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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彈性規劃，韌性規劃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 A
1 彈性與彈性城市空間
1.1彈性
彈性一詞源于物理學，指物體受外力作用發生形變后的自我恢復能力。后被推廣至諸多研究領域：經濟學中，彈性成為計量一變量對另一變量變化敏感度的數值；彈性指“系統遭受意外干擾并經歷變化后依舊基本保持其原有功能、結構及反饋的能力”……雖定義不同，但內涵相近，即指事物易于抵抗變化的特性，是事物面對變化保持長久生命力的核心能力。
1.2彈性的城市空間
彈性對于城市是一個重要概念。城市是“社會一空間”辯證統一體，即城市是物質空間與社會經濟發展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物質空間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可以推進城市的綜合發展，反之則起阻礙作用。市場經濟環境下，一切社會經濟活動都因市場影響而不斷調整與改變，城市也呈現出復合、復雜的發展特征。與社會經濟發展相比，城市空間發展變化則相對緩慢。因此在時間維度上，如何將具有較長生命周期的城市空間與快速變化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相匹配，增強良性互動，那么創造具有彈性的城市空間就非常重要。
彈性城市空間是對于外在社會經濟環境變化有一定抵抗力的城市空間。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彈性城市空間可高效支撐社會經濟發展，減少物質環境損耗，因此對我國城市規劃建設活動尤為重要。
2 我國“流行”的彈性規劃
在中國知網中檢索 “彈性規劃”這一關鍵詞，可得到數量可觀的論文搜索結果。由此看出“彈性規劃”這一概念已被運用到城市規劃的諸多方面，甚至在城市規劃相近專業中使用。雖然彈性規劃在理論建構上仍不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契合現實城市發展需求，在以下方面已進行了大量實踐：
比如，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相關論文數量最多，且年份最早）；歷史文化遺產及遺址保護；建設用地擴張需求預測；生態工業園區規劃；城市居住區停車容量；控制性詳細規劃指標體系的確定；傳統農村彈性規劃研究等。
以上研究共同點在于彈性規劃譯為flexible planning，而“flexible”一詞也十分貼切地反映了上述論文核心思想，即根據不同項目特征靈活地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Flexible在牛精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意為“適應新情況的，可變通的，靈活的”。我國的彈性規劃理論與實踐現狀，則圍繞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根據不同的規劃背景、項目特征、實踐措施等，以“萬變應萬變”，摒棄“一刀切”的規劃模式，強調柔性地規劃。比如在深圳城市彈性規劃的實踐中，依據規劃深度可以分為四類：總體規劃彈性、詳細規劃彈性、規劃法規與標準的彈性以及項目組織與管理中的彈性。其中，總體規劃層面的彈性表現在城市空間結構承帶狀組團式布局。詳細規劃層面的彈性表現在工業區規劃中通過劃定均質的方格網絡及工業建筑群的標準化，使得空間結構可以適應多樣工業生產門類的需求。在規劃法規與標準層面的彈性表現為：為適應不同土地利用與建設行為，深圳市1999年頒布的《法規圖則編制技術規定》改變了以往規定土地利用單一性質的方式，而是通過土地性質的相容性來實現彈性控制，提供建設開發的其他可能。在項目組織與管理層面，彈性主要是通過頻繁的滾動的修編來調整規劃決策。比如從1979年到2011年，深圳市共進行了9次全市層面的總體規劃修編工作[ 劉壟；李貴才；尹小玲；徐麗；走向多維彈性：深圳市彈性規劃演進脈絡研究[期刊論文]-城市規劃 2012（01）]。
總體上看，深圳市總體規劃從編制、審批到實施都只是在尋求多樣的規劃手段。故稱之為“彈性規劃”，或者說是“彈性地進行規劃”，更確切地說，是“靈活地進行規劃”。相比“彈性”，“靈活”要籠統的多。這是違背“彈性”一詞的本來含義的。同時，這類彈性規劃與近兩年國外流行的彈性規劃（resilience planning，國內又譯為韌性規劃）存在很大的區別。
3 國外近兩年流行的韌性規劃
韌性規劃理論的立足點也是為了提高城市應對外界各種經濟、社會、自然環境變化的承受-消化能力、調整-抵抗能力以及再造-自我恢復能力，從而奠定一個耐久的空間結構。韌性規劃中的韌性（resilience）――在牛精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指（人或性格）能迅速恢復或重新振作的，達觀的，適應性強的，這與“彈性”本意相異。具有韌性的城市空間是可以通過穩定的結構與形態支撐外在環境變化。
目前，韌性規劃所強調的城市彈性正逐步替代眾所周知的可持續性發展。其深層次原因城市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改變了，而非簡單地更名。
3.1提出背景
眾所周知，有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這次危機導致很多地區的經濟波動與社會矛盾加劇。2012年北京的特大暴雨襲擊導致全市交通幾乎頻臨癱瘓。 2007年的雪災使得中國南部19個省市區被低溫雨雪天氣所覆蓋，……這些只是當下城市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一個小側面。
源于城市經濟要素、政治環境、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城市發展也具有不確定性。經濟上的不確定性表現在從基本依靠服務業向多元化經濟的轉變，（有人提出重（chóng）工業化）。環境保護方面的不確定性源于不同利益團體的利益訴求與環保、環境修復的成本代價之間的博弈。政治上的不確定性表現為國際環境中政黨的理念相異難達共識。城市規劃同樣有不確定性。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環境下的不確定的城市規劃。如何來提高城市這一人造空間系統的安全性，以及城市自我維穩和自我恢復的能力，提出可操作性強的措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3.2理論概括
從影響因素及影響范疇的角度，針對不確定性，城市韌性主要從三方面來衡量：城市經濟、社會、環境：
城市經濟――城市應對外部動蕩能力。這意味著多元的城市結構并尋求新發展目標。
社會――城市應對社會變化的能力，在小尺度上表現為社區歸屬感的營造，社區整合及自我振興的能力。
環境――城市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城市基礎設施和空間留應有余地；城市環境能夠自我復蘇。
從發展階段的角度，衡量城市韌性強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承受階段――城市或區域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變化并內部消化；其次，調整階段――城市或區域能夠自我調整并最終適應外界變化；最后，再造階段――城市或區域能夠結合條件變化進行再造并最終恢復穩定。
3.3衡量城市韌性的方法
衡量方法是對與一個城市或地區韌性的三方面進行量化，形成地方性或者地區性的指標體系。并通過這些量化指標的統計計算找出不同地區的相對優勢和劣勢。指標體系的確定需要研究者通過實踐與反思來探究指標量化的方法并提高指標的科學性，同時，各項目因所處背景與地方特色的不同也各具特點。
經濟方面 平均收入、企業經營環境、生活成本可負擔程度、經濟多元化程度等；
社會方面 以各項人口指標來衡量――居民受教育程度、有工作能力人口所占比例、脫貧程度、健康保險普及率等；
社會環境方面 公民社會發育程度、區域穩定性、住房擁有率、居民投票率等。
4 比較評價
在我國，城市規劃會經常遇到被稱為“偽科學”的現象。由于我國規劃學科起步較晚，技術性較弱，其更多地是一種經驗科學。因此，其科學性就被淹沒在“綜合的、系統的、統籌的”這一類籠統的形容詞中。
我國的彈性規劃與國外的韌性規劃初衷相同。但前者意是通過非剛性的規劃技術和經驗彈性地分析、解決問題。其關于彈性規劃的真正含義是從工作方法的角度來闡釋，即彈性地去規劃。
韌性規劃是從規劃目的的角度來闡釋內涵，且已形成綜合理論體系。即提高城市應對外界各種經濟、社會、自然環境變化的承受-消化能力、調整-抵抗能力以及再造-自我恢復能力，從而奠定一個耐久的空間結構。韌性規劃可以理解為“為實現韌性而規劃”。
城市發展本身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是綜合的而非機械的，故我們追求彈性而非剛性的規劃。彈性一詞可用于對各類城市規劃工作方法的概括。然而，“彈性”本就是一個概念維度較大的詞語。彈性更多意味著定性而非定量。而定量的研究最終將回歸到定性的應用上，定量是為了更好地定性。因此，一方面我國當下的彈性規劃應注重規劃工作中對空間數字技術的應運，借鑒韌性規劃原則中的“建立信息反饋系統”，依托大量數據統計與定量分析，增加研究方法的科學性，為彈性規劃提供理論支撐。另一方面，彈性規劃應加強在系統性理論層面的研究，形成從編制、審批、實施、管理的完整理論體系。
