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12 13: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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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碩士生 科研能力 培養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迅速擴大,增幅甚至達10倍左右。結果,碩士生的基礎、學風均有所滑坡。如何使碩士生在畢業后具有較強的科研能力,成為名副其實的高層次人才,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以英美文學專業為例,初步探討如何培養碩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這一問題。
一、引導碩士生繼續保持刻苦、認真的學風
當前,不少人上碩士研究生只是為了拿張文憑,以便找份較為理想的工作,而不是為了從事研究,因而,讀研期間的學研態度非常散漫。在一年多的課程學習期間,一些碩士生上課經常遲到,甚至經常曠課。碩士生的許多課程屬選修課,一些授課教師為了吸引足夠的學生上自己的課,平時出勤管理和期末成績考核都不嚴格,個別學生甚至數月或整年不上課,期末考核仍然過關,甚至還能得不低的成績。遇上出勤管理較嚴的老師,一些碩士生為了出去代課或打工掙錢,甚至還找無關的人“替其上課”。基本課程學習結束后,在醞釀畢業論文開題的半年里,更多的碩士生外出代課或打工,把開題的事兒拋到腦后;待到開題前三五天,才慌忙到優秀碩博士上看別人的畢業論文,把某些論文改造成自己的論文框架――開題報告,蒙混過關。開題后近一年時間里,一些碩士生要么代課或打工,要么忙著考各種證書,而且在最后半年多的時間里,又四處跑著找工作,很少查閱與畢業論文相關的資料,也不認真考慮論文寫作,直到離答辯前一個月左右,才開始上網搜索別人的論文,以拼湊自己的論文;結果拿出的英語論文語言錯誤到處都是,內容觀點或站不住腳,或邏輯漏洞百出,更有甚者,一些人的畢業論文絕大部分是抄來的……
針對如此的讀研風氣,碩士生導師在其指導學生入校之日起,就應嚴格要求,引導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讓其珍惜讀研機會,鼓勵其繼續保持準備考研階段的刻苦、認真的學風,并讓其明白,若不踏踏實實地學習,達到最基本的學業水平,畢業時連按時拿到文憑也會成問題。其次,導師要根據所指導碩士生的研究方向,給其推薦一些必讀書籍,更重要的是,要經常與所帶的碩士生就其最近學習的內容、研讀的書籍等進行座談。這樣不僅可以適時地答疑解惑,避免一些碩士生“常年見不到導師的面”的抱怨,又可以督促碩士生,讓其不敢偷懶,以避免一些碩士生該畢業了導師推薦的書還“沒來得及”看的現象。第三,導師不僅自己上課要加強考勤管理,而且要與其他授課導師經常溝通,了解所指導碩士生的課堂出勤情況,及時發現個別學生經常缺課的原因,以便及時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第四,導師要至少提前半年開始指導碩士生的畢業論文開題,在開題之后一年左右的畢業論文寫作時期,要督促其繼續認真查看相關文獻資料,盡早動手寫論文,并經常了解和幫助解決他們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第五,相關授課教師和培養單位要嚴格碩士生的課程考核、開題和答辯管理,使任何不合格的碩士生都不能畢業,以對下屆碩士生起警示作用。
二、指導碩士生拓寬知識面,奠定扎實的研究基礎
在本科階段,許多學生只滿足于學習幾本相關教程,考研時,又只是反復復習幾門必考課程,因而成為碩士生后,知識面非常有限。有的導師在其碩士生入校后,就給其確定了明確的研究對象,僅推薦了與其畢業論文直接相關的書籍,完全忽視許多碩士生實際上對自己的研究領域缺乏全面、透徹的了解這一事實。就英美文學專業來說,不少碩士生連“什么是文學”都說不清楚,別說用英語就是用漢語寫文章也不完全能寫通順,甚至連標點符號也不完全能恰當運用。鑒于此,碩士生入校后,英美文學專業的導師應引導其拓寬知識面,奠定扎實的研究基礎。應讓碩士生清楚,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史哲“不分家”,研究文學有看不完的書籍;同時,應圍繞“英美文學”既是“英美”的文學,又是“文學”,且是“西方”的文學這一特質,給碩士生推薦一些必讀書籍。這些書籍可涉及以下類型:
第一,英美文學背景知識類。包括外國文學史(或歐美文學史);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英國通史(或文化史),美國通史(或文化史);西方哲學史,西方美學史。這類書籍導師可鼓勵碩士生讀英文版的。
第二,文學原理、文學批評方法、文學理論史類。這類書導師應要求碩士生讀英文版的,例如Rene Wellek等所著Theory of Literature,Jean Paul Sartre的What is Literature?,I. A. Richards的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Wilfred L. Guerin等所著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Richard Harland的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Raman Selden等所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英美作家從小潛移默化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包括文史哲)的影響,較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背景和西方文論史,可以深化研究者對有關作家、作品的理解。而較全面地了解西方現當代文論,可以增強研究者的洞察力,為評論自己感興趣的作家、作品提供適宜的理論基礎。
第三,中國文學作品、中國文學史、中國美學史(或文論史)類。鑒于國內絕大多數外國文學論文是用漢語寫作和發表的,倡導英美文學專業的碩士生讀一些中國的文學作品、文學史、文論史,不僅可以使其開闊視野,加深對文學的認識,提高文學欣賞水平,而且可以使其具有較好的文學功底和漢語文學水平,使其在文學鑒賞和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第四,與導師的研究方向相關的文學理論和作品類。比如說,導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一般就要給自己的碩士生推薦較多的女性主義批評論著,及女性主義經典文學作品和最新作品。碩士生多看一些與其導師研究方向一致的書籍,研究方向或畢業論文選題與導師的研究方向一致或接近,將有助于導師發揮其特長,提供更多建設性的指導意見。
三、培養碩士生的科研選題和進行研究的能力
一些碩士生畢業論文該開題了,還沒找到題目,讓導師給找題目;題目確定了,卻不知如何寫,反而輕信“天下論文一大抄”的謬論,東抄西拼,整篇論文沒有自己的觀點。為此,導師應從以下四方面努力:
第一,引導碩士生在了解背景知識、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興趣,確定一個切入點,然后圍繞這個點有針對性地、以批判的眼光去看書。比如說,引導碩士生把英國或美國文學的某一體裁的某一個作家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以便集中精力,閱讀該作家的代表作、其傳記、可行的文學理論及相關文獻。同時,要提醒碩士生擯棄“印在書本上的話都是完全正確的”觀念,看書時要敢于質疑。如果碩士生對某一作家的作品以及相關文獻非常熟悉,又具有質疑精神,他們就會發現,他人的相關評論并非“定論”,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自己有很多的話可說。
