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9 01: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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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勞動力素質；人口紅利；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社會保障；產業結構；產業升級。
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快速提升，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升級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資本基礎。面對勞動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們更需要了解的是：當勞動力素質提高到某個特定階段時，會為社會經濟帶來什么樣具體的影響？
什么樣的經濟結構或產業結構才能更好地與之相匹配？或者說政府與社會需要作出什么樣的調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勞動力素質快速提升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為此，本文考查了當美國和日本達到與中國勞動力素質提升水平相當的特定階段時其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夠為上述問題的解答提供一些啟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對中國勞動力素質未來的發展情況進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國勞動力素質發展的情況①，發現 2010年中國 25歲及以上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85年，接近于美國 1945年的水平，約相當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國的這一指標為 93，大約與美國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當；到 2030年，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102年，大約與美國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當。因此，本文重點考查了美國和日本在上述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歷程，并歸納出其主要特點，希望能夠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借鑒和指引。
一、與中國發展水平相當時，美國的社會經濟特點。
考察美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194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是：（1）出現人力資本的加速積累；（2）工業技術研究得到快速發展；（3）開始建立社會保障網；（4）工人的權利得到提升，工資快速上漲。在 195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是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達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是：（1）聯邦政府的管理和社會保障都得到了加強；（2）大學的研究地位進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藝創新對工業的作用更加突顯；（4）制造業出現分散化趨勢，郊區化進程加快。美國經濟社會的這些特點，有一些是中國正在經歷的，有一些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借鑒和指引意義。
（一）194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
1人力資本加速積累。
進入 20世紀后，美國的人力資本都處于加速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又可以劃分為 2個階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勞動力素質，是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一個。第二個階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進一步大大提升了勞動力素質，是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二個。
（1）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一個。20世紀初，美國人開始意識到技術的重要性，認為國家的財富同時也體現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才有可能掌握和應用新技術。1910—1940年，美國中等教育開始加速發展，中等教育入學率快速增長，高中的學校數量以及規模都大幅提高。這段時期，接受過高中教育的人數開始激增。1870年，美國 17歲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僅有 2人為高中畢業，1940年則達到了 508人。從 每 10年 的 增 長 速 度 來 看，1910—1920年為初步加速階段，增長了 8％；1920—1030年的增長速度仍然不斷提高，10年間增長了 122％；1930—1940年達到了發展速度的頂峰，10年 間 增 長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國25歲及以上人口中接受過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經達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發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長，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這兩個階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學習時間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國的人力資本迅速增長，出現了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一個。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進步對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幅增長貢獻巨大。中學教育普及能夠解釋 40～44歲的男性 1930—1970年總教育進步的 70％。
與此同時，美國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發展。大學教育在 19世紀末的美國仍然比較稀罕。1869—1870年，美國授予的博士學位數量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還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國 23歲的居民中只有 2％獲得學士學位（或同等的專業資格學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發展加速之后，美國的高等教育也逐漸發展起來，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從事高等教育的機構從 20世紀 30年代開始增加明顯，從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見圖 1）。高等教育畢業生數量也出現較大增長：1929—1930年，獲得本科學士學位的人數達 122萬人，是 1870年的 13倍；獲得碩士學位的人數達 15萬人，是 1880年的 17倍；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數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見圖 2）。
（2）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二個。美國人力資本加速積累的第二個始于 1970年，這與二戰后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相對應。出生于嬰兒潮時期的大量人口進入大學，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發展。1970年，博士學位獲得者急增至約3萬人，是 1940年的 9倍；碩士學位獲得者的人數達到了約 21萬人，是 1940年的 8倍；學士學位獲得者的人數達到約 79萬人，是 1940年的 4倍（見圖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大幅增加，美國的人力資本積累也隨之出現大幅增長。1970年，在 25歲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約有 232萬，占同齡總人口的比重達21％；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數從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見圖 3）。
2工業技術研究快速發展。
美國 20世紀 40年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工業技術研究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進一步提升了美國工業的競爭優勢。
（1）政策組合對工業研究的促進。工業研究的發展是美國在 20世紀早期制造業重建計劃的重要內容。20世紀初期，美國許多大型公司內部都建立起工業研究機構，它們既重視新技術的發明，同時也很關注來自公司外部的技術研究成果。
工業研究興起得益于美國一系列政策的組合。
首先，20世紀早期出臺的反托拉斯政策對工業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雖然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對公司橫向兼并，反對大型公司對單個產業的控制，從而迫使大企業只能向其他產業延伸進行多元化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需要重視工業的研究，或者是進行自主的工藝創新、或者是通過向外購買新技術才能獲得優勢。例如，柯達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這樣的發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間，美國從事研究開發職業的人數有了較大的增長。
其次，美國在 20世紀早期加強了對知識產權的管理，提升了專利局的地位，增加了專利檢查的人數；修改了專利權法，擴大了專利保護的范圍，同時對專利權的有效期進行了限制。這些措施成為促進企業加強工業研究的動力：一方面，企業能夠放心地進行技術創新研究而不用擔心其成果會被其他企業盜用從而減少超額利潤，另一方面，企業必須持續地進行技術研究以應對關鍵專利到期后產生的競爭。
（2）高等教育機構與工業研究的聯系加強。
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工業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機構的助力。高等教育機構與工業研究之間的聯系加強了，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對大學等研究機構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學愿意加強與工業組織之間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聯系，為本地區創造經濟利益。20世紀 30年代，州政府對大學的研究資助超過了聯邦政府，這與二戰后的情況有較大區別。這也使得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能夠得到快速擴張，而教育活動的擴張也使得大學研究與工業研究的聯系更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許多美國的大學成立研究中心來跟蹤工業實驗室的技術發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業企業也開始對高等教育機構進行資助，使得高等教育機構更注意工業企業的研究需求并開展與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紀 20～30年代向美國多所大學的學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員提供資助，相應地也得到了這些大學對其研究的幫助和建議。20世紀初，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電話電報公司等多家公司開始為麻省理工學院提供長期的資助，該學院在1913成立了電子工程研究專業，對美國相關產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另外，與歐洲相比，美國高等教育的課程設計和研究項目也更貼近工業和商業實踐的需要。
