韌性社區建設困境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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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疫情的反復肆虐，城市治理面臨更大的風險，如城市未來發展環境、治理方式以及基礎設施風險等。這些風險是極具不確定性的。正如文軍所言：“不確定性是風險的首要表征，其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如何在不確定中規避風險，加強城市韌性能力已然成為學者的研究焦點。我國未來城市發展面臨的風險災害挑戰將會日益加大，需要加快推進韌性城市建設，不斷提升城市風險災害治理能力。社區作為城市治理的關鍵落腳點，提升社區韌性能力，建設韌性社區成為當前乃至今后的社區治理方向。韌性社區指的是社區在面對突發公共危機時迅速動員社區主體，整合社區資源，將社區恢復常態化狀態的能動型社區。因此，韌性社區本身需具備能動型多元主體、協調有序的治理模式以及韌性的環境這三個特點。基于此，本文從共生理論視角分析建設韌性社區的困境及研究路徑，以期為韌性社區相關研究做出微薄貢獻。

二、相關文獻綜述

目前，對韌性社區的研究重點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對國外學者研究的綜述整理、對當前社區韌性評估、影響因素測定以及韌性社區建設面臨的困境及路徑。基于本文研究重點，著手對建設韌性社區相關內容展開綜述。根據文獻，主要從以下幾個視角對此展開研究：

（一）從氣候災害視角來看。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的出現，建設韌性城市面臨嚴峻考驗。氣候災害的復雜性加劇了城市面臨的風險。社區作為建設韌性城市的一環，需要提升社區自身的韌性能力，來應對未知的挑戰。楊麗嬌等通過類比不同韌性社區評價模型，提出了社區動態韌性曲線模型。社區在遭受外部自然災害打擊時，往往會表現出社區功能下降的情況。

（二）從公共應急治理視角來看。韌性社區建設是對社區突發公共事件的檢驗。社區作為城市規劃中的一部分，其建設應契合韌性城市的規劃，要提升社區在城市規劃中的作用。趙鵬霞、朱偉等以雄安新區為例，提出建設韌性社區可從物理空間、社會環境等方面著手評估社區韌性程度，并從應急管理的角度建設韌性社區。當前，國內社區仍存在基礎設施薄弱、組織力不強等問題。因此，學者指出要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融入數字技術等科技手段，完善韌性社區管理體制。施生旭、周曉琳等也提到相似的看法，他們認為建設韌性社區最重要的是要構建和完善應急治理機制，以此提升社區應急治理效能。

（三）從后疫情視角出發。社區面對“理論型社區”與“體驗型社區”雙重交疊階段，在后疫情時期，提升社區韌性、彌補社區短板極為關鍵。王優優從現實疫情防控中提出在后疫情時代應重點從組織、基礎設施、制度等維度提升社區韌性。有的學者認為國內可以從加強制度政策、塑造開放性空間體系、增強社區自組織能力幾個環節構建韌性社區。劉佳燕等將韌性與社區風險治理相結合，提出將風險治理滲透至社區各個方面，從而構建框架、提出對策。此外，隨著數據全球化，韌性社區建設可能會面臨技術性問題。洪祎丹、宋維爾等認為社區可能會因為目前社區信息孤島問題導致社區“信息失靈”。對此，徐頑強認為，社區應從數字技術著手，加強社區資源整合能力，提升社區技術韌性，為建設韌性社區提質增效。

（四）從公共安全視角來看。畢鴻昌認為，城市社區規劃、社區管理、社區居民素質等均對建設韌性社區產生影響。因此，社區建設應提升居民、居委會等主體的安全觀。從現實層面來看，社區中的公共安全還與政黨嵌入、制度有密切關聯。部分學者提出需要以社區治理主體、客體、目標等為重點要素，以政黨嵌入方式為突破口，建立社區公共安全體制。如上所言，氣候災害、應急管理、公共安全以及疫情視角這幾個方面是對建設韌性社區最多的研究視角。既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關于韌性社區建設方面的文獻大多是基于疫情背景，從制度、技術層面來提出建議，但是社區中多元主體對于韌性社區建設的參與感如何還有待研究。第二，關于建設韌性社區的對策方面，從韌性環境、韌性治理主體等方面研究的文獻并不多見。