第二,要告誡碩士生,他們所選定的研究課題應是自己有獨到見解可陳述的――要么是沒有人研究的作品,要么用獨特的視角去研究經典性作品,但無論如何,要有一些新發現,要得出一些獨到的結論。這一點以第一點為基礎――只有集中精力,基本讀遍某一特定領域里的相關文獻,才能掌握該領域的國內外動態,確定既富創新性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第三,引導碩士生進一步廣泛地收集、有效地閱讀和分析相關文獻。除從本地圖書館和從網上收集文獻外,導師可告知碩士生從我國的國家圖書館收集資料的便捷方式(實際上,不用去北京,就可通過一些機構,獲得相關材料的復印件);如果導師的科研經費較為充足,也可資助碩士生通過“卓越亞馬遜網”直接從美英兩國購得最新英文原版著述。要建議碩士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對于收集來的大量相關文獻資料,一部分需反復細讀,大部分只需有選擇性地閱讀,比如說,可通過相關著述的“索引”,查到并閱讀和自己研究內容直接相關的頁碼的內容。閱讀文獻時,對他人的觀點應始終秉持“批判揚棄”的態度:面對有瑕疵的論斷,可做些修正,從而提出自己的論點;對自己同意的觀點,可拿來引用,但要作為自己提出更高一層論斷的論據。
第四,鼓勵碩士生在鑒賞作品和研讀文獻的基礎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觀點,并練就既能充分論證、合乎邏輯,又做到條理清晰、不乏文采的文學論文寫作能力。要正告碩士生,搞科研、寫論文,只要能提供充分的證據,在真理面前,沒有長幼,沒有尊卑,在文學欣賞和批評領域更是如此。要基于反復細讀所研究的文學作品的感悟,并以相關參考文獻為佐證,形成自己獨到的觀點;然后就是有理有據地陳述自己的觀點過程――此即論文寫作。論文要做到觀點明確,論述充分,層次分明。同時要建議碩士生,既然學文學專業,自己寫論文時就要發揮平時閱讀英、漢文學作品所積聚的文學能量,盡量使論文文筆流暢,且不輸文采。
總之,碩士生招收院校、負責培養的院系、所有授課老師,尤其是責任導師,要努力提高教學和科研水平,嚴格管理,善于引導,使碩士生能繼續保持刻苦、認真的學風,拓寬知識面,奠定扎實的研究基礎,培養獨立地進行選題和從事研究的能力。通過這樣有針對性、有步驟的耐心、艱苦、綜合努力,碩士生才能培養較強的獨立從事科研的能力,畢業后成為名副其實的高層次人才。
參考文獻
[1] 聶珍釗.“中國的英美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全國學術研討會閉幕詞[J].外國文學研究,2004(5).
[2] 束少軍.弱勢族群的崛起與中國學者的學術自覺――記全國英語文學研究高層論壇[J].當代外國文學,2013(1).
[3] 王寧.文學研究疆界的擴展和經典的重構[J].外國文學,2007(6).
論文關鍵詞:文學批評理論;莢美文學;改革
1開設文學課的目的和教學中存在的文論缺失問題
英美文學課是我國高校英語專業教學中重要的專業知識課程。根據2000年頒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文學課程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閱讀、欣賞、理解英語文學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通過閱讀和分析英美文學作品,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大綱》明確指出了開設文學課的主體、目的和實現目標的途徑,即:以學生為教學主體,通過“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文論)達到“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而歷來英語專業開設的英美文學課要么是文學史課,要么是文學作品欣賞課,又或者是文學史與文學作品選讀結合在一起,無論是哪一類型的課都忽略了文論教學。這可從歷年來英語專業所采用的英美文學教材窺其一斑,如下表:
由上表可見,現有的文學教材普遍忽視文論的介紹。而英美文學課的目的之一就是教授學生閱讀分析作品的方法,文論就是為讀者提供適當的切入點和批判作品價值的尺度。介紹一些文論,對于開拓學生視野,培養其敏銳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很有幫助。
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展為文學教學提供新的理念
20世紀文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極大地推動了文學自身的發展。20世紀西方文論在研究重點上發生了兩次轉移:“第一次是從研究作家轉移到研究文本,其標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的崛起。第二次是從研究文本轉移到研究讀者和接受,標志是現象學、存在主義文論和結構主義文論的興起,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的闡釋學,接受理論和讀者反應批評的崛起,把這次移逐步推向高峰。”文學研究以作者為中心過渡到以作品為中心,發展為以讀者為中心,突出強調讀者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以作者為中心的閱讀模式一直潛存于廣大教師的頭腦中,直到現在,英美文學教學仍然是圍繞著作者展開的。這無疑將作品置于次要地位,同時也是剝奪了學生作為閱讀主體發揮其創造力的權利。而文論的運用為讀者理解文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認知方式,讀者可以利用如讀者接受理論、女性主義等當代文論解讀作品。對文論的了解和掌握既可以開拓我們的思維空間,使我們對文學的掌握和講授獲得更多的張力,同時也拓寬了學生的眼界。因此,教師通過借鑒不同的文論,為學生提供了不同的閱讀視角,培養新的思維。
3打破傳統的教學模式。運用多媒體技術將文論引入課堂
傳統教學主導是老師,在授課過程中,教師要兼顧板書、進度、內容等方方面面,使得很多知識因為時間所限不能講解,因此傳統教學被冠以“填鴨式”。由于本科階段沒有“文論”教材,如果以傳統的教學模式給學生灌輸”文論”的知識,學生會更加糊涂,覺得文學課內容枯燥、深奧。這樣就抑制了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能有效地指導學生欣賞和思考,從而文學作品中固有的智慧、感情、經驗、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審美意識都在這刻板、僵化的教學模式中漸漸喪失,學生的自主性受到嚴重的壓抑和損害。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教學中運用多媒體技術已成為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運用多媒體技術把“文論介紹”部分制作成課件,可以在有限的課時內條理性地將某部文學作品所牽涉到的文論介紹給學生。這樣不僅解決了“文論”的教材問題,而且將枯燥、空洞的介紹文論的語言變得具體形象起來,使學生在短時間內就接觸到了大量新的知識和信息,提高了教學的容量和密度。
論文關鍵詞:文學批評理論;莢美文學;改革
1開設文學課的目的和教學中存在的文論缺失問題
英美文學課是我國高校英語專業教學中重要的專業知識課程。根據2000年頒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文學課程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閱讀、欣賞、理解英語文學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通過閱讀和分析英美文學作品,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大綱》明確指出了開設文學課的主體、目的和實現目標的途徑,即:以學生為教學主體,通過“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文論)達到“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而歷來英語專業開設的英美文學課要么是文學史課,要么是文學作品欣賞課,又或者是文學史與文學作品選讀結合在一起,無論是哪一類型的課都忽略了文論教學。這可從歷年來英語專業所采用的英美文學教材窺其一斑,如下表:
由上表可見,現有的文學教材普遍忽視文論的介紹。而英美文學課的目的之一就是教授學生閱讀分析作品的方法,文論就是為讀者提供適當的切入點和批判作品價值的尺度。介紹一些文論,對于開拓學生視野,培養其敏銳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很有幫助。