可以說，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機構與工業研究的聯系得到了加強，才極大地提升了美國工業技術研究的能力。
3開始建立社會保障網。
作為經濟大蕭條后政府的應對政策，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狀況，美國從 20世紀 30年代開始著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1934年，羅斯福政府成立了經濟保險委員會，1935年提出《社會保險法令》，經 1939年和后來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業保險、養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終在 1942年正式實行，開始支付退休金。
羅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分為 3大方面：一是失業保險，保險金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資，并強制要求企業交納失業保險稅。二是養老保險，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機構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員都必須參加，資金由雇員和雇主雙方共同支付，年滿 65周歲的居民就可以領取社會養老金。三是失業救濟、醫療補助、住宅保險、教育保險以及特別針對黑人和退役軍人的教育支持等社會福利。羅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會保障網不僅對促進美國盡快走出經濟衰退、緩解社會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對美國以后的社會經濟發展影響重大。
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開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對其自身而言意義重大。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雖然社會保障事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但仍然可以從美國的社會保障建設中吸取經驗：
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來支撐。因為經濟的長期均衡發展不能僅僅依靠投資來完成，而是需要投資與最終消費的相互均衡促進。如果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費便會由于預防動機、收入增長相對較慢或失業帶來的收入停滯而受到較大限制，并最終制約經濟的發展而只能通過危機的形式來尋找解決。中國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高速發展后，目前所面臨的社會保障建設形勢更為嚴峻，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重、醫療保障水平相對較低等問題都亟待解決。美國在 20世紀 4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后開始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給予中國的啟示并不是如何建設這一體系，而是應該提高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重視程度。
4工人權利得到提升，工資快速上漲。
20世紀 30～40年代，美國工人的權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進和工人運動的努力使勞動者的工資得到提高，勞動工時縮短。為了促進美國盡快走出大蕭條，羅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別引人關注的一項是1933年通過的《工業復興法》。在該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員與雇主一起就勞動時間、工資等問題進行協商，加強了雇傭合同對雇主的約束，并要求減少工人的勞動時間。同時，該法案還允許工資急速上漲。《工業復興法》通過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國工人的權利，促使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關注自身的權利并通過罷工和組織工會等形式來維護權利。在這種背景下，1935年美國又頒布了《國家勞工關系法》，提高了工會的地位并將集體談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國又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對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水平和勞動時間進行了規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工人的工資出現了較快增長。以制造業工人的收入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長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長了 235％。以制造業雇員的平均周總收入為例，美國工人在 20世紀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資增長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長率都達到了 17％以上（見表 1）。工資的提高最終促使美國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
美國工人權利的提升和工資的提高，一方面當然與工人運動有密切關系，但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美國社會普遍認識到，人數巨大的勞動者群體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國的消費能力、實現美國的經濟繁榮，過大的收入差距會擴大社會消費水平與生產能力之間的矛盾并最終導致爆發經濟危機。這一點，即便對現在的中國也很有警示意義。
（二）195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
在 195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是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達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紀 90年代才出現衰退的趨勢。在美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條件下，以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為代表的制造業產品卻仍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保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穩定的出口增長。有研究表明，這種競爭力的來源主要在于從人均水平來看，美國在對勞動力技能和知識的教育培訓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經費投入和入學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在 20世紀中期以前，美國在小學、中學、技術學校和大學等領域的教育質量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到 1960年，美國成年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歐國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是美國獲得技術、知識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的最重要基礎。這種比較優勢在 20世紀 80年代出現下降趨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國教育質量的下降。美國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個年級（BishopJH，1989），因而對美國的制造業競爭力產生了較大影響。
（三）196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
1聯邦政府管理和社會保障的加強。
到 20世紀 60年代，美國更加注重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以及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過進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減稅來促進經濟增長、為老年人口提供醫療救助、增加對內陸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資等。雖然許多提議在當時未得到通過，但卻在下一屆政府執政時期得到 實 現。約 翰 遜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設“大社會”（greatsociety），讓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政府成功實施了許多新項目，如醫療救助、給貧民發放食物券以及各種各樣的教育倡議（如為高中生和大學生提供補助等）。
這些項目也使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大幅增長。例如，醫療保險的財政支出從 1966年的 10萬美元不斷快速增長，1970年就達到 620萬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也從 007％ 增長到314％。1980年，醫療保險的支出增加至 321萬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 543％。除了醫療保險外，美國其他的社會保障支出也從 20世紀 60年代開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國社會保障支出僅80萬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僅為 188％。到1960年，社會保障支出已達到 116萬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該項支出達 303萬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為 1549％（見圖 4）。由于各項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國的財政赤字再次出現并不斷擴大，從 1960年的結余 30萬美元，變成 1970年的赤字 280萬美元，1980年則進一步上升至 738萬美元（見圖 5）。財政赤字的擴大也說明聯邦政府的干預在不斷加強。
2大學的研究地位進一步提升。
20世紀 60年代，聯邦政府管理的加強還體現在對美國大學的作用與影響上，促使美國大學的研究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
一方面，聯邦政府對大學的投入大幅度增長，大學的研究經費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學研究經費僅有約 5億美元，1960年則超過了 24億美元，從而支持了許多項目的研究，使美國的主要大學成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美國大學公共經費的來源結構在 20世紀 60年代出現了較大改變。不同于 20世紀 40年代以州政府為主的經費來源結構，戰后聯邦政府對大學的投入大幅增加，成為大學公共經費的最主要來源。聯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業對大學的研究資助相對下降。
1953年，美國大學的研究經費中有 11％來自私人企業，1960年則只有 55％。