5小結
我國的彈性規劃符合城市規劃工作的價值觀，城市系統的動態性要求規劃工作不能“一刀切”，只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科學性有待驗證，否則無法避免“偽科學”的評價。同時，城市規劃過程分為編制、審批、實施、管理。在這些過程中如何更好地增強城市體系的穩定性，體現韌性規劃的核心林，仍需大量研究和實踐工作。另外，我國的城市發展明顯滯后于國外發達國家的城市，國家整體機制也不盡相同。韌性規劃的實用價值與新興理念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為一種舶來品，它于我國的可操作實踐有哪些，這些將是我們日后有待探討的問題。
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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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問題意識 中國史研究生 培養
【中圖分類號】 G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5）02C-0047-03
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職能之一是培養研究型人才，通過學校教育以使學生在畢業后能夠獨立發現、思考和解決問題，這就需要加強對他們問題意識的培養。所謂問題意識，主要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主動、獨立思考，進而具有不斷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中國史研究生來說，培養問題意識應是多方面的，而在具體的學習和研究中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處理好史實與理論、區域或局部與整體的關系，這也是他們論文寫作中容易出現差錯的地方。
一、問題意識培養的必要性
在歷史研究中，問題意識的提出多與一些研究領域的“碎片化”傾向相關，部分研究對象和選題過于瑣碎。究其原因，恰恰是由于部分論著缺乏問題意識，使其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煩瑣的史實描述和特征羅列的層面，就事論事，沒有進一步做更深入、更深刻的探討，從而顯得淺層化、表象化或支離破碎。同時，也有部分研究走向了重理論而輕史實的另一面，他們在學習運用西方某些社會理論時，未能很好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而是教條主義地生搬硬套，從而呈現出另一種形態的碎片化現象。史學研究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在研究生論文寫作中也多有發生。
在研究生教學中，老師時常會發現學生提出的選題或者撰寫的論文缺乏問題意識，整篇論文看不出作者要講什么，想要解決什么問題，僅僅以把事情講述完整為目標。以研究較多的人物為例，除了諸如、李鴻章等歷史名人外，還有許多不太知名的人物，但很多學生對人物的研究卻較多地流于傳記式的寫作，缺乏對人物背后社會、歷史等更深層次問題的思考、挖掘與分析，缺乏對為什么要寫這個人物而不是其他人物的深層次發問。他們對某些人物思想的研究也是較多地羅列觀點、言行，而未能進一步發問其中有多少是其真正思想性的東西，抑或是其“在其位謀其政”式的工作言論。而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恰恰是問題意識不強，平時理論學習不夠或忽視理論，只追求史實的講述。
另外，隨著近年來中國社會史越來越趨向區域研究，中國史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也較多地傾向于區域或個案研究。這與中國幅員遼闊、區域之間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有很大關系。實際上，也只有先對局部進行深入了解和研究，才能進而對整體有更為清晰的認識。然而，區域路徑的選擇又使近些年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有淪為地方史的潛在威脅，寫作思路和方式的程序化猶如一部部地方志，有現象和史料的描述與羅列，但缺乏對問題的挖掘與分析，更缺乏對規律性特征、特點、趨勢等的總結、歸納與條分縷析。這一點，在碩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中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在其論文學術史梳理中也只非常具體地關注與題目緊密相關的研究成果，缺乏一個宏觀的整體的視野。究其原因，也是因為問題意識不強所致，缺乏深層次的問題挖掘、史料分析與理論探索。對此，陳春聲也講到，在越來越多學者進行區域研究的現今，除了有一些作品仍舊套用常見的通史教科書寫作模式外，許多作者熱衷于對所謂區域社會歷史的“特性”做一些簡潔而便于記憶的歸納。
實際上，學生缺乏問題意識導致的是他們在學習、思考、研究歷史問題時止于淺層化與表象化，缺乏敏銳與深刻。
因此，加強中國史研究生問題意識的培養不僅對創新教育、教學有重要意義，更對學生養成創新精神和主體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問題意識培養的途徑與方法
（一）在理論學習與論文寫作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中國史研究生在具體開展研究時首先應注意史實與理論的緊密結合，從史實到理論再回歸史實，挖掘史實背后的深層動因與潛在邏輯，帶著問題來梳理、分析、探究史實，用理論來指導研究過程，避免零散與空泛。正如黃宗智對解決中國研究領域存在將理論和經驗截然分開的現象時所指出的，經驗一旦連接理論，便有可能超越經驗的簡單描述性、回顧性和純特殊性;同時，理論一旦連接經驗，便會承認理論的歷史性，避免其超時空的絕對化或意識形態化。
至于怎樣實現史實與理論的結合，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泰斗薛暮橋就對史實與理論的結合有過專門闡述。他批評了當時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研究中存在的或重視具體事實而忽視理論，或重視抽象理論而忽視事實的現象。他說，社會經濟的發展雖然有一定的規律性，但因區域或歷史等的不同，必然會有些差異;假使在研究具體事實時離開了理論，固然會陷于支離破碎;反之，如僅研究理論而忽視具體事實，同樣也會陷于浮泛空洞。他進而提出，在具體研究時應注意將事實與理論結合起來，一方面用正確的理論分析具體事實，另一方面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而研究理論，從一般到特殊，從抽象到具體，這就是實際研究的過程與方法。
再以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日常生活史和制度變遷研究為例，也同樣存在史實與理論脫節的問題，或重史實輕理論，或重理論輕史實。在諸多的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論著中往往存在或流于瑣碎敘事或淪為詮釋社會理論的注腳的現象，而有關中國制度變遷的研究又較多地偏重結構式的宏觀分析。如果將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結構式的、宏觀的制度安排相結合，則能夠較好地避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瑣碎和制度變遷史研究過于宏大的弊端。如此，既能透過日常生活觀察制度變遷的具體實踐形態，又能夠從制度變遷中理解和認識人們日常生活的內在行動邏輯和社會含義，從而在具體研究中較好地將史實與理論結合起來。這就需要有堅實的理論做支撐，有敏銳的洞察力，還要有迅速抓住主要問題與事件本質的思考能力與研究能力，問題意識正是培養上述這些能力的基礎。
另外，中國史研究中問題意識的培養也要注意區域或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能夠從中探求出帶有普遍性或規律性的問題，實現各研究之間的對話。這一點民國時期的社會學者即予以了充分注意。李景漢等在選擇定縣進行調查時，除鄉村建設實驗的因素，更因為當時定縣的農民生活、鄉村組織、農業等情形可以相當地代表中國的農村社會，尤其是華北的各縣情形，也可以大致說明全國農村社會的縮影。因此，他們進行的社會調查“不是單為定縣而研究，乃是為全國而研究的”。也對區域與整體的關系有過精彩闡述。曾有人質疑《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僅以一個小村莊怎么能代表中國，他回應道，一個人認識問題總要從小到大、從偏到全，問題是怎樣把一個微觀的調查，放到宏觀的世界里去。進而他提出用“典型”以進行比較的方法，通過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村莊的研究探求中國農村經濟的狀況。由此可以看到，正是在這些區域研究背后所具有的宏觀視野，才能夠從一個個的區域或個案研究中提煉出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的理論命題，而這樣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必須帶有問題意識，能圍繞問題解剖個案，展開深入思考，探究、探索隱藏在諸多個案背后的發展脈絡與發展趨勢，能見微知著，以小見大，從問題的探究中尋找出規律與特征，并從理論高度加以總結和認識。
