學方法，另外還有文化分析、文化闡釋、文化詩學、文藝文化學、民族學、神話學等方法，一時難以盡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葉舒憲、傅道彬等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理念，即精神形式的考古研究，逐步形成三條解讀《詩經》的有效途徑:原始與現代相結合，中外各民族相比較;共時性和歷時性方法并重;文化方法、心理方法和文學本體方法相結合。同時，我們也發現，很多學者研究內容基本雷同，少有新意。普及型的今注、今譯、簡論、概論等著作已是疊床架屋，而從宏觀上研究《詩經》文學成就，觀照其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影響的著作很少出現。這些都顯露出研究的自發性傾向和缺乏宏觀規劃的盲目性。如今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學術研究也進入了跨學科、跨文化研究的新時期，史料集中，檢索便捷，地下新史料不斷發現。我們應該運用新方法，開拓新領域，努力把《詩經》研究提高到一個新層面。 三
詩經學是一門古老的學術，實現這門學術研究的現代化是歷史的必然。為此，必須進行研究觀念和方法論的更新。比如:
(一)文化學視角.作為中華文化元典的《詩經》，其內容包括了哲學、政治、歷史、倫理道德、禮儀制度、文學藝術等等方面。就其文學性而言，它是言志的，是表達人的情懷的，是抒發作者思想感情的，它需要有靈感的萌發，有美麗的言辭，有豐富的比喻和想象。《詩經》作為中華民族最初的詩，其文學性是蘊涵在原始宗教神學母題中的，只是“在藝術的功能上履行著宗教的使命”。從中可以發掘先民關于宇宙、社會和人生的終極性問題的思考。《詩經》構建了一個具有原創意義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軸心，形成了與西方迥異的價值文化體系和精神心態。應該說，《詩經》研究中這一人文價值關懷是長期缺席的。《易經·.系辭》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含義就在于它是異于自然界的一整套倫理性的法則和秩序。比如關于“興”這一重要內涵的傳統闡述，主要有兩類，一是倫理意識的，一是頗近于文學范疇的。前者如鄭玄的“美刺”說，劉艇的“記環譬以托諷”，鄭眾的“托事于物”，皎然的“取義”說等;后者如孔安國的“引譬連類”，王逸的“引類譬物”，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等。奠定中華文化心理結構的基本上是儒家的“不以規矩不成方圓”的實踐理性精神和道家“任自然以得天真”的天人合一精神，而“興”的意義就在于其融合儒道，成為生命美學的范疇。潘知常先生指出:“我們的美學研究最大失誤就在于固執的堅持從主客關系的角度出發去思考美學問題，不論是反映論美學，還是實踐論美學，都是如此。”其出發點或許和《詩經》對現實強烈關注、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樂觀精神有神似之處。“文學是文化的一個子系統，文學的發展終究受制于文化模式，而文學又是文化的載體，文學對文化具有超越功能。”“使二者形成相互轉化和提升的良性關系。”所以從文化視角出發，建立《詩經》研究的文化視界應該是符合實際而且較為迫切的。
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維和體用不二的哲學觀念使文化和文學密不可分，在這種文化觀念統攝下，文學往往處于器用層面上，其獨立品格的形成使它與上述思維方式和哲學觀念的抗爭中形成了巨大張力和韌性的發展。同時，雜文學的觀念使文學具有極強的開放包容性。“把文學置于文化背景中考察，既不是新路，也不是什么捷徑，既不是蘇聯模式的作家作品分析，也不是傳統的知人論世，而是真正意義的歷史文化的考察”。