另一方面，聯邦政府還通過其他手段來促進大學研究的發展。例如，要求學校加強研究與教學之間的結合，提高對研究的重視程度。在歐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學以外的研究機構來完成的，而在美國許多項目的研究都在大學中開展。
3研究和工藝創新對工業的作用更加突顯。
20世紀 60年代，美國的科學技術研究得到極大加強，對工業的作用更加明顯，使美國的許多產業如商用機器、計算機、飛機、化工產品、醫藥制造等獲得了以技術和創新為基礎的強大競爭力。
該階段美國科學技術研究和創新的加強主要得益于兩大因素：第一，美國大學的研究能力已經非常突出。作為綜合性的研究研究機構，加之美國大學一貫注重與企業的實踐相結合的特點，使美國的科學技術研究十分注重創新性。第二，美國的大型企業開始重視基礎研究，加強了原有工業實驗室的基礎研究，強化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及生產部門之間的聯系。許多著名的大型企業，如美國無線電公司、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貝爾實驗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學式的研究體系。這使美國企業的創新變得更為容易。
除了研究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外，工藝創新（processinnovation）在這個階段也顯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藥等企業都是通過工藝創新獲得了產品上的新突破，為企業帶來了巨額利潤和強大的競爭優勢。
在這個階段，研究與工藝創新的相互結合對美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科學技術方面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提高了美國工業的生產力并促進了經濟的擴張，而工藝創新則使得對經濟規模的追求成為動態的長期過程［2］。
4制造業出現分散化趨勢，郊區化進程加快。
19世紀末 20世紀初，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美國由于制造業的集聚而形成了許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紀 30～40年代，隨著城市土地價格的不斷上漲以及交通技術的進步，制造業開始出現在都市周邊地帶分散化發展的趨勢。例如，由機制造公司在洛杉磯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輔企業在洛杉磯縣投資設廠。另外，還有船舶公司在郊區里士滿設立的造船廠等。此后，制造業在大都市郊區分散的趨勢不斷加快。1940年，美國的郊區工業園區只有 35個，到了 20世紀70年 代 初，則 達 到 了 2500多 個。（孫 群 郎，2005）［4］45。
隨著工業遷移，郊區的就業人數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過 100萬的都市地區流失了 88萬個制造業崗位，與此同時，其郊區則增加了 250萬個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區的就業年增長率為 18％，中心城區僅為 07％，而郊區的增長率卻高達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規模的標準都市統計地區（SMSAs）中，超過一半的制造業與零售業就業是位于郊區的［2］26。制造業的分散也帶來了郊區人口的快速增長，郊區的人口增長速度大幅超過了中心城區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區的人口增長率達 347％，比中心城區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區的人口增長率達 486％，比中心城區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國工業分散和郊區化進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種資源總是有限的，當工業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價格快速上漲、城市越來越擁擠等因素的影響，集中所產生的成本就會高于集聚帶來的收益，制造業就會向大城市的周邊郊區地帶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大發展，有效地縮短了郊區與大都市之間的距離，減少了生產和生活外遷的成本。二戰后，美國對公路建設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1944年，聯邦政府開始資助城市道路的建設。在此帶動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設，使美國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長，從 1930年的69萬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萬英里。聯邦、州和地方三級公路交錯縱橫，大量的環城公路和輻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間的交通狀況。第三，郊區的住房價格相對便宜，而且美國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居民在郊區置業，越來越多的居民趨向于在郊區定居。例如，通過設置住房抵押貸款的條件等鼓勵居民在郊區購買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勵，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萬套，只有約 33％位于中心城區，余下將近 1400萬套都建設在郊區①。
二、與中國發展水平相當時，日本的社會經濟特點。
根據勞動力的平均素質水平來看，中國從現在到 2030年這一階段，基本對應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階段。這一階段對日本經濟而言意義重大，是日本在二戰后進入高速增長并隨之進入穩定增長的時期。日本在 20世紀 60年代至 70年代初處于高速增長的階段。進入 20世紀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機和受到美元貶值的影響經歷了短暫的經濟下滑，隨后又再次迅速恢復穩定增長，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所受影響也不大。這與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產業升級和企業、勞動力素質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資本加速積累，職業培訓作用巨大。
20世紀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資本高速積累的階段。從 20世紀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勞動力中僅中學畢業的人數持續大幅度減少，從 1955年的 63萬人下降至1975年的 6萬人，中學畢業生占新增就業人口的比例也從 600％下降至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畢業生和大學及以上畢業生的持續增長。高中畢業生從 1955年的 33萬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萬人，占新增勞動力的比例也從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畢業生在就業總人口中的比例達到了頂峰。大學及以上畢業生從 1955年的 9萬人持續增長至 1975年的 35萬人，其在新增勞動力中的比例也從 86％提升至 354％。觀察各個階段的增長速度，可以發現大學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階段是在 20世紀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學畢業生占新增勞動力的比例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則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紀 70年代是日本勞動力學歷加速提高的階段（見表 2）。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日本出現了勞動力快速高學歷化的現象，但其國內有研究認為，學校教育本身并未對提高實際勞動生產率有較大促進作用，而是在甄別人才方面發揮的作用更大（安場保吉、豬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認為，日本的職業培訓對提升生產率的作用更明顯。
日本的職業培訓具有較扎實的法律基礎。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來保證勞動者能夠得到較好的職業培訓。日本早在 20世紀 40年代就通過《勞動基本法》、《職業安定法》等法律保證勞動者獲得職業培訓的權利，并規定了失業人員必須通過職業培訓才能再就業。20世紀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養成規定》和《職業訓練法》，對公共職業訓練和民間企業的職業培訓都作出了規定。20世紀 60年代，日本在勞動省下設立職業能力開發局，對職業培訓工作進行監督和管理。
日本的職業培訓體系包括專門的職業培訓機構、企業內部的在崗培訓等方式。日本從 20世紀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種培訓機構在內的多層次的職業培訓體系。日本的培訓機構大致可以根據管理部門的不同劃分為 3大類：
第一類是由各個都、道、府、縣等各級政府設置的職業培訓機構，一般是對求職者進行基礎的技能訓練。第二類是由雇傭事業促進團直接管理的職業培訓機構，包括針對各培訓所培訓師的中央培訓大學，針對高級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的職業培訓短期大學，針對初中畢業生的綜合高等職業訓練學校，針對在職勞動者的以短期培訓為主的技術開發中心。
培訓機構主要是對勞動者進行脫崗培訓，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業通常會對勞動者實施根據具體崗位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在崗培訓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來說，當企業招聘了大學畢業生作為新員工之后，由學校教育產生的大學畢業生與企業自身需要的員工之間不會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兩者之間的差距需要通過企業的在崗培訓來消除。企業中會有指定的上級或者老員工對新員工在工作現場中進行有計劃的、持續性的指導，從而使新員工能夠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縮短變成一名熟練員工的時間。
日本的在崗培訓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而是會持續好幾年，同時也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在設計、實施、檢查等各個環節都有監督。在崗培訓實質上是由企業承擔了對大學畢業生進行培訓的成本，從而解決了由學校教育出來的畢業生不能完全滿足企業需求的問題。當然，日本企業能夠普遍推廣在崗培訓，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傭方式以終生雇傭制為主，企業不用擔心培養的員工會大量流失從而無法彌補培訓成本。
2走上技術立國之路。
（1）從技術引進向自主創新轉變。日本一直非常重視科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 20世紀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與美歐相比還比較落后，這一階段日本主要是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來實現追趕。美國對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術引進方面獲得了很多便利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讓各大企業都有接近外國技術的均等的機會，從而在企業間形成良好的競爭。另外，日本在技術引進階段還有一個特點，即主要依靠購買技術本身（如購買專利使用權等）而不是通過購買機器來實現技術的引進（馮昭奎，1996）［7］，從而能夠對技術有更好的掌握。通過引進先進技術，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時間和相對較低的成本就縮短了與歐美的技術差距。1949—1970年，日本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的成本只有 57億美元，而這些技術在原產國的研發費用則高達 1800～2000億美元，而且研究時間至少為日本引進消化時間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術引進的同時，日本不僅重視對技術的消化吸收，同時還強調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開發的結合，對引進的技術不斷進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術。例如，在鋼鐵產業中，日本就從美國、蘇聯、德國等多個國家同時引進不同的先進技術并對之進行融會貫通，從而開發出新的技術并超過了原技術引進國的水平。