再以農村經濟研究為例，其在20世紀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幾度占據十分凸顯的地位，有關論著和資料可謂浩如煙海。但縱觀20世紀以來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仍可以發現其中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發展，更確切說是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路徑問題。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逐步加快，農村的衰敗與滯后嚴重制約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其不僅是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正是由于農村經濟的這種極端重要性，民國以來持各種不同政治主張的派別、人士都對中國農村經濟予以了高度關注，并就中國農村經濟發展道路展開討論，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爭論。而爭論的核心問題仍是農村經濟的發展路徑，對此的不同回答也就產生了不同的理論主張，并呈現出較為強烈的現實感和問題導向特征。因此，我們在進行農村經濟問題研究時就需要注意到個案或局部的研究與整體的主線與背景的關系，否則在面對如汗牛充棟般的農村經濟研究論著時就會無從下手。而這樣的研究，同樣需要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搜集、梳理、分析史料，進行有的放矢的研究與探討。
所以，中國史研究生一是在平時學習與訓練中就要注重理論修養的提升，只有用理論武裝自己，才能敏銳地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缺乏理論素養的學生在面對大量瑣碎、繁雜的史料時，往往很難快速找到頭緒甚至有時感到無所適從，這就給學習、梳理、研究史料帶來諸多不適與障礙;二是在論文寫作中要注意史實與理論的緊密結合，包括注意區域或局部與整體的關系，這有利于培養研究生的問題意識，有利于培養和訓練研究生抓住核心問題、主要問題來進行深入淺出的剖析與探討的各種能力。
（二）在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除上述在理論學習與論文寫作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外，老師還可以在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提升學生思考、分析、歸納、總結等各方面的能力。
首先，老師要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既要廣泛地閱讀，又要掌握良好的閱讀習慣與方法。良好的閱讀習慣與方法，對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十分重要。筆者以在人民大學參加黃宗智先生的“社會、經濟與法律：歷史與理論”高級研修班時其所提倡的閱讀方法為例來簡單談談這個問題。黃宗智先生提倡要養成連接概念與經驗的閱讀習慣，讀書時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論點，并總結作者對自己中心論點的主要經驗支撐證據，同時照顧到中心論點次一級的闡發性概念及其經驗根據。當然，也要多閱讀一些帶有理論性的著作，熟練掌握一種以上的理論工具。如此，才能提出有建設性的問題。
其次，老師要改變課堂教學的單方面灌輸式教育方式，提倡參與式教學法。傳統的教學多是老師講授內容，學生被動接受，難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和能力。以筆者教學實踐為例，在多年的研究生教學中，每次都會專門安排時間鼓勵學生就講授知識進行自由討論。然而，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大多數學生只是沉默不語，在老師反復多次要求后，才有個別學生響應，而且多數情況總是那么幾個比較固定的學生在主動參與討論，能夠提出一些問題，其他大多數學生只有在老師直接點名要求其提出問題時才會被動地有所響應，且所提問題常常大而無當。這種現象的產生恐怕與以往長時期灌輸式教學法不無關系，在那樣的被動學習環境中，學生已失去主動提出問題進行討論的積極性，甚至形成了被動接受、不質疑、少思考的學習習慣與思維定勢。
（下轉第68頁）（上接第48頁）
再次，老師應營造寬松、自由的討論氛圍，以參與者的身份而非學術權威或裁判的身份面對學生，對學生也應給予更多的鼓勵與啟發，充分調動學生思考、探究的積極性，而不是過多批評甚至嘲諷。學生對參與式討論不積極、不主動，除其自身知識欠缺、少有發言習慣以外，也與其顧慮自己的發言有可能因為錯誤或不當而受到老師批評或同學嘲弄有著密切關系。因此，老師應以平等的參與者姿態與學生共同討論，特別是要允許學生提簡單的、粗糙的甚至是膚淺、錯誤的問題，從而激發他們的熱情和自信心，逐步做到善于思考、善于發現。
最后，老師應鼓勵學生多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并提供機會、提供建議，鍛煉學生、磨礪學生，且提醒學生事前做足功課、做好準備，有備無患，未雨綢繆，帶著問題與目標去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從而更有針對性地探索與研究，更有實效地培養自己、提升自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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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河北大學第二批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項目（YJ11-15）
關鍵詞：河南省，城市規劃，土地集約利用
1 當前河南省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問題
城市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它是指非農產業和非農業人口以及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高度集中的地域空間。城市對社會經濟的變化過程有著深遠的影響，具體可以表現為：第一，它將吸引非農產業和勞動力不斷向城鎮集聚；第二，它能夠促使以社會化服務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更為擴展和強化。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目前已經界定的城市，其城市的規劃建設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著。以河南省為例，省會鄭州市近年來，在大力開發鄭州東開發區的同時，也兼顧對西區（老城區）的改造建設，而鄭州、開封兩市的一體化進程，也必將為開封及其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城市規劃如同其他事物一樣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地在產生著新的問題。河南省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土地利用方面面臨的突出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1.1 城市基礎設施滯后的狀況仍然存在，造成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
由于建國初期，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比較低，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長期沒有受到重視，因此，目前的基礎設施滯后，土地利用的功能性日漸削弱成為城市建設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以鄭州市為例，流動人口的不斷涌入，加之其它原因，導致了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的問題十分突出，而各類工業用地比例又相對偏大，居住用地偏低，道路、廣場、綠地嚴重不足。論文參考網。尤其是與一些發達城市和國家相比，差距更為明顯。這一方面說明了當前河南省特別是一些地市的城市規劃部門管理跟不上，一方面又說明國土資源部門所采取的部分監管措施力度不
夠。論文參考網。
