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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政策論文8篇

時間:2022-10-17 1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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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政策論文

篇1

1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4)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傾向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貿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與自由競爭時期的貿易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而是一種有保留的貿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

(5)關貿總協定(GATT)條件下新保護主義時期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給發達國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主要4點:一是在GATT前的各國貿易政策無多邊貿易協議的束縛,各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依據本國利益,這樣極易產生貿易保護的做法;二是歷史上盡管若干次保護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在時間上占主導地位;三是保護性是貫穿國際貿易政策歷史演變的一條“紅線”,即使歷史上自由化占主導的時期也仍然有貿易保護的影子;四是20世紀50年代倡導自由貿易,并訂立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以約束各國的保護措施,但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沒有因為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而改變。2002年3月,美國對鋼鐵啟動201條款,對來自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的鋼材進口征收關稅最高達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對保護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解釋

2.1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

徐建斌、尹翔碩在“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和自由貿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的有效性。并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現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確實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貿易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中,發達國家得到的好處比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要多。這樣,發展中國家想追趕發達國家,實現本國復興的愿望就很難實現。于是,國家之間在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1]。而且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也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GATT對發展中國家的例外條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糾正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說明了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但是,為什么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呢?

2.2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的又一壓力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其得到的利益應該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貿易利益。那么為什么美國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2]。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現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使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熊掌與魚都要。畢竟美國的鋼鐵業曾經是他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非常困難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可見貿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2.3貿易政策國際協調不能改變貿易政策的保護性質

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了貿易政策的國際趨同化。自二戰以來,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無論是哪種協調,貿易政策的本質始終具有保護性,即貿易政策的目的——保護本國市場,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積累資本或資金,維護本國對外的經濟、政治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就拿WTO這一多邊貿易的最高成就來說,仍然改變不了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

(1)自由貿易是個謊言WTO規則的制定,形式上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回合(MTN)的協商產生,實質上依據國家貿易實力決定分量,由于歷史原因和貿易實力,基本上是美國一手把持。貿易談判(貿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保護)才是貿易談判的實質。

(2)WTO的例外條款和規則,為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據由于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圍內保護本國利益,同時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國利益。因此,國家貿易政策的目的(在沒有一個足夠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的約束條件下),決定了這種例外條款和規則就會必然成為貿易保護的依據。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開的高度保護的行業農業、紡織業,便是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保護產業。但這些產業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發達國家中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

3WTO條件下國家貿易政策保護性的表現

3.1“公開型”的貿易保護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是指在關貿總協定和WTO下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過程中還未涉及的領域,或是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

判的領域,再加上談判達成協議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以及協議中的一些規則的例外而引起的保護措施。還未涉及的領域,指某些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暫時把某些行業的自由化擱置起來不予談判;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是指某些“敏感行業”,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差懸殊,如果完全放開會導致本國產業的“嚴重損害”,故在多邊談判中暫時將這些行業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談判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指根據承諾減讓表現在還未兌現的部分;談判達成的協議規則的例外,是指協議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規定的,但無論哪項協議,都是由一些規則和規則的例外拼湊起來的,這些規則的例外實際上就是承認這些方面的適當保護。這些保護都是公開的,這實際上也是國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實力較量的結果。

一般認為,在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敏感行業”,是自由化較緩慢和最不徹底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的領域。

在WTO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型”貿易保護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運用高關稅限制進口;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的價格支持就是常見的公開型保護措施之一。國內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國內補貼、價格管理、出口補貼和綠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隱蔽型”的貿易保護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開型”貿易保護外,還有十分重要的“隱蔽型”貿易保護。“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是與“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相對應的,以“反傾銷壁壘”為代表,還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這類壁壘的特點是它們往往本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原則制定出來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則”、“保護生態和人類健康”等原則,這些原則本意確實是好的,但現實情況則是它往往會成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保護貿易政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的手段包括兩類:一是征收高額關稅,如加征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二是禁止進口甚至就地銷毀,這主要是不符合國家的檢驗檢疫標準、環保標準等而采取的措施。

4構建中國符合WTO規則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不能幻想WTO會真正無私地給中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貿易環境。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應該好好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入世承諾,而忽視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協調,必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4.2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體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規則的例外給各個國家制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因此中國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協議和規則并不十分嚴密,存在漏洞。這使得國家可以根據這些存在漏洞的協議制定本國的很容易成為保護措施的貿易法律,如反傾銷協議的模糊性漏洞,就成為各個國家貿易保護的工具。中國也可以利用這些協議的不完善來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法規。

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們的技術水平差并不意味著就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也可以利用別的優勢建立起中國特有的壁壘。前些年中國肉雞產業受到外國的極大沖擊,當時就有人提出要對肉雞的進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據規定每只肉雞的雞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為中國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雞毛渣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用機器拔毛后剩下的雞毛渣要少,這樣的規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總之,WTO不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許“合法”地保護,而且它使貿易保護更加系統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以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根據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這3種傳統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將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應以加強反傾銷能力建設為核心。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