到 20世紀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與歐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與歐美國家的經濟摩擦日益增加，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的難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這一階段更加強調培養科技自主創新和研發能力。1980年日本通產省的《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術立國”之路。日本開始從以技術引進和模仿為主轉向技術的獨立研發。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對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費總額在 20世紀 70年代超過歐洲各國，1984年超過蘇聯，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經費投入增長至少46838億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經費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許艷華，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屬研究機構的推進作用。在技術創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屬的研究機構也起到了重要推進作用。通產省在 1965年設立了“大型工業技術研究開發制度”，由政府承擔全部經費，由政府所屬的研究機構來承擔和推動產業構造的高度化，強化國際競爭力，合理開發天然資源，防止工業公害，緊急且必要的先導型、擴散型大型工業技術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產省又設立了“下一代產業基礎技術研究開發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擔全部經費，由政府所屬的研究機構來承擔和推動“對 10年后產業發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應用范圍廣的基礎性技術”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術、新技能因子”等領域的研究（劉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開發機構還承擔了大量基礎性的研究，包括新技術的理論研究、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前提、產業的基礎性和共用性技術開發、產業的技術計量標準等。
3政府積極參與對產業發展和升級的引導。
在日本的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過程中，政府起到了積極引導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歷次產業升級過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都非常明確，這也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和相應的產業政策進行一次調整。
在 20世紀 60年代，日本的產業政策主要服務于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縮小與歐美的經濟差距。
這一階段的產業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學工業化上，如鋼鐵、煉油、石化、機械、電力、煤炭等，主導產業的特征是以出口為導向且具有技術先導地位。這一階段日本頒布了《企業合理化促進法》、《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等產業扶持政策，以此為基礎推進了機械工業的專業化、批量化生產。
在這個階段，通產省通過“行政指導”促進了企業之間的合并，以此實現企業規模的擴大。
20世紀 70年代，由于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等問題開始顯現，政府與民眾都越來越關注能源、工業公害等問題，而且，由于石油危機帶來的沖擊，節能和新能源的開發被納入日程。這一階段的產業政策導便轉向了由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結構轉變。1971年的《7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構想》提出要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1976年的《產業結構長期構想》也明確提出降低重工業的增速、提升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速度。這一階段，日本選擇了電子計算機、產業機器人、通信機械、集成電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產業作為重點扶持發展產業。20世紀 70年代是日本產業發展的重要階段，從 7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項意在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例如，1971年頒布了《特定電子工業及特定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并隨后制定了“新能源技術研究開發計劃（日光計劃）”、“醫療福利機械技術研究開發制度”、“省能技術研究開發計劃（月光計劃）”等一系列產業技術政策，以促進日本的產業向技術高端推進。
20世紀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國”的目標，把發展獨創性的科學技術提升到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這一階段的產業政策把更多的重點放在了技術的自主開發上，強調加快發展包括電子、生物工程、產業機器人、新材料等在內的高技術產業。《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構想》和《產業結構長期設想》還特別提出要從資源和能源密集型的產業向省能型產業轉變。同時，日本政府還制定了“下一代產業基礎技術研究開發制度”、“重要地區技術研究開發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與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的研究開發體制”、“國際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產業技術政策。為了實現產業結構向高尖技術的轉移，日本政府還針對受扶持的高技術產業實行稅收優惠制度和特別折舊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機構向基礎產業和高新產業提供重點貸款，如日本開發銀行為從事高新技術產業化開發和完善加強研究設施的民間企業提供 15年以內的長期低息貸款。
4工人經濟斗爭的加強。
二戰后，日本的工人運動主要是經濟斗爭，以“春季斗爭”為表現形式，興起于 20世紀 50年代。“春季斗爭”是指全日本各行業的工會聯合起來，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進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資水平的工人運動。進入 20世紀 60年代后，隨著日本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日本的工人對于提高工資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員會”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與歐洲相同的工資水平的目標，并通過罷工的形式要求工資增長必須以上一年的實際工資作為基礎。至此，不斷蓬勃發展的工人經濟斗爭得到了加強，至1972年參加“春季斗爭”的工人超過了 900萬人。
“春季斗爭”給日本工人帶來的經濟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爭”使工人的名義工資達到了兩位數的增長率，即便是從實際工資的增長來看，20世紀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數都在 8％左右，1972年還達到了 11％（見表 3）［12］。工人經濟斗爭強化的客觀結果是導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從而使消費需求一直保持一個較為旺盛的狀態，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三、結 語。
結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與中國當前勞動力素質水平相當的階段，美國和日本都出現了工人權利的提升和勞動報酬增加的情況，這對中國具有較大的啟示意義。目前，中國也面臨著勞動力成本提升的問題。問題的本質在于，當勞動力素質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勞動力價值也必然相應地提高。這個階段正是美國與日本經濟增長較快的階段，其中勞動力收入提高帶來消費需求增加從而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參考文獻：
［1］SnyderTD。120yearsofAmericaneducation：astatisticalportrait［R］。Washington，D。C：U。S。Dept。ofEducation，OfficeofEducationalResearchandImprovement，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1993。
［2］EngermanSL，GalfmanRE。劍橋美國經濟史（20世紀）：第三卷 ［M］。高德步，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3］DenisonE。Whygrowthratesdiffer：postwarexperienceinninewesterncountries［M］。Washington，D。
C。：BrookingsInstitution，1967。
［4］孫群郎。美國城市郊區化研究 ［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5］BirchDL。Fromsuburbtourbanplace［J］。Th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1975（1）：18－25。
［6］安場保吉，豬木武德。日本經濟史：高速增長 ［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7］馮昭奎。日本的拿來主義 ［J］。世界經濟與政治，1996（9）：5－12。
［8］李建民。戰后日本科技政策演變：歷史經驗與啟示［J］。現代日本經濟，2009（4）：46－52。
［9］翟薇。日本科技政策的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J］。商業文化：下半月，2012（4）：322。
［10］許艷華。戰后日本科技政策的三次轉向及對中國的啟示 ［J］。山東經濟，2011（11）：83－88。
關鍵詞：TRIZ 組織創新 煤炭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5-014-02
引言
國家發展改革委在《煤炭工業發展“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煤炭工業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加快煤炭技術創新。強調圍繞煤炭資源高精度快速勘探技術、煤礦高效集約化生產配套技術、煤礦重大安全隱患防治技術、煤炭潔凈加工轉化與利用技術、礦區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技術等加強科技攻關。
