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26 02: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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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微信;文化失衡;文化調合
一、手機微信的特點
微信自其推出，在較短的時間內造就了微信時代。微信就其設計而言，融美學、文學于娛樂之中，兼有其他通訊工具的優勢。具體而言，作為成功的新興媒介，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1創新性
微信作為一種新興媒介，吸收成熟傳播媒介，如廣播電視、電腦網絡等新媒體的設計理念。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以從手機通訊錄與QQ列表中添加好友，這在無形中利用了QQ這一傳統聊天工具的資源。另外保留了QQ所擁有的聊天公眾平臺、漂流瓶等特色功能。在此基礎上，微信還利用智能手機的特點開發了便捷的語音消息功能，由于語音的便捷性與其低成本，這一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手機的語音通話消費額;微信的另一創新之處便在于其朋友圈公眾平臺的自由鏈接功能，這一功能使微信用戶可以在網頁上迅速搜索到感興趣的新聞或文章。
1.2前衛性
新興媒體是時代的產物，隨社會大眾需求的改變而改變，并且更新的速度較快。QQ等較早興起的通訊工具在滿足社會變化與大眾需求的過程中不斷革新，在革新的過程中自身也得以成熟，這種成熟產生了一系列固定的規范與僵化模式，這些模式在新時代由于其變革成本較高，難以像微信一樣的快速革新，這一系列的原因導致QQ的功能轉而朝著辦公便捷化的方向發展。人類學家們將此稱為“受到阻滯的領先法則”。“該法則認為，最具適應性、最成功的社會要在轉變時期改變和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是極為困難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會更有可能適應變化，突飛猛進”。[1]微信利用其他新媒體“受到阻滯的領先法則”的困境，迅速而及時地根據社會與大眾的需求作出相應變革。
1.3私密性
微信相對于完全匿名的手機通訊軟件有一定的公開性;而對于QQ空間等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通訊工具的功能之一是好友之間的交流。微信比其他同類產品更注重“私密性”。“微信最開始時會主動掃描用戶的通訊錄，這曾經讓許多人不滿。在更新版本中，微信做出了改變，并在功能介紹里說了這樣一句話：為了保護您的隱私，微信不會自動掃描和上傳您的通訊錄。”[2]其他通訊軟件對信息私密性的忽視使用戶失去了信息時代的安全感，如QQ的空間評論信息就呈現樹形擴散態勢，好友及好友列表中的聯系人均可共享，信息者的隱私權受到嚴重威脅。
新興媒介是一種傳播工具，也是一種贏利工具，其贏利性凌駕于其他性質之上。從根本上講，正是由于迎合了時代的需求。微信才創造了微信時代。
微信的工具性特點與時代的社會文化需求關系密切，因此透過微信賴以成功的優勢，可以發現當今新媒體時代社會文化的特點與大眾的價值觀念變化。“西方社會特別注重展示個人生活的方面，顯示個人的獨特之處。而東方人相對含蓄，特別是日本人，很多日本人并不愿意將自己生活的各方面向所有公眾袒露。”[4]。
二、微信時代背后的文化原因
社會現象、大眾心理、思想潮流都與文化有關，微信時代根本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微信的創新性反映出社會交流日益密切;前衛性反映出大眾對新媒體的依賴與需求;私密性反映出大眾話語表達需要與社會秩序之間的沖突。交流的密切導致不同文化之間融合的加速，在融合的過程中不同文化群體會發出不同的聲音，由于時空的限制，媒介在交流過程中愈發重要。“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社會變化不僅是傳統中國現代轉化的繼續，而且對一百多年來逐步形成的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和意義系統提出了嚴峻的挑戰”[5]。因此，微信時代的到來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引起的。
2.1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互動機制
“在傳統社會中，由于沒有現代化這種大眾傳媒以縮小時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現得相當明顯”[6]。大眾文化在民間文化的基礎上產生，是被大眾傳媒改造過的民間文化。大眾文化自產生之日起就必須面對民間文化，這也是新興媒介必須迎合的文化形態。民間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系即為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系。
精英文化對民間文化進行普遍化、體系化處理，因此精英文化來源于民間文化，這決定了精英文化會隨民間文化的變化而變化;由于精英文化適應國家機器與體系完整的需要，在形成過程中對民間文化又具有選擇性，這決定了精英文化對民間文化的修正、領導地位，其修正、領導功能有時以矛盾、對抗的方式進行。
“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別在于……前者遵循的是一種市場運行機制，后者遵循藝術運行機制。大眾文化關注娛樂和消費性文化活動，而精英文化則偏重于藝術和審美活動。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文化在我國迅速崛起，對精英文化形成了一定沖擊”[7]。受市場經濟影響，社會變化對民間文化產生空前的壓力，要求大眾文化做出相應的變革，以適應改革開放。大眾文化由于涉及面廣，內容駁雜，形成時間久遠而擁有巨大的惰性，并且具有明顯的保守性與狹隘性，無法做出及時的自我調整，這種惰性阻礙了改革的進程。
2.2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發展失衡
中國文化自大一統王朝伊始，便由精英文化主導思想文化的統一，大眾文化缺乏自發思考、把握歷史與時展趨勢的能力，當今的社會文化變革依然需要精英文化指導。“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主導文化，可稱之為“中心文化”。這種中心文化可能被各種文化集團所認可，而無論其受教育程度、年齡、性別以及貧富的差別。有的學者便竭力強調中國文化的這種同一性，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盡管人們在社會地位和個人財富之間差異甚巨，然士紳和農民皆處于同一社會文化系統中，只不過各置一端而已”[8]。
現代社會中，精英文化發展遠快于大眾文化。平衡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大眾傳媒。大眾傳媒一方面具有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通俗易懂、娛樂性與受眾數量大的特點，另一方面大眾傳媒信息素材的產生、傳播反饋都掌握在精英知識分子手中。
現代社會下中西方文化影響下變異的精英文化遠未成熟，給各種文化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間，這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是由于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失衡造成，即精英文化本應與民間文化保持一種大致同步的協同發展。
大眾文化由于缺乏精英文化的導向而呈現完全自發的發展狀態，不同地域的大眾依據各自社會環境現狀提出并發展相對狹隘的文化體系。而大眾文化面對時代變化，缺乏普遍闡釋力，其意義體系也易遭受危機，這種危機導致香港電影、粵語流行歌曲等特殊的文化現象。
三、微信對文化失衡的調合作用
思想文化觀念的統一是歷史與時代的必然要求，而大眾媒體，尤其是微信便承擔了這一任務。大眾文化脫胎于民間文化，因此，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具有修正、領導功能;而大眾文化則決定精英文化的內容、形態。
微信的創新性、前衛性特點有能力將形態眾多且特點各異的文化納入自身的傳播范圍中，從而擁有整合破碎的文化形態前提。
3.1 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統領的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要實現對大眾文化的統領，必須將自己展現于大眾面前，并取得大眾的認可，即精英文化需要微信使其抽象的內容具體化，普遍的內容特殊化。
而精英文化抽象的形態又難以吸引大眾，因此要實現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傳播，必須對精英文化進行改造，即借助于民間、大眾文化的特點傳播自己核心的思想價值理念。而大眾面對精英文化主導下取得巨大成功的市場經濟改革，也有著與精英文化接軌的迫切需求。大眾需求與新媒體之間互動的媒介便是消費，大眾由于對精英文化需求所導致的對相應信息的興趣，微信的創新性保證自身功能的及時更新。改革開放的速度與進程導致社會生活、精神面貌的變化日新月異，因此大眾的需求也在發生著快速的變化，微信的前衛性保證大眾需求的滿足。
精英文化要求的一致性與大眾文化的多樣性矛盾不可避免。而精英文化承載著官方意識形態，由于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處于強勢地位，對大眾文化形成無形的壓迫。由于不同區域之間環境習俗不同，精英文化所推行的理念不時與特殊的文化形態相對立。而精英文化對區域文化的同化又是一種必然趨勢，因此，相互對立與沖突的思想與觀念也會相應產生。文化的直接交流容易造成尖銳的對立與矛盾，雙方需要一個緩沖平臺。微信私密性的設置，使信息在特定群體中傳播，一方面增強了過濾掉偏激言論的力度;另一方面朋友圈中自由鏈接功能，使一些言論在得到群體認同的過程中被同化，使異文化的訴求得以表達。
3.2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內容形態引領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必須不斷吸引大眾文化的成分，滿足最多數群體的利益訴求，才能維持社會秩序的和諧，完成其領導使命，即大眾文化需要微信將其個體文化需求合理化，局部文化形態被精英文化內化。微信作為文化之間的媒介，具有雙向互動功能。