(二)原型批評的視角.榮格修正了弗羅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創始“分析心理學”，把潛意識改造為原型研究方法論，對現代文學批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也澤及到對《詩經》的研究，并且不斷升溫。榮格認為:自原始社會以來，人類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經驗，長期積累就成為文化積淀，存在于人們共同的潛意識深處，成為文藝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原始意象”。這些原型，主要表現在神話、傳說和遠古儀式中，考察原型，可以從宏觀上把握各種文藝現象的相互聯系，總結文藝規律。哈曼說，“詩是人類的母語”。格爾哈德。霍普洛曼說，“詩在詞匯中喚起對原始語詞的共鳴”。《詩經》作為元典詩學，大部分詞匯潛存著深層母語結構中的原型意義，因而詞匯本身也便是具有元語言意義的“原始意象”形式。赤家忠認為，《詩經》中的“原始意象”與“興象”有密切的聯系，而且含有宗教的文化蘊含。因此，《詩經》的原始意象形式主要表現在起興之物的語詞，“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起興之物在先民的觀念里具有文化含義的蘊涵，賦予了一定的意識形態，是先民整體宇宙觀念和社會觀念的具象化。這就是孔子主張的“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根本原因所在。無論是宗教還是神話，都是最初的哲學，這種混沌式的哲學思維下的起興之物的文化內涵，在我們今天看來則具有一種象征意義，而且這種象征意義往往具有闡釋的含混性和歧義性。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道德律令和倫理意識的存在，《詩經》的意象具有獨特性，即被賦予一種比喻意義、道德意義和歷史意義，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真正的象征意義。因此，從“原型批評”的角度闡釋《詩經》的原始意象，一方面是要消除強加的道德觀念和政治意識，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從文化闡釋角度解讀《詩經》。榮格在研究了大量的先民神話以后，提出了“集體無意識”的概念，指出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心理模式，顯現形式便是“原始意象”。榮格還指出，“對原始人來講，只見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夠的，這種外界的觀察必須同時也是一種心理活動，就是說太陽運行的過程應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運，而且歸根結底還必須存在于人的靈魂中。”闡釋《詩經》的原始意象，要注重心理分析和原型批評的有機結合，即情感本體、心理本體和文學本體批評的相輔相成。
關鍵詞：小教語文專業；課程設置；對策建議
隨著知識經濟的出現，教育國際化趨勢日益顯著，培養具有高學歷的小學教師、優化教師隊伍建設已成為基礎教育改革與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改革的需要，基礎教育不斷得到探索與實踐，其中把小學教育專業納入高師教育體系中的一個新專業是很有建設意義的。而小學語文專業作為小教專業的一個分類，既有小教專業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即工具性、人文性和基礎性三者為一體。因此，小學語文專業課程落實的程度直接決定著教育成果價值的高低，接下來就本專業課程設置的感受提出自己的見解。
一、小學語文教育本科專業在課程設置中存在的問題
1.培養目標的多元與錯位
小學語文教育本科專業的培養目標在各個高校中集中體現多元化的取向，又因語文學科的豐富性和經驗性，其多元取向更為突出。表現為：學校希望我們既是專才，又是通才；既是教師，又是管理者；既是專業能手，又是科研專家。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大家認可該專業培養的人才是多項全能人才。毋庸置疑，這其中應然狀態的主觀意圖是好的，可實際效果往往是不易落實的，小學語文教師“多面手”雖是普遍的共識，可僅僅靠大學四年的時間是完成不了的，學院課程設置五花八門，可如果每一門都淺嘗而止、泛泛而學，毫無重心，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也沒學到。其專業目標培養的錯位就在職業與崗位的混淆中就能體現出來。教師是一種職業，而管理者、校長體現的是崗位，是在從事教育工作中成長出來的。就如同沒有出現過總統、總理專業一樣，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培養目標應避免拔高、懸空，應注重基礎素質和技能培養，立足于培養適合地方教育發展、合格而優秀的一線教師。
2.課程設置中的二元對立