當前，對于煤炭企業而言，科技創新是事關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企業必須把該項工作擺在重要的戰略地位，著眼于突破制約發展的技術“瓶頸”，運用TRIZ理論，加強煤炭企業科技發展的縱深度，大大加快其創造發明的進程，得到高質量的創新產品，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效率，優化產品結構，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公關和技術儲備，增強科技對企業經濟實力增長的帶動力。煤炭企業技術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囊括企業生產經營的全過程，涉及面廣，環節多且復雜，需要各個部門的密切配合，因此，要保證技術創新活動的順利進行，必須健全技術創新組織，以保證其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因而，對煤炭企業技術創新配套組織模式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TRIZ是解決工程領域技術難題的一套系統化的方法和理論。但不能直接用于企業組織創新，其主要原因是結構失效。企業組織創新主要基于事實和實例，因而TRIZ的應用受到局限。根據系統科學的基本原理以及本體論思想，企業組織的復雜問題可以轉化為結構化問題。因此，在哲學與科學方法論層而上，工程領域創新與企業組織創新具有較好的相似性，并均以哲學思想、科學方法論為基礎，認知發展與創造性思維是實現發明創造與創新的主要手段。目前企業組織創新多局限于理論層而的研究探討，缺乏可操作性。通過解析TRIZ的過程與框架，來構建企業組織創基本框架與思想，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可行的。
一、TRIZ理論簡介及評價
TRIZ是俄文“創新問題解決理論”的詞頭縮寫，是指導人們進行創新活動的科學。它起源于前蘇聯，流行并發展于歐美，被西方國家譽為“神奇的點金術”；它使得創新走上了方法學的道路，克服了傳統創新方法隨機性、無序性等缺點，使創新走出了盲目的、高成本的試錯和靈光一現式的偶然；它可以幫助設計人員在方案設計階段快速地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概念方案，大大加快創造發明的進程，并且能得到高質量的創新產品。其兩大革命性的成果包括：(1)總結出了技術系統的進化趨勢。技術系統的進化和發展并不是隨機的，而是遵循著一定的客觀規律。(2)提供了一系列分析、解決問題的具體流程、方法和原理。
具體而言，TRIZ理論主要包含以下創新設計問題解決工具：技術系統進化法則，物一場分析法，發明問題標準解法，發明問題解決算法ARIZ，技術矛盾解決矩陣，40個創新原理，39個工程技術特性，物理學、化學、幾何學等工程學原理知識庫等。這些工具為創新理論軟件化提供了基礎。從而為TRIZ的實際應用提供了條件。實踐證明，應用TRIZ理論與方法，可以增加80％―100％的專利數量并提高專利質量，提高60％―70％的新產品開發效率，縮短50％的產品上市時間，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技術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美國的創造學大師喬治?普林斯曾經評價過TRIZ理論，他說沒有見過任何另外的發明理論和方法能像TPdZ這樣給人們提供這么豐富多彩的既實用又充滿想象力的思考工具，TRIZ不愧是一件瑰寶。TRIZ理論推廣專家、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盧志揚教授認為，研究推廣創新方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人們的思維方式，現有TRIZ工具的傳播和應用都是為了進一步改善人們的創新思維。TRIZ理論指導人們進行發明創新，是協助人們解決發明問題的最有效的方法體系，這種理論大大強化了人類自身的能力，直接將人的思路引向問題的核心部分。
二、煤炭企業內部組織創新動力
2000年以來，原中央屬煤炭企業按照國家發展大公司、大集團的要求，制定了發展規劃，進行快速發展壯大，實現了產業結構多元化。同時，國家對煤炭企業提出了分離企業辦社會和輔業改制等。原有的組織結構已經影響到煤炭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組織結構的調整勢在必行。
1、環境因素分析。權變理論認為，組織是對外部環境連續的適應過程。一個組織結構受到環境的影響原因就在于環境的不確定性。一些組織面臨相對穩定和簡單的環境，另一些組織面臨動態和復雜的環境。因為不確定性威脅著組織的生存，組織結構的調適就是減少環境不確定的一種措施。
從國際環境來看，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使我國煤炭企業面臨著在組織結構上的新一輪調整。從國內環境看，煤炭行業“十二五”規劃將煤炭兼并重組作為重要內容。“十二五”期間，國家計劃用三年時間，通過兼并重組將煤炭企業由當前的11000家減少到4000家，銳減7000家。這預示著國內煤炭行業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煤炭行業由極度分散正在走向集中。至2020年，國內煤炭行業亦將形成大集團競爭格局，從而以強大的實力贏得在全球煤炭市場的優勢地位。
2、發展戰略分析。企業創新行為最原始的動力是企業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需要，企業自身生存與成長的動力是企業組織創新的根本動力。企業一個復雜的人造系統，維持自身生存和實現自身成長是企業的本能，來自企業生存與成長的動力是企業組織創新的根本動力。在企業成長過程中，隨著素質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大，必然突破原有的組織形態，在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組織行為規則和組織流程方面有所創新，為下一步的成長奠定基礎。
根據煤炭工業發展戰略要求，現行煤炭企業組織模式很難適應當前發展。中國大型煤炭企業和企業集團發展迅速，中國煤炭工業的集團化布局正在市場和政府的雙重推動下快速形成。一方面全國各大煤炭企業正在進行結構調整，實行以煤為主、多業并舉的發展戰略，呈現出多元化發展，難以實施綜合經營戰略；另一方面現行煤炭企業組織模式造成的分散投入，使企業難以形成自主開發能力。因此，同繞企業發展戰略進行組織創新，才能在組織上保證煤炭企業發展戰略的實施。
3、規模分析。近年來，我國煤炭企業發展迅速，特別是2001年以來，煤炭主業的規模增長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神華集團、大同煤礦集團、山東兗礦集團、河南平煤集團、河南永城煤電集團、山西焦煤集團、山西陽煤集團、山西潞安集團等企業年煤炭產量都達到了
300萬噸以上，神華達到了2億噸以上、大同集團達到了1億噸以上。同時，其非煤產業，如電力、焦化、建材、機電修造、服務貿易等多種產業也快速發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有的已達到了企業的半壁江山。由于規模的擴大，也使得企業原有的人員和管理體制無法對各個單位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生產技術指導，許多帶有行業特點的重大事項，集團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決策。
4、技術分析。我國煤炭企業近年來大力推進生產自動化、大功率化和信息化，許多新技術的應用，使國有煤炭企業的井下煤炭生產工人的勞動強度大幅度降低。同時，對煤炭工人技能的要求也進一步提高，使得傳統的靠人工到現場操作的方法獲得了革命性的變革。在其他非煤產業，技術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自動化程度提高、集約化程度提高，對員工技術的要求更新換代，很難由一個單一的以煤炭管理為主的技術部門對企業進行管理，這使得原有組織結構難以適應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行業技術的特殊性和競爭的加劇，各產業的相關技術不斷變化，也要求企業進行組織創新。
三、TRIZ促進煤炭企業組織創新的一般原理
應用TRIZ理論解決企業組織創新實際問題時，完全挪用工程領域的理論框架并不可取，解題工具僅僅利用40個創新原理和沖突矩陣使用面太窄。其一是TRIZ的很多原理不適用于企業組織，其二是企業組織的問題要比工程領域的創新求解復雜得多。
TRIZ給出了實現創新遵從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并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結論：創新始于識別有害沖突；在創新解決方案中，解決所識別的沖突并不破壞沖突結構；源于理想和功能之間矛盾的工程技術領域的沖突是有限的；由技術發展歷史來獲取沖突問題的解決方案有其局限性且只適用少數幾類。
根據工程領域TRIZ與企業組織創新問題求解原理在科學方法層面上的一致性和煤炭企業組織問題的特點，通過下列步驟來完成企業組織系統化創新問題的求解方法的構建，見圖1：
1、分析并充分理解TRIZ思維方法、工作原理和相關技術。根據TRIZ的思想和基本哲理，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深入分析TRIZ研究的原理、流程和方法，結合煤炭企業生產管理領域創新的特點，構建面向煤炭組織創新領域的TRIZ理論體系。針對煤炭生產經營管理的特點，在39個通用工程參數的基礎上進行增減，確定生產經營管理參數，進而構建一個新的生產經營管理沖突矩陣，并且修改40個創新原理，作為改善的策略。充分運用物質一場模型功能描述的特點和76個標準解。拓寬解題工具。
2、從本體論的角度識別TRIZ理論的構成要素。本體論是對概念化的精確描述，用于描述事物的本質。一般情況下，創新基于兩個條件：一是某一特定領域或目標的信息與知識；二是創新的技術、方法與過程。從本體論的角度，創新問題求解可以看作是系統矛盾沖突問題的解決，并表現為系統內部各組成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樣對應地確定企業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的矛盾及其與信息和知識的結構對應關系。
3、根據對偶原理提供組織創新新視角。基于科學方法論，并根據對偶原理，參照TRIZ理論框架和實現技術，建立企業組織創新問題求解的原理。根據戈登提出的對偶法：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一是創新過程。二是學習過程。創新過程產生于變熟悉為新奇的過程，即以一種新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創新是將信息針對創新問題沖突重新安排。在抽象的哲學和方法論層次，非工程技術領域創新原理與TRIZ原理具有相似性。
4、為組織問題尋找等價的方法體系。大量的理論和實踐表明，很多TRIZ工具并不適應于非工程領域創新，需要在本體變換的基礎上針對非工程領域創新進行修正。通過采用本體論和系統理論來描述和表征組織創新理論框架，構建組織創新理論與實現技術框架。具體實現方法是根據對偶原理尋找企業組織創新方法體系。
5、用組織領域實例進行確證。根據非工程領域創新理論框架和基本思想，需要用組織創新領域的具體資料進行修改和驗證，并且具體化地深入分析，這就需要根據事實進行確證，通過相關領域專家的工作對其有效性進行論證。由于組織創新問題的復雜性，問題的求解大多是依賴于已有經驗的相似性對比。已有經驗、實際案例、相關領域的問題求解的啟發機制等都在非工程領域問題求解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6、計算機輔助創新(CAI)。現代的CAI技術是“創新理論+創新技術+IT技術”的結晶，使TRIZ理論不再只是專家們才能使用的創新工具，降低TRIZ理論門檻的同時，也加速了TRIZ理論的傳播應用。基于上述創新原理可以實現企業組織輔助創新系統。該系統是一個適應于企業組織創新的軟件系統，可通過本體轉換完成創新問題的表述、創新求解、創新知識管理和知識本體間的映射和轉化。系統涉及到的企業組織創新原理，來自對于非工程領域創新原理的研究成果以及企業理論和企業組織創新理論，其中大量的管理案例和管理實踐來自于主流的企業組織管理學著作。效應知識取自與企業組織密切相關的制度、結構、戰略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尤其是非線性科學和復雜系統理論在管理科學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四、結語
根據工程領域創新原理可以看出，實現創新需要遵從創新思維規律以及大量的知識和結構化的創新方法的支撐。也正是如此，才使得工程領域創新問題求解具有較好的可操作性。因此將工程領域創新理論TRIZ引入企業組織創新是可行的并且是可操作的，是解決企業組織創新基本技術框架和基本思想的重要工具和方法。因此，基于工程領域創新理論應用于組織創新問題的基本技術框架和思想，針對煤炭企業組織創新一般原理進行研究，對煤炭企業技術創新配套組織創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運用TRIZ理論提升大型煤炭企業技術創新效能及相關組織模式研究》(編號11542216)]
參考文獻：
1.Altshuller G.Creativity as an Exact Science.Gordon and Breach，NY.1982.
2.何川，張鵬，陳利瓊.TRIZ在概念設計中的應用.[J].四川大學學報(工程科學版).2003，35(5)：19―23.
3.根里奇?阿奇舒勒.哇，發明家誕生了[M].范怡紅、黃玉霖譯.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書評.
4.億維訊.美國南加州大學盧志揚教授來訪，談TRIZ理論發展[EB／OL].2008-09-11，省略.cn／TRIZ Show.
5.郭韜.滕響林.企業組織創新的動力系統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8，3.