三、運用共生理論分析建設韌性社區的框架

（一）共生理論內涵及適用性分析。“共生”一詞最初起源于希臘語。1879年，生物學家德貝里最早提出共生的概念。共生是指不同物種間密切生活在一起。共生最典型的特征為相互依存、存在共同利益。隨后，柯勒瑞和劉威斯進一步區分了共生、互惠共生、寄生、同種現象、不同物種生物體間關系。高夫更進一步區分各種不同程度的寄生、共生與共棲的概念及聯系。生物學界對共生的定義主要強調的是生物間共同生存的一種密切聯系的狀態。隨著學者的不斷深入研究，共生一詞在社會學、管理學、醫學等各個學科領域均得到深入發展。共生理論包含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共生界面）三個要素。共生單元由兩個或多個共生主體組成，主體間在共生系統中相互依存，融合共生。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單元間相互作用形成的協作模式。自共生理論被學者熟知后，該理論便廣泛被眾多學科領域運用。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一些學者對共生理論適用性展開分析。劉志輝、沈亞平認為公共管理領域需要涉及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主體間的協作，主體間所處共同的治理環境。互惠共生的協作模式也與共生理論所提及的概念相吻合。共生理論對韌性社區建設的適用可主要從以下幾點分析：第一，居委會、居民、政府、物業等多元主體屬于共生關系。伴隨著我國幾十年的體制改革，我國政府權力逐漸社會化，向基層賦權。居民有參與韌性社區治理的權利，在參與中往往會表現出渠道不明確、參與表面化等問題。這需要主體間的雙向溝通，也就形成了共生關系。第二，秉持著“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社區若要充分發揮社區資源，調動社區居民以及其他主體的積極性，建設韌性社區，需要從互惠互利協作的治理模式著手。第三，韌性社區包含共生環境。不僅包括共同的生活環境，更包括共同的政治環境、制度環境。

（二）基于共生理論的韌性社區建設框架。綜合以上分析，本文從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環境三個方面對目前建設韌性社區面臨的問題展開分析。從共生理論視角研究韌性社區建設有助于進一步梳理社區各主體的角色以及影響社區韌性的因素。結合既有學術成果，在共生單元上，從共生角色展開分析；共生模式主要以社區多元主體協作治理的困境分析；最后，建設韌性社區離不開完善的治理環境。在疫情非常時期以及常態化時，社區的應急響應制度、社區居民參與韌性社區建設的法律法規、智慧社區建設制度等方面均會對建設韌性社區產生影響。采用此框架分析為提升社區韌性水平提供經驗。

四、共生理論視角下韌性社區建設中的問題

（一）共生單元中主體角色不明晰。在韌性社區建設的過程中，社區共治單元的角色仍待明晰。其一，從社區居民的角色來看，扮演著參與建設的角色。而目前，居民對韌性社區的理解存在偏差。其二，居委會的雙重角色表現為角色沖突。一方面隨著國家社會治理權力下放，居委會被賦予更多權力，為建設韌性社區出謀劃策；而另一方面為了貫徹落實社區治理精細化，居委會不得不忙于“應付”政府交代的事務。因此，二者產生沖突。其三，社區精英往往扮演居民“領頭羊”的角色，旨在帶領居民積極參與到建設韌性社區的活動中。但現實來看，精英往往會出現寡頭勢力，不利于社區持續發展。

（二）共生模式中多元主體協作治理亟待加強。社區多元主體協作治理是推進社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必要選擇。赫爾曼·哈肯認為“協作治理是一個基于普遍規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組織的集體行為的科學”。從當前社區協作治理來看，社區主體間協作仍存在不足。第一，居民、社會組織等參與不均衡。一方面居民對建設韌性社區的參與度不夠高。隨著城鎮化工作不斷落實，社區出現了“外來居民”，居民間的信任感難以形成，社會資本凝聚力較弱，未能較好地發揮團體力量。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參與不深入。社會組織參與韌性社區建設的制度、資金支持不足，難以深入參與韌性社區建設。第二，社區協作結構失序現象嚴重。正如賀芒所言：“利用公共服務資源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是社區職能中非常重要的職能。”當前，社區協作治理存在非對稱性以及關系異化的治理困境。從前者來看，政府在社區治理中呈主導地位，居委會、物業、企業等主體在韌性社區建設中表現為資源不均等的情況。此外，我國采用中央、地方層級管理的管理模式，正所謂“上面千層線，下面一根針”，政府制定的政策需要靠居委會等基層領導干部落實，但現實中政策可能會受到信息失真的影響，導致最后的治理效果偏離政策。從后者來看，社會組織、居委會往往會因為資金、制度、技術等依賴于政府，從而發生關系異化的問題。