小學語文課程設置的二元對立集中反映在課程設置模式和課程設置結構方面。課程設置模式主要有分科和綜合兩個方面，課程設置結構存在學科專業課程和教師教育課程的分歧，相對應地，分科設置模式趨向學科專業課程，綜合課程模式趨向教師教育課程、多學科專業課程的融合。比如，我們學院開設了文學概論、比較文學、中外教育簡史、小教語文教材分析、數學實驗等課程，可以看出有些雜亂，這樣的實踐結果卻是趨向于教師教育課程的，淡化了自己的專業；而趨向學科專業課程的，遠遠不如中文系、教科院等專業培養的質量，不論是在課時的多少還是在學習的深度上都遠遠達不到中文等專業的水平。由此也導致了學生繼續考研深造和就業的沖突，因為課程的設置既不利于學生考研，就業所要求基本的教師素質也有欠缺，因此，許多學生迷失在專業定位的十字路口陷入兩難抉擇。
3.課程設置在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水平上游移
從高等教育視角來看，同教育學專業和其他專業相比，小學教育本科的學術性水平和學術標準要求與大學本科專業學術水平的要求產生了較大的距離，而小學語文這樣一個基礎性的學科，其學術開發的潛力與目前的學術研究形成了矛盾，因此配套的小學語文教材不明確、不細化，處在一個學術性與實踐性的尷尬境地，造成學生在知識結構和體系方面的缺陷。專業培養目標游移在學術性和實踐性的天平上，導致了課程設置在學術性和實踐性上的游移，這對我們專業的建設和自身發展是一個挑戰。在小學語文教育培養計劃中，教育見習和實習是8～10學時，對師范性的體現是不夠的，而教育類課程的開設，如，中外教育簡史、兒童發展與心理學等，又無法與教育學專業相比，只是淺淺而學。同時部分內容在課程中重復出現，如，德育的內容在教育學、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學、小學教育學上反復出現，這不僅造成資源浪費，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小教專業基本學科知識范圍的一種泛化，缺乏對教材的系統整合。當然，社會與時代的發展對小學教師的整體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學教師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者，也是與學生共同成長的個體，并且在課程研制、教學研究、文化創造等方面將肩負著越來越多的職責。但高等教育該如何培養這樣的人才是未來教育工作者應該思考的一點。
二、小學語文教育本科專業課程設置的對策建議
1.明確課程設置的基本取向，處理好基本取向與多元取向的關系
小學語文教育本科專業的課程設置的基本取向是培養高素質的小學語文教師。課程的設置必須反映小學語文教師思維素質要求、小學生發展的要求和語文學科自身的要求。有些基本教育理論課一定要學扎實，只有形成正確的教育理念，把握和了解教育規律才能獲得更高的教學技能，才能從事更高層次的教學學術活動。鑒于小學語文學科的特殊性并且絕大多數小學語文老師又肩負班主任的工作，課程設置也應該相應地體現此類工作的需求，培養未來語文老師的組織、管理、協調班級的能力以及與學生溝通的能力，為將來造就小學語文教師專家、優秀校長奠定基礎。但是課程的實施還需要有相匹配的教材，因此，加快和完善小學語文本科教材的開發也是十分重要的。
2.妥善安排課程設置的順序，提高課程的質量
課程的編排內容不僅遵循其本身的邏輯體系，還應符合學生的認知發展的心理規律，使學科的知識結構與學生的認知結構相匹配。小學語文專業本身就是一個邏輯性、系統性很強的學科，例如，語文教學中的拼音、識字寫字、閱讀與習作、口語交際等在小學不同階段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整體呈螺旋上升的趨勢。同樣的，小學語文本科專業的課程安排也應謹慎，例如，先給學生開設中外比較文學課，再開設外國文學課，只會讓學生一時感到知識體系脫節和混亂，也打亂了原有的知識結構和體系。針對部分內容在不同課程中的反復出現，教育主管部門及開設此專業的高校，應深入小學教育一線與教師共同研發具有針對性的、反映小學生發展規律的小學語文教育課程。
3.采取“走出去”“引進來”的方式，加強教育實驗課程
小學語文教育實驗課程包括教育見習、實習、研習、課程實驗、調查、論文撰寫等。生活中處處有語文，我們應留心觀察生活中的案例現象，同時爭取更多的機會深入教育的第一線，親身體驗和感受小學語文教育的教學活動，把理論和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再生成自己獨特的見解。專業教師也應該積極參與小學語文教育課題的研究，指導小學語文教育改革，如，學校和社會能為本專業與當地小學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氛圍。同時，要適當聘請一線小學教師擔任部分課程的教學工作，例如，小學語文課程與教學，或定期讓他們來校做報告。
