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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上海市財政預算草案中，129個部門共需財政撥款約760億元。最大的一筆預算支出來自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這個上海醫改的核心部門、負責市級公立醫療機構投資、管理和運營的政府責任主體，2011年預算支出合計需要235億。
從2002年初最早的上海申康投資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計算，作為公立醫院改革16個國家級試點城市之一的上海，新一輪醫改進程已經步入第十個年頭。雖然在理順公立醫院的管理體制、實現出資人角色轉換和探索“管辦分離”模式、實現資源科學配置等方面取得很大進步，但在市場化和引入社會資本等方面依然面臨較大的突破阻力。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依然被很多人習慣稱為“醫療國資委”。
出資人監管
申康的成立，是上海市在全國先行實施省一級事業單位“管辦分開”的成果，上海市衛生局回歸公共管理職能，申康則代表出資人履行“辦醫院”的職能。
成立之初，申康的角色常被誤解。上海某中心城區的衛生局局長曾在開會時公開說“就是多了個‘婆婆”’。而申康副主任高解春也表示，申康中心旗下的23家市屬三級醫院，每年7月就要向申康提交第二年的預算，年底時在申康的帶領下與市財政局進行核算，然后還要去人大答辯，“否則就拿不到錢”。
但高解春指出，申康和衛生局從一開始就有很清晰的職能分工，不能相互取代。然而，長期以來衛生局并沒有完全當好“出資人代表”，什么都要管，又常常管不了，而申康的出現則填補了這個空白。
運行幾年下來，公立醫院漸漸明晰了其中的規則。行業準入、檢查監督等還是衛生局管，剩下的事情都可以找申康。院長們發現，現在大到醫院發展規劃，小到后勤成本控制，很多具體的問題都能找到明確的主管者，自己主持醫院更加心中有數了。
一系列相關設置保證了申康獨立履職：一是上海市國資委把市屬公立醫院的資產委托給申康管理，二是所有財政撥款必須經由申康下撥到各醫院，三是申康成立了公立醫院系統的獨立黨委，屬于科教文衛系統。
申康管公立醫院，也沒有了以前衛生局對“親生兒子”的那種包庇。2010年的結算年度開始前，上海市醫保局提出，對醫保超支部分的分攤比例，公立醫院和醫保基金由原來的三七開變為四六開。
根據上海市三甲醫院的醫保額度估算，對超支部分的自付比例提高一成，相當于要多掏幾百萬元，對于一直叫嚷補償不足的公立醫院來說，這不是個小數目。這樣一來公立醫院的運營壓力更大了，紛紛表示不滿。
高解春反問：“誰叫你醫院無節制地使用醫保基金?給你額度為什么不遵守?”他表示，通過醫保支付的約束，可以倒逼醫院科學診療合理用藥，提高醫保基金的使用效率。這也正是申康對醫院管理的根本目的所在。
全成本核算
與衛生局的行業管理不同，申康管醫院一開始就力求專業化。他們在這方面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公立醫院推廣全成本核算。
“節流”是這一改革的最直接動因。2007年開始，藥品加成率收窄到15％后，當年上海23家市屬三級醫院首次報出了虧損。申康選了曙光醫院和肺科醫院先進行全成本核算的試點。
通過建立成本分析制度，醫院管理層可以實時掌握成本動態，有針對性地分析各臨床科室的運營情況。“原來耗材沒有了就直接去庫房領，現在都要科室里先核算下”，曙光醫院分管財務的副院長孫荇說。
2009年開始，申康又逐步把全成本核算推廣到全部市屬醫院，使得院長們對醫院的經營情況盡在掌握。在一次行業會議上，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院長何夢喬一口氣報出了醫院運營的12項各種明細收支數據，比如2009年的折舊費為1.05億元，其中設備折舊為7928萬元。
全成本核算管理通過細分的項目來分析收支，不僅能夠幫助單個醫院找到成本控制點、優化資源配置，也有助于分析虧損原因，為財政補償提供依據。
“試點的基礎報告出來后，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說服政府增加補貼，甚至條件成熟時放開價格?！鄙虾Ｊ行l生管理系統的人士稱。
全成本核算管理還將是權威的醫療服務定價參考。按照國際成熟經驗，成本核算才是最為根本的定價法?！搬t療體制改革不可能在扭曲的價格補償機制上進行”，上述人士說。