面對精英文化，大眾有一定發表言論的需求，大眾傳媒的這種反饋機制被政府所關注，成為官方與民間相互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這種由于文化沖突所導致的矛盾，主要表現于大眾對于政府政策、社會現象、市政管理與百姓生活的評論之中，如“城管現象”在微信中的評論與傳播。而作為被同化文化群體，由于其知識、教育的限制，尤其是自我中心立場使其評論時常偏離國家改革的大方向，并不乏錯誤的思想觀念，這種錯誤的思想觀念是文化交流同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大眾對于自身立場與觀念的狹隘性也有所自覺，但是出于一種訴說與表達的需要，又需要與好友進行溝通與發泄。此時媒介私密性的重要意義便突顯出來。
出于隱私考慮，信息者希望其的信息在特定的對象中流通，微密等完全匿名的聊天軟件，雖然可以相關信息，并逃避可能的社會規范制約，但由于其受眾是陌生人，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反饋，信息者的思想也得不到關注;QQ等傳統大眾媒介，由于其信息傳播群體過于分散，無法確保信息的私密性。而微信的私密性既滿足了受眾的發泄反饋需求，又確保了信息者的安全。雖然在信息傳播量方面，微信不如微博豐富，但這恰恰成為微信的優勢。“這種定向信息的方式，避免了大家淹沒于信息的海洋中，我們錯過老朋友信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微信作為更加私密的方式有別于微博的媒體化平臺，更像一對一的私聊。”[9]在文化交流過種中，大眾對精英文化思想與立場的接受，不僅需要大眾化、娛樂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間交流互動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并且確保雙方有較多的交流機會與渠道，文化融合的接軌與融合建立在充分交流的基礎之上。而微信除了確保受眾自下而上地表達訴求之外，還提供了大量的間接表達素材，而這一功能的實現依靠微信朋友的鏈接得以實現。
鏈接功能為大眾提供了大量間接表達所需要的素材。這些素材包括新聞事件，精英知識分子的言語、行為，大眾可以依據自身的思想表達需求自由選取相關素材表達自己的觀念。而這一類似于文學隱喻與廣告學當中的代言行為，可以有效減弱言論的偏激性，同時由于其內涵與趣味性增強了其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的增強又使得原本過激的言論得到不同受眾的修改，這一修改過程本身便是一個趨同的過程，這一趨同的過程使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立減弱，這種對立的減弱有效促進了三種文化之間的同一。
微信正是以其創新性、前衛性與私密性滿足了精英文化對大眾、民間文化同化的需求，建立起大眾與精英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效交流互動，才得以贏得了眾多受眾，獲得巨大成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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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核心是學校社會工作介入我國高校學生工作體系的問題。各國學校社會工作的發展經驗表明,學校社會工作要發展,其重要前提是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內部行政系統的認可與支持,找準學校社會工作在教育體制及學校內部的學生服務體系中的定位。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學校社會工作在高校學生工作中的地位問題。在80后、90后逐漸成為大學生主體的今天,大學生的問題日漸多元化、復雜化和棘手化,傳統的以思想政治教育為統領的學生工作模式難以滿足學生的需要。對調查問卷和訪談資料的分析表明,高校現有的學生工作體系的表現差強人意。不僅學生對學生工作的滿意度不高,從業人員本身也普遍存在著工作壓力大、成就感缺乏、對職業前景悲觀等嚴重問題。相比而言,學校社會工作充滿人文關懷的價值理念、寬厚的理論基礎和靈活多樣的工作方法,使得學校社會工作在解決日漸復雜化的大學生問題時,更容易被大學生所接受,更有針對性,也更能適應解決特殊問題的需要。本研究通過對思想政治教育和學校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功能和方法的比較分析,認為學校社會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間存在互補性。
思想政治教育解決的是大學生因動機缺乏而導致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如學習...更多動力不足、缺乏集體觀念和社會責任感淡漠等,而學校社會工作針對的則是個體因能力不足而導致的特殊需要。兩者不是競爭關系,而是互補關系,其目的都是為了把大學生培養成社會的棟梁之才。引入學校社會工作既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也有助于推動學校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其結果是雙贏的。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提出通過大學生成長服務共同體的組建,來實現對我國高校學生工作體制的創新。其方案構想是,將現有的高校學生工作體系中的心理咨詢中心、就業指導中心、社團服務中心等服務機構獨立出來,與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相整合,共同組建以學校社會工作理念為統領的服務與輔導體系。這一體系與現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為統領的教育和管理體系聯合,形成相對獨立的和長期并行的“協調合作模式”,從而搭建起既符合社會工作理念又適應我國現實國情的高校學校社會工作運行模式。
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構建了高校學生工作的兩大系統并行運作模式,即以學校社會工作為統領的服務輔導系統和以思想政治教育為統領的教育管理系統的協調合作模式,為大學生的健康成長提供高質量、多層次、多樣化的服務。第二,提出了構建“金字塔型”高校學校社會工作梯隊的設想。專家顧問負責專業指導,專業社工人員為學生提供具體的專業服務,而兼職人員主要由社會工作專業的師生和輔導員構成。第三,提出了在新時期推進學校社會工作本土化、實現高校學生工作體制的改革與創新的“雙贏”模式,從而使學校社會工作介入高校既能推動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又有利于增強現有高校學生工作體系的活力。
在狹義上，“契約為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于其他一人或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拿破侖法典》，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48頁）現代社會的契約內涵已被廣義化：在經濟層面，它是社會公認的讓渡產權的方式，是創設權利義務關系的途徑；在政治層面，它是聯結政府與公民的紐帶，是公共權力合法性的根源；在倫理層面，它是個人或團體信守承諾的道德體現。契約正逐步成為調整社會關系的根本行為規范。
公民社會的契約文化體現著如下根本特征和價值追求：（1）自由。在私法自治的維度，契約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契約自由內含締約自由、確定契約內容自由、選擇契約相對人自由和締約方式自由。在公民社會，契約取代身份成為人們設定權利義務關系的常規手段，當事人不是依仗特權而是憑借自身的努力，通過自由競爭，自己設定權利、履行義務和承擔責任。每個人都可依法主張自己的意志，捍衛自己的權利。社會關系契約化從根本上解除了人對人的依附，造就了獨立自主的個人。傳統中國是一個國家與社會高度同質同構的總體性社會，國家幾乎壟斷著全部社會資源，并全面控制著社會生活，個體的生存和發展時刻處于國家的掌控之中。今天，社會資源的占有和支配已經多元化，相對獨立的社會自主領域正在形成和擴展，社會生活的契約化進程隨之推進，個人的獨立性隨之增強。個人對身份、組織的依附日益減弱，個人尋求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空間逐漸擴大，新的角色群體、社會力量日漸活躍。
（2）平等。締結契約是以主體地位平等為前提的，締約雙方地位平等，既不允許當事人把自己提升為他人的主人，也反對把自己貶低為他人的奴仆。公民社會反對專制、拒斥特權，把人們的平等要求普遍化，它既包含主體地位的平等，機會的平等、權益的平等，也包含主體及其權利受法律保護的平等。在公民社會，契約是人們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基本交往方式，因而公民社會是一個互相協作的社會；契約是聯結個人與個人及個人與社會的紐帶，因而公民社會是一個有機團結的社會；契約使社會交往、變遷和整合機制理性化、制度化、規范化，因而公民社會是一個有序和諧的社會。
（3）法治。契約文化與法治思想內在關聯，法治所內涵的人們對正義之法的渴望、對至理之法的認同、對至威之法的服從、對至信之法的信賴，正是源于契約當事人對公平利益的期待、對合理條款的認可、對合同義務的履行、對有效合同的信守的契約精神。社會關系契約化是步入法治社會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必須以契約過程為中介，契約過程是人們表達自由意志的過程，是把自由意志注入并提升為法律的過程，也是國家意志與個人意志相結合的過程。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分離，必然要求法律從權力本位走向權利本位。保障權利、制約權力、使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和諧共處是法治思想和契約文化的共同追求，國家不再根據人的身份而是依據人的行為統一立法和公正執法，只有在契約面前人人平等才可能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時，契約也需要法治的支撐，公民社會對契約的法律保護是全方位的，它集中體現在兩方面：其一，對契約法律效力的確認和保障；其二，對締結契約活動的制約和規范，當事人自由意志的表達不能有悖于社會公理和社會道義，不能有悖于契約精神。