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2)積極穩妥地建立中國技術性壁壘體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術標準。雖然目前中國的整體科技實力還比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個別領域制定出本國特有的、并且是國際領先的技術標準,也將極大地增強中國保護本國市場的能力。另外,WTO允許各國根據本國特點(如地理條件、消費習慣等)制定與別國不同的技術標準,對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SPS)。雖然GATT中SPS協議鼓勵各締約國將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國際標準或指導原則接軌,但它同時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術上的復雜性,這是一種隱蔽性相當強的非關稅壁壘。三是建構綠色貿易壁壘體系,又稱環保壁壘。即以環境保護為理由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中國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來抬高國內市場的進入門檻。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條件下在必要時候適當地保護本國產業,任務是艱巨和復雜的,這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說制定了幾部法律或法規就可以有效保護了。它需要國家各個部門相互配合,不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養人才;不僅要制定保護性的對外貿易政策,更需要將它與國內產業政策結合起來考慮。>

【參考文獻】

篇2

1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4)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傾向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貿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與自由競爭時期的貿易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而是一種有保留的貿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

(5)關貿總協定(GATT)條件下新保護主義時期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給發達國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主要4點:一是在GATT前的各國貿易政策無多邊貿易協議的束縛,各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依據本國利益,這樣極易產生貿易保護的做法;二是歷史上盡管若干次保護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在時間上占主導地位;三是保護性是貫穿國際貿易政策歷史演變的一條“紅線”,即使歷史上自由化占主導的時期也仍然有貿易保護的影子;四是20世紀50年代倡導自由貿易,并訂立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以約束各國的保護措施,但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沒有因為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而改變。2002年3月,美國對鋼鐵啟動201條款,對來自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的鋼材進口征收關稅最高達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對保護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解釋

2.1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

徐建斌、尹翔碩在“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和自由貿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的有效性。并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現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確實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貿易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中,發達國家得到的好處比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要多。這樣,發展中國家想追趕發達國家,實現本國復興的愿望就很難實現。于是,國家之間在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1]。而且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也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GATT對發展中國家的例外條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糾正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說明了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但是,為什么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呢?

2.2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的又一壓力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其得到的利益應該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貿易利益。那么為什么美國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2]。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現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使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熊掌與魚都要。畢竟美國的鋼鐵業曾經是他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非常困難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可見貿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2.3貿易政策國際協調不能改變貿易政策的保護性質

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了貿易政策的國際趨同化。自二戰以來,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無論是哪種協調,貿易政策的本質始終具有保護性,即貿易政策的目的——保護本國市場,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積累資本或資金,維護本國對外的經濟、政治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就拿WTO這一多邊貿易的最高成就來說,仍然改變不了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

(1)自由貿易是個謊言WTO規則的制定,形式上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回合(MTN)的協商產生,實質上依據國家貿易實力決定分量,由于歷史原因和貿易實力,基本上是美國一手把持。貿易談判(貿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保護)才是貿易談判的實質。

(2)WTO的例外條款和規則,為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據由于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圍內保護本國利益,同時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國利益。因此,國家貿易政策的目的(在沒有一個足夠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的約束條件下),決定了這種例外條款和規則就會必然成為貿易保護的依據。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開的高度保護的行業農業、紡織業,便是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保護產業。但這些產業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發達國家中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

3WTO條件下國家貿易政策保護性的表現

3.1“公開型”的貿易保護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是指在關貿總協定和WTO下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過程中還未涉及的領域,或是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再加上談判達成協議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以及協議中的一些規則的例外而引起的保護措施。還未涉及的領域,指某些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暫時把某些行業的自由化擱置起來不予談判;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是指某些“敏感行業”,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差懸殊,如果完全放開會導致本國產業的“嚴重損害”,故在多邊談判中暫時將這些行業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談判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指根據承諾減讓表現在還未兌現的部分;談判達成的協議規則的例外,是指協議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規定的,但無論哪項協議,都是由一些規則和規則的例外拼湊起來的,這些規則的例外實際上就是承認這些方面的適當保護。這些保護都是公開的,這實際上也是國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實力較量的結果。

一般認為,在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敏感行業”,是自由化較緩慢和最不徹底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的領域。

在WTO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型”貿易保護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運用高關稅限制進口;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的價格支持就是常見的公開型保護措施之一。國內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國內補貼、價格管理、出口補貼和綠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隱蔽型”的貿易保護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開型”貿易保護外,還有十分重要的“隱蔽型”貿易保護。“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是與“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相對應的,以“反傾銷壁壘”為代表,還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這類壁壘的特點是它們往往本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原則制定出來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則”、“保護生態和人類健康”等原則,這些原則本意確實是好的,但現實情況則是它往往會成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保護貿易政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的手段包括兩類:一是征收高額關稅,如加征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二是禁止進口甚至就地銷毀,這主要是不符合國家的檢驗檢疫標準、環保標準等而采取的措施。

4構建中國符合WTO規則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不能幻想WTO會真正無私地給中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貿易環境。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應該好好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入世承諾,而忽視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協調,必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4.2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體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規則的例外給各個國家制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因此中國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協議和規則并不十分嚴密,存在漏洞。這使得國家可以根據這些存在漏洞的協議制定本國的很容易成為保護措施的貿易法律,如反傾銷協議的模糊性漏洞,就成為各個國家貿易保護的工具。中國也可以利用這些協議的不完善來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法規。