試水社會資本
高解春有個一以貫之的觀點：管辦分開是多元辦醫的前提要求，多元辦醫是管辦分開的必然趨勢。這是他對申康職能定位的深刻解讀。事實上，把市屬公立醫院資產全部納入麾下的申康，對公立醫院的對外投資乃至資本運作，一直有著積極的考慮。
2009年7月，申康旗下的老牌三甲醫院仁濟醫院與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管理公司開始接觸，希望后者參股仁濟醫院位于浦西的分院。由于霍普金斯集團的慣例是輸出管理，但不投入資本，銳意改革的仁濟醫院院長范關榮甚至提出，由仁濟醫院和國內的醫院投資公司商談，由他們出資本，美國方面輸出管理，“可以讓社會資本占大頭”。
產權改革并非此次新醫改的主攻方向，對于引進社會資本辦醫，雖然醫改方案和隨后的有關文件中予以鼓勵，但實際操作層面卻一直缺乏可資依據的文件。仁濟醫院的設想如果能夠實現，就將成為三級醫院股份制改造的“吃螃蟹者”。
對此申康采取了默認的態度，他們的意見是“找一家有國際品牌的醫院集團”。高解春對記者表示，他認為最理想的合作模式就是公醫的技術、民間的資本、外國的管理三結合。
出于審慎的考慮，仁濟醫院的引資方案尚未獲得上海市高層的批復。但是范關榮認為，醫改中引入市場化機制是個大趨勢，可以適當考慮以高端醫療的收入來補償基本醫療。
2010年底公布的上海醫改方案(征求意見稿)中，這種思路已經有所體現：上海將剝離公立醫院的特需病房，把公立醫院的床位資源還給公眾。
國家應重視建筑業農民工的工傷醫保問題
在2013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李藍就曾提交關于建筑工人工傷維權的提案。這一提案后來被全國政協列為重點提案進行專題調研。
“要說我怎么注意到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從一份報告講起?！被貞浧鹛岚柑岢龅倪^程，李藍打開了話匣子。
2012年12月，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聯合《無約束的資本，傷不起的工人――建筑業職業安全與職業保護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是研究者用5年時間，全程跟蹤統計了北京地區約50個工地的73起工傷案例所得。報告指出了建筑I職業安全、職災維權存在的問題，并呼吁相關部門能夠有所作為，讓更多受工傷的建筑工人得到應有的關懷和幫助。
據報告調查統計，95.9%的職災工人沒有受過正規的職業培訓，僅4.1%取得過職業資格證；在遭遇職業災害的群體中，89%曾遭遇工傷拒賠，而建筑業資質掛靠、層層分包機制，令37.1%“帶隊進城”的包工頭，轉身成為資方拒賠的“幫兇”；遭遇工傷的工人中，只有15.1%選擇嚴格按照工傷維權程序維權，7成選擇以法定程序之外的方式維權，甚至有12.4%的工人放棄了維權。
報告顯示，遭受工傷事故職業災害的農民工都是生活負擔最重的中年人，他們大多是家中的頂梁柱，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而他們一旦遭受工傷事故，就會對家庭生活造成極大影響，甚至可以立刻摧毀一個家庭。
這樣一份報告引起了李藍的高度關注。2013年全國政協會議前夕，李藍輾轉拿到了這份報告的全文，報告中所披露的建筑工人工傷維權的血淚史讓他倍感震驚。
“這個報告觸動到我的還有另一個深層原因，那就是我的一段知青經歷。”李藍回憶的思緒回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
李藍是貴州省大方縣人，1975年初中畢業，隨即成為下鄉知青。那時，只有十六七歲的李藍，作為下鄉知青，在家人的幫助下，拜了一個農村泥瓦工為師，跟著師傅到處找工做、學手藝。
“那個時候我剛出校門，什么都不懂，也完全沒有任何防護意識。”李藍說，當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曾受過兩次傷。一次是踩在一顆3寸多長的釘子上，釘子尖直接從腳背上穿出來，讓他臥床休息了兩個多星期。一次是抬水泥預制板上樓，4個人抬800多斤重的預制板。由于是冬天，預制板凝結時間不夠，抬著在樓面走時，其中一塊預制板突然斷裂，4個人全都掉下了樓，受了傷，李藍左手肩關節脫臼。
“我當時就用毛巾吊著手去找我的武術教練。結果他也沒有藥，就讓我咬著毛巾，直接用勁把關節復位了，那是真叫一個疼啊，養了兩個多月才好?！闭f起當時的經歷，李藍現在還有些后怕。