4.滿足基本需求的同時，注重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學院可根據實際情況，在大一時采取“普遍撒網”式培養，設置小教語文實踐技能課。例如，聲樂、簡筆畫、舞蹈等，培養學生的興趣，大二便開始“重點培養”，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自選一門或者兩門技能課作為未來兩年的必修課，其他的可作為選修課，學有余力的學生可自由選擇，這樣避免了學院想一把抓，最終卻什么也抓不到的現象，這樣經過兩年的專門專業培養，既兼顧了學生自己的興趣，又把學生的特長技能真正落到了實處。
首先，該論著具有中韓兩國古代小說學習、研究的工具書職能，也體現了研究狀況總結、概覽的學術史價值。按照文學史、小說史的發展脈絡，該書以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歷程的時間線索經，以共時性的向東鄰朝鮮空間傳播的狀況緯，概要而較全面地描繪了一部中國小說史及其向朝鮮半島傳播的文化地理圖。讀者不僅能夠從中了解主要作品“是什么”，還能知道何時、怎樣在另一國度、民族中接受、闡發甚至再創作的。全書體例由“正編”、“附編”相輔相成：“正編”《韓國所見中國古代小說評述資料》有“中國古代小說總論”、“明以前小說評述資料”、“明代小說評述資料”、“清代小說評述資料”；“附編”《韓國所見中國古代小說分類書目》則延伸閱讀，臚列精心選擇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有分量的、代表性的古代小說研究論著書目，韓國學者所撰寫中國古代小說博士學位論文目錄。
論著描繪的中韓以小說媒介的文化交流史，呈現出韓朝半島對中國小說喜好的歷史事實。如我們由此可知《列女傳》是被最早翻譯的；《酉陽雜俎》于朝鮮成宗二十三年(1492)就已在韓出版；《嬌紅記》于燕山君十二年(約1506)就傳人韓國，幾年后就有刻本流傳。
該書介紹韓國對中國小說受容情況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沒有回避朝鮮文人那些貶損攻擊小說社會功能的言論，而且他們難免有些燕書郢說的誤讀，仍舊有助于窺見那個時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廣記》的傳播、簡縮、多次翻譯，如《三國演義》何以在韓國古典小說史上影響最大，而《三國志平話》早在高麗末期就已傳人高麗以及《三國志演義》周曰校本的發現(采自樸在淵)等。朝鮮時代翻譯或翻案(改寫)中國古典小說的風氣已經形成，并提供了確切的書目和具體史料甚至婦女喜愛的情況。
其次，該論著善于在中韓文學創作及其接受的比較中，發現與闡發各自作品的價值。作者將中國古代小說傳人韓國的方式概括五個類型：“第一是中國的賜贈，第二是韓國使臣從中國帶回，第三是中國使臣帶來贈與韓國，第四是韓國貿易商從中國購買，第五是中國貿易商帶來。”在物質層面宏觀審視后，又具體化到作品個案，如對于曾風靡朝鮮的明代小說《剪燈新話》等，中韓兩位作者引述了多數大陸研究者難于獲得的半島接受者彼時自身的評價，如《廣寒樓》與《西廂記》在明代朝鮮人眼中的異同：“《西廂》之鶯鶯易，而《廣寒樓》之春香難。《西廂》之張君瑞則小，而《廣寒樓》之李花卿則大也。……其腸斷淚枯，怊悵送別一也，鶯鶯則失身于音書未絕之時，春香則保節于困苦將死之際。是則不同也。其瓊琚相投、指心約一也，君瑞則背之，花卿則踐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廂》之辭哀而促，《廣寒樓》之辭樂而緩。此又觀風者之所可辨也。”雖然所持批判的武器還是中原所傳，但其中的朝鮮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國別要素，皎然可見，而中韓雙語文獻的互補，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較多糾正。