（4）契約文化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主體必須具有獨立人格，享有基本人權，才能自主走向市場進行自由交換，“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103頁），市場交換中主體地位是平等的，主體的自由和平等是市場經濟存在和有效運行的前提。市場經濟是倡導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開放型經濟，商品交換打破了狹隘的時空限制，斬斷了傳統的宗法血緣紐帶，人們從“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世界”。市場競爭使社會從按權力分配財富的零和博弈或負和博弈（權力是排他性的）走向按市場配置資源的正和博弈（市場是可以共享的）。
很長一段時期內，農村公共服務僅依靠基層政府來供給，這體現了政府單一供給在特定條件下的現實性。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主體供給模式應運而生，將逐漸取代政府單一供給模式，并在滿足村民多樣化需求以及提高效率等方面顯示出很強的優勢。就多元供給模式而言，各主體間的關系成為優勢能否發揮的關鍵因素。
（一）農村公共服務的單中心供給
公共服務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決定了基層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重要主體地位。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長期實行政府單中心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即政府是唯一的供給主體，負責農村范圍內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在這種模式下，基層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是一種壟斷關系，基層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主要表現為對生產的壟斷、對銷售的壟斷以及一定程度上對價格的壟斷，這是由相關行業和事務的特性導致的。例如，環境衛生、體育設施等行業的非盈利性將私人企業拒之門外，致使這些服務只能由政府提供。從長遠利益出發，政府單一供給模式不僅不能適應公眾需求的變化，而且導致供給效率低下。首先，村民的需求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村民自身文化素質的函數，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繁榮和村民精神世界的不斷豐富，公眾對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內容、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農村，供給主體不重視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相關的服務設施不健全，難以滿足村民對其量的需求。同時，農村的全面發展也催生出了許多新的公共服務內容，例如村組安全、生產互助等。在需求結構方面，村民越來越表現出強烈的發展型需求，當溫飽問題基本得以解決之后，大家更希望能在農業信息、農業技術、基礎設施等方面得到更多援助。其次，基層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的壟斷供給向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的高效配置發起挑戰。造成供給低效率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公平優先是政府對公共資源進行計劃內統一分配的主要原則，其二，政府的成本效益觀念不強，其三，政府內部存在一定程度的權力腐敗行為，第四，政府缺乏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線的支撐。總之，在村民需求與供給效率面前，基層政府這一唯一的供給主體已顯得力不從心。
（二）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合作供給
實際上，必須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由政府單一供給向多元主體協同供給的轉變，只有各種有利于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的社會力量都參與進來，才能滿足村民不斷豐富、變化的需求，才能提高供給效率。總體來說，多元主體協同供給就是打破原有的基層政府壟斷供給的格局，改變供給主體單一、服務內容單一、生產方式單一、銷售渠道單一、決策機制單一的局面，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發揚農村社會組織的公益精神，發揮農村自治組織和村民自身的積極作用，讓政府、市場、社會在協同供給網絡中相互信任、相互合作進而形成整體合力，共同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這種多主體的供給方式，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即在社會信任和互助合作的基礎上，通過營造社會網絡和運營社會資本，使得政府與公民、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能實現良好的合作，從而促進我國社會資本存量提升，最終促成善治的過程。市場經營主體的豐富以及社會組織的發展使得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由政府壟斷向多元主體協同供給的轉變成為可能，這種轉變同時也體現為各供給主體間關系的轉變，即從壟斷關系轉變為協同合作關系。協同合作關系可以理解為一種公私伙伴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合作就是企業、社會賢達和地方政府官員為改善狀況而進行的一種正式合作。在協同合作關系中，各主體相互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協助、相互影響，各司其職。第一，基層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同時也要承擔起管理、規劃、統籌、監督的職責，積極引導其他供給主體的參與。第二，企業憑借其較高的生產效率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在公共服務供給中處于重要的主置。要大力開展服務生產創新工作，使社會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三，農村社會組織有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效率等多種優勢，負責提供與村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彌補其他主體供給的不足。第四，村委會要幫助村民將公共服務需求、意愿表達出來，做村民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的聯系人，實現公共服務的自我供給。目前，各供給主體間的合作關系還處于斷裂狀態，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長期以來政府對人力、財力、物力的控制，農村社會組織獨立性不強、能力不足，企業的供給動力不足，村民的參與意識和民主觀念不強等。為了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必須完善協同合作網絡，重構多元主體間合作互助的關系。這需要依靠各種體制機制、規范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共意識和精神的加強。
二、社會學制度主義與制度構成要素
（一）社會學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新制度主義主要流派之一，是從社會學組織理論中發展出來的，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末，其主要特征是：傾向于比政治科學家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來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與文化概念之間的界限；強調制度行為的方式是通過提供行為所必不可少的認知模板、范疇和模式，而不僅僅是因為沒有制度就不能解釋世界和其他人的行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為它提高了組織或其參與者的社會合法性。社會學制度主義在分析視角和關注對象方面傾向于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界定制度，主張同人類行動者的意義框架有關的符號、認知、道德模式等因素都是制度，甚至認為文化本身也是制度。社會學制度主義從四個方面體現其對制度的一般性理解。第一，不明確區分制度與組織的不同，一部分學者認為組織構成了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時需要從制度角度去認識組織。第二，文化包含在制度中，社會學制度主義定義了一個制度世界，在這個制度世界中，文化是其構成要素，制度通過提供道德性或認知性模板闡釋外在和人們的內在認知，進而對個體的行為進行約束和控制。文化和制度在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標題下成了同義詞。第三，社會學制度主義關注行為者個體受制度的影響程度，只有將人類個體置于社會角色中，且讓規范、認知、符號等因素產生作用和影響，社會生活才是有意義的。第四，肯定了制度化過程在制度創設和演進方面的作用，制度化過程體現為人們按照規定辦事以及對違規成員所作出的處罰，這有利于制度本身的建立和維護。作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JamesG.March和JohanP.Olsen（1989）在其《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中認為，制度即規則。規則的范圍非常廣泛，可以是慣例（routines）、程序、角色、規劃（strategies）、組織形式以及政治活動建構的技術等，也可以是信仰、范式、符號、文化以及相關的知識等。此外，他們強調在充滿文化性、經濟性、社會性、政治性的具體背景下，人們努力行動以實現其預期效果。人們的行動受到與義務相聯系的適當性邏輯的牽引，遵從一定的規范和程序。Powell和DiMaggio（1983）則強調了強制、規范與模仿的作用。強制因素包括政治要求以及政府強迫，它們對組織進行規制、監視和官僚控制；規范因素源于專業與高等教育社會化功能的強大影響；模仿則源于很多行動者往往通過模仿同輩來應對不確定性的傾向。