“那時候，根本沒有人管我們這種‘臨時工’，而且，跟著師傅，什么地方有活就去什么地方，一年要走十幾個工地?！崩钏{說。
可能就是這些刻骨銘心的經歷，讓李藍真切地感受到建筑業工人的無助和無奈，使他堅定了要為建筑業工人維權的決心和信心。
在2013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李藍和宋鎮豪委員聯名提交了《關于國家應重視建筑業農民工的工傷醫保問題的提案》。他們在提案中提到：“‘工傷拒賠’是一種性質和后果都遠比‘惡意欠薪’更為嚴重的惡意行為。遭受‘工傷拒賠’的農民工不僅僅經濟受損，其人身遭受傷害的后果更是難以用金錢來彌補?！?/p>
提案上交后，在2013年12月，建筑工人工傷維權問題作為全國政協2014年重點調研課題及雙周協商座談主題，由主席辦公會議督辦解決。
“在那之后，這個問題就引起了很多委員和代表的關注，全國政協也對此做了許多工作，使得建筑工人工傷維權的問題取得很大進展?！崩钏{說自己都沒想到，這個提案能受到全國政協的如此重視。
工傷維權之路的艱辛與漫長，是旁人無法想象的，但是李藍說，他能體會到作為第一個提出建筑工人工傷維權問題提案的委員，全國政協多次組織調研各地建筑工人工傷維權情況時，李藍的名字都會出現在調研組委員名單中。
農村中小學教師去哪了
李藍在2013年提交的“關于建筑工人工傷維權”的提案后被全國政協列為重點提案進行專題調研，從而推動了建筑工人工傷保險的落實。這也讓李藍在科研工作之余，時常收到希望他幫忙提案反映的老百姓的請求。2015年兩會，李藍提交的關于設立農村中小學教師專項資助基金的提案背后便是一群堅守在邊遠農村中小學教師的迫切訴求。
由于工作的原因，李藍時常需要到農村地區進行調查，2014年，他的足跡遍布河南、甘肅、四川、貴州等多個省份農村地區。在這些地方的學校里，李藍發現，校舍、教室和教學設施都很現代化，但只有幾個五六十歲的男教師守著一群學生，年輕教師幾乎都離開去了城里。
河南商水縣教育局長曾給李藍講了一個故事，他至今印象深刻。當地一所農村小學的教師，平常在學校上課，一到寒暑假就到城里的建筑工地搬磚運瓦，掙錢補貼家用，有時碰到學生或家長只能低著頭紅著臉躲到一邊。
顯然，這種重獎既不正當也不合法。不合法在于，政府本身是沒有一分錢的，其用于獎勵的資金都來自公共財政，公共財政不是政府自家的錢，不能想發給誰就發給誰。不正當在于，招商引資本就是政府官員的分內職責之一，官員每個月從納稅人那兒領份薪水，本就有招商發展本地經濟的義務――即使履行這種義務需要制度激勵，也應優先選擇“不盡職即問責”的反向激勵方式，怎能以正面的重賞去刺激。這種亂花公眾納稅的謬賞，既降低了官員履職的責任底線，又稀釋了公職的義務要求，更是對公眾的重復征稅。
然而面對輿論“官員自獎”的質疑，鄭州市相關部門不僅毫無半點不正當感，還理直氣壯地抬出了《鄭州市招商引資資金認定及獎勵辦法》，聲稱依此規定，領取大獎并非官員專利，普通市民招商也可以獲獎――言下之意很明顯，規則是面向所有人制定的，重獎是開放的，規則是公平的，人人都可以平等地競爭招商大獎。
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招商獲獎啊――這聽起來確有點開放和公平的意思，然而不是“太傻太天真”的人都能看出來，開放和公平是不存在的，這個制度就是為了給官員發獎金，平民僅僅只是營造公平幻覺的陪襯。
很簡單，招商引資不是一個平民能做的事，它需要公信力和公權力的支撐。如果我以一個平民的身份打電話給微軟，邀請其到本地來投資，微軟會過來嗎?肯定是連理都不會理一下。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官員才能招來商人引來資本。既然如此，“獎勵辦法”其實就是為官員而設，就別把平民拿出來粉飾公平了。
從另一個角度看，官員也是沒有資格與平民同受招商獎勵的。因為招商引資本就是官員振興本地經濟的分內之事，而平民不一樣，平民是沒有這種義務的，他們只要遵紀守法就行――他們如果能引來資本，才算是對地方發展的額外付出，是超越了本身義務的特別貢獻，公民的這種額外貢獻才應獲得重賞。因此，享受納稅人稅金供養的官員是沒有資格與其相提并論的。
“中國看病最不貴”是混賬話嗎
師碧澄
對曾副局長開的“藥方”，許多網友表示很氣憤，不能接受。有網友說，“這等對民生疾苦毫無感情的論調，竟然出自衛生局副局長之口，并且上升到‘價值觀’的高度來教育國人!而且你還告訴大家，這是用納稅人的錢走遍了全世界之后得出的結論，這不是養了‘白眼狼’嗎”?