2 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展為文學教學提供新的理念
20世紀文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極大地推動了文學自身的發展。20世紀西方文論在研究重點上發生了兩次轉移:“第一次是從研究作家轉移到研究文本,其標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的崛起。第二次是從研究文本轉移到研究讀者和接受,標志是現象學、存在主義文論和結構主義文論的興起,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的闡釋學,接受理論和讀者反應批評的崛起,把這次移逐步推向高峰。”文學研究以作者為中心過渡到以作品為中心,發展為以讀者為中心,突出強調讀者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以作者為中心的閱讀模式一直潛存于廣大教師的頭腦中,直到現在,英美文學教學仍然是圍繞著作者展開的。這無疑將作品置于次要地位,同時也是剝奪了學生作為閱讀主體發揮其創造力的權利。而文論的運用為讀者理解文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認知方式,讀者可以利用如讀者接受理論、女性主義等當代文論解讀作品。對文論的了解和掌握既可以開拓我們的思維空間,使我們對文學的掌握和講授獲得更多的張力,同時也拓寬了學生的眼界。因此,教師通過借鑒不同的文論,為學生提供了不同的閱讀視角,培養新的思維。
3打破傳統的教學模式。運用多媒體技術將文論引入課堂
傳統教學主導是老師,在授課過程中,教師要兼顧板書、進度、內容等方方面面,使得很多知識因為時間所限不能講解,因此傳統教學被冠以“填鴨式”。由于本科階段沒有“文論”教材,如果以傳統的教學模式給學生灌輸”文論”的知識,學生會更加糊涂,覺得文學課內容枯燥、深奧。這樣就抑制了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能有效地指導學生欣賞和思考,從而文學作品中固有的智慧、感情、經驗、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審美意識都在這刻板、僵化的教學模式中漸漸喪失,學生的自主性受到嚴重的壓抑和損害。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教學中運用多媒體技術已成為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運用多媒體技術把“文論介紹”部分制作成課件,可以在有限的課時內條理性地將某部文學作品所牽涉到的文論介紹給學生。這樣不僅解決了“文論”的教材問題,而且將枯燥、空洞的介紹文論的語言變得具體形象起來,使學生在短時間內就接觸到了大量新的知識和信息,提高了教學的容量和密度。
[論文摘要]在現代教育理論的支配下,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探索適應時展和社會需求的外國文學教學改革。我們從文學與文化、文本與人本、知識與智慧、傳統與現代教學手段的結合和統一,開掘教學內容的新領域,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塑造學生的主體人格。
外國文學不僅是普通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也是成人教育中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程,有著紛紜復雜的思想內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特別是在現代教育視野下,如何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已成為教育工作者研究的課題,為了深化外國文學的教學內容,拓展學生的的思維空間,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與鑒賞水平,塑造學生的主體人格,我們在教學過程中作了以下的改革和探索。
第一,文學與文化的結合,拓展學生的思維空間。
外國文學教學大綱明確規定,學習外國文學的目的在于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外國文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提高學生理解、鑒賞、分析外國文學作品的水平,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傳統的講授方式大多從文學和政治、經濟等社會層面探討紛紜復雜的文學現象,而忽略了深層的文化底蘊。因為文學是人類文化系統中最接近精神文化的子系統,是人類文化的特殊形態,所以我們應從哲學、宗教、民族文化心態、審美心理等角度探討深層的文化傳統對文學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傳授外國文學基本知識,把握外國文學史的發展脈絡時應樹立文化觀念和全球意識。因為在全球的文學大合唱中,每個民族的文學都在其中演奏自己的聲部,唱出自己的聲音。如歐洲文學,作為一個文化圈,其深層的文化底蘊是古希臘精神、古羅馬精神以及后來的日耳曼精神。一部歐洲文學史就是這三種深層文化結構的互相融合和嬗變,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淀和強化在人們心靈深處的觀念形態、思維方式、性格特征、價值體系、認知結構和集體潛意識等深層文化結構。站在這樣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傳授外國文學史,不僅把握了外國文學發展的外部規律,更為重要的是揭示了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了解和掌握文學的豐富性、獨特性和本質屬性。
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把文學和文化結合起來,可以使學生形成開放的現代意識和世界意識,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闡釋文學。
第二“,文本”與“人本”的融合,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
高爾基曾說:文學就是人學。“文的覺醒”和“人的覺醒”是西方文學發展的“兩位一體”的靈魂。他們有時是互相依存,融為一體,有時又各具特色,互相輝映,共同演繹西方文學的壯麗詩篇。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過程中,緊緊圍繞這兩個基本點,使學生自覺地追求人性美,關注藝術美,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進而培養健康與健全的人格。
“文學發展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觀念的變遷史”。人,這個宇宙間最輝煌、最瑰麗、最神奇的生命現象,隨著歷史的不斷向前發展,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也逐漸的趨向復雜和深邃。致使歐洲文學自始至終貫穿著一種強烈而深沉的生命意識和人本精神。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文學傳統中的人力資源,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充分尊重學生個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使他們的個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張揚。
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把“人本”與“文本”結合起來,不僅使學生了解歐洲文學的深層的文化哲學意蘊,而且還可以與世界級的大作家進行靈魂的對話與交流,從中可以認識到人不只是為了追求眼前的物質利益而活著,人還有一種超越現實世界的一種形而上精神世界的追求。使學生崇尚真善美,認識到自身價值并看重自身的價值,對自己、對家人、對社會乃至對國家負起責任。