表 中外城市用地結構及比較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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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成本，述評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興起與演化
企業社會責任及其成本理論，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從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率先開始了工業革命，其主要標志就是在紡織業、動力機械和冶金等領域的一系列重要的發明，工業革命使英國的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騰飛，也加速了市場的擴大和城市化進程。
當工業革命興起之初，新生的資本家和經營者對尚無經驗的生產經營活動導致潛在的社會危害，并沒有充分認識和相應對策。對在工業生產的成本中，所費于社會的代價，資本家既無意識，也不會承擔任何責任，僅有少數觀察力敏銳，具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開始提出企業活動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
從工業革命到20世紀末期，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之后，世界各國經濟普遍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推動社會生產發生一系列改天換地的偉大變革，第三次工業革命使人類的生產和消費水平達到空前的高度。與此同時成本管理論文，人類對自然無窮無盡的索取而不考慮對自然的補償，使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關系更為復雜，自然開始向人類實施報復。接連不斷的悲劇的發生涉及企業經營管理，環境保護政策，社會經濟制度，政治體制以及國際關系等一系列問題。人們開始要求企業約束自身行為對社會的不利影響，試圖將其造成的社會損失進行計量并轉化為企業成本的內容，歸由企業承擔使社會成本得到補償。
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這個詞組是1924年由美國人謝爾頓提出來的，指企業不能僅僅以獲取利潤為唯一目的，還應照顧到包括雇員、消費者、債權人、社區、環境、社會弱勢群體及整個社會的利益。從20世紀60年代起，許多工業發達國家開始在財務報表中披露企業的社會責任，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所屬的國際會計報告準則專家小組于1982年在《聯合國跨國公司行為準則草案》中，對社會責任的披露提出了較為全面的建議。
根據社會責任報告在線收錄網站CorporateRegister的數據，截止2008年9月28日，該網站已收錄全球4609家公司18299份社會責任報告。目前，我國了社會責任報告的企業主要是進入500強的大企業，包括國家電網、華能集團、南方電網、南方航空、中石化、中石油、中國銀行、中移動、中遠集團、中鋼集團、中化集團、中國平安等。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紛紛加入到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行列中。
二、中西方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理論評述
根據近年來國內一些專家學者所做的實證分析顯示，企業重視社會責任，并把其作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之一有助于提高企業的財務業績，因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關注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如果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則利益相關者就會將隱性的要求轉化為顯性的，從而導致企業的成本上升，因此，只有對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有正確的理解，才能夠健康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理論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揭示了工業社會發展的規律，即：社會的工業化程度越高，企業社會成本問題也就越突出，因而，在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研究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理論是歷史的必然。
從人們開始對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關注到推動企業社會成本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成本管理論文，許多中外經濟學家、會計學家對社會成本理論作了積極的探索。
在西方經濟學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法國籍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弟提出的“社會成本”概念，英國經濟學家約翰?莫里斯?克拉克的“社會成本簿記”和“社會價值”理論，福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A?C?庇古的“外部效應”思想，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學派創始人，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現代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奠基者阿弗里德?馬歇爾的“外部經濟性”理論，還有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W?卡普的“社會損失”理論，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那德?哈理?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以及美國會計學會關于“社會成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我國的許多經濟學家、會計學家對社會成本理論也做了許多探索，主要有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的“社會生產費用”論，以許毅、王振之為代表的“社會平均成本”論，以陳今池、劉鳳歧為代表的“社會代價”論，還有吳水澎教授的“企業對社會的任何成本”論，謝志華教授的“企業非自愿性支出和耗費”論以及有關學者的社會成本是“國民經濟成本”說等等。
在上述的西方“社會成本”理論中，克拉克的“社會成本簿記”和“社會價值”觀念，可以說是早期較為完整地研究社會成本的學術成果；庇古的“外部效應”思想為研究社會成本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馬歇爾首次提出“外部經濟性”的觀念，使經濟學從單純分析單個企業組織經濟行為，擴展到對單個企業組織經濟行為所引發的社會經濟效應影響作用的關注；卡普的“社會損失”思想試圖用實物和價值指標對環境污染作為“社會損失”即社會成本的實例進行了他的計量研究。而科斯所說的社會成本是私人成本與交易成本的總和，他認為在完全競爭情況下，私人成本就會等于社會成本，社會成本的意義在于揭示交易成本的存在，其社會成本的含義一方面包含產品成本，另一方面又包含交易成本。