（二）制度的構成要素
W.RichardScot（t1981）在《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中從三個視角來理解制度的含義。第一，將制度具體化為制約、控制、限定或禁止行為人行為的規則和規定，其約束力具有很強的強制性和權威性，具體可表現為與行為相關的制度、法律、法規、規章、條例等。第二，因為制度具有適當性和其合理性，行為人會自覺地接受它，并愿意服從于符號體系或價值體系的約束。第三，不同行為人之間會產生一種共同信念，且同時表達出對制度的理解與認同，那些被廣泛認知和認可的文化因素將推動制度去發揮作用。基于對以上三個視角的理解，斯科特將制度界定為一種持久、有序的社會結構，它是符號要素、活動和物質的統一體，具體則包括了規制性、規范性和文化—認知性要素以及相關的社會活動和物質資源。基于對制度的界定和運作過程的分析，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構成的基礎要素有三，即制度性要素、規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認知性要素。根據三種要素的性質、特點和條件的不同，可將其歸為制度表層、中層和深層三個層級，各層級間制度構建的難易程度以及穩定性成遞增趨勢。規制性要素在制度中的表現形式易于建立、規劃和更改，可在短時間內形成并產生一定的效果，處在表層位置；規范性要素需要對行為人的社會角色和責任進行界定，使之行為符合社會需求和合理性原則，這是制度的中間層；文化—認知要素作為社會歷史的沉淀物，通過共同的信念、理解獲得廣泛認可，則位于制度的最深層次。要注意的是，根據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進行制度構建時，必須同時建立這些要素，使得它們之間相互促進、相互輔助。
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要素
從社會學制度主義的視角分析，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間平等合作關系的過程伴隨著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和文化—認知性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具體表現為強制性規章制度、有效的管理運行機制以及多元主體對平等合作關系的強烈認同感這三個因素的共存與共同作用。只有明確界定各個要素的基本內容、作用條件和方式，以及它們各自在重構多元主體間互動關系中的功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體系，從而使得各基本要素充分發揮作用并相互輔助。各要素通過引導和制約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主體的行為，使多元主體在制度體系的約束下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
（一）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規制性要素
規制性要素主要包括國家制定的各項制度、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強制性規定和標準等。通過明令禁止供給主體的某些行為、激勵某些行為或者是給予某些行為以引導和便利等方式，使其思想和行動等向著穩定的、有序的方向發展，減少由于供給過程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和突發性給供給主體自身以及社會所帶來的利益損失。與規范性要素和文化—認知性要素相比較，規制性要素具有強制性大、易于建立、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等特點。在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這一過程中，強制性要素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主要是因為各主體參與合作的自主能力和積極性不強。規制性因素主要體現在主流意識形態、國家規章制度、農村公共服務協同供給體制和具體的合作供給政策和標準等。為了實現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國家制定了《教育法》《衛生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公益事業捐贈法》和《志愿服務法》等相關法律。有關促進多元合作的政策有：對市場主體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合法權利進行保護的政策，對企業和農村社會組織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這些因素由統籌到細化、由抽象到具體、從宏觀到微觀，廣泛地規定著協同供給的發展方向、政策的實施、各供給主體的行為、資源的優化配置等，為構建合作互助、平等協商的主體間關系提供了強制性保障。
（二）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規范性要素
規范性要素體現為價值觀以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規范等。這些規范性要素通過合理的證明而形成，將適當的社會責任根植入多元供給主體的意念中，使其自覺地遵從正確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而參與供給，違背這些要素的主體將受到道德的譴責。就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合作關系而言，其規范性要素主要表現為機制的規范，例如，協調機制、表達機制、監督機制、決策機制等方面的規范。這些規范性要素要發揮以下功能：第一，規范合作秩序，即對多元主體的供給行為進行規范，使得供給主體并不是簡單的生產和給予，而是全力地為居民的公共需求提供服務。以各主體的分工合作和相互間良好關系為宗旨，規范穩定的合作秩序。在這一過程中，多元主體各自承擔起責任，進行平等、自由的參與和協商。第二，規范性要素要注重合作互動關系所帶來的效益。通過提高社會公眾參與度、提高財政收支公開程度、減少行政開銷、降低供給政策執行的復雜程度等來促使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績效得以提高。
（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文化—認知性要素
文化—認知性要素包括共同的信念和認知、符號系統、道德模板和意義框架，具體表現為信念、習俗、慣例等非正式制度。它通過聚合積極文化和消極文化（如合作互利觀和自利觀）形成一種組織文化來影響行動者的偏好和對自我的價值認同，進而影響組織活動。而處于這種組織文化中的行動者，根據對符號系統、意義系統等形成的理解和信念而開展活動，其行為已經被制度化。JohnGray（1998）形象地指出：“社會制度是由人們信念構成的。一張紙頭能夠充當貨幣是因為大家相信它就是貨幣，否則它啥都不是。”在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合作關系方面，文化—認知性要素主要體現為多元主體間的信任、多元主體對合作關系的認同感、農民的思想境界、文化素養和專業技能以及農民自主服務、自主供給、自主管理、自主組織、自我教育的觀念等。增強文化—認知要素的有效作用要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一是供給主體規模。因為隨著人數增加，文化的影響機制越來越具有局限性，供給主體更傾向于破壞合作互動的關系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農村社會變革。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時間積淀，但如果沒有跟上農村經濟社會變革的速度，其規范作用就會因為弱適應性而驟減。三是公共服務信息的傳播。信念認知的形成依賴于信息的傳播速度，促進信息流通有助于供給主體形成對合作關系的認知。總之，變革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開展協同合作，歸根結底依賴文化和意義世界的變革。
四、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困境
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有賴于多元主體合作關系的重構，但事實上，各主體協同關系重構的過程已經陷入了一定的制度困境，這種困境是由政府單一供給的路徑依賴、多元主體間難以平衡的利益關系和多元主體認知滯后導致的。
（一）制度困境一：政府單一供給的路徑依賴
制度變遷和技術變遷一樣存在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這即是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長期以來，我國實行政府單一主體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這種路徑的選擇會產生像物理慣性一樣的特性，這一特性表現為一種路徑依賴。在政府單一供給情況下，公共權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對稀缺性的權利資源的壟斷性占有所獲取，而不是公共選擇的結果。政府通過強制權力提供公共服務，供給類型和數量都完全取決于上級政府的指令，而真正需要這些服務的農民群眾卻只能被動地接受，長此以往，將導致公共服務類型和生產的單一化，難以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如果路徑依賴持續下去，不僅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成本會增加，而且政府的行政控制力會把其他潛在的供給主體拒之門外。在狹小的發展空間中，企業、農村社會組織和自治組織是不會與政府形成協同合作關系的，公共服務的供給陷入了巨大的制度困境。