第三,知識與智慧的統一,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提倡人文教育,決不意味著忽視能力的培養;重在培育“素質”,也不意味著拒絕培養“技能”。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同樣要注重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和基本的研究能力,使學生在掌握外國文學知識的同時,使他們擁有來自文學的智慧,立足于蓄志養心,陶冶心靈,怡情悅性的整體人文素質和審美素質的培養,塑造其主體人格。 轉貼于
教師不僅要對外國文學的發展脈絡進行宏觀的文化哲學意義上的整體觀照,而且對某一文學流派及作家作品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微觀闡釋。特別是在新方法層出不窮的今天,要求教師在傳授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同時,及時地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學術動態介紹給學生,以滿足學生的求異思維和求新心理。所以教師必須“起著提供新理想、新思維、新觀念、新的資源、新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作用”。這就要求教師必須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視野,以啟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開啟文學研究的新領域。例如在評價古希臘的神話、史詩、戲劇時,如果恰當運用神話原型批評方法,會使分析既有深度又切合作品的實際,可以發掘隱藏在其中而延續至今的西方文學的感情—心理原型,可以透過一系列具有象征意蘊的神話人物看到西方民族性格的深層構架。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作為“哲學日歷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難者”的形象,成為人類精神追求之原型。奧德賽的故事體現“趕路——追求”的人生模式,對后世文學的影響很大。又如用結構主義分析《巴黎圣母院》人物的圓心結構和多層次對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分析哈姆萊特的復仇動機和憂郁延宕的復雜性格,用系統論的方法分析于連的形象,揭示出其性格中單一性元素和二重性元素的組合關系,披露出這一復雜人物的豐富的心理內容和情感演變的軌跡。英國文學批評家大衛·洛奇用原型批評的方法分析經典作品《簡愛》時,他別具慧眼的從一個縱貫全篇的原始意象“火”入手,把它作為把握整體作品的一把鑰匙。洛奇指出,火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光和熱之源。在英國的氣候下,它是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象征。火有時常被用來暗指,即欲火,它能帶來歡樂,也能毀滅一切。火還可以代表基督教的精華和永恒懲罰。《簡愛》中有一百多處提到火,上述各種意義都可以找到,只是隨著不同的語境而起不同的作用。簡愛和羅切斯特之間的激情關系表現為燃燒的火,而這種斷裂關系表現為石、冰、雨、雪等,簡愛和弗里斯之間格格不入的情況甚至暗喻在弗里斯司的名字里,勃朗特不僅常把說冷的激流的含意用在他身上,而且弗里斯的名字Revers一詞本身就是指河水,簡愛的內心獨白曾用“火山”意象,有效的傳達出他對羅切斯特那種敬畏和相交織的矛盾心理。羅切斯特也正是愛上了簡愛那如火的叛逆性格,屢次表明它是能夠欣賞這種火的人:“我已經看見了,你生氣的時候,可真像個火神。”“你冷,因為你孤獨,沒有和什么人接觸把你內心的火激發出來。”兩顆孤獨和冰冷的心碰到一起,立刻燃燒起愛情的火焰。當兩顆心心相印的以真誠、坦率、平等為基礎的愛情就要締結良緣時,羅切斯特的瘋妻卻成了一大障礙,使簡愛遭到了基督的懲罰,在荒原上流了三天三夜。羅切斯特的莊園也被大火化為平地,自己也成了獨臂眼瞎的殘廢。但兩顆心心相印的欲火始終沒有熄滅,最后完成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佳話,沐浴在基督愛的光環中。通過以上的粗略的分析,使學生看到了以前未曾看到的深層內涵,看到了夏綠蒂·勃朗特是怎樣把寫實主義的具體性、日常性與浪漫主義的激情和幻想及詩意彼此統一在“火”的原始意象及其語義變奏中,引導學生進入審美判斷的新境界和文學思考的新層次,使其領悟外國文學所蘊含的人類智慧,拓展學生的思維空間,開啟學生的智力潛能,進而發掘學生的創造力,提高學生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力,開辟新的學術視野。
第四,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培養學生的現代意識和開放視野。
面向未來的教育美學屬于一種新型的視賞美學,必然要求教師不斷地革新課堂教學的界面。為此,本課程從2002年開始開展全員全程多媒體教學,充分利用電影文學名著的視覺資源、西方美術名作的視覺資源、西方歷史文化圖片的視覺資源,以及集文字、聲音、圖像、圖形、動畫于一體的CAI多媒體教學課件的視覺資源,將課堂教學打造成了一部彩色的史詩。新世紀的時代最強音無疑是對創造精神的呼喚,這種巨大的創造期待是本課程建設的強大動力。本課程重構課程體系,強調教學內容的原創性、當代性與開放性,追求教學方法的現代性與靈動性,規范學科活動的常態性與實踐性,無一不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學生的創新思維。讓創造精神自由地飛翔,既是本課程畢生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本課程建設的最大特色。 轉貼于
改革傳統的評價體系,創建發展性評價體系。對教師教學質量的評價是“以學生為主,以教師為輔”的評價方法,教師的教的主體性不僅體現在傳道授業解惑上,而且還要由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支持者、引路者、評價者,教師的主體性要體現為主動地、能動地、創造性地開發學生潛能,引導學生成才和塑造良好人格。這樣的教師會贏得學生的高度評價。而對學生的學習評價,一改一張試卷定乾坤的傳統考試模式,而是采用多元評價標準,構建出由平時的作業、小論文、閉卷考試、課堂表現、創新實踐等內容組成的綜合考核體系。對學生的學習做出科學的評價,從而引導學生在更廣闊的空間里施展才華。提高學生的自我評價在“教”的評價上要強調以提高學生培養質量為目標;而“學”的評價上則強調以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業務素質為目標;改變傳統的只注重結果不重過程的評價體系,建立了評價主體與目標多元、方式多樣、注重過程、學業成績與成長記錄相結合的動態化師生評價體系。
參考文獻:
[1]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論文關鍵詞: 西方文學理論 讀者問題 高雅文化 大眾文本
論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學、文學社會學,以及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為對象,梳理讀者問題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的產生和演變過程。本文認為,上述理論演變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業的出現和成熟。啟蒙主義作為思想資源,對于文化工業的解釋力日漸式微。如果說啟蒙價值的核心在于“對完美的追尋”,那么如何在它與民主價值觀之間求得一種和諧的狀態,已經變成了當代文學理論的難題。