我國關于“社會成本”的諸多認識中，最有代表性的其實就是“社會平均成本論”和“社會代價論”兩種不同的社會成本觀念，盡管二者差異懸殊但彼此并不矛盾，都是對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的概括和描述，都反映了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對社會經濟資源耗費管理的社會化程度也應提高的要求。他們涉及不同的研究范疇，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社會經濟資源耗費水平和狀況，從而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而二者不存在取代和替代的關系，而是要以某種形式把二者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互為補充成本管理論文，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社會資源耗費，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益。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從萌芽到發展，無論是西方還是我國，都是從不同的方面和不同角度進行的理解。有些是按照政治經濟學中的再生產理論去理解社會成本的內容；而有些則是按照企業生產經營對社會造成的損失、浪費去理解；還有的則是從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來理解社會成本。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一部分人是站在國民經濟的角度看待社會成本，另一些人則是站在企業角度去看待社會成本。由于人們討論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有較大的差異。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理論的發展告訴我們，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往往是以高昂的社會成本為代價的。目前，我國的現狀是：人口基數大，年齡結構正趨于老化，城鄉人口結構不合理；生態資源破壞嚴重；資源利用率低下；環境污染嚴重；經濟政策的失誤以及社會利益集團的內部經濟性和外部不經濟性的矛盾，加劇了社會經濟資源耗費與補償的失衡。同時，特大礦難、黑磚窯、三鹿奶粉等社會責任事件引起了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廣泛關注。嚴峻的形勢告戒我們，忽視從整個社會去研究資源的耗費與補償，忽視社會成本的存在，最終必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企業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是企業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基石，企業付出應盡的社會責任成本是企業對未來發展的一種投資。只有正確理解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才能準確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從而，為企業更加健康地履行社會責任提供有價值的定量信息。
三、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實踐意義述評
從近年來的一些調查顯示：①大多數企業提供的責任競爭力實踐表現而言，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已經將企業社會責任提升到公司發展戰略的高度；②企業提供的責任競爭力所體現出的社會效益非常顯著；③企業能夠結合自身專業優勢來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實踐；④責任競爭力實踐所體現或帶來的經濟效益排在第五位，比較靠后，還有待提高。同時也發現：①中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的的同時，能較好地考慮利益相關方的關系和利益；②實踐意識比較高，但系統性、戰略性、自覺的實施還顯不足；③有較好的兼顧履行責任和提升競爭力的關系；④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表現較弱，外資及港澳臺投資企業更差；⑤企業在遵紀守法和對股東的基本責任的履行狀況較好，但道德和自愿性責任的履行狀況有待加強。筆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實踐意義在于：
1．有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理論研究源于其社會實踐，實踐中，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越來越熱門的話題，2004年上半年，我國國內多家媒體報道了企業社會責任標準SA8000。目前，我國企業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內容、范圍、作用和如何實施等方面還處在學習、消化、探索的初級階段，相當多的企業甚至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會導致企業經營績效的下降，把追求利潤當作企業的惟一目的，根本不愿或者只是被動地去承擔其社會責任。筆者認為成本管理論文，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持續發展的一個長期戰略，從客觀角度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是其發展的需要，因為企業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各界有著錯綜復雜的聯系，它需要有雇員、供應商、銷售商、社區以及政府的支持，也就是說企業發展的資源是社會給予的，企業也有義務回報社會。當然，承擔社會責任，企業會付出一定的短期成本，但從長期看，企業通過向社會證明自身的社會責任感，證明自己能夠在經營活動中把公共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從而為企業帶來社會公眾的認同，樹立了自己的品牌。好的企業聲譽帶來好的財務績效，從而促進企業走上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
2．可提升企業戰略決策的科學性。按照成本層次理論，企業社會責任成本應該屬于宏觀成本范疇，在分析成本對象的范圍時，涉及到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政治環境、人文環境以及人力資源等諸多方面，比傳統微觀成本層次的摘要求相適應。一般來說，人們把企業社會責任成本分為八類：①保護環境成本。是指企業本著對環境負責的原則，為防止環境污染而發生的各種費用和為了改善環境、恢復環境的數量或質量而發生的各種支出；②自然資源成本。是指對在我國境內的企業，因其對資源的開采和使用而向資源所有者支付的資源使用費。換言之，是企業因開采和使用稀缺的自然資源，應足額支付維持自然資源再生費用的成本；③人力資源成本。是指企業為發展人力資源所發生的耗費與支出。包括對員工的招募錄用費用、勞動報酬、集體福利、教育培訓支出、職工社會統籌保障金等；④消費者責任成本；⑤社區公益和慈善成本。是指企業為社區及公共事務、公益事業和社會福利事業所發生的各項耗費和支出；⑥其他責任成本，如節能產品的研發費用等，也包括企業對政府、股東、供應商、債權人以及顧客等承擔的責任成本；⑦土地使用成本。這是對企業因使用土地而應支付的成本，特別應包括企業因過度使用土地而使土地退化、質量下降計量的成本；⑧外部不經濟成本。是指一個公司或企業從事謀利經營活動而消耗的并未記入自身成本費用中的社會資源或給社會帶來的損失，企業應充分計量這種消極外部效應，并加以內部成本化。
根據現行的成本會計制度，企業作為獨立的法人主體，在計算其產品成本時也是相對獨立的，一般都以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作為成本核算對象，通過一套相對成熟和完整的成本核算理論，得到比較明確客觀的成本計量結果。但是成本管理論文，我們不難發現，如果僅僅使用傳統的成本會計工具，將很難對以上的一個或多個成本做出系統的分析和計算，這往往源于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特殊性。即：社會性、間接性、模糊性和滯后性。
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性質決定了其計量形式的多樣性，只能應用一些現代科學的方法對其進行估算，盡量做到相對準確。另外，除了可用貨幣反映企業的各項社會責任成本和效益外，還可用實物指標和指數，甚至用文字來說明。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的核算可以借鑒國內外會計機構的經驗,采用調查分析法、替代品評價法、支出成本法、設計新型成本信息系統等方法。
3.可加大企業的競爭力。在企業社會責任成本信息與效用關系問題上，美國著名的“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認為：如果企業能夠用他們選擇核心業務那樣的方法和框架來分析CSR的機會，他們就會發現CSR并不簡單意味著成本、約束或者是慈善活動的需要，而是企業實現創新和提高競爭優勢的潛在機會。當企業在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同時已經促進了社會的價值，它會因此獲得更好的競爭地位。
提升企業競爭力，有很多途徑。 但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無疑是一條捷徑。因為提倡社會責任不僅僅能提升企業社會形象，更能獲得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提升企業的長期盈利能力。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企業實踐和眾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說明了，在社會責任和企業績效之間存在著正相關聯度，企業完全可以將社會責任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競爭力。具體可在提升財務業績方面，降低運營成本方面，提高效率方面，提高銷售量和顧客忠誠度方面以及降低監管力度和市場壁壘方面都會給企業尤其的跨國公司產生積極的作用。