（二）制度困境二：多元主體間利益難以平衡
根據“經濟人”假設對人性以及人的行為的分析，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供給主體會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作出能夠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不同主體所追求的目標不同，主體間利益難以平衡，很難找到使得它們都積極參與的動力因素，這就導致了合作關系難以重構的制度困境。首先，有些基層政府工作人員認為經濟發展才是政績，為了追逐GDP指標的提升和個人仕途的順利，他們常常以犧牲村民的實際需要為代價，不斷增加那些能夠滿足政績和利益需要的公共服務的供給。由于考核指標向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傾斜，那些真正能夠提高村民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供給有時會被看作是無用的。某些情況下，正是由于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驅動使得基層政府的供給動力是不足的。其次，企業生產的高效率決定了它在農村公共服務中不可或缺的供給主體地位。從經營者的角度出發，他們傾向于不提供或者少提供公共服務而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因為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導致的生產成本較高，同時政府購買成為企業參與的主要形式，這有時會導致企業自身收益比生產其他產品要低。再次，作為農村公共服務的最終享受者，村民的利益需求是復雜多樣的，是根據不同經濟環境、不同地域條件所變化的。但無論怎樣，他們始終希望享受到水平高、質量好、成本低的公共服務。但當前農村村民的需求表達機制還不健全，缺乏用于收集農民的公共服務的需求、滿意程度、基本評價等信息的制度、民意收集制度、聽證制度等。這充分表明公共服務供給所面臨的制度困境。
（三）制度困境三：多元主體認知的滯后
農村現階段鄰里關系疏遠，人際間情感淡化，難以形成村民之間、村民與供給主體間的信任網絡，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對農村的認知普遍呈現滯后、不足的特點。在某種程度上其主要表現為：政府對供給的認知滯后，認為供給等同于生產；村民對自身主體地位和參與權利認知的滯后；各供給主體對村莊的現狀和發展的認知滯后；各供給主體對協同供給的重要性的認知滯后。這必然會制約農村的發展，影響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進程。導致認知缺失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大家普遍認同公共服務就是要政府負責的這一觀點，在現實政治參與中，服從性、接受性、被動性因素占很大比重。第二，人員流動弱化了對村莊的認同和認知。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以及村戶院落的逐漸消失，村莊變得越來越陌生，村民與村莊的利益關聯度日益降低，從而降低了村民對村莊的關注和認同。基層政府、企業以及農村社會組織很少對農村的發展現狀以及前景作細致的觀察和調查，對村民真正的需求缺乏準確的認知。第三，合作思維缺乏。多元供給主體傾向于只考慮現實的、眼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忽視了通過協同合作而帶來的潛在的、長遠的、廣泛的、多數人的利益。這與中國人的行動思維定式有很大關系。供給主體的認知缺失導致了公共服務供給的制度困境。
五、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改進
為了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和效果，滿足村民多樣化的服務需求，實現供給的有效性和高水平目標，必須實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共同監督、協同配合。在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控制以及社會組織參與能力低下和意識薄弱的現實困境下，地方政府必須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職能，從法規制度的健全、行為機制的規范、社會資本的積累方面入手對供給主體間的合作關系進行制度構建，引導各供給主體為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開展而努力。
（一）健全法規制度
法律以及各種強制性制度完善與否，對供給主體間的關系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首先，健全供給參與制度。破除多元主體參與供給的主要障礙，豐富參與形式與內容。各主體不僅要做到協助行政機關進行供給政策的制定以及實施，而且要對供給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和審查。其次，健全利益共容制度。奧爾森認為，個人或組織獲得社會所有產出增長額中相當大的部分，而且同時會因總產出的減少而遭受極大的損失，則該個人或組織便擁有一種共容利益，它給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誘使或迫使他們關心全社會產出的長期穩定增長。也就是說可以建立一種制度，使得在合作供給過程中，各主體為了保證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會選擇合作來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例如，政府為了避免矛盾沖突而保護村民權利，企業為了擴大市場而參與供給，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將受到共容利益的減少而導致自身利益受損的懲罰。再次，健全政策激勵制度。地方政府可以通過采取減少稅收和基礎費用的政策來降低經營成本，進而吸引更多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進來。在慈善捐助項目中，允許一些社會組織及企業借機宣傳、擴大知名度。為保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持續性，政府可以對企業和社會組織等采取財政補貼政策和資金擔保政策。
（二）規范運行機制
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互動合作關系，需要規范化的管理運行機制的支撐。首先，規范合作機制。若缺乏一種有效的協商合作機制及便于多個組織參與協商、決策與行動執行的策略體系，那么公共事務的協調處理將變得復雜而艱難。因此，必須在政府推動下，探求有利于基層政府、企業、農村社會組織以及村委會和農民自身協商互動的平臺，建立他們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在這一合作機制中，各供給主體的權力和責任細化、明確，他們進行平等的學習和交流，共同協商、討論公共服務供給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其次，規范效率機制。基層政府必須做到克服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并建立成本效益觀念，企業要從村民實際需求出發進行供給同時降低排他技術成本，村委會和村民要充分考慮成本負擔能力，積極表達需求意愿，農村社會組織需要克服組織結構不合理、資金運作困難、人員調配滯后等自身局限性，最終形成一種高效運作的供給機制。
（三）積累社會資本
我國著名的報學史專家戈公振先生就曾說過：“廣告不僅為工商界推銷商品之一種手段，實富有宣傳文化與教育群眾之使命也。”從理論上看，公益廣告指的是：不以營利為目的，而為公眾切身利益和社會風尚服務的廣告。旨在引導一般公眾對突出的社會問題的看法和態度。通過倡導或警示等方式改變他們的觀念和行為，從而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或者緩沖。
公益廣告作為一種社會傳播現象。由來已久。早在時期。人們就把“抵制日貨，請用國貨”的標語刷在墻上和印在火柴盒上，傳播抗日救國的思想，號召人們使用國貨。解放初期，徐百益先生為配合抗美援朝，制作了幻燈廣告片《志愿軍在朝鮮》，為配合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還先后編制了普選、愛國衛生、婚姻法等廣告宣傳幻燈片100多套，供全國各地放映宣傳。黨的后我國廣告業復蘇，1984年由《北京日報》、《經濟日報》、《北京晚報》等幾家報紙聯合主辦了“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的贊助宣傳活動。1986年。貴陽電視臺攝制了我國第一則經過專業創作的電視公益廣告“節約用水”。1987年10月，中央電視臺在每晚黃金時間里播出的“廣而告之”公益廣告欄目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好評。1996年9月全國開展“中華好風尚”主題公益廣告活動。推出了大量宜傳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廣告作品。1998年夏天，全國人民上下齊心抗洪救災期間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公益廣告。在抗擊非典的行動中，公益廣告同樣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公益廣告在我國的發生和發展，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時代呼喚的必然產物。從我國國情出發，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傳統，來創造性地解決我們所面對的一切問題，這就是公益廣告的社會文化功能。我們希望通過公益廣告來塑造國民的文化性格，以構建起一種適應今天市場經濟需要的思想文化品德。提高國民的整體文化素質。