傳統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歷來偏愛作者與作品,僅僅把讀者當作消極被動的接收器。上世紀60年代,西方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巨大變革,幾批不同取向的學派或研究者,不約而同地關注起讀者在文學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作用。讀者作為藝術鑒賞者的主體,在文學生產整體系統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強調。這種研究興趣的轉移,是文化工業在戰后西方世界的興起帶來的結果。文化工業特定的生產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各種文化制品的批量生產。在這一狀況下,研究者們突然意識到,必須構造出新的理論來解釋文本、生產者、讀者之間的關系,透視文學生產循環的整個過程。
首先將目光鎖定在讀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爾等接受美學的創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們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為一名文學史教授,認為文學研究已經遭遇到了“方法論危機”: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論和俄國形式主義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學的外部研究,后者過于注重文學的內部研究,兩者都“割裂了文學與歷史,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之間的關聯”。①因此,姚斯受伽達默爾的啟發,試圖從讀者對文本的接受過程的角度,找到連接兩種方法的突破口。“只有當作品的延續不再從生產主體方面思考,而從消費主體方面思考時,即從作者和公眾相聯系的方面思考時,才能寫出一部文學和藝術的歷史”。②
姚斯認為,文本閱讀絕非單純地“復制”或鏡子似的“反映”。這是因為,任何讀者在欣賞文學作品以前,腦子里并非“白板”一塊,“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實踐中已經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包括鑒賞的實際需求與能力在內的審美境界,也就是對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將這種前理解稱為“期待視域”。他又提出,文學經常會打破讀者的“期待視域”,從而構成經驗的挑戰和審美的離間效果。本來熟悉的形象被顛覆、超越、改寫,諸如此類的創作手法,會造成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審美沖擊。譬如說,《覺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對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國悲劇》、《了不起的蓋茨比》等作品對“美國夢”的重新闡釋,都會挑戰讀者原有的生活經驗。對于姚斯而言,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將“期待視域”客觀化,將閱讀過程中所經歷的挑戰式體驗描述出來。我們由此可以推論,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分析不同時期的讀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時期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對待同樣文本接受方式的異同,這樣接受美學的闡釋方式就打通了歷史方法和美學方法。繼姚斯之后,伊塞爾進一步提出了“隱含讀者”的概念,認為每一個文本都具有潛在的意義結構,有結構性的空白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來填補。因此,當讀者閱讀并根據自身經驗填補這些空白的時候,他就進入了作者預設的結構。這個過程被伊塞爾稱為作品的“召喚結構”。于是,讀者閱讀的過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喚結構”捕獲的過程。
雖說伊塞爾和姚斯同樣是接受美學的理論大家,但他們勾勒出的讀者形象卻大相徑庭。姚斯以“期待視域”描述出的讀者形象,雖然面臨著文本帶來的經驗挑戰,但他們仍被賦予一種啟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擁有經驗對抗和經驗更新的自主性。然而這種自主性在“召喚結構”的解釋里面,卻喪失殆盡了。這并不是說讀者變得不再重要,而是說,不斷受到文本召喚的讀者,因為參與了文本的消費而成為文本不斷再生產的動力。這條思路很明顯地帶上了結構主義的烙印。具體來說,作者在資本主義的文學市場中,是以讀者為衣食父母的,他們的寫作過程也不得不考慮如何設置召喚結構,以便吸引讀者。讀者對作者的這種影響,得到了法國學者羅貝爾·埃斯卡皮的高度關注。
埃斯卡皮是文學社會學的創始人。他提出這種新的研究方法,明顯地承接著伊塞爾的問題。埃斯卡皮說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讀者消遣解悶,產生聯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讀者的深思,能使讀者逐漸提高文化修養,都可以變成文學作品。”④這種文學觀很明顯地建立在作家和讀者的關系上,但他又敏銳地發現,讀者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對于文學而言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埃斯卡皮在此表現出一種頗為矛盾的復雜態度,一方面,他批評啟蒙以后的精英主義創作觀,認為作家被過分地塑造為一個圖騰般的神話,這不符合民主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又批評當下的暢銷書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越來越被商業化為時尚明星與追星族的關系。他發現,被讀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暈”,日益成為作家創作的主要動力。假如作家在這種影響下寫作,就陷入了一個“寄生性的怪圈”,即文學創作者以丟棄與讀者間的必要審美距離來附和讀者的鑒賞眼光,而審美距離恰恰是伊塞爾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進一步區分了兩種閱讀:一種是“文人渠道中的閱讀”,即以充實自己,提升自身文學、文化修養為動機的閱讀;另一種是“大眾渠道中的閱讀”,其中蘊藏著一種通過文學作品“療養”精神,緩解現實生活的壓力,擺脫現狀的動機。更多的時候,大眾讀者往往將書籍視為私有物品,僅僅為了炫耀、收藏、投資而購買文學書籍。譬如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就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蓋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間書房,書架上整齊地排列著各國名著,但書籍的包裝全部完好如初,可見這些書從未被主人閱讀過,這些精美的書籍,不過是主人為了標識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眾讀者還會摻雜著一些實用性的閱讀動機,比如為了入睡、消遣、談資等生活需求而進行閱讀。總而言之,在這種閱讀方式中,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知識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針對這種情況,埃斯卡皮反過來倡導啟蒙主義的文藝精神,認為文學性的閱讀不該被視為一種功利性的手段,而應作為目的本身——閱讀作品是讀者試圖進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閱讀是一種同人類社會地位的荒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評啟蒙主義的精英意識,另一方面在面對大眾的文學消費時又不得不從啟蒙主義當中撈取資源。但這種撈取很明顯地屬于一種美好愿望,大眾讀者的閱讀方式當然不會因此而改變。埃斯卡皮的難題是否意味著啟蒙主義文藝理念遭遇危機了呢?