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們的技術水平差并不意味著就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也可以利用別的優勢建立起中國特有的壁壘。前些年中國肉雞產業受到外國的極大沖擊,當時就有人提出要對肉雞的進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據規定每只肉雞的雞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為中國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雞毛渣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用機器拔毛后剩下的雞毛渣要少,這樣的規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總之,WTO不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許“合法”地保護,而且它使貿易保護更加系統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以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根據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這3種傳統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將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應以加強反傾銷能力建設為核心。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

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篇3

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可見,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篇4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客觀上為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逐漸成為顯學.理論經濟學特別是對西方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與此同時,應用經濟學的發展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貨幣銀行學、產業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等學科研究者甚眾。在我國,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

然而,研究流通領域經濟運行的流通經濟學卻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陷入了低迷狀態(紀寶成,2001)。21世紀是商業的世紀,正是大商業、大流通、大市場形成和發展的時代(黃國雄,2002),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卻陷入了貧困狀態(夏春玉,1999)。應該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復雜的、多樣的流通實踐更加需要正確的流通理論予以指導,研究流通理論應該得到重視,流通理論應該得到大發展。但現實卻是:流通經濟學被作為三級學科,流通經濟學的博士點為數極少(只有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幾個單位),全國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經濟學專業,或改為市場營銷,或改為國際貿易,或改為產業經濟學,如今,保留流通經濟學專業(貿易經濟)的只有16家。流通領域研究的專業期刊只有幾家,即《財貿經濟》、《商貿經濟》、《中國流通經濟》、《商業時代·理論版》、《商業研究》、《商業經濟與管理》(其他流通類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減少)。

這種現象不能不令人思索。為什么在市場經濟大發展,流通成為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劉國光,2001)和基礎產業(黃國雄,2002)的時代,流通經濟學卻被社會遺忘,卻出現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點:一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見面的假設使流通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視野中消失;二是經濟學的格式化過程間接影響了經濟學對流通的關注和研究;三是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和經濟學家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經濟學關注流通的視野;四是馬克思的流通理論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論。全國高校商經教學研究會主持的《關于貿易經濟學科建設的思考》課題報告(2001)認為,西方理論缺少對交換問題的專門研究和馬克思流通理論的一般性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是流通經濟學出現低潮的主要原因。紀寶成(2001)指出,對貿易經濟學科沖擊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內部因素表現在:學科分離,內外貿專業的分離;缺乏與新學科、新專業的相互協調;非盈利專業與盈利專業相混淆;隊伍建設問題。外部因素有:政府機構改革,撤銷了貿易局;教育部對專業目錄的調整;盲目照搬別國經驗;教育學科的重理輕文等等。

這些認識也許并沒有抓住流通經濟學貧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一刻也沒有放棄對交換貿易的研究,從重商主義的自由貿易論到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交換論,從德國歷史學派的貿易保護論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換契約論,無不充滿著對交換、貿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如新制度經濟學也是從交易出發,研究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關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費用在交易中的關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為三類,其中一類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換,楊小凱、黃有光(1998)等人還嘗試從分工交換的角度研究流通,楊小凱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之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其次,馬克思的流通理論是十分完整的流通關系論,馬克思從商品的二重屬性開始,從分工入手,詳細論述了商業資本的流通和商人、商業的地位和作用,闡述了商業勞動的性質和商業利潤的來源,研究了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同時還創造性地研究了國際貿易問題。再次,內外貿學科分離本身有一定道理,因為國際貿易畢竟是不同國家的經濟貿易交往,這種貿易和國內貿易不同,它時時要受匯率、關稅、國家的貿易政策所制約,因此,在研究領域上與國內貿易有相當大的區別;教育部對學科調整并不會妨礙一個學科的深入研究,只要這個學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會形成研究群體。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入門對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教育部并沒有規定理論經濟學中有制度經濟學的學科,然而還是有眾多學者樂于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可見,流通經濟學的貧困問題還是要從流通經濟學的內部人手才能解決。本文嘗試從核心概念和學科研究對象的角度進行分析,運用經濟學方法論,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較為完整的流通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求教于國內專家同仁。

二、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種規范的經濟學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該概念是對眾多經濟現象的高度邏輯抽象,概念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同時又是對事實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連續不斷的商品交換,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可見流通應該作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因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實質,更能體現出流通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具有較強的解釋力。這表現在:商品流通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運行的過程,而且是社會化大生產中商品多次不斷的運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溝通地位,錯綜復雜的商品循環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復雜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運行的規律,研究如何有效地處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資源配置。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換,又涵蓋了市場,還暗含了商業出現的必然性,因為如此復雜的商品交換沒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業是不可想象的。可見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應該成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對流通的專門研究,是政治經濟學所難以涵蓋的。因為政治經濟學雖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揭示商業資本的增值和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資本和剩余價值。西方經濟學也研究交換和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如要素稟賦理論、比較利益理論、H-O理論等,但它側重于把交換看作一種外在的機制,沒有觸及商品流通的內核,把國際貿易作為開拓市場的手段,輕視對國內貿易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把一國內的商品流通當作一種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經濟學有必要把流通作為核心概念對商品流通進行專門的研究。