早在17世紀上半葉，被稱為現代教育之父的夸美紐斯提出了普及六年初等教育的思想，創立了班級授課制，圍繞班級授課制的需要又訂立了相應的學期、學年和假期制，為推進普及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
隨著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學校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勢頭，對教師需求也隨之增加，在這種形勢下，于17世紀末葉師范教育產生，當時主要是一些培養教師的短訓班和一些規模不大的師范學校。如1684年法國天主教兄弟會開辦的“教師講習所”，1694年德國哥達舉辦的師范學校等等。這些師范學校的出現，標志著對教師質量要求日益提高和教師工作專業化、職業化的到來。
18世紀后半葉，蒸汽機發明和在各行各業得到廣泛應用。
這種社會化大生產不僅給教育的飛速發展創造了條件，而且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學校教育要迅速擴大教育對象，給未來的勞動者以文化科學知識、機械原理和技能的教育，以便培養出適應機器大生產的新型勞動者。
學校教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普及教育由必要性變為現實性，進而促使師范教育迅猛發展。到19世紀，各國都普遍設置了師范學校，由初等師范、中等師范到高等師范，形成了師范教育體系，使普及初等教育有了穩定的、高水平的師資來源。
2.發展時期
19世紀后半葉，工業生產進入電氣化時代，生產水平提高要求勞動者文化水平也要相應提高。因此，各工業國不得不延長普及教育的年限，由實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向普及中等義務教育轉化。
高等師范教育因此而得到迅速發展，并且中等師范教育也逐漸向高等師范教育轉變。比如美國，1893年紐約州奧爾巴尼市把師范學校升格為州立師范學院起，到1917年取消中等師范學校，此后中小學師資均由師范學院培養。
德國在19世紀，小學和國民學校的師資一律由師范學校培養，由于工業化生產發展的需要，要在國民學校高年級開設專業課，相應要求教師要有大學文化程度。于是，德國于1926年在普魯士邦成立第一批師范學院，并且確立了以高等師范為主、綜合大學教育系為輔的師范教育體系。蘇維埃政權也十分重視師資在國民教育中的作用。
1917年10月革命勝利，第二年即召開全蘇第一次師范教育會議，并頒布《師范學院新章程》，第三年即1919年便創建了全蘇第一批統一的高等師范學校和缺陷兒童特殊教育師范學院。到20世紀30年代，蘇聯即確定了從師范學校到師專、師院和大學教育系這樣完整的師范教育體系。
3.改革提高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工業社會開始轉入信息社會。信息社會作為知識智力社會，對腦力勞動者的需求量急劇增加，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腦力勞動者就已經占整個就業人數的40%以上，到70年代，即上升到50.1%。
所以一些工業發達國家不僅繼續延長中等義務教育年限，擴大多種類型的中學后教育，而且把迅速發展高等教育也提到議事日程;到20世紀70年代，許多發達國家已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目標，到80年代，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大學毛入學率已超過60%。這種形勢對師資在質量和多樣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師范教育進行改革和提高。
第一，師范教育向高層次、高水平方向發展。這一趨勢有以下幾個特點：
對教師要求高學歷水平加實習試用期。比如，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即取消了中師學校，中小學教師一律由師院培養，現在各州將在大學里培養中小學師資的年限由四年延長到五年，并規定綜合大學畢業生若要選擇教師職業，必須再接受一兩年教育理論和教育能力的訓練。
原西德把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實行的師專招收高中畢業生培養小學教師的做法，改為現在由大學本科培養小學教師。比利時、西班牙、法國、愛爾蘭、意大利、荷蘭、葡萄牙、英國等對教師除高學歷要求之外，規定教師候選人被正式任用前，必須有一年的使用期，德國和盧森堡則設立8至24個月的帶薪實習期。
(2)為了保證教師隊伍的整體水平，西方許多國家實行教師資格證書制度。一方面，這些國家用法律的形式規定教師的地位和待遇，以便使教師職業有相當的吸引力，如丹麥、德國、西班牙、希臘、法國、意大利、盧森堡、葡萄牙、日本等國規定教師屬于國家公務員，其工作穩定、待遇高。比如日本，本世紀70—80年代，中小學教師的平均工資超出國家公務員的16%.另一方面，對教師候選人要經過嚴格考核。英、法、德等國還要求在通過國家考試或獲得教師資格證書后，再經過一定時間的試用，實際考查合格者方可任用。據1985年日本調查，全國大學畢業生報名參加中小學教師任用考試的人數達20萬人，而實際被錄用的人只有3.5萬人，可見進入教師隊伍競爭之激烈。
(3)師范教育由職前教育向終生教育轉變，教師在職進修已從自由選擇教育變成了義務教育，即教師有義務或者說必須接受國家舉辦的在職進修教育以便更新知識，提高業務工作能力。20世紀70年代英國教育家詹姆斯·波特提出“師資三段培訓法”，其中重要一環就是在職教師繼續教育環節，這一主張在世界上產生重要影響。
美國為了鼓勵教師在職進修，各地均訂有加薪辦法，如任何教師利用暑假、周末或夜間在大學學習有關學科而獲得學分者，根據學分高低加薪，修滿足夠學分獲得更高學位者，則按學位加薪。日本也制訂了嚴格的教師進修制度和教師晉升、資格鑒定的考核制度，即使連續任教15年的教師，也要接受例行的資格鑒定考核。
一、新媒體環境下高校工作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一）新媒體給予了高校工作的新形式
新媒體是以數字網絡與移動網絡通訊技術為依托，是一個巨大的網絡體系，將PC平臺與手機移動平臺連接到一起，因而，在這個新的巨大的網絡體系下，信息的傳播具有即時性與便捷性，且其網絡的覆蓋面非常廣泛。在筆者的調查當中，各大高校基本上都采用了新媒體的載體形式如微信、微博等平臺來服務廣大師生。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者不僅能利用新媒體的形式為學生提供資源與信息的便利，還可以通過新媒體的形式對學生的思想進行動態的監控，從而更容易地掌握當前大學生的思想動態，更好地服務學生，并對學生的思想觀念進行良性的引導。
（二）新媒體給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難度
眾所周知，新媒體環境當中信息傳播具有便捷性、即時性以及自由性，因而在網絡條件極度發達的當今，各種信息與思想觀念都能夠通過新媒體得到迅速的傳播。大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成長的關鍵時期，其接受到的信息的好壞能夠直接影響到其人生觀與價值觀的養成。因而，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利用新媒體平臺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用新媒體的廣泛影響力為當代大學生搭建一個良好的信息平臺，使大學生在利用新媒體技術開闊視野的同時，提高抵抗不良價值觀的能力，積極主動地抵制不良信息，使其身心能夠健康成長。
（三）新媒體的泛化性與共享性給教育管理帶來了挑戰
新媒體的泛化性和共享性給高校的管理工作者帶來了更大的挑戰。由于新媒體的傳播速度異常迅速，又因其有即時性、廣泛性與匿名性的傳播特點，使得大學生不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就能夠發表很多看法。比如，當學校發生某些重大或者緊急事件的時候，一些學生處于無聊或者惡意的心理就可能會通過新媒體的平臺將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見即時且匿名地發表到網絡上去，這樣就會造成一些不確不實的消息得到傳播，而又沒有任何制約與限制，給學校的管理工作帶來了不便，使得學校的秩序與環境得不到正常的維持，有損學校名譽，造成學校公信力的缺失。
二、基于新媒體平臺開展大學生日常管理工作的新路徑