但仔細想想，筆者覺得，曾副局長不是傻子，咋會說出這種可能引起公憤的話呢?筆者仔細分析了這篇報道，并將同日廣州其他媒體的報道拿過來對比后，才恍然大悟。原來，曾副局長說這些話是有背景的――在“看病最不貴是中國”這段話后面，還有一句更重要的話“老百姓老要自己掏錢(看病)，所以覺得貴”?？磥?。他想說的是，中國看病的絕對價格不貴，但因為沒有健全的醫保體制，百姓看病都要自己掏錢，當然就貴了。
在說完這些話后，曾副局長還說，“在加拿大、美國等國家，醫療體制是互濟共助式的，國家補貼多、市民都會買保險，雇主也會幫雇員買醫療保險；但在中國全靠老百姓自己承擔，所以我國應該建立良好的共濟互助體制，良好的醫保機制”。這個看法應該說很有道理，也道破了一個重要問題――許多人看不起病，不等于看病貴，而可能是社會分擔醫療支出的機制存在問題。
當然，曾副局長的表述方式確實讓人難以接受。他上升到價值觀的層面教育國人，忽略了公眾在看病就醫上的現實困難，而拿關系一個人生命的“修人”與“修車”相比，也顯得非常冷酷。同時，必須指出的是，曾副局長的一些論據確實存在錯誤。比如，他說，“在中國，專家門診的診金是7元，但是國外要請一個醫生看病，診金是300元”。問題在于，看病貴不貴，要看醫療費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何況，中國看病貴不是貴在“門診費”，而是貴在以藥養醫上，貴在這個器械那個器械的診斷費上。貴在做手術要給醫生塞“紅包”上。因此，7元門診費和國外診金300元，不在對等的層面上。
筆者以為，即便有這些問題，曾副局長也沒到挨罵的地步。這是因為，正確的廢話誰都會說，比起某些光會迎合公眾，整天說“老百姓看病真辛苦”，卻從來不進行深入思考的官員，曾副局長的話雖然有些刺耳，卻有助于我們認清當下醫療體制存在的問題。
努力讓收入跑贏物價上漲
楊黎光
我們多數人是掙固定工資的，如果跟不上物價上漲水平，那就意味著生活的成本在增加，生活的質量在縮水；如果工資跟著漲了，與過去收入相比比例沒有發生變化，我們也就不會那么焦慮地關注著CPI的跳動了?！皰煦^”，實際上是保障了民眾所能享受的經濟增長成果，實際上是維護了我們的幸福指數。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寫的《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藍皮書指出，從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我們必須看到，這些年來經濟飛速地發展，人均GDP越來越多，但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卻欠缺足夠的速度。尤其是在一些絕對“企業自主分配”的地方，企業從小變大從弱變強，而員工的工資條卻是幾年不變的。如果不跳槽的話，在強弱分明的勞資關系面前，恐怕也沒有哪個員工敢跟老板提出要提高待遇福利，頂多有個腹誹罷了，只能是默默忍受。成果，并沒有完全“共享”，共享的是CPI。
我們在創建和諧社會，我們在講社會公平與正義，那么我們必須要做的是構建新型的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并在具體的實施細則上落實到位。“掛鉤”是一個很好的動議，但是這僅僅是一個懸在半空中的開始，離工資條、離錢包還有相當的距離。我們需要從這個“開始”，進入到下一個“開始”，充分地論證，要考慮企業的成本、要考慮個人的成本，也要考慮社會的成本，然后真正地落筆于某個法律法規、某項政策，然后讓這些條文真正地成為增加的鈔票。這些增加，不因這樣那樣的所謂客觀因素而耽擱。
再融資傳聞何以重創市場信心
傅 新
在資本市場日益走向開放的今天，我們應當警惕相關利益集團通過散播傳聞這種不動聲色的低成本做法，促使股市走勢向自己預期的方向發展，以實現低價建倉、高位出倉，獲取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我們應完善再融資的相關規定，使再融資行為更加嚴格和規范。同時，對于別有用心的不實傳聞散播者，也應進行追查，并予以嚴厲懲處，避免傳聞影響資本市場走勢的畸形現象持