三、研究對象的確定與學科體系的構建

確定學科研究對象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學科對象確定后,才能確立研究范式,進而建立研究的邏輯框架,才能進行演繹推理,結合實證研究,解決研究對象的問題。目前,對流通經濟學的對象有四種觀點:關系論、規律論、服務論、主體論。

關系論認為,由于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經濟學一方面要研究流通與生產、分配、消費的外部關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領域內的商業內部關系。規律論認為,社會商品交換既受普通經濟規律的影響,也受流通過程特有經濟規律的作用;流通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動中的這些特殊規律。服務論認為流通產業是由處于商品交換和流通過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構成的一個特定的產業,商人從事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是進行商品交換,實質上是在流通產業內提供以“為賣而買”為核心內容的商業服務活動,即為商品交換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務活動;既然商業活動的本質是提供商業服務,那么,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商品或商品交換活動本身,而應該是商業服務。主體論以流通領域中的每一個行為主體如商人、商業企業等為研究對象來研究流通領域中的具體問題。

以上這四種研究對象論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視了一點,即作為一門經濟學科應該研究資源配置問題。

流通經濟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經濟學科,必須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問題。即研究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推動商品運動的各種行為,如采購、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等不斷地社會化、規范化最終達到最優化。由于現代流通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因此流通領域資源合理配置問題實際上就演變為流通產業的資源配置和利用問題。這里有一個難題,就是流通領域與流通產業的關系。領域這個概念比較模糊,在《資本論》里,流通領域包括兩個環節,即G-W階段和W-G’階段。在這兩個階段,商品與貨幣的轉化都需要有流通組織的勞動耗費,從事這類活動組織的集合就成為流通產業。因此,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配置,具體到流通產業才能夠體現出來。從實踐來看,人們把研究農業、工業、流通業分別作為一、二、三產業,并分別叫做農業經濟學、產業經濟學、服務經濟學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流通經濟學稱為流通產業經濟學。如果不從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研究過渡到對流通產業資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經濟學只能是停留在關系論、規律論的層次,無法上升到從產業層面來研究的高度。那么,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難以深入。

明確了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大致構建流通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設。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有該學科所公認的基本假設,一個學者的研究要形成一個體系,也必須有貫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設,否則,其提出的理論模型之間容易出現自相矛盾而難于前后一致。筆者認為,流通經濟學基本假設主要有:流通時間節約假設,假設t1<t2,設U1為花費t1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U2為花費t2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則必有U1=F(t1)>U2=F(t2);流通費用最小化假設即滿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經濟人假設,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組織理論,即流通組織的SCP分析,流通產業組織的博弈分析,流通產業的競爭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結構,即流通產業的不同業態之間的比例關系,流通產業的規模,流通的空間結構、地區結構的均衡,流通產業布局的合理化、產業的投入產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產業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產業政策的變動對流通增加值的影響,同時研究各種政策的配套和協調。第五部分,研究流通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流通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總體效應和溢出效應,分析國內商品流通與國際商品流通的相關關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的發展趨勢,運用產品生命周期假設等研究流通業未來的發展。第七部分,流通經濟學專題,主要研究流通經濟學中的電子商務問題,物流現代化問題,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業的跨國經營問題等。

四、流通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方法

經濟學理論的本質就是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邏輯體系。理論的創新來自對新現象的分析或對舊現象的新解釋。既然經濟學的理論是一套邏輯體系,那么新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就首先要嚴格遵守形式邏輯內部一致的要求,否則,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就無法說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傳統的經濟學研究經常側重觀點的整理而忽視邏輯分析和推導,經常也只講個人對某個問題的觀點、想法和主觀愿望,常以個人的判斷或其他經濟學家的觀點、理論替代邏輯推論,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難以形成邏輯體系。現有的流通經濟學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視邏輯分析和推導。有些流通經濟學教材和論文還停留在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對策論階段,許多內容缺乏系統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貿然下結論,結果使流通經濟學在邏輯結構上十分松散,沒有形成一套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這種研究方法,只重視證實主義,而忽視證偽主義的運用,結果造成許多問題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也難以形成共識,造成進一步研究的困難。比如對流通與生產的關系的認識,有生產決定論、流通決定淪、生產流通相互決定論等等,一直在學術界難以形成共識,雖然從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學者傾向于流通決定論,但是,在工業化時代,在物質產品沒有十分豐富,在工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組成部分的時代,沒有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經濟數據的有力支持,這種觀點難以得到大多數從事經濟研究的人的支持。這也是流通經濟學一直強調流通重要,流通業是支柱產業、基礎產業,實際上卻不為政府和社會重視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經濟學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經濟學強調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費用這個核心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與市場關系的替代的思考,運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基礎上推論出科斯定理,從而贏得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篇5

金融特色鮮明的應用型行政管理人才培養模式的轉型要求

為了實現行政管理人才的培養目標,上海金融學院行政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在“十二五”期間應實現三個轉變:

1由缺乏特色到金融特色鮮明轉變

隨著就業形勢的變化,雖然國內絕大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在人才培養方面仍無突破性變化,但已經有部分高校進行了非常務實的探索。例如,大連海事大學的行政管理專業,注明為“港航行政管理方向”,突出航運特色,旨在培養滿足航運企事業發展需要的應用型人才[2]。浙江海洋學院公共管理學院的全永波提出,海洋類大學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的完善可以將海洋行政管理人才培養作為一個重要方向,開設海洋科技概論、海洋管理學、海洋法律、海商法等課程,體現海洋特色[3]。東北林業大學的劉百惠提出,農林院校行政管理專業應突出農林公共管理特色,應與農業、林業緊密結合,依托農林學科優勢,以農村事務管理為主要發展方向,培養具有農林特色的行政管理人才[1]。上海對外貿易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的課程設置也與“國際貿易”密切相關,開設的相關課程有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實務、國際金融、WTO與行政體制、比較政治制度、涉外經濟法、國際商貿制度、國際政治學等,充分體現了學校特色[4]。金陵科技學院的行政管理專業設有“行政法”和“高級秘書”兩個方向。根據上海金融學院校情,按照錯位競爭的要求,應打造金融特色鮮明的行政管理專業。目前,我們已經在課程設置、論文選題、科學研究等方面邁出了步伐,今后還需在師資力量、教材建設、科研方向等方面進行探索。

2由重理論知識學習到重實踐能力培養轉變

我國高校的人才培養強調學生對宏觀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學習,忽視實踐能力的鍛煉,“用非所學”現象比較突出,人才培養與社會需要相脫節,行政管理專業也存在這一共性問題。目前,上海市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具體到行政管理專業,根據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及用人單位對人才素質的要求,實踐能力包括溝通能力、執行能力、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其中,溝通能力(包括書面寫作和口頭表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能力;創新能力是對學生的最高要求,而學習能力貫穿在溝通能力、執行能力、組織能力、領導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之中//圖1。

3由以公共行政管理人才培養為主向以企業行政管理人才培養為主轉變

從社會需要出發,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應當從行業和職業對人才素質的要求著眼,行政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不能囿于公共行政管理的需要,而應當放眼于社會對文員、行政助理、商務秘書和人事行政等管理類人才的需要。從專業發展來看,行政管理的英文名稱叫PublicAdministration,即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管理和企業行政管理原本就具有共同的淵源。管理大師德魯克認為,“管理”最初并不是應用在企業上,而是應用在非營利組織和政府機構里;經理人(manager)這個名詞……最初也不是應用在企業里,最早被稱為經理人的職業是城市經理人。但是在美國大蕭條時期之后,因為對企業的敵視和對企業主管的不滿,管理與企業管理才開始有所區分。為了不與企業界掛鉤,公共部門的管理開始自稱為“公共行政”,主張不同的原則———在大學里自成科系,有自己的用詞、自己的升遷方式[5]。隨著20世紀末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發展,由于管理本身具有相通性,西方國家在行政改革實踐中廣泛引進企業管理的方法,并用企業管理的理念來重塑公共部門的組織文化,把源于私人部門管理實踐的項目預算、績效評估、戰略管理、顧客至上、人力資源開發等融合到公共部門管理中去。在這一背景下,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不斷強調打通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界限,已經突破了一般意義上的“Public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例如,山東經濟學院的行政管理專業偏重企業行政管理,主要特色是在政府管理與企業管理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既研究政府的“企業化管理”,又研究企業的行政管理[6]。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把行政管理專業的培養目標定位為:掌握扎實的現代行政管理理論知識、具備較高職業素養及組織管理協調能力和較強英語應用能力、熟悉商務運作規則和法律規則的外向型和復合型企業行政管理人才[4]。有學者也提出,“我國的財經類大學可以側重于企業行政管理”[7]。這樣的轉型也符合1998年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提出的能在“企事業單位……從事管理以及科研工作的管理人才”的培養目標。在實現“三個轉變”的過程中,要處理好“學科”與“專業”的關系。“學科”與科研密切相關,“專業”與教學和人才培養密切相關。因此,不應當以學科淵源來要求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系統掌握公共行政學、管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理論,不應當以它們的學科體系來架構行政管理本科專業的課程體系[8]。當然,根據“復合型”人才的要求,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就業方向也不能囿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崗位。

實現金融特色鮮明的應用型行政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轉型的措施

人才培養模式從根本上規定著人才特征,它不僅直接反映著教育思想、辦學理念和工作思路,決定著專業發展和就業方向,而且關系著學校辦學特色的形成。實現金融特色鮮明的應用型行政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轉型,需要在課程體系、實踐教學、師資隊伍、教學方法、教材建設和科學研究等方面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1完善課程體系

為適應社會變化和人才培養的需要,上海金融學院行政管理專業2010年的人才培養方案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在課程體系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綜合性高校行政管理專業沿襲了傳統的課程設置,課程的“公共”色彩(或“政治學”色彩)明顯,如當代中國政治制度(或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西方政治制度、行政法學等課程都屬于專業必修課,而我校把這些課程設置為專業選修課。相比而言,我校行政管理專業課程設置的“行政”色彩(或“管理學”色彩)突出。目前我校開設了公共管理學(雙語)、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和公共部門項目管理等打通公私界限的公共管理類課程,并開設了公共關系學(雙語)、組織行為學、領導科學與藝術和管理溝通等跨越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一般管理類課程,同時也開設了秘書學、行政文書寫作、社會統計與社會調查方法、公關禮儀、檔案管理學等實務技能類課程,以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在體現金融特色方面,開設了財政學、財務管理學、金融學、投資學、金融法學、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市場學等課程。在未來的課程設置上,要注重引進企業實訓課程、職業資格證書課程和國外的課程。同時,要緊盯學科發展前沿,及時更新、補充、優化教學內容。