新媒體給高校工作帶來了一些挑戰，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我們不能因為當前新媒體給教學管理工作帶來的一些麻煩就否定新媒體的優勢，我們要客觀地看待新媒體，更新自己的理念，探索新的管理方式。
（一）樹立正確的新媒體理念
首先我們要轉變傳統的師生之間的觀念與交流模式，讓學生成為教育、教學的主體，與老師之間展開平等的對話，從而方便教育管理工作者本著“以生為本”的理念與學生進行平等的交流。利用新媒體的技術，將學校與學生之間的信息單向的傳播方式變成雙向甚至多向的傳播方式，因勢利導，發揮新媒體正能量的傳播效果，激發學生的人格個性，相信學生的智慧與潛能，引導學生的思想并激發其創造能力，從而構建和諧、平等、交流、互動的現代師生關系。
（二）建立健全新媒體平臺的管理機制
高校要做好監督與管理的工作，建立專門的監管機構對新媒體平臺做好適當的監管與引導工作。新媒體作為一個傳播非常迅速的平臺，任何人都可能是信息的者與傳播者，因而高校要做好管理與監督的工作，時刻為新媒體平臺把關，正確引導媒體平臺上面的內容，監管其不合法、不合理的內容，遇到違規的內容應該及時刪除，進一步增強新媒體的親和力，給學生營造最為和諧與純凈的網絡環境。
（三）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教育管理工作者隊伍
關鍵詞：班主任；智慧型；德育
一、案例展示
這一屆學生都是1997年前后出生的中學生，他們最典型的社會環境是受到大量信息的包圍。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網絡的迅速發展使各種各樣的信息充斥著90后的生活。隨著信息技術與電子產品的普及，班上的學生幾乎人人都有QQ號碼，經常上網聊天玩游戲的也不在少數。但仍有學生存有僥幸心理，忍不住把手機帶到了學校。我以往都是只要發現學生拿出手機，就當場沒收，然后由家長來取。
周四下午學生有一節自習課，我和平時一樣到教室看看，走到門口，我掃視了一下全班學生，大家都在認真學習，只有小王一直低頭在看什么，我慢慢走過去，這時她聽到動靜，馬上抬起頭，迅速地把手里的東西放進桌洞。我走到她面前，她也看了我一眼，臉上明顯泛紅，趕緊又低下了頭。其實，我能猜到她剛才是在玩手機，因為她在放東西的時候，我看到了明顯的亮光。我沒有說話，只是輕輕伸出手去，誰知她的反應相當激烈：“你憑什么收我手機，國家規定你沒有沒收他人財物的權利！”我心里的火一下升騰起來，我倒有些緊張了，如果小王就是不肯交，那我這個班主任該怎樣下臺呢？我還是平靜地和她說：“老師沒有說沒收，只是暫時保管！”她回我一句：“你剛才又沒有跟我說暫時保管！”我安撫她：“行，但你先把手機交上來，我代為保管，我答應給你申辯的機會，下課后找我。”看情況不對，我主動做出了撤退。小王雖然還是不情愿，卻也不好再爭辯，把手機交到了我手上。
一下課，她立即尾隨我到了辦公室，想要回手機。理由還是咬住她沒“玩”手機，她在查資料。我做出由我替她關機保管一周之“處罰”，然后要求她再寫一個《沒有手機的日子》的隨筆，雖然她一臉不樂意，但還是答應了。周四如約把手機還給她。周五一份隨筆放在我的辦公桌上：
……
周一開學的時候，已經有點習慣不用手機，上課也不再一直摸手機盼著幾點下課。慢慢開始認真聽課，發現認真聽課就會感覺一節課的時間特別短：數學老師講三四道題就下課了，英語講半篇文章時間也就過去了，語文才把詩講一半就下課了。認真聽課就發現上課的時間特別短暫。
周二已經很習慣沒有手機的日子了，雖然有點想念有手機的日子，不過沒有手機過得也很充實。不用手機查答案問“度娘”，問老師也是一樣的。
周三對手機已經比較無感，倒是早晨看同學們踢毽子更有興致，迫不及待地期待大課間活動。
……
總之，沒有手機的一周感覺整個人充實多了，上課也開始認真聽課了，反而拿到手機的時候不知該用手機干什么了，拿上還有點怪怪的感覺，感覺不是自己的東西一樣。
……
周五的班會上，征得小王同意，我在班會上給全部學生讀了她的隨筆，隨機趁熱打鐵召開《手機的利與弊》的辯論會。理越辯越明，學生達成共識：手機可幫助我們獲取更多資訊，給我們的學習、生活帶來一些便利，但我們在學習生活中不能過分依賴手機。大家都支持班上的規定，不把手機帶到學校。住校生為方便聯系家長即使帶了手機，在上課期間也要關機，不能拿出來，回到宿舍再開機，班上的手機潮終于得到了徹底的平息。
二、處理方法反思
1.面對學生玩手機，我第一反應是非語言的暗示，盡量減少影響的范圍。
2.在沒收的時候，沒有采取過激的言語刺激，以“暫時保管”替代“上交”。
3.在遭遇學生的消極對抗之后，做了適當的讓步，主動降低目標，保住底線（上課玩手機是違紀，要有一定的懲罰，不可以簡單地歸還）。
【關鍵詞】評價理論 美國每日新聞會 態度資源
一、引言
評價理論是James R. Martin在Halliday的人際系統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關注說話者/作者對人物、地點、事物、事件、現象等的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及如何協商、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 （王振華， 2001）。評價理論近年來一直是語言學家研究的熱點，已經被廣泛應用到各個方面。評價理論即評價系統，本身又分成介入、態度、級差三個子系統。而態度子系統又可進一步分為情感、判斷和鑒賞三個小系統。
本研究以評價系統中的態度系統為理論依據，從美國國務院官網節選30篇每日新聞會的內容（因提問者眾多且來自不同國家，研究變量較大，故僅選用發言人部分）為語料，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來分析美國官方外交語篇中的評價資源分布和運用情況，旨在發現發言人是如何運用語言達到政治外交的目的，并提升國家影響力和軟實力的。
二、理論依據
在《評估語言――英語評價系統》（2008）一書中，Martin 和White全面系統地介紹了語言評價系統框架。介入是指衡量說話人/作者的聲音和語篇中各種命題和主張的關系。級差是指說話人把人際印象和言語容量分級或把語義類型的焦點變模糊或變清晰的一系列價值。而態度系統是整個評價系統的核心。所謂“態度”，是指說話人用來做判斷，把情緒和情感反應與參加者和過程聯系起來的各種價值。
態度也就是表達感情的方法，包括情感、判斷、鑒賞三個子系統。情感涉及人們正面或反面的感情；判斷涉及人們對行為的態度；鑒賞則是對一些現象是否有價值的評估。換言之，情感是情緒性的，是對行為的反應；判斷是倫理性的，是對行為的評估；鑒賞則是美學性的，是對現象的評估。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從表1可以看出，美國每日新聞會中發言人運用鑒賞資源最頻繁（43.2%），情感資源（39.4%）的運用次之，而判斷資源（17.4%）是運用最少的。由此可見，在美國每日新聞會中態度意義主要通過鑒賞資源來表達，其次是情感資源。發言人是政府的代表，發言人的態度即政府的態度，由于鑒賞資源是對現象的評估，發言人在回答提問者提出的問題時，會盡量保持客觀的態度，就事論事，而不是像普通場合一樣摻雜過多的個人情感。但看似矛盾的是，情感資源的運用頻率并不是最低，這是因為，在表達對某一事件的態度時，人不可能沒有情感因素的參與，政府也是如此。在每日新聞會中，發言人會代表政府表達支持或者反對已發生的事件。同時因為每日新聞會與正式的新聞會相比，是更偏向口語化的形式，所以發言人也會不可避免的需要表達個人的好惡，但這些態度資源對政治外交的影響不大。而判斷資源是對行為的評估，是有一定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在政治外交類語篇中出現的頻率都不會太高。
例1：MS. HARF： First， on Libya， we strongly condemn today’s assassination of Tripoli’s police chief， Colonel Mahmed Sweissi.
面對全世界人民都會譴責的利比亞暗殺事件，發言人運用情感資源condemn，明確的表示出美國政府與大家的觀點相同，有利于樹立好的國家形象。
例2：MS. PSAKI： Well， I think if both sides were willing to make the tough choices required that perhaps the negotiations would be ongoing.
面對提問人關于美國以及巴以問題的犀利提問，發言人運用判斷資源tough表達出美國對于巴以問題和平解決的懷疑態度。
例3：MS. HARF： I don’t want to make that link at this point. Clearly，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work towards a denuclearized North Korea. That’s an important process.