有意思的是,費斯克提供了一種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費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業中生活得更長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論家。他完全放棄了啟蒙主義的精英立場,文學的商品化和消費化已經不再讓他感到苦惱。換句話說,他不再熱切地推崇那種可以“引起讀者的深思”、“使讀者逐漸提高文化修養”的文學,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費化的文學的讀者,試圖論證這些讀者不會因為被這種文學包圍而落入“召喚結構”之中。從這個考慮出發,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說法:雖然大批文學作品是作為文化商品生產出來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眾文化,它們只不過是大眾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眾文化,是大眾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意義。因此,大眾文化是一個矛盾體,其中既包含社會體制一體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眾的反抗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費斯克重新定義了讀者和文本之間的關系。他借用巴特對作者(可寫)式文本和讀者(可讀)式文本的區分,發明了“生產者式文本”的概念來描述大眾文化文本。所謂作者式文本要求讀者不斷去重新書寫文本,創造新的意義;讀者式文本則并沒有對讀者提供這種參與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個消極被動接受意義的、被規訓了的讀者;生產者式的文本與這兩種文本都不同,它經常以雙關語的方式“誤用”語言。讀者從雙關語的運用中,產生了雙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養”的語言,即資產階級的“高雅”語言,另一方面生產了生產者式的閱讀,即具有革命主體的反抗式閱讀。正如巴赫金所說,大眾文本以低級的口語切斷了官方禮儀的言語,它雖充滿了冒犯、偏離了法則,在文本中充斥著的過剩的意義、淺白的言辭及陳詞濫調,在戲仿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同時,嘲諷性地影射了意識形態規范的荒謬性。費斯克進一步談道:大眾文化是在大眾文本的初級文本,傳媒宣傳等的次級文本,以及大眾接受方式的三級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個文本,而是一組正在發生著的意義,是文化工業的生產和大眾讀者的參與互動的產物。⑤
費斯克式的文化理論的產生,與大眾文化的興起和高雅文化的邊緣化密切相關。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從接受美學理論家,到艾斯卡爾皮,再到費斯克,高雅文化被關注得越來越少了,理論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到大眾文本的接受狀況。所以說,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演變軌跡實際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學和審美大泛濫的時代,廣告、服裝、建筑等各種社會領域都充溢著文學性。它們可以帶給我們舒適的審美體驗,然而,那些承載著更加豐富的、深刻的人類經驗的文學作品,卻被文化市場排擠到社會的邊緣,甚至難以為繼。對此,我們究竟應當像接受美學的理論家一樣滿足于躲在學院內部玩弄學術范式的更新,還是應當像費斯克那樣樂觀地接受告別優秀的文化傳統這樣一個事實?說到底,我們究竟應當如何面對埃斯卡皮的那個難題?值得思考。
注 釋:
①劉象愚.外國文論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頁.
②姚斯.作為向文學理論挑戰的文學史[M].遼寧出版社,1987年,第339頁.
③朱立元.評論小輯(一)——關于接受美學的斷想,文藝鑒賞的主體性[J].上海文學,1986年05期.
④[法]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頁.
⑤[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參考文獻
[1]劉象愚.外國文論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學和接受理論[M].遼寧出版社,1987.
[3][法]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
關鍵詞:程千帆;文論十箋;文章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5-0010-02
一、關于《文論十箋》一書
《文論十箋》是程千帆任教武漢大學與金陵大學中文系時編寫的教材,收錄了古代與近代的十篇文論,分為上下兩輯,上輯五篇是概說部分,下輯五篇專論文學創作的內部規律。在這本書中,程千帆對每篇文章都詳加箋注,文后附有謹按,并結合古代文學與當時的文學觀念做延伸探討,同時也提出自己的文學觀念。
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史上,該書的編撰獨具特色:首先,收錄的文章與箋注所引用的不僅有古代文論,也有近代文論,還涉及一些西方學者的文學論說。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陸機為公認的文論家外,其他幾位都是史學家、樸學家。此外,該書既有考據還原,延續了古代文論“綜合前人說法的基礎上抒發己意”的特點;同時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論述,形成了較完整的體系,有別于古代文論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現出現代學術研究的某些品質。
程千帆先生自陳,采用這種特殊的編纂形式主要是為了矯正當時有關文論的兩種較為突出的弊端:“通論文學之作,坊間所行,厥類郅夥,然或稗販西說,罔知本柢;或出辭鄙倍,難為諷誦。加以議論偏宕,援據疏闊,識者病之。”①文學作品創作的增加、新的文學形式的出現,以及東西思想更多、更頻繁的交流,中國文學呈現出復雜的形態;而當時的文學觀念與批評理論,無論持中、西哪一方觀點都因缺乏對這些理論之淵源與體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淺層爭論,作者才編撰此書為教材,希望矯正時弊。
上世紀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基礎來研究中國文學的現象已蔚然成風,而《文論十箋》仍然堅持從古典文論的視角出發,并在民族文學、各種“主義”之爭泛濫的時期,始終堅持從文學的視角談論文學的問題,顯得“別具一格”。更為重要的是,對文類劃分也就是文體學的探討作為一種潛在的線索貫穿了上下輯的十篇文章,而文類劃分其實關涉到傳統文體意識與現代文體意識,這與傳統文學研究向現代過度時期,文的觀念、文學理論體系的轉變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潛在的線索這也正是《文論十箋》一書最大的特點:從古典文學理論的視角出發,在其內部進行革新,力圖以變革中國文學理論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論來解釋新的文學現象,促成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
二、從文章學到現代文學理論體系的溝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觀念的確立
《文論十箋》一書以章太炎的《文學總略》開篇,程千帆為這篇文章擬的副標題為“論文學之界義”,即對“文”的觀念的界定。在《文學總略》中,章太炎開宗明義,將“文”界定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對其做詞源學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國古代對于“文”有兩種解釋:“彰”與“文章”。“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也就是說,“文章”事實上是指有形質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飾和情韻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無“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觀念的混亂。