2突出實踐教學

為了充分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培養動手能力強的應用型行政管理人才,我們已經形成了“以實踐能力培養為核心目標,以課內實踐和校內實驗為基礎,以社會實踐和第二課堂為重點,以公民教育和創新創業教育為特色”的全過程、全覆蓋的實踐教學體系//圖2。目前,校內實驗室開設有辦公自動化與電子政務、人力資源管理實務、SPSS和ERP沙盤課程。在社會實踐方面,組織大一、大二的學生深入社區進行調查,到福利院、民工子弟小學進行志愿服務,讓學生有機會將理論應用到實踐。大三結束后的暑假,我們積極為學生聯系暑期專業實踐。進入大四后,安排學生進行畢業實習。此外,根據專業的特點,我們成立了瞻遠行政人協會,以協會為平臺,開展豐富多彩的第二課堂活動,包括演講比賽、策論大賽、行政職業能力測試大賽、公益創業計劃大賽、瞻遠論壇和社會調查等,同時鼓勵學生參加學校和其他學院組織的第二課堂活動,注重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執行能力、組織能力、領導能力、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

3優化師資隊伍

沒有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就沒有高質量的教育,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保證。目前,行政管理專業的師資隊伍雖然學緣結構、專業結構比較好,學歷層次比較高(全部為博士),但還存在結構性短缺的問題:一是缺乏高職稱、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二是缺乏“雙師型”的教師,這給整個專業的發展和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帶來了挑戰。今后,一方面可利用各種進修、培訓、見習和掛職鍛煉的機會,提升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另一方面教師也可積極做好科研和教學工作,爭取多拿課題,多出成果,為職稱評定和團隊建設打造奠定堅實基礎。在做好“內部提升”的同時,也需要做好“外部招募”的工作,一方面可以聘請實務部門人員做兼職教師,為學生開展專題講座;另一方面也爭取引進高職稱、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優化職稱結構。

4探索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是連接教師和學生的“橋梁”,是教師把自己的知識“渡”給學生的“船”,是教師鍛造學生能力的“工具”。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們積極探索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等教學組織形式,并積極采用案例教學、項目教學、情景教學等教學方法。近兩年,已經發表了《項目教學法在高校創新創業課程中的應用》《LBL—CBL—PBL—RBL四軌模式在管理教學實踐中的整合與運用》等教改論文,承擔了“高峰體驗理論在創業課程案例教學中的應用”、“人才培養創新考核方法研究”等教改課題。今后仍需對案例式、啟發式教學進行深入研究,并舉行教學研討,把各種教學方法純熟地運用于教學之中。

5抓好教材建設

教材是教學的基礎,是教師授課和學生系統掌握理論知識和提高實踐能力的必備參考。為突出我院的金融特色,我們借鑒國內外的經驗和做法,努力做好金融和行政管理的結合,以實現錯位競爭和特色發展。我們即將出版《金融行政管理》,并為學生開設了金融行政管理課程。該教材主要介紹政府的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以及金融企業行政管理的內容和方法,有助于學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政府的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企業的行政管理。該教材在介紹理論的同時,重視學生實務技能的培養,讓學生畢業后能更快更好地適應行政管理工作。同時,根據上海金融學院的人才培養目標和發展規劃,我們不僅在課堂上更多地采用案例式教學,同時還積極籌備案例教材建設,力圖將案例教學作為行政管理專業的特色。目前,我們計劃編寫的案例教材包括《公共管理案例教程》《領導學案例教程》《政治學案例教程》《公共政策案例教程》等。

篇6

【關鍵詞】博弈論;會計準則;準則制定

1.博弈論內涵概述

博弈論(GAME THEORY),又名對策論,它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在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人們如何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它作為一門理論的出現,以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思坦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的問世為標志;此后,經許多博弈論專家學者的發展,使得它已經融入到主流經濟學當中,并對經濟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因此,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J.納什、J.海撒尼、R.澤爾騰三位博弈論專家和經濟學家;1995年、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頒發給在博弈論應用領域有所創造的理性預期學派的盧卡斯(ROBERT LUCAS)和研究信息經濟學的莫里斯(JAMESMIRRLEES)及維克里(WILLIAMS VIKREY)。

博弈論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是經濟人假設,強調它最大化自己的目標函數;二是個體理性,強調的是有限理性,大凡對博弈論中涉及的非完全且完美類型的博弈論有所了解的人不難發現這個假設前提。博弈論涉及四個基本要素:博弈方、博弈規則、行動策略和支付函數,通過兩個基本假設和四個基本要素,博弈論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或基本范式,在這種分析框架中構建經濟行為模型,并考慮各種情況下的信息特征和動態特征,從而成為對行為主題間復雜過程進行建構的最適合的工具。它的信息類型有完全完美信息、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等;它的行動類型有靜態和動態兩種。不同的信息類型與不同的行動類型結合,使得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更廣闊。目前,博弈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已經廣泛應用于產業組織理論(作為微觀經濟學的主要部分內容,研究市場結構、廠商行為及市場績效的評價)、信息經濟學、討價還價、拍賣、公共經濟學、產權與制度分析、國際貿易政策、宏觀經濟決策分析、保險市場、金融市場、企業管理、跨國公司經營等領域。