（三）共生環境韌性仍需進一步提升。社區環境是影響韌性社區建設的外部條件，也是共生單元的外部保障。2019年至今，疫情的不斷肆虐暴露出社區治理環境的短板。共生制度韌性不足。完善的應急制度體系可為落實防控社區危機保駕護航，但現階段，社區對于非常態化的應急制度體系還有所欠缺。共生技術韌性薄弱。盡管我國一直推行智慧社區建設，但各地區建設水平差異化明顯，其實際運行與頂層設計不匹配。社區的領導干部、群眾往往采取線上教學的方式開展技術軟件培訓，但運用效果甚微。共生文化共同體尚未形成。文化是一個社區的象征，不僅包含社區文化活動，也包含社區凝聚力、價值觀的形成。隨著傳統時期的“熟人社會”不斷瓦解，城市社區已經逐漸轉變為“陌生人社會”，社區的文化更多與各主體的利益掛鉤。在發生洪澇、地震或是其他公共衛生事件時會使社區居民的內心產生心理陰影，從而影響對韌性社區的參與深度。

五、共生理論視角下韌性社區建設對策

基于對我國當前社區治理中所表現的問題的回應，本文認為建設韌性社區應以建設智慧社區為契機，明晰各單元主體角色，形成和諧的協作治理模式、相對適宜的共生環境。具體建設框架如圖1所示。（圖1）

（一）明晰多元共生單元角色定位。韌性社區建設的基礎是多元共治單元明晰角色，將角色定位精準化。從居民來看，要扮演韌性社區建設的參謀者，及時針對當前社區在社會資本、技術、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做及時反饋；要扮演社區的建設者，積極參與社區應急相關的志愿服務。從政府來看，要做韌性社區政策的指引者，為居民參與建設提供合法渠道。對居委會而言，要進一步明晰雙重角色定位，將更多注意力轉移至提供公共服務。于社區精英而言，需要明確“領頭人”的優勢，避免寡頭主義出現。

（二）打造韌性社區的多元協作模式。第一，政府應繼續轉變政府職能，明確多元主體間的權責界限。第二，政府應給予居委會適當的權力，做到責權同時下放；規避企業在參與韌性社區建設過程的技術風險；加快智慧社區建設的步伐，實現技術治理。第三，居民要切實明確主人翁的地位，提升居民主體性，真正在社區建設中有所為。第四，社區要繼續夯實黨的基層支部建設。社區要發揮黨組織的帶頭作用，引領居民參與韌性社區建設。

（三）“制度+技術+文化”共生治理環境。營造和諧的共生治理環境。第一，要進一步完善當前應急管理制度體系。“十四五”時期，“韌性社區建設”被納入到應急管理規劃中，這為完善應急管理制度提供保障。為了全方位監測社區危機，應樹立全周期管理制度，從“社區預防-危機處理-社區恢復”三個方面對社區韌性程度進行閉環管理，做到全程跟進。完善的制度體系有助于提升社區治理效能。第二，要加快構建智慧社區，打造社區數字化共享平臺，并將頂層設計與基層落實相結合，避免出現“技術空心化”的現象。此外，應積極培育技術管理人員。智慧社區基礎設施的日常維護也有助于提升社區韌性。第三，社區多元主體應培育社區文化共同體，提升凝聚力；塑造獨具特色的文化韌性。

綜上所述，我國對韌性社區建設相關研究已經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從共生理論角度研究的較少。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共生理論視角下的韌性社區建設困境以及發展建議。結論如下：從共生單元來看，政府、居民、居委會、社區精英等要明晰各自扮演角色；從共生模式來看，共生單元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營造和諧的協作治理模式；從共生環境來看，社區需要建立全周期的制度體系，打造以數字技術平臺為依托的智慧社區，培育文化共同體。本研究的意義在于研究視角的創新。既有研究主要從突發公共危機、公共安全等角度展開，本文從共生理論角度對當前韌性社區建設進行困境分析，并提出對策。

作者：石仲賢 單位：天津商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