《文學總略》作為《文論十箋》的開篇文章,其實也是程氏文學觀的基本出發點。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來界定文學,范圍至廣,一切學術文化皆屬,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則以抒情美文為文學。”③事實上,無論是章太炎還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時將它回溯到中國傳統的文章學的概念中。
中國古代的“文學”實際指的是“文章學”,包含“文字”與“詞章”兩個部分,它是基于禮樂制度、政治制度與實用性的基礎之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雜文學”,迥異于西式的“純文學”體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學觀念以及文類概念的影響,國人開始借助新視角審視并重塑自己關于“文”的觀念,在此過程中,正是通過清除文章學中的諸多“非文學”成分,才建構起以詩歌、小說、戲劇為主體,兼及部分散文的現代“文學”觀念。④這種轉變有其正面意義:大量被傳統文學觀藐視和排斥的文體,如小說、戲曲等得以被納入文學史視野,這是重要的發現和拓展。然而,此種轉變也遮蔽了文章學原有的深廣內涵:一方面,一些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并曾受到重視、具有文化研究價值的傳統文學家和作品則被擱置甚至排斥,影響了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理解與闡釋;另一方面,文章學本身所蘊含的傳統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過程中或被忽視遺忘,或被割斷了聯系。程千帆強調回到文章學,也正是強調在學術現代化過程中重新審視“文”的觀念的變遷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現象、文化心理積淀。
同時,以現代學術觀點來看,文章學所包含的學說、歷史、典章、公牘、雜文,以及詩、詞曲等等極其廣闊、復雜的范圍,實可視為一個涵蓋了哲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文學的現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蓋更廣,也更適合中國。可見,程千帆將“文”的觀念回溯到傳統文章學,似乎是一個比借鑒西方文化研究理論更適合中國文化現象的學術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學者重視。
(二)文類體系的重建
在“文”的觀念確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類體系的建構。程千帆認為文體辨析有三難:“體式孳乳,與日俱新”,指的是小說、戲劇等新文類不斷出現;“觀念錮蔽”,則是由于小說的題材近鄙俚而不被納入傳統的文類位階中,按照傳統的文體分類法無法為愈加興盛的小說作品找到合適的位置;而“體義混淆,自來即爾”,時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體”為標準,而區分“文”為說理、記事、抒情三類,而這種分類法難以滿足文章學的駁雜體系。
事實上,通觀全書,無論是論文學與時代、地域、道德、性情,還是論文學的制作體式、內容外形、模擬創造,其實都是在探討文類劃分的標準與文類體系的建構。程千帆認為,傳統的文類劃分標準盡管不再適應時人的文學研究需要,但仍有其價值所在,因為它們背后隱含了中國文學史上“體”的觀念的變遷。中國古代“體”的含義十分寬泛、含混,既有哲學意義上的“本體”之義,也有“形體”之義,兼形而上與形而下、抽象與具象于一體。而“體”之于古代文學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體裁”或“文體類別”的含義以外,還具有文章或文學之本體、文體內部的質的規定性(體要或大體)、風格(體性或體貌)、以及章法結構、修辭手法、具體的語言特征等多種含義。⑤而與之相比,西方文學理論的文體分類始終貫徹著一個邏輯標準,并以此揭示文體之間內在的邏輯層次與本質聯系,所以必須有統一的文體分類規則。或許可以說,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重要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同文體體系的差異。中國文學實則是“文章”體系,但文章學本身在中國古代并未形成一個嚴密的、現代意義上的“體系”觀念。在新的文類不斷出現的時期,如何構建一個溝通古今文類的嚴謹的現代文類體系,是晚清以來諸多學者所致力的工作,這項工作隨著三十年代的時局而有所放緩,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論十箋》對之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認同章太炎,他們都從傳統的廣義文章學出發建構文類體系,同時,把小說從歷史和其他文類中單獨列出,正式作為文之一“體”,與學說、歷史、典章、公牘和雜文并列,突破了中國傳統的文類分類方法――“經、史、子、集”四分,開始重視小說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
(三)從文章學到現代文學理論的溝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類劃分標準的轉變、文類體系重建的意圖,都在于促使傳統文學理論向現代過度,而在此過程中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與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將小說納入文章學體系。之所以是核心問題,是由于進入現代社會后,傳統的詩、詞、戲、曲等文學體裁已不足以表達現代人的生活經驗,伴隨而來的是更適合對其進行表現的小說在數量和創作形式上的迅速發展,將小說納入文學理論體系已是必然趨勢;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難題,則是由于在此過程中,如何既使小說獲得與詩、詞、戲、曲以及學說、歷史、雜文等體裁同級的文類位階,又使新的文類體系具有現代學術理念的清晰嚴謹,也就是各種文體的內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學者遺留的難題。對于此難題,程千帆以內容與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的劃分試圖做出調和,而具體到小說批評理論,則訴求傳統的史學理論,借鑒史學理論中的文論、史論觀點觀照小說批評。
然而,訴求傳統史論來溝通文史從而將小說納入文章學體系,這種嘗試缺乏深入的討論,存在著各種問題。一方面,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尚簡”、“用晦”傾向并不適合作為現代小說的批評范疇,因為傳統的歷史書寫遠不足以用以剖析現代的小說創作;另一方面,史學理論與小說批評只有通過嚴謹的比較和成體系化的溝通才能形成一個具有現代氣質的學術理論體系,而這些問題在《文論十箋》一書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溝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論內部進行現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文”是一個內涵豐富且變動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獨有的文類和體系,而在這背后則是經久積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與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有差別,因而古典文論自身進行現代革新看似是一個文學理論問題,卻涉及文化溝通這一復雜背景。此外,中國古代的文章學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論家們始終沒有明確形成一般性的文學理念而只有具體的詩歌概念、小說、戲曲的鑒賞理念,更沒有形成系統的文學理論體系,缺乏體系性正是其現代化過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時,自晚清以來,“現代生活”的開啟、“現代人”觀念的覺醒,以及社會現代化訴求的加強,使得文學創作和理論都不得不將目光轉向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精神世界,而這些恰是難以被古典文章學理念納入其中的。
“體系性”是學術現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學又是難以割舍的學術情懷,程千帆在“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議題中所體現的困境與矛盾,又何嘗不是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呢?