綜上所述，公益廣告應該是：面向社會廣大公眾。面對現實時弊和不良風氣，通過短小精悍的廣告形式、極其特殊的表現手法。激起公眾的欣賞興趣，進行善意的規勸和引導：匡正過失，樹立新風，影響輿論，疏導社會心理。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以維護社會道德和正常秩序，促進社會健康、和諧、有序運轉，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有序發展為目的的廣告宣傳。
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個歷史轉折時期，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斷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大多數人已經不再滿足于吃飽、穿暖和有住房了。一方面，在消費觀念上，人們有了更多的現代意識，講究科學，祟尚時尚，追求情趣，注重文化品位，體現自我價值。從另一方面來看，金錢以其巨大的震撼力，沖擊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也深刻地震撼著每個人的心靈世界。造成人們心理的失衡和行為的不適應，也導致一些人的舉止不當。所有這一切。使我們今天的生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使許多人心態失衡、行為失控。在這種形勢下，公益廣告怎樣才能把精神信息傳遞給受眾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此過程中，公益廣告還起著提倡社會公德。引導和培養人們的道德感、義務感、責任感。進而幫助人們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的作用，并且按照時代的要求規范自己的社會行為。激發人追求美好舒適的生活。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公益廣告作為一種特殊的廣告形式，既是藝術的創造，又是文化的創造。凝聚著對社會生活的評價感受、理解。它所呈現出的價值取向、人文精神能夠使大眾在感受或欣賞設計作品時得到熏陶或影響。通過公益廣告的宣傳，把思想、意識、政治、信念、道德、紀律等信息傳遞給受眾。在提倡社會公德，呼吁文明進步、推動知識創新、科教興國、弘揚愛國精神各個方面，發揮其重要的輿論宣傳作用。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廣告事業已是方興未艾、蒸蒸日上。公益廣告作為一種簡短易懂的廣告形式，來提倡一種社會公德，喚醒一種社會良知，樹立一種社會行為規范，敏銳地提醒和規勸公眾調整自己的社會行為，來改善我們周圍的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營造一個有利于經濟繁榮發展與社會文明進步的和諧的人文環境，就成為它的首要任務，并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這種影響力首先來自公益廣告的真實性、可信性，讓受眾真切地感知到這是真實的。就是發生在我們周圍生活中的事實，這種心理的認同感，來源于它的貼近生活。《控制人口，刻不容緩》、《為了你和大家的健康，請停止吸煙》等一系列經過多重取舍、提煉、概括、加工之后再現的公益廣告。既保持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又能引導觀眾對生活做出規律性的認知。讓人們領悟：什么是過時的、荒唐的東西，應該拋棄；什么是新的適時的、得體的東西，應該學習、力行。從對這些廣告的品味中，讓大家去正確地理解人生，領悟人生真諦。感受到我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厚誼。
公益廣告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在于它的社會公益性，“公益”通常是指廣大社會公眾的共同利益。當一個人的行為損害或危及了別人的利益時。即侵犯了公眾的利益。公益廣告始終把目光盯住人自身的完善，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從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上開掘主題。來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倡導新風。
一個文明健康的社會，應該是社會個體成員通過良好的系統的教育，學習人類社會通行的行為規則，成為一個文明的人、善良的人。如“希望工程”系列廣告、為殘疾人獻愛心系列廣告等，都旨在正面提倡個體的文明修養，對社會的責任感、義、務感、對社會秩序的自覺遵守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相互尊重與溫情、良好的社會風尚等，這樣有利于消除人與人、個體與社會的摩擦和對抗，促進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如在許多對義務獻血的宣傳中，有一句話是：我不認識你，但我要謝謝你。一句樸實無華。返璞歸真的話語。卻是一種至真至純的精神境界。這樣的一句廣告語，深入人心，其沖擊力和影響力自然不言而喻。
公益廣告作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手段，不是強制的教育。而是通過溝通、勸導、警示等多種方式來影響民眾，傳遞社會提倡的精神和美德。喚起人們真摯的情感。警示公眾規范自己的行為，促使人們建立一種社會意識和社會責任，增進公眾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和關注，從而得到公眾的理解，也有助于矛盾的化解。所以說，公益廣告的魅力就在于“潤物細無聲”，它能夠產生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效應，使公益廣告傳播的觀念在人們的生活中，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影響，產生情感上的共鳴，自覺和無意識地接受設計作品的教育和熏陶，對塑造人類心靈，創造人類精神財富以促進社會文明進步，都會產生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作用，比一般理論教育更強烈，也更持久，起著單純說教、灌輸所無法起到的作用。
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發展、共生共存是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保護環境已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任務，公益廣告為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鳥是人類的朋友》、《保護地球就是保護我們的家園》、《愛護花草，美化環境》等，對提高全民的環保意識，使大家認識到保護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關鍵詞：工會；作用；企業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越來越激烈，工會在企業的發展中至關重要。雖然一些企業在管理制度上有所完善，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需要改進，在經濟突飛猛進的新時期，企業必須加強工會的管理制度，發揮其最大的作用，獲取良好的經濟效益。
二、企業工會的特點
企業工會在東西方企業中的特點和作用是不同的，西方國家企業工會管理的特點及作用：在西方國家，勞動者是完全處于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隨時都在尋求著工作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經濟增長越快越有利于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企業工會的作用主要是代表了勞動者的利益。我國企業工會管理的特點及作用：我國企業工會的作用由我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它與西方國家企業工會的不同。我國工會法中明確規定：工會是職工資源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發揮著國家主人翁的作用，可以通過各種途徑與形式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等。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企業工會為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其職能已經發生了轉變。工會作為職工利益代表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加強、工會在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調節作用更加明顯、工會將維護職工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權益并重、將更多地依靠法律而不是行政的力量來開展企業工會工作
三、工會的基本職責
1、工會組織應不負重托，不辱使命，充分發揮廣泛聯系職工群眾的優勢，融入職工群眾之中，了解職工的所思所慮，關心職工的喜怒哀樂，設身處地為職工著想，努力為職工說話辦事。關心職工的工作生活，是黨對工會工作的一貫要求，是企業發展對工會的客觀要求，更是職工群眾對工會的迫切要求。
2、工會的職能與職工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工會要更好地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就必須加強工會干部隊伍建設，加強工會組織建設。工會干部只有加強學習，依法維護職工利益，才能把工會真正辦成“職工之家”，使職工真心實意地為企業服務。
四、當前我國企業工會管理存在的問題分析
1、企業勞動關系協調難度加大