其三，該論著嫻熟運用了新理論、新視角。新視角意味著新方法、新認識的得出。如“裝飾性描寫”，《三國演義》以此虛構了若干情節，塑造人物卻并未因此影響歷史進程；“歷史連綴意義”如馮夢龍《新列國志》編撰，在實錄中又符合史傳文學的一般規律，不是羅列歷史，而是“把所報告的種種孤立事件聯系起來，從混亂而不連貫的往事中找出某種道理和意義”，致力于讓小說“揭示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期對讀者和社會生活發生影響”；還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來評價《儒林外史》的仿寫現象(并且有意識地提醒讀者尋找出處)，其對讀者追索深層意義的引導作用，等等，都能將具體上升到一般，個別擴展到普遍，并且與當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論聯系起來，點到止。
“他者”視角的運用，如對李贄評論《水滸傳》宋公明“忠義”的辯證分析，引述了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站在廬山之外視點上對好漢故事的看法：“中國的說話人和小說家，不僅對神奇的東西，事實上對生命的一切都感到興趣，包括那些假若我們遵守美國出版界數年前的協約就會覺得有傷風雅的描寫。盡管表面上擁護嚴厲的道德，中國小說并不戴維多利亞時代假正經的面具更值得我們注意。但是這種容忍，原來萌發于說話人與聽眾的低文化，與其說顯示了現代人的開明，倒不如說是對疾病感到無須隱諱的一種興致。”這樣就更容易對古人有一種“理解之同情”，將《水滸傳》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來。
其四，該論著也具有難得的史料價值，所涉范圍如題解、研究史概述、翻譯及改寫、禁毀及傳播、評論與爭論等，頗廣泛全面，并能以少總多，以一代眾。如《閱微草堂筆記》“題解”就借此細致解讀了“子部小說”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義”，并且作一種體例。還表現在濃縮在具體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別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煩，如數家珍，如《三國演義》成書時代、作者、版本的爭論，《水滸傳》作者、版本等爭論以及《西游記》主題風格的爭論及其說法的原創性等，都甚見功力。而相關的評論，則提示參見某處某處。如講“搜神”體有別于“拾遺”體、“博物”體后，又提示參見《山海經》題解的詳細辨析；關于一些具體作品在韓反響資料的別處另見，一般都尾隨在主要論列之后。這樣有點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時也使得全書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減少了交叉重復，特別有利于初學者和實際應用。該書卷首“編寫說明”言：“本書的寫作以文獻學方法主，‘竭澤而漁’，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關史料。”的確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現有研究成果基礎上，該論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韓文化交流的小說史價值。(1)中國佚失韓國保存的，如《鐘離葫蘆》(采崔溶澈說)、《南溪演談》、《太原志》等，還有的韓國所藏刻本品種超過中國的如《玉壺冰》；(2)韓國失傳的，如《涿鹿演義》；(3)借鑒中國小說，由朝鮮人編選的，如《刪補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國的《艷異編》等底本編選的(采樸在淵說)。顯然，這不僅具有國別文學的研究價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較文學的研究價值。
其六，值得注意的，還有該論著不尊者、賢者、長者諱，如海外學人論述，大陸往往罕有不同意見，而該書卻能直言不諱其可能存在的偏頗。如指出夏志清中國傳統志怪的原則缺乏親切體會，對某一人物性格不同層次的看法的不足和成因不明，當然這并不影響對于同一海外學者正面引用。還有對視《西游記》“政治批評”、“仙話小說”的批評，將夫視“才子佳人”、視“戀愛”的批評、對女怪態度定位、人怪戀愛評價的不贊同等，這種唯學術尊的態度，貫徹了不曲學阿世的嚴謹治學理念，這在唱頌歌的多、談不同意見少的近些年學界，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卻明顯地具有矯正學風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