2.博弈論與會計準則

博弈論與會計準則研究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后果觀。斯蒂芬·澤夫(Stephen Zeff,1978)在其早期論文《‘經濟后果’的產生》中給出了一個至今仍然適用的概念。他將經濟后果定義為: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和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該定義的實質是會計報告會影響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實際決策,而非僅僅反映決策結果。澤夫引用了幾個事例。在這些事例中,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試圖影響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和其前身會計程序委員會制定會計準則。經濟后果觀認為,“不論有效市場理論的含義如何,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如果會計政策無關緊要,會計政策的選擇只嚴格存在于準則制定機構和使準則得到落實的會計人員和審計人員之間。如果只有這兩方參與,建立在成本和收入配比、實現原則和穩健主義等眾所周知的概念基礎上的傳統會計模式將會得到應用。但是實務中,往往并不是這樣,總是會遇到其他方的一些干涉,比如企業管理層或者政府機關等,而與此同時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還會針對這些干涉做出一些反應,比如征求意見稿,使不同的參與者能對提議的會計政策變動發表意見。很顯然,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陷入了兩難境地。為保持會計人員的可信性,他們需要制定與財務會計模式和該模式下傳統的配比概念等相符的會計政策。但是在非理想的環境下,沒有理論明確的指明應采用什么會計政策進而獲取相應的凈收益。這就為各個利益集團參與進來,爭取自己偏愛的會計政策打開了大門。經濟后果是會計準則的制定復雜化,管理當局所偏好的政策可能與向投資者提供最佳信息的政策存在差異,使得會計準則制定程序和會計理論的研究從總體上更具挑戰性和趣味性。

在會計領域,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對企業的會計信息披露的情況是能夠觀察得到的,而且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也并不完全清楚企業的效用函數和各類戰略空間,這就將資本市場雙方的經濟博弈演化成一種動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投資者更需要獲得相關可靠的會計信息以幫助他們估計預期的價值和投資風險。然而,企業很可能不希望披露投資者想知道的全部信息。這樣,企業與投資者之間需要就具體披露什么信息,怎樣披露信息簽訂一項約束性的文件,而這項文件又必須由雙方都信任的權威會計機構來制定,所以當今大多數國家的會計準則都是由本國獨立的會計專業團體或國家權力機構來制訂的。會計準則是各方利益關系的調節器,會計準則的實施會影響信息使用者的決策,無論哪個機構制定都必然引起各方的關注和參與,并試圖對準則的制定或修訂施加影響,從而使會計準則的制定類似于其他法規、政策的制定,成為各利益集團斗爭與妥協的結果。

3.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博弈

會計信息使用者非常廣泛,包括政府、債權者、投資者、企業經營者、供應商等,他們均會從各自利益出發,關注會計信息的披露。但是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各異,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在會計準則產生過程中的決策也不相同。一般認為,現代企業是一種多元契約關系的聯結體。如果將企業看作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那么各個締約方擁有排他性的財產所有權是進行交易的前提。廣義地理解企業的契約性質,其合約邊界遍及股東、債權人、管理者、政府、供應商、顧客等在內的所有利害關系人。而狹義的理解,其邊界只涉及企業所有生產要素提供者,企業的生產要素提供者可以分為人力資本提供者和非人力資本提供者。

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審視準則與準則制定,我們可以將準則視為一項主要用來規范和約束企業會計信息加工、提供制度安排,準則制定(制訂新準則或修訂已有準則)則可以看成是博弈的暫時均衡。雖然博弈參與者的行為存在差異,但是通過重復博弈,他們的行動逐步演化成一個穩定結果(行動組合少)。博弈參與者可以知道其他參與者的行動的一些濃縮信息,參與者依靠這些濃縮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狀態下的行動規則。當他們在反復博弈中獲得充分的信息,形成某種共同的信念,使博弈參與者的行動規則趨于一致并成為公認的博弈規則時,那么,也就形成了會計準則,達到了所謂的納什均衡狀態。但這種均衡狀態不會持久,因為隨著會計環境的累積變化和不完全信息獲取的相對完全性,使得已經制定的《會計準則》未能涵蓋所有業務或者不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或者說是有漏洞,便引發新一輪的博弈,其結果又會達到新的納什均衡狀態。可以看到“納什均衡”點會不斷地由低層次向高境界逼近,最終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但目前,我國的會計制度仍處于博弈的初級階段,離“納什均衡”還有一段距離,其主要原因:一是各項制度的制定未能很好體現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而基本上是從政府利益出發,從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二是社會的監督制約不力,注冊會計師作為博弈中的“裁判”,其作用未能得以真正發揮,從而難以體現博弈中公正的原則。三是激勵與懲罰機制不健全,對制假造假的會計與經營人員未進行有力地懲處,從而阻礙了博弈的有效進行。