我國企業機構在近年來的改革逐漸深化，大部分企業的人事制度和勞動分配制度都有了較大的變化，這些改革和變化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企業內部員工勞動關系的復雜化。根據相關調查顯示，我國近幾年出現的企業勞動糾紛和爭議急劇增加，其勞資關系也逐漸的呈現出由個人勞動糾紛向集體勞動糾紛方向轉變的特征。這主要是因為我國企業為了自身發展在改制的過程當中，沒有協調好各方面利益而導致的勞務糾紛，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糾紛爭議事件也呈逐漸增加的態勢。而且我國當前很多企業經常由于買斷工齡、解除勞務合同、裁員等措施導致了很多勞資糾紛事件，而企業工會在作為重要的協調部門由于這種復雜的勞動關系無法開展具體的協調工作。
2、收入分配不均，維權難度加大
自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以來，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同時市場競爭也日益激烈。當前我國很多企業為了提高自身實力和競爭力，不斷加大對科技人才的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吸收入培養，在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上也過多的向高級管理人員和科技人才傾斜，但是企業中大部分的一、二線員工仍然處于較低的收入水平，企業內工資分配兩級分化程度不斷加深。由于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很多企業員工產生不滿情緒，進而逐漸加大了分配收入差距過大等引發的一系列矛盾。但是工會作為協調部門并沒能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協調溝通上，尤其是隨著協調難度的不斷增加，無法切實保障企業員工利益，甚至只能做到這一問題的了解和參與層面上，無法開展具體的協調管理工作。
3、新形勢下傳統管理方式不適應企業發展
我國企業改革繼續深化和市場競爭愈發激烈的今天，高速的經濟發展和激烈的市場競爭給企業工會的管理工作構成了巨大的壓力，同時也為其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工作要求。因為我國當前企業工會的管理水平和理論比較落后，需要進行大量的優化創新才能適應時展。其次，工會的管理方式已經無法同當前企業的發展情況相適應，無法貼近企業和員工的實際需求，在工作中甚至一度處于被動的狀態。另外，工會在具體的管理工作當中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廣闊，但是往往浮于形式，無法取得良好的成效，甚至為企業增添負擔。
五、工會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在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不能單靠理論上的說教，應該通過靈活多樣、群眾樂于接受的形式，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工會作為群眾組織來發動、組織廣大職工參與企業文化建設，不僅能發揮黨委或行政領導難以置換的效能，而且工會開展的工作或活動，其本身就能夠有力推動優秀而又強勁的企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1、工會具有健全的組織體系。
從企業、部門直到班組，按照法律規定都建立有工會組織，并且根據企業組織結構的調整隨時調整工會組織，各級工會組織都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活動制度，經常組織職工開展各種活動，與職工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有利于動員和組織職工投入到企業文化建設中去。
2、工會擁有眾多的活動陣地。
企業文化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需要扎扎實實的工作，看得見摸得著的活動，無論是宣傳發動、教育引導，還是活動熏陶，都需要具備一定的場所和必要的設施，工會則擁有各種完善的文體活動設施。工會的這些設施，為動員引導職工投入企業文化建設，為職工開展健康有益的活動，為塑造健康文明"時代感強的企業文化氛圍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3、工會擁有多種活動載體。
建設企業文化需要各種載體，工會可以發動職工參加各種協會和興趣小組，如讀書小組、主題演講比賽、文藝會演、各種演唱會、體育運動會、攝影、書法展覽、知識競賽、崗位練功、業務技能比賽等職工喜聞樂見的載體，充分運用好這些載體，開展符合企業實際，貼近職工的寓教于樂的活動，對弘揚正氣，培育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幫助職工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和職業風尚，不斷提高職工的思想道德和業務技術水平、科學文化素質，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職工隊伍具有重要作用。
總之，企業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將有其新的內涵，需要去發展，去充實。它不是永恒不變的，它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它將隨社會的環境的變化賦予新的使命，需要長遠的計劃來實施，這就要求工會工作者要站在企業發展的最前沿，緊跟時代的步伐，充分認識到企業文化建設工作工作的充當的主要地位，努力以科學規范的管理，建設健康向上的企業文化，使我們的企業在全球經濟化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實現企業的效益最大化。
結束語：通過對工會工作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分析，進一步明確了工會在企業發展應用中的方向。因此，在企業的后續發展中，要不斷提高工會工作管理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加強完善工會制度在企業發展中的應用，確保企業的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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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是社會穩定的前提
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公平正義的思想導向，為社會穩定提供思想奠基。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公平正義是人民渴望的，傳遞公平正義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步，只有這樣才能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增加社會穩定因素，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二）化解社會矛盾是社會穩定的關鍵
從心理角度方面出發，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的根源，這也是社會穩定的關鍵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不穩定的問題不斷增加，造成弱勢群體心理失衡，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化解弱勢群體的不良情緒，找到癥結所在，理順情緒，順通民意渠道，建立民意發聲平臺，讓人民的負面情緒得以釋放，最大限度維護社會穩定。
（三）創新思政工作是社會穩定的核心內容
伴隨著我國社會轉型，很多特殊矛盾日益涌現，許多新的問題不斷出現，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管理，開展更加積極有效的工作局面，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創新思政工作管理，需要從多方位角度出發，提高辦公效率，加強與民眾的溝通，彌補不足，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這也是社會穩定的核心內容。
二、社會穩定視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隨著我國進入黃金發展期，各類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在不斷增加，貧富差距、勞資糾紛、拆遷征地問題、腐敗現象頻發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讓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更加有必要。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還可以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項功能，促進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發展目標。
（一）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在歷史的各個階段，社會不穩定因素一直存在，其中貧富差距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城鄉差距、行業差距、收入差距等不斷擴大，為公眾不滿情緒提供溫床，引發暴力事件，如安徽池州事件，不法分子借助小的事件，激化矛盾，煽動弱勢群體造成惡意傷害事件的發生。隨著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不斷增加，一些勞資糾紛就接連發生，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不穩定因素隱患，給農民工造成經濟損失，甚至生命威脅。而隨著我國城鎮化飛速發展，預計在6年內將有1億人進城落戶，其中因為違法征地拆遷而引發的各類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這大大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諧。腐敗貪污問題是當今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它不僅會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風氣，而且不利于黨政的執政地位的鞏固，是社會穩定發展的瓶頸。總之，以上各類不穩定社會因素的出現，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開展，才能很好的化解，這也是思政工作開展的必要性。