四、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在將企業社會責任成本作為研究課題的專家學者較多，研究內容五花八門，但焦點和難點主要集中在試圖回答：如何從現有的財務報告評價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如何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企業的經營績效如何影響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履行，如何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應該如何建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成本與效益如何量化，等等。
筆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成本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應該有以下三方面：
1．關于企業多元化成本的準確計量問題。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成本，社會責任成本信息的生產應結合使用各種方法，比如成本管理論文，當社會責任成本無法直接決定時，可以通過估計替代品來確定；對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而發生的實際支出，如購買環保設備，可按歷史成本計價；有些社會責任成本可以根據恢復原狀所需要的成本來進行估計，如廢水對河流造成的污染，可通過估算恢復污染之前的狀況至少需要多少治理費用來確定。
2．關于企業外部成本的內部化問題。計算外部不經濟成本并將其內部化是促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較好做法，在計量社會責任成本過程中，要特別關注外部不經濟成本。從經濟學分析可知，企業的經濟行為可產生兩類成本費用：一類是企業自己承擔的成本，表現為企業產品成本、營業成本等；另一類是不由企業而由社會承擔的企業外部成本。一般而言，企業的成本都是在微觀范圍內進行最優化選擇而付出的代價，但它的活動常常超過自己的財產權力界限，從而發生了一些由社會和他人承擔的成本和費用，這就形成了外部性問題。社會責任成本理論的建立就是要求在政府干預等手段下解決外部成本的內部化問題。
3．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成本信息與效用評估的關聯體系問題。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的關系，由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成本與收益兩方面決定。若企業為承擔社會責任所付出的成本大于由此所帶來的收益，企業就不會很情愿、很主動地去承擔社會責任；反之，企業就會很樂意、很熱情地去履行社會責任。但是如何科學評估企業在付出履行社會責任成本后所帶來的效益，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針對這一問題，在對企業取證調查的基礎上，將企業社會責任成本與效用評估的關聯體系作進一步的量化考察，將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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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法律法規 消防法律法規體系 公安消防機關
作為我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對于我國公安消防機關依法履行職責，避免發生重大火災事故，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和西方先進國家的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相比較，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起步較晚。同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社會經濟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現行消防法律法規體系越來越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促進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有必要對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細致地探討，并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尋找對策，從而不斷促進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
一、當前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在我國法律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
在我國憲法中明確規定，我國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必須嚴格依據我國國家機關組織法。消防法律法規體系作為我國公安消防特別行政法，對國務院、國家各級政府機關、各級行政主管部門等國家機關在消防行為上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是，目前在我國國家機關組織法中，根本沒有對國家機關的消防行為做出明確規定的組織法。這樣，在執行消防法的過程中，許多國家機關會借口國家機關組織法中沒有消防法的內容而拒絕執行，在這樣的情況下，消防法對于國家機關來講就是一紙空文。
（二）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和西方先進國家適時進行法律修改不同，我國法律法規修改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其主要原因是，我國法律法規的立法程序相當復雜，無論是制定法律法規，還是對法律法規的修改，都相當困難，制定法律法規往往要經過繁瑣的手續，持續數年才能制定完成，對于法律法規的修改同樣如此。并且制定好的法律法規頒布后一旦開始實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便不再發生變化，這樣一來，就會導致我國的法律法規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作為我國法律法規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制定、頒布和實施的過程同樣如此。
例如：隨著社會經濟和建筑技術的快速發展，現代高層建筑已經成為城市建筑的主力軍。但是，在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中，涉及到現代高層建筑消防設計以及施工要求的內容尚不健全，導致現代高層建筑消防設計與施工無法可依，同時又和原來的消防法律法規相沖突的現象。
（三）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執行力不足
在我國，由于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人大于法的現象仍然存在，在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執行的過程中，常常出現由于主要領導的干涉而無法執行的現象。同時，由于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監督的是國家機關、團體以及各種類別的企事業單位，這樣也導致了我國消防法律法規在執行上存在著一定的難度。通常情況下，不能按照消防法律法規體系規定執行的國家機關、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如果不能進行限期整改，通常只是對主要領導或者相關責任人進行處分，并且大部分時候處罰力度也相當低。特別是在一些機關單位中，相關責任人一般不是單位的主要領導或者法定代表人，這樣就出現了法律責任和消防責任相互脫節的現象，對消防法律法規的嚴肅程度帶來了一定的沖擊。
二、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存在問題的對策
（一）改變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弱勢地位