4.準則實施后完善時的博弈

美國曾一度認為其制定的會計準則是國際公認的會計標準,有著權威性的決定權。但是安然事件的發生使一切既定的理念都發生了變化。美國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國500強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財富》雜志評為“最富創新能力”的公司,連續六年排名居于微軟、英特爾這些大公司之前。這是一個備受經濟界和企業界尊重的超級公司,但是為什么它的破產會來的那么突然而使投資者完全不知情呢?如果準則制定的很完善,考慮到了投資者等相關各方的利益,怎么會出現這種狀況?所以美國會計準則制定者開始思考自身的問題。其實,經濟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技術等無形資產在各生產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大部分自創無形資產,由于會計準則滯后而得不到在表內確認,對已確認的無形資產,其計量的準確性也沒有客觀標準,美國現行會計準則對此無明確規定,為企業提供了財務造假的機會。所以會計準則實施后的完善也是個重要的方面。

我國的會計準則從制定與頒布的模式來看仍屬于政府行為,沒有經歷一個多重博弈的過程。所以政府要轉變觀念,通過會計準則在各利益集團博弈的過程中,進一步修訂會計準則,以使各種利益得到更好的兼容,最終達到較為理想的納什均衡狀態。為此應注意幾個問題:(1)準則制定過程應更具公開性和充分參與性,這樣才能保證各博弈方廣泛參與其中,加強博弈各方的信息交流,使新準則能較好地滿足各方的利益。(2)強化注冊會計師的公正立場,便于為博弈各方提出不偏不倚的意見稿。(3)廣開言路,建立良好的反饋機制,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努力,使會計準則欠佳的地方得到及時的修正。(4)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懲惡亦能揚善,確保有一個良好的會計環境,使會計準則得以很好地執行。

5.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完善

評價《會計準則》完善的標準,一方面,要使博弈雙方的信息公開。對會計博弈雙方而言,公開其信息,讓廣大社會公眾參與其間,不僅可以減少“欺詐”、“偷竊”等市場交易費用,而且是會計秩序正常化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使《會計準則》公平(或公認)。用博弈活動來闡述準則的制定過程,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準則制定中會遇到的問題:即準則的制定過程不再是純技術性的,而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相互競爭的博弈過程。這樣,準則制定機構在制定與實施新準則時,一定要關注其對投資人和企業管理者,包括政府等各方利益可能造成的影響,只有幾方都接受新準則,才能確保準則順利實施。

(1)對準則制定機制、人員構成的改革。無論IASB、FASB還是我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盡管準則制定人員的構成形式多種多樣,但其人員構成都具有專業性、代表性。制定人員的專業性,是由會計準則的科學性與技術性決定的。會計準則的科學性是會計理論科學性的自然延伸。制定人員的代表性,是由會計準則的橋梁地位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會計準則客觀上涉及各方利害關系決定的。

據筆者的了解,我國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似乎缺少各類頗富實際經驗的各方面技術咨詢專家。為此,建議會計司可以設立一個兼職的會計準則專家咨詢組。專家咨詢小組人員的構成應該是有代表性的,學術界、企業界、證券交易所、政府、財務分析師等與準則的研究和運用相關的重要部門都應該有所考慮,會計準則的征求意見階段應該首先在這些專家中展開,使他們能夠從自己專業的角度及時發表有價值和負責任的意見,從而保證會計準則的普適性。此外,將制定具體準則的各項目小組納入統一的團隊中,以促進他們的交流與合作,從而增強具體準則之間的協調性以及適當增強準則制定機構的獨立性等。這些都是完善準則制定機制、人員構成的重要措施。

(2)加強會計準則制定部門的獨立性。在美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歷史上,曾先后有會計程序委員會、會計原則委員會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負責。前兩個機構因獨立性不夠而遭受很多批評,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則在形勢和實質上獨立性都得到很大提高。首先,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委員由財務基金會任命,是專職的、有報酬的。其次,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資金來自于財務會計基金會,不依賴于外界資金的資助。在我國,由于缺乏強大的外部投資人,會計準則的制定不得不依賴于政府2001年國際會計部門,其獨立性有待加強。計準則委員會進行了戰略性改組,改組后新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設有管理委員會、理事會、咨詢委員會和解釋委員會四個機構。其中,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是制定會計準則的核心部門,全權負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他相關文件的制定。

(3)會計準則制定與利益相關者。會計利益性決定會計準則制定與實施將影響眾多相關者利益。利益相關者,有財政、稅務、銀行、投資者等,也有管理層、職工、客戶等,又可以細分為專業技術者和非專業技術者,前者有能力使用遵循會計準則提供的會計信息,后者則無。從目前來看,制定會計準則實際傾向于決策有用觀,即極力為企業外部投資者服務,滿足其利益。然而,外部投資者可以細分為專業技術者和非專業技術者,后者沒有能力、甚至不需要使用會計信息,而且不占少數。過度考慮這部分相關者利益而制定會計準則,勢必導致不經濟。同時,應該承認企業內部利益相關者也需要符合他們要求的會計準則,這符合經管責任觀。在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難分伯仲情況下,制定會計準則的最終用戶是多元的,需求呈多樣性,應該藝術地兼顧各方利益,在科學性的前提下以公平為第一要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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