（二）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項功能
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有利于社會導向功能、素質培育功能、意志凝聚功能、精神激勵功能、矛盾協調功能、思想轉化功能以及和諧保障功能的發揮，最大限度的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推動國家的長治久安。
三、社會穩定視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措施
面對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新的社會矛盾不斷出現，民眾思想不斷發生變化，思想政治工作也應該與時俱進，穩定民眾思想，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體系。如何有針對性、差異化的創新思政工作，成為當前時展的當務之急，接下來就主要從發展創新和管理創新這兩大方面，探究社會穩定視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措施。
（一）發展創新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在繼承原有實踐經驗的同時，要及時調整，在實踐探索中不斷創新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采用循序漸進的方法，將矛盾更加巧妙的化解，要深入基層宣傳積極的思政思想，傳遞正能量，耐心解決遇到的問題，防止矛盾再度激化。其次要完善規范制度，摒棄民眾“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認識，遏制不正之風，維護辦公秩序，這就需要相關工作人員提高辦事效率，及時有效的傳達民意心聲，將思政工作與制度有機結合，提供通暢的渠道。最后要采用心靈撫慰的方法，隨著社會節奏加快，人民生活壓力加大，心理問題不斷增加，這就需要思政工作加強對于心理問題的重視，開展科學合理的心理咨詢，疏導不和諧心理因素，建立健康健全的心理品質。
（二）管理創新
當今時代，網絡發展日新月異，思想政治工作也應該與時俱進，借助網絡平臺，讓公眾獲得一個自由平等發揮輿論的渠道，實現管理方式、管理思路和輿論管理方面的的創新，實現真正的民主。隨著網絡進入到千家萬戶，網絡作為一個重要的傳播媒介和平臺，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就可以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建立于民眾的交流版塊，傳播更加全面的民意心聲，與民眾平等的互動溝通，讓接下來工作的開展更加明確清晰。另外，借助網絡平臺，還可以發揮宣傳作用，借助有知名度的門戶網站，展示老百姓遇到的問題，及時有效的傳達民意，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對癥下藥，從而實現思想政治工作的順利開展。在借助網絡平臺傳播民意的過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問題。首先要杜絕虛假新聞的傳播。網絡是一個虛擬的平臺，虛假新聞很容易滋生傳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虛擬的網絡，傳播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的假新聞，引發公眾恐慌，造成不穩定因素。因此，通過大型門戶網站各類信息，都需要相關工作人員的審查核實，確保是真實的信息才可以。如果一旦出現假新聞，就需要相關部門發表有可信度的聲明，遏制假新聞的繼續傳播。其次要杜絕刻意的人身攻擊。如今網絡發展十分迅速，信息傳播的速度也特別快，一些惡性事件接連發生，一些網絡水軍借助人肉搜索，對于某些人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這不但受到道德的譴責，而且還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對于他人和自己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傳播正能量，才是信息傳播的正確之路。
四、結語
面臨的問題。我國工會組織在發展過程中難免遭遇挫折，首先，我國工會是以“任命制”或“委派制”為主要形式的，這就造成工會在行使職能中都是對上級負責而忽略會員的利益。長久以來在職工群眾中的信任度和權威一度降低，群眾基礎日漸薄弱；其次，現在的企業中，工會不是必需的組織，處于可有可無的尷尬境地，發揮的作用也是微小的，這主要是因為工會干部力量、活動場所、活動經費等基本建設條件沒有給以重視，未得到保障[2]。面臨的挑戰。和諧社會的建設要求我國必須進行社會轉型，在轉型的非常時期，社會形態、經濟體制、利益結構和群眾傾向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國社會的轉型必然不能面面俱到，會損壞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從而導致眾多職工的下崗，深化了社會的矛盾，政府的公共服務會遭受群眾的責難，受到質疑。矛盾的不斷激化會動搖社會秩序的穩定。現代金融危機的威脅下，我國原有的企業管理制度和勞動關系受到沖擊，進一步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我國企業的深化改革，使得各社會矛盾和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大眾對國內經濟、文化的發展和與外界交流的不斷加深的觀念層次不斷加深，思維方式開始轉變。從近幾年發展來看，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仍然處于極大的優勢地位，經濟成分也不斷地向著多元化發展，這一變化引起工人隊伍的大規模膨脹和勞資關系的日益復雜。可想而知，工會因為工作領域和對象的大部分調整，必須更加地鞏固自己，不斷求新向上。
建立健全服務機制。一是健全勞動競賽動力機制，給予企業發展新生命。發動創新思維，通過積極動競賽的新思路、新途徑、新方法，引起黨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與發改委、財政、勞動等部門頻繁接觸了解，緊密聯系，積極合作，從而激發大量中小非公企業參與各類競賽的興趣，從而更加完善競賽制度，提升活動水準和現實效能；二是健全評先創優引領機制，使得先進模范樹立良好榜樣，成為導航燈[3]。進一步改善工會的先優評價制度，尤其針對各級勞動模范的評選和表彰工作的建設，發動勞動模范的奉獻精神，主動教授技術服務，積極解決企業的技術難題，在企業中加大宣揚勞動模范和先進人物創新和奉獻的精神，從而促進企業的快速發展和提高；三是健全職工素質提升機制，促進職工全面發展。在職工培訓方面，精神關注和財力投入要并重，這樣才能使得職工培訓體系更加健全，并且要建立完善的經費監督制度，使企業培訓經費使用情況透明化。把職工的道德素質，愛國意識，科學技能水平的提高納入考量，給予重視。精心設計服務載體。緊跟時代步伐，響應黨的號召，爭創“共同約定行動”、“工人先鋒號”，繼續堅持和不斷完善“同舟共濟保增長，建功立業促發展”競賽活動、把創新品牌的打造納入攻堅工程的建設。工會應該成為職工們的“大學校”，鼓勵市職工利用業余時間進行學習，積極參加培訓，加大培訓基地建設的投入，爭取把職工“技能培訓、競賽、晉級”一體化的工作機制融入企業發展中，如有先進操作（服務），則可通過以工人名字命名的方法進行鼓勵，推廣藍領人才品牌的建設。要通過推進和諧企業的制度建設使得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更上一層樓，在工作激勵和權利約束制度的建設方面給與充分落實，各企業間共同推進合作，協調政府與工會和勞動者三方關系，同時規范各方協商機制，完善勞動關系的矛盾解決機制，切實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創先爭優活動與實踐相結合。企業制度規劃中，要切實的把創先爭優機制理論與市委、市政府重點工作的實踐活動結合起來，以大帶小，如通過大型項目帶動經濟、大活動推動發展、大平臺拉動增長，確保創新活動符合大眾需求，取得社會實效。一是面向世界樹立新形象，推動經濟轉型并且升級。近年來，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經濟社會的局面變得日益復雜，企業各機關部門干部職工要適應這一變化，必須提升他們的科學發展能力，企業隨機應變、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也備受考驗，創新思維的激發，活力的提升有待探索，我們應該大力開展“創新突破建新業、轉型發展立新功”的大行動，在市級機關基層工會組織和市級機關部門之間展開競技，虛心接受合理意見，使得機關干部向服務型人員轉變；二是突顯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優勢，在和諧企業的建設方面，把企業、市級機關作風建設領導小組和接受作風評議的園區工會都召集起來，共同聯合，創建利于工會組織發展的長效機制。各企業間加強交流，互相走訪，互提建議，敢于對市級機關部門單位提意見，求改善。借鑒外國先進企業的企業名庫制度，即在企業名庫中不定期的隨機進行企業的抽取，對市級機關部門進行計分評價，定期進行跟蹤和分析，這樣市級機關部門就處于企業的監督之下，有利于其職能的發揮和的服務質量的保障，從而建立群眾公信力。
總之，工會組織應該以職工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利益，注重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一切因社會轉型而引起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甚至轉化為機遇。我們需要做的是，注重創新思維，改變原有陳舊工作理念，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工會組織注入新活力，發揮工會組織的強大力量。
本文作者：李強工作單位：中國水電顧問集團西北勘測設計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