對于核武器這樣的重大問題，發言人運用鑒賞資源important來表明美國政府很重視這個問題，撤銷核武器是必須的。這說明美國在政治外交中，面對原則問題時，絕不退讓的態度。
四、結論
本文運用評價理論中的態度系統分析了美國每日新聞會中發言人用語的態度資源，發現鑒賞資源的使用頻率最高，情感資源次之。同時通過定性分析發現，發言人運用不同的態度資源來表達美國政府對于不同問題和事件的立場和看法，可以在無形中達到美國的政治外交目的，而且可以提升美國的影響力和軟實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高校體育 日美教育 軟實力
[作者簡介]袁輝明（1965- ），男，山東淄博人，山東理工大學體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體育人文社會學。（山東 淄博 255049）
[中圖分類號]G64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3）27-0098-02
一、前言
自1990年3月美國國際關系學教授約瑟夫?奈首次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以來，西方學術界迅速掀起了研究軟實力學說的熱潮。縱觀國內外學術界對“軟實力”問題的研究，我們發現“教育是構成一個國家或民族軟實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種觀點幾乎成為所有研究者的共識。①就連約瑟夫?奈本人也認為：“軟實力所鼓勵的是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不斷追求長遠的目標。”②由此可見，教育不僅是構成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軟實力中其他諸要素，如文化、價值觀念、制度吸引力、民族凝聚力、政治價值體系等得以延續和傳承的認知基礎和必經之路。既然教育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途徑，那么對教育價值觀和教育理念的追求就成為世界各國高校教育發展的核心要求和重要思想。
國內外學術界一般認為，所謂“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是指在高校體育教育領域發生的與該國或該共同體高校體育教育文化、體育教育理念、體育教育意識、體育教育制度安排、體育外交政策、體育政治約束、體育人才需求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價值體系和觀念認識的總和。由于美日兩國是全球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變遷的兩種重要表現，所以本文擬對這兩個國家的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作一系統的介紹和梳理，以期發現對中國發展教育軟實力的借鑒價值和啟示意義。另外，筆者在研究美日兩國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發展歷程基礎上，還論證了兩國發展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經驗和優勢，以期為我國高校體育教育提供參考。
二、美日發展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主要特點
（一）美國發展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特點
1.開放性是美國發展高校體育教育的重要特點。在美國的大多數人看來，高校體育的重要功能是強身健體和娛樂身心，至于比賽只是展現高校體育教育成果的一種方式而已。有人做過調查，89%的美國民眾認為高校體育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健康身心和提高身體素質。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美國社會通過各種方式建設以教育價值和休閑活動為主題的高校體育公園和高校體育設施。③高校體育活動的具體組織則由高校體育協會和高校體育俱樂部等團體承擔，政府只起疏通、引導和聯絡的作用。
2.規范高效的俱樂部體制是美國發展高校體育教育的顯著特征。各種形式的高校體育健身和競技俱樂部是美國高校體育教育的基本組織形式。為了大力發展高校體育教育事業，美國高校還制定了較為嚴格的俱樂部管理制度，美國高等教育管理機構認為：“高校體育教育為強健體魄的目的所做成的各種足球俱樂部、籃球俱樂部、橄欖球俱樂部、排球俱樂部、乒乓球俱樂部、田徑俱樂部等必須是以自愿、引導和非營利為目的。”④這與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營利性高校體育教育俱樂部的管理體制有很大區別。
3.法治管理理念是美國高校體育教育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20世紀60年代以來，為了滿足廣大高校教師和學生日益增長的提高生活質量和健身健心的需求，聯邦政府制定了各種高校體育政策，通過了發展高校體育產業化的諸多法規，這些都為美國高校體育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法治基礎。
（二）日本發展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特點
近年來，日本政府高度重視高校體育軟實力的發展，并通過各種措施促進高校體育教育事業的完善和創新。⑤日本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發展和變遷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征。
1.日本高校體育教育的“大眾化”價值理念。日本于 1961 年制定了“高等體育教育振興法”，開放了學校和公園，為大學生和大學教師參加高校體育活動提供方便。隨后各個大學的體育教育逐漸適應了這一趨勢，并開始走向大眾化（sports popularization）。如今，日本國民重視高校體育鍛煉，并非為了將來獲得獎牌，而是為了富民強國，鍛煉身體。在大眾化的潮流之中，高校體育競技項目逐漸走向民間，走出校園，成為全民健身的一大法寶。日本高校體育教育的“大眾化”價值理念體現了一個成熟的體育強國的發展新思維，具有極大的國際感染力和吸引力。
2.日本高校體育教育的“生活化”思想取向。法國思想家拉美特里說過：“人不是簡單的機器。人是在生活中，而不是在機械的鍛煉中。”為了適應生活化的發展趨勢，日本政府還把高校體育作為政府為民服務、提高國民素質、代表廣大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來抓。⑥日本高校體育教育的“生活化”思想認識不僅為日本國民身體素質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而且大大創生了為世界所佩服的體育教育軟實力資源，其意義非同尋常。⑦
三、對我國的借鑒和啟示
近年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投資。中國不僅在較短的時間里建立了世界上總體規模較大的高等教育硬件體系，而且也在不斷完善高等體育教育的軟實力資源。借鑒美日發達國家發展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經驗，中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凸顯自己的特點。
（一）注重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文化導向性
李力研曾經指出，“東方體育是一種哲學體育，其實質是對宇宙的把握；西方體育是一種物理體育，其實質是對生命的展現”。⑧不同國家的高校體育教育機制，既有人類共性，又具有民族特性。中國高校體育教育是一種以公有理念為基礎，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內向文化；美日高校體育教育是一種與資本主義歷史條件相適應的，以民族精神或宗教為核心的外向文化。中國高校體育教育文化既注重內在的精神修養，又注重外在的形體修煉，既主張內外的兼顧，又注重形神的統一；美日高校體育文化的價值觀體現在推崇個人主義，注重競技等特點上。基于此，我們就要特別注重中國高校體育軟實力的文化導向性，要把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有機結合，既顯示出國際化的特點，又要不失自己的特色。由于高校體育軟實力是指高校教育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文化吸引力、個人精神力量以及校園體育文化氛圍的綜合，所以，我國要實現高等體育教育的現代化，就必須把握好體育文化的傳承，延續好體育精神的發揚，振興好體育理念的和諧。
（二）重視高校教育軟實力的社會傳播性
歷史發展到今天，借助于網絡和多媒體傳播技術，人們可以在瞬時即可獲得足夠多的體育信息和資料，從而使體育價值的傳播變得快捷。中國高等教育軟實力資源的社會延展性也因為傳播手段的提高而變得更加真實和方便。客觀上，美日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社會傳播具有較強的公開性和透明性，而中國高校體育教育軟實力的傳播則帶有明顯的內在性和非公開性。這就要求我們要不斷提高體育產業政策的公開性、公正性和透明性，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爭取更多的國際教育軟實力資源。
（三）要大力提倡高校教育軟實力形式的多元性
在國家高等體育教育政策的鼓舞和激勵下，中國的各高等學校除了借校辦運動會的平臺以外，還充分利用了地區運動會的機會，在校園內外大力營造體育文化的擴展氛圍。就高校體育文化的對外傳播模式而言，美日特別注重高校體育教育的大眾化和生活化理念；而中國則應該特別注重體育高等教育的國民性、精英性和專業性理念。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日益全球化，我們應借鑒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經驗，不斷拓展高校體育教育國際化交流理念，大力培養高校體育教育精神，逐步實現高校體育設施服務體系社會化。
[注釋]
①（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M].陳景彪，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84.
②（美）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M].何小東，蓋玉云，譯.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139.
③虞榮娟.中美德日大眾體育比較研究[J].體育文化導刊，2010（4）：40.
④光.美國大眾體育設施概況[J].中外群眾體育信息，2008（3）：17.
⑤張建華，陳青.體育文化力的內涵及特征[J].首都體育學院學報，2006（6）：50.
⑥舒其偉.中日大眾現狀的比較研究[J].四川體育科學，2004（6）：87.
的關鍵詞：貝塞爾曲線；樣條插值；利率期限結構；聚類分析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06-0085-04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無風險利率是金融市場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經濟變量之一，它的實質是資金的價格，反映資金的供求關系。利率期限結構是指在相同的風險水平下，利率與到期期限之間的數量關系，或者說是理論上的零息票收益率曲線。它是資產定價、金融產品設計、套期保值、套利以及投資等的基礎，對利率期限結構的研究一直都是金融學中一個重要而又十分基本的課題。利率期限結構的模型大體分為靜態模型和動態模型兩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