注釋:
①賀昌盛.中國現代文學基礎理論與批評著作輯要[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論十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曾經在世界文明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篇章,但到了近代卻進展遲滯,遠遠落在了西方的后面,文章主要從文化的角度探討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
輝煌燦爛的中華古代文明內含著遙遙領先于西方文明的傳統科學技術,許多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尤其是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印刷術不僅是國人的驕傲,更讓西方人羨慕不已。然而,當歷史步入近代,中國的科技卻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直至今天,盡管在某些科技領域里,我國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西方,但在總體水平上仍然是比較落后的。究其原因很多,而中國傳統文化對近代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古人主張天人合一、天人和諧的自然觀,使得古人對大自然采取一種友好、鑒賞的態度,而不是去征服,這就失去了科技的哲學前提。我們知道,西方科學技術的發達,哲學前提就在于主客分離,把自然當作客體加以認識、改造,然后去征服,為人類造福。正是西方把自然看作人類的對立面,去改造、征服,才有西方科技的高度發達。而在中國,從夏商周開始,一直都是尊天順天,后來董仲舒更把這種敬天、尊天嵌進了政治強權, 任何人都不敢再想去征服天了。自此,天人和諧、天人合一就成為中國人的行為準則,這和西方文化征服自然大相徑庭,不利于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
政治至上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這就導致統治者把關注的中心集中于如何奪取天下和穩固天下,而忽視了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發展,致使古代中國缺乏對科技的需求。可以說,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推崇政治、鄙薄技藝成為整個國家的時尚。相反西方科技正是在16~17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商品經濟這一時代需求的刺激下產生的,是新型生產關系、經濟關系發展壯大的產物。另外, 這種政治至上的傳統,也促使知識分子格外關注現實政治,他們思考的是如何安邦定國,因而他們都以考取科舉當上大官作為自己的人生最高理想和價值目標,而普遍以從事科技工作為恥辱。這樣,知識分子包括其中的杰出人才不去從事科技工作,即使從事科技工作的,絕大多數也是科舉正途實在無望、絕意功名后的知識分子或者其他社會地位低賤者,這就使得在中國無法形成像西方科學家的那種為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奧秘,而獻身科學的精神和價值觀。再次,中國傳統社會形成重文輕理、重道輕器的傳統導致我們缺乏科技知識的積累。儒家重視倫理、經學,知識分子在熟讀背誦儒家經典、考證注疏文獻典籍、修身養性、文學創作和鑒賞等方面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自然科學卻很少關注,即使有所關注時,也往往關注形而上的"道"即宏觀規律、事物總體特征以及其中蘊涵的道德、為人處世和政治哲理的啟迪等的探求,輕視形而下的"器"即一事一物具體特性及其在社會生產、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作用研究,這又形成重道輕器傳統。這和西方科技的發展正相反,西方科技到十八世紀爆發式的發展,正是西方自古希臘開始,尤其是自十五世紀以來西方知識分子長期探求自然奧秘的基礎上發生質變的結果。這種政治至上的價值觀對科技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由于居統治地位的儒家看重倫理道德,而淡薄金錢物質利益,所以逐漸形成了重義輕利的道德觀。統治者往往為了統治的需要,大力提倡廣大民眾淡泊金錢財富和物質利益享受,轉向追求精神享受,這就導致我們失去科技的內在動力。我們知道,西方科技的發達,與西方個人和企業追求金錢和物質利益這一內在驅動力是分不開的。西方科技史就像我們表明了,追求物質享受和財富是西方科技得到巨大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另外,只有有了錢,科技人員有足夠的物質條件才可以安心從事科研、購買更先進的科研儀器設備,更容易出成果則是顯易而見的常識。因此,重義輕利的道德觀不僅使中國失去科技發展的內在動力,而且失去從事科技的有利條件,也就不利于近代科技發展。
以上從天人和諧的自然觀、政治至上的價值觀、重義輕利的道德觀等方面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當然,傳統文化對科技也有積極影響,如注重實用就導致了古代科技的輝煌。但我們反思過去是為了面向未來,重新審視我們的傳統文化,積極為現代科技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激發我們民族的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真正地做到尊重科學、尊重技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促進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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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數千年來華夏民族審美經驗的結晶,古典詩歌在今天的文化建設中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在中小學語文課中亦占有一定分量。但由于語言和語境的相對隔膜,當代人對它的理解和闡釋尚存在一定困難。古典詩歌教學往往停留在古漢語知識的傳授上,而相對忽視了對作品美學價值的體認和學生審美能力的培養;另一方面,強調闡發詩歌的“意旨”時,卻又難以明示把握的門徑,尤其不易掌握好讀者的主觀性和詩歌文本客觀性之間的關聯度。其主要原因,或在于對古典詩歌的美學結構和審美規律缺乏深入的了解。遇類似困惑,讀陳伯海先生《中國詩學之現代觀》,會有醍醐灌頇之感,這是學界許多朋友的看法。
陳先生是著名的唐詩研究專家。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至今已出版六種唐詩系列專著,近九百萬字,包括關于目錄版本的《唐詩書錄》,三種互為補充的研究資料集《唐詩論評類編》《唐詩匯評》《歷代唐詩論評選》,二種理論研究著作《唐詩學引論》和《唐詩學史稿》、這些學術積淀使他對中國詩學的認識獨到而深刻。
《中國詩學之現代觀》主體部分有三:上編“情志篇:中國詩學的人學本原觀”,中篇“境象篇:中國詩學的審美體性觀”,下篇“言辭體式篇:中國詩學的文學形體觀”,涵蓋了古典詩歌構成的各個層面。與陳先生其他著述一樣,該書思慮綿密,環環相扣,體現出宏觀的理論視野和出色的邏輯思辨力。如對“情志”“境象”和“言辭體式”及其關系的論述,勾勒了詩歌生命活動的完整流程,揭示出其美學結構各層面的相互關聯,為我們鑒賞古典詩歌作品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具體門徑。
面向現代,立足傳統,遵循內在的美學結構,是該書闡釋古典詩歌的成功法則。比如“意象”和“意境”,是詩歌結構的重要組成,也是講授古典詩歌時無法繞開的話語,但又很難解說明白。現代學者試圖用邏輯的語言予以準確界定,甚至常引西方文論加以比附,結果歧見雜出,更讓人難以捉摸。陳先生擘肌分理,察微知著,細致辨析它們與西方文論中相關概念的異同。在“釋意象”一章,從詩歌“言一象一意”的基本結構入手,深入揭示“意象”的性質、功能、生成機制、構成原則,梳理“意象”的起源、演變及其美學價值;“釋意境”一章則從“境”“境界”“意境”的考辨開始,討論“意境”的生成及其內涵、思想淵源、民族根基、歷史發展與近代變革等重大問題。這些清晰地昭示了中國古典詩歌“意象”和“意境”的特殊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