正是因為我跟國家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主要依據我國國家機關組織法。因此，為了保證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對國家機關的約束力，避免國家機關和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發生不必要的沖突，確保我國消防法律法規的順利執行，必須切實改變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弱勢地位，按照我國實際狀況以及消防工作的特征，制定對國家機關具有約束作用的消防組織法。在消防組織法，必須明確各級黨政國家機關和公安消防機構之間的關系，通過法律的手段實現對國家機關違反消防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限制和約束。
（二）大力加強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
大力加強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全面加強消防法律法規建設的需要，同時還是保障全體公民生命和安全的需要。加強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第一，必須大力加強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立法進度，不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制定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立法規劃，促進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立法進程，保證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和我國的社會制度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保證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和消防隊伍建設相適應；第二，要大力加強消防立法機制建設，按照民主以及公開立法的原則和方法，建立專家消防立法機制，公開征求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爭取反映他們最根本的利益。第三，要努力完善當前實施的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在現行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基礎上，認真分析當前社會發展的需求，在不違背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基礎上，制定和完善和現行消防法律法規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同時確保消防法律法規體系內部互相協調，互相統一。第四，要認真分析當前消防方面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特別是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必然帶來設計理念、建筑風格以及消防安全技術的變化，特別是在高層建筑以及現代化工廠消防方面，更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保證消防法律法規的與時俱進，保證消防法律法規能夠符合經濟發展的形勢，參考西方先進國家在消防法律法規建設上的經驗很有必要。
（三）努力提高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執行力
在我國，要想提高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執行力。主管領導首先必須大力加強自身的政治思想修養，充分認識到消防法律法規的重要性，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程序辦事，決不可凌駕于消防法律法規之上。在國家機關、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中，消防安全的責任人，必須是其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責任人，從而確保法律責任設定和職責設定相一致，保證在發生違反消防法律法規時責任追求的嚴肅性。
努力提高我國消防法律法規體系的執行力，還要努力提高公安消防機構的執法力度，大力加強防火設計的審核和驗收工作，加強對各單位在建、新建或者已經投入使用的建筑的消防檢查，避免出現在消防工作上的政企不分、滅火救援體系相對混亂的現象。
一、業論文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得到重視，前期工作準備充分
客觀上，畢業論文的寫作應起到考察我院99級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情況，鍛煉他們的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的作用，并同時達到以寫代學、以寫促學的目的。另外，通過論文的寫作，可以對我院科學制定今后的統計教學、課程建設和師資建設等統計教育發展計劃、促進我院統計教學科研發展目標的實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為確保本次畢業論文寫作工作的順利進行，統計學院成立了畢業論文工作小組，并在2002年11月正式開始運作。按照學校的要求和指示，統計學院從11月6日起就著手開展2003年畢業論文的各項準備工作，具體如下：
1、用每周一次的集中時間，向全學院教職員工闡述本次畢業論文寫作工作的重大意義
獨立建院以來，在校黨委和校行政領導的正確領導下，我們學院教學、科研水平不斷提高，基層建設持續發展，總體實力顯著增強。盡管時間很短，但取得的進步和成效是顯著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相對的，不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比較，進步和差距就無從談起。較之以前的統計學系，今天的統計學院無論是從哪一方面都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在院領導的重視下，管理工作井井有條、師資力量越發雄厚、教育水平蒸蒸日上，無一不顯示著統計學院朝氣蓬勃的發展趨勢。
目前，我國正在逐漸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高新技術產業迅猛發展為特征的知識經濟時代即將到來。在這種形勢下，轉變傳統的教育觀念，深化統計教學改革，培養能說會寫的復合型人才，無疑是經濟發展對統計教育的新要求。畢業論文寫作是專業教學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本科學生在掌握本專業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研究初步訓練的重要教學環節。畢業論文寫作折射出教學單位的教學科研水平、教師素質和管理水平，是對一個教學單位總體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并直接影響和制約著今后的發展方向和進程。因此，要求各位教職員工將畢業論文的寫作工作作為一件大事來抓，不得有絲毫松懈或疏忽。經過會上會下的多次強調，使全學院上下進一步認識到重視2003年畢業論文寫作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統一了思想認識。“眾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在全院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沒有完不成的任務。
2、以畢業論文工作為契機，提高全學院的科研水準
眾所周知，學生畢業論文的寫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指導教師的自身科研素質和敬業精神，一個科研水準不高的教師是很難指導出高質量的論文的。為此，統計學院在獨立建院伊始就規定，在一年內沒有公開發表兩篇學術論文的教師，即使有講師以上職稱，亦不得指導當年學生的畢業論文。事實證明，這條規定不僅極大地促進了統計學院2002——2003年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且為2003年的畢業論文寫作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3、充分利用畢業實習，為畢業論文的寫作準備素材
畢業實習是教學體系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畢業實習，一方面使學生了解社會，了解本專業的實際操作過程；另一方面能檢驗學生掌握所學專業知識的程度，以及運用專業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了使學生更好地進行畢業實習，為論文寫作準備素材，除一般要求之外，統計專業的學生還要求學生在實習時注意做到：