續下去。
近期，再融資對股市的影響可用“談虎色變”、“草木皆兵”來形容。伴隨而來的，是再融資傳聞的興起。再融資謠言的傳播隨時可能被市場誤讀或放大，并引發股市暴跌――再融資謠言已經成為損傷人氣的一個重要因素。常言說：無風不起浪。如果對照近期股市走勢與謠言的散播日期，會發現一種驚人的合拍：2008年1月21日，中國平安再融資規模將接近1600億元的消息見諸報端，中國平安當天跌停板，大盤飛流直下，10日內從5200點跌到4195點附近。為了保持市場的穩定發展，2月1日，證監會批準兩只創新型封閉式股票基金發行，A股重上4600點。股市最低迷的時刻似乎已經過去。但2月20日傳出的浦發銀行再融資400億元的消息，再次引發恐慌，性拋盤，終結了剛剛形成的反彈。2月22日，管理層再批兩只股票基金和兩只債券基金，這被市場普遍解讀為救市之舉，是一大利好，但卻被當天早上傳出的大秦鐵路即將再融資500億元的傳聞所化解。大秦鐵路隨后聲明至少近期沒有再融資計劃。2月23日，在市場人氣已經遭受重挫的情況下，中國聯通即將再融資600億元－700億元的傳聞起到了強烈的“落井下石”的效果，股市繼續快速下跌，市場人氣陷入空前悲觀的狀態。中國聯通隨即表示“該傳言內容是沒有的事情”。
從再融資傳聞與股價的波動來看，完全是合拍的，讓人隱約感到其中的某種針對性。2月26日有媒體披露，“中國聯通在跌停板價格附近一度十分活躍，大智慧軟件顯示：大單買入占比41％，大單賣出占比28％，小單買入占比27％，小單賣出占比3％。也就是說，在跌停價位附近，機構的吸籌愿望還是比較明顯的?！?/p>
我擔心，資本市場日益走向開放的今天，相關利益集團通過散播傳聞這種不動聲色的低成本做法，促使股市走勢向自己預期的方向發展，以實現低價建倉，高位出倉，獲取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尤其是在網絡高度發達和普及的今天，傳聞通過一個帖子就可以散播出去，并迅即傳到市場，而每一次傳遞都會在客觀上造成某種帶有傾向性(如助漲或助跌)的情緒的累積，對投資者信心造成直接影響，并最終影響到其投資決斷。這是需要我們警惕的。
收費公路豈能成政府的提款機
崔 鵬
在某些地方，收費公路已演變為當地政府的“提款機”。審計發現，遼寧、湖北等16省市違規設置收費站158個，至2005年底已違規收費149億元；自1995年，浙江省高速公路各經營企業對車輛加收“車次費”，僅2003至2005年就從中多收19.55億元。
根據我國《價格法》、《公路法》和《收費公路管理條例》，公路收費標準必須公開聽證，用貸款修建的公路進行“收費還貸”，一旦還清貸款，應停收撤站。然而，投資33.8億元的濟青高速，經測算收回投資并有合理回報的收費年限為12.65年，但批準的收費年限卻為30年。按2005年收費水平測算，這將增加社會負擔275億元!
眾所周知，公路屬于公共產品，公益性是發展公路事業必須堅持的理念?？墒牵M管國家確立了以“非收費公路為主，適當發展收費公路”的思路，但很多地方的收費站卻“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越建越密。有的地方一條5公里長的公路竟設3個收費站，收費近20元!收費站林立不僅直接增加了百姓的經濟壓力，還直接增加了運輸成本，成為物價上漲的一個動因。
公路收費出現諸多問題，并非我國收費公路建設主旨不明，而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將地方利益作為行政作為的出發點，把高速公路當作“提款機”。審計發現，一些地方政府與高速公路是“利益共同體”，要么是政府貸款、收費，之后再以“轉讓收益權”名義逃避責任，要么就是變本加厲地強化收費行政專營?！百J款修路、收費還貸”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經扭曲、變形，高速公路的公益性已被高額的收費所侵蝕，公眾權益、百姓利益被拋到九霄云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