（1）、實習過程中注意培養創意思維
所謂創意思維亦稱創新思維或創造思維，就是能夠運用所學的統計理論知識開拓本專業的新領域，或是對解決本專業問題所采用的新方法、新角度、新思路的總稱。創意思維具有兩個顯著特征：其一：思維的路子富有創意；其二：思維的結果富有創意，最關鍵的是要為其他學科和社會各界提供越來越多的、不同層次的統計信息產品。因此，要求學生學于統計，但決不能只局限于所學的課本上的知識，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學習和實踐，在理論與實踐的長期磨合中，才會層出不窮地推陳出新，寫出有新意的畢業論文。
（2）、學習過程中注意進一步掌握扎實的人文知識基礎
有資料表明，二戰以來國外的高等教育特別強調人文教育在整個專業學習中的地位與作用。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各學科知識之間有著越來越密切的滲透趨勢，如今光用某個專業知識來認識和解決某一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例如，學統計的要剖析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現象的諸矛盾，不僅要以統計特有的通過數量透視社會經濟現象的思維方式來進行不同層次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的剖析，還要運用哲學上的一般原理對歷史與現實的、國內與國外的具體情況進行深入的分析，并既而提出改革與完善的舉措等。經驗表明：統計人員只有平日里博覽群書，一旦碰到紛繁復雜的具體的統計問題時，才會具有“一覽眾山小”的大局觀。因此要求學生在實習過程中，注意利用時間積累必要的知識，如此，才會大大增強解決統計實際問題的綜合能力，寫出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較高質量的畢業論文。
除此之外，統計學院還通過全院總動員、班主任深入及專題講座等形式進行畢業論文的前期工作，使廣大師生均認識到畢業論文寫作工作的重要性和深遠意義，統一了思想，協調了步驟。事實證明，前期準備工作的充分和細致是今年畢業論文寫作工作進展順利的重要原因。
二、持高標準、嚴要求，扎扎實實做好畢業論文寫作階段的工作
有了周密的工作計劃和充分的前期工作，并不意味著就能產生高質量的學生畢業論文。要達到計劃目標，確保工作計劃的順利實現，尚必須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扎扎實實做好各個階段的工作。為此，統計學院要求每個指導老師必須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1）情況要摸準說到底，畢業論文指導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所以最根本的問題是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激發大家的創造性。做好畢業論文指導工作，要求指導老師對學生情況要摸得準，問題要吃得準，原因要找得準，有的放矢，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好。
情況要摸準，就是要求每個指導老師對自己指導的學生的實際情況了解透徹，徹底排除僅憑學生自述或大綱來進行指導的現象。而是應該了解學生的寫作意圖和新觀點，針對這些實質性的內容提出問題，站在一個較高的角度，統領全局，把握方向地給出合理性、可行性建議。問題要吃準，就是要求老師運用唯物主義辯證法，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分寸，切中要害，切實提高論文的質量。原因要找準，就必須進行科學分析，了解學生的思維方式和切入角度，找出不足，進而彌補缺陷。由于各種原因，每個學生的興趣愛好、思維方式和知識范圍不盡相同。要確保統計學院整體的論文水平，就必須根據每個學生的實際情況，采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指導工作，只有對癥下藥，方能治百病。
（2）方法要靈活首先，要由“單一行”向“復合型”轉變。在論文寫作過程中，許多問題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影響而造成的。比如學生的協作態度、思想認識、思維模式等。因此，解決問題用某一種一成不變的方法是不能見效的，必須從多方面著手，采取標本兼治的方法，“多味配方下藥”。有的老師在指導學生論文時，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將學生論文分為“實踐型“和“理論型”兩類，對前一種論文，注重指導學生在理論上進行升華，避免陷入繁雜的數據之中，缺乏理論經驗的總結，造成論文“只有肉體沒有靈魂“的現象。對后一種情況，要求學生避免在報刊雜志上找結論，而要有自己的見解和新意，如此較為有效地糾正了當前學生畢業論文寫作過程的兩種主要傾向。其次，要由“靜態型”向“動態型”轉變。要在實踐過程中，通過認識的對比、原因的分析、行為的修正、效果的證實，達到提高學生論文寫作水平的目的。從實習開始到論文寫作的一稿、二稿，有一段較長的選題、構思和寫作的過程，由于各種原因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論文選題的更換、寫作到五稿、六稿還尚未定稿等等。從寫作的角度來看，這是很正常的，因此要求指導老師充分意識到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情況。從動態的角度，不斷探討問題的原因，改換指導的方式方法，不要產生厭煩情緒。我們學院多名教師指導的學生論文，其寫作都不止三稿，只要其質量不能令人滿意，就得繼續修改，直到滿意為止。由于全學院指導教師認真負責，耐心指導，才使今年的學生畢業論文寫作水平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
（3）計劃要落實畢業論文工作必須實打實地做。首先，畢業論文工作的安排要“實”，要切實把畢業論文工作擺上重要的議事日程。其次，畢業論文工作的措施要“實”，畢業論文的指導形式和方法很多，但都必須切合實際，動真格用實招，切忌走過場應付檢查。畢業論文工作應有針對性地選擇內容，有重點地研討問題。我院要求做到工作之前有計劃，工作之中有交流，工作之后有考核。為此，根據學校的統一布置，先后擬訂了《江西財經大學統計學院2003屆學生畢業實習安排》、《統計學專業論文指導老師和指導方向一覽表（2002年）》、《九九級畢業論文工作計劃》、《畢業論文評分標準及等級要求》、《九九級統計班畢業論文答辯分組方案》、《九九統計班畢業論文答辯佳話及安排》、《九九統計班畢業論文答辯須知》等。具體工作中，要求老師應經常了解、檢查學生論文撰寫的進展情況，及時指導解決存在的問題，每周至少一次匯報指導畢業論文的工作情況。以周為周期，考核每個指導老師的工作質量，與計劃及要求及時對比，及時解決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不讓問題拖過夜。再次，畢業論文工作的效果要“實”。不能脫離實際急于求成，效果不明顯則應及時總結教訓，改進方法，調整措施。
（4）制度要嚴格畢業論文工作的嚴，首先要嚴在責任制上。即要明確責任范圍，又要明確責任人；不但要有原則有界限，更要有獎懲措施配套。畢業論文工作出了問題，要按規定追究責任人的責任。其次，我院還建立了嚴密的組織體系，形成有機的畢業論文工作網絡。做到左右促動、一呼皆應、相互溝通，應在濃厚的工作氣氛。通過聯系會議、每周集中、指導老師與答辯老師相互交流等形式，互通信息、統一步調，形成畢業論文工作的合力。
（5）工作要細致畢業論文工作要做細，首先必須心細，即考慮問題要周全，處理問題要審慎。不能簡單浮躁，急功近利。我院老師在指導過程中，盡管他們的日常工作及其繁忙，但是在指導論文的工作上依然絲毫沒有懈怠，他們在審閱論文的時候甚至連一個標點符號的錯誤都能找出來。這等的細致使學生們深為感動。另外，畢業論文工作還必須持之以恒，在“勤”上下工夫。有很多畢業生對畢業論文的寫作并沒有放在心上，認為這只是個過場而已。有人認為畢業論文具有季節性、階段性，所以它就具有某種權宜性。確實，畢業論文寫作是一種季節性的工作，但是如果就簡單的認為它是權宜性工作的話，那是犯了一個大忌。如果僅把論文當作一個季節性的任務來做的話，論文的質量絕對是提高不了的。“勤”，首先要勤在意識上，只有真正意識到論文協作的重要性，才可能會花時間花精力去努力完成它。其次，要勤在行動上，不能發生“光打雷不下雨”的現象。要掌握學生的基礎理論學習動態，要時刻注意當前的焦點和實際形勢的變化，要客觀分析問題的原因和研究結局問題的方法。再次，畢業論文工作要勤總結。要在平時的實踐中不斷加以探索和總結，以提高畢業論文工作的水平，將可能出現的預期問題消滅在平時的工作中。這些經驗將會給下一年的論文寫作及指導工作以借鑒。
三、在畢業論文工作過程中的不足
關鍵詞：人口問題人口戰略目標人口調節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論文百事通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論文百事通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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