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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仲裁知識；經濟糾紛；措施
就目前來看，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建筑行業逐漸興起，新型建筑的施工必然是以拆遷原先建筑為前提的，在進行拆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原住民的利益。隨著城市化建設的深入發展，經濟糾紛的情況屢見不鮮，在進行舊城改造的過程中，都會涉及到各種復雜的合同關系，這種情況不僅影響了施工建設正常運行，還不利于人民群眾利益的保障和社會的有序發展。仲裁知識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有效的解決了雙方的問題，促進了社會和諧進步。下面筆者對其進行淺析，希望對我國日后仲裁知識的應用和解決經濟糾紛提供良好的幫助。
1仲裁知識的概念
所謂仲裁，是爭議各方當事人(一般為兩方)將爭議提請第三者作出有約束力的裁決的爭議的解決方式。如果對仲裁進行細分，一般有政治方面的國家之間就領土等問題的國際仲裁，有帶行政色彩的勞動爭議仲裁，有商事仲裁。商事仲裁通常又分國際商事仲裁和國內商事仲裁。在我國，國際商事糾紛，當事人一般較多選擇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管轄，其他商事糾紛，當事人較多選擇地級以上城市設立的仲裁委員會(如珠海仲裁委員會)管轄。仲裁具有以下較為明顯的特點：1)仲裁完全出于雙方當事人的自愿，是一種協議管轄，排除了法院的強制管轄權。當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仲裁機構、仲裁程序，指定仲裁員，選擇解決爭議的實體法等，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騰騰市場主體的自由選擇權。2)審理案件不公開進行，開庭氣氛比較融洽，當事人可以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解決問題;同時可以保護當事人雙方的商業信譽和商業秘密，對雙方商業關系的損害較小。如果糾紛能夠得以圓滿解決，那么商人們不僅可以保護他們的商業秘密，聲譽和情感，還可以維持其良好的商業關系。
2仲裁知識和經濟糾紛的關系
現階段，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和進步，我國社會改革也越全面，其中涉及的經濟糾紛也逐漸的增多。在以往解決糾紛的過程中，主要采取的是上訴的凡是，雖然該種方式更加的正式，但是其過程復雜，辦事效率低，并且還需要大量的取證調查，需要長時間的審核，這樣就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影響了我國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也不利于合同雙方工作的順利開展。仲裁裁決的應用有效的使用，改變了以往采取上訴手段來維權的方式，提高了經濟糾紛的解決效率，進一步保障了雙方的利益。仲裁裁決的在正常情況下，很容易被當事人接受，自覺的履行責任，如果其中一方不能及時的履行，會受到法院強制執行，法院在進行仲裁審查的過程中，其主要是審查仲裁的程序等問題，而不是虛幻的問題。尤其是在解決境外仲裁方面，仲裁方法與訴訟相比更能得到另外一個國家的認同和承認。根據仲裁的基本特點和其在解決經濟糾紛中的不能代替的作用，現階段在進行舊城改造的過程中，合同雙方可以根據合同來進行相關的仲裁來解決合同的糾紛，并且在合同中明確如果有該類事件發生時應該按照什么方式進行有效的解決，合同雙方按照什么樣的利益來進行調節，各自得到什么樣的好處和虧損。利用仲裁知識解決經濟糾紛，保障了問題解決的質量和公平，并且由于仲裁方法與其他方法先相比有較大的高效性，極大的提高了經濟糾紛解決的效率，進一步保障了合同雙方的利益。
3為何選擇仲裁解決建設工程經濟糾紛
建筑行業作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在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同時，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由于建筑行業工程項目具有投資大、工期長等特點，在簽訂合同的時候就需要準備的非常細致，并且相關條款的內容必須反復的進行檢查和核實，即使這樣，承包商和業主在實施的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問題。合同畢竟是一種書面的協議，就算在簽訂之前進行嚴謹的考察，在建筑施工的過程中，隨著建筑的實施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即便開發商和業主之間遵守承若和信譽，但是在建筑實施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的會出現一些合同沒有涉及到的問題，或者隨著施工的開展會出現二者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合同具有不穩定性，因此必然會出現經濟糾紛的問題。
4結束語
綜上所述，仲裁知識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有效的解決了經濟糾紛保證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滿足了現階段社會發展和經濟穩定的需要。其與訴訟相比，仲裁更加的靈活、公平、也更能有效的解決的解決經濟糾紛，提高了時間的解決效率，更能夠適應現階段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并且最主要的是能夠與各個國家進行接軌，保障了合同的使用，進一步的核實了雙方的利益，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和我國人民群眾利益的有效保障。
參考文獻：
[1]白冬.論經濟糾紛的訴訟與非訴訟解決模式[J].現代財經,2005,25(2):70-73.
關鍵詞：經濟法經濟法糾紛必要性司法解決機制
一、對經濟法糾紛的理解
1.經濟法的概念。經濟法就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的、系統的、全面的、綜合的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我國的現階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調整我國社會生產及再生產過程中所出現的，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它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含義：其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其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我國的經濟法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部門法，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經濟關系可以由民法來調整，而國家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社會公務性經濟關系則由行政法來調整。
2.經濟法糾紛的涵義。經濟法糾紛就是在我國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出現的需要國家政府司法部門出面來調節的經濟法律糾紛，這些糾紛的處理部門即政府的職能部門是由國家賦予其權力的。經濟法糾紛的范圍很廣，它包括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與經濟有關的權利和義務等的爭議，這些爭議妥善、有效的解決是我國經濟秩序和諧、穩定運行的保證，可以說運用經濟法來解決各種經濟糾紛也是關系到我國長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經濟糾紛與經濟法糾紛的區別。經濟糾紛是由利益主體權利及義務方面所產生的矛盾而導致經濟主體之間的糾紛，它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大，可以是機關單位間的糾紛、平等主體間的糾紛等等。而經濟法糾紛則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進行經濟調節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權利及義務間的爭議。也就是說經濟法糾紛不同于經濟糾紛，它不是在進行商品交換等一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糾紛，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所能引起的，而是與糾紛雙方的經濟實力或社會地位等等情況相關，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糾紛和民事糾紛，與經濟糾紛有著根本的區別，如果它未構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來處理的。
二、通過司法解決的必要性
1.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我國一直都在實行著宏觀調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且近幾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所以在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過程中，即使應用了宏觀調控，也難免會受到資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條件的限制，而出現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現象，這樣因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的情況，就不可避免的會出現經濟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利益之爭，再加上國家的調節主體如果在這個時候出現的現象，就會更加加速經濟法糾紛的產生，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組織、個人利益同時受損，當這種經濟法糾紛出現時，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將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環境的和諧與穩定，影響經濟法的有效實施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決所有糾紛最有效的途徑。在我國，解決糾紛的方法不外乎四種：仲裁、協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則是被認為是解決所有糾紛最有效的辦法和途徑，當經濟法糾紛涉及到國家經濟調節主體以后，因為仲裁機構只是一種社會組織，它沒有權力對國家的行政機關行使仲裁權，而且有的經濟法糾紛的當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機構，這時就必須要進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進行處理。
3.監督和制約國家行政機關。經濟法糾紛與民事糾紛、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雖然也具有可訴性，可以通過司法的途徑來進行解決，但就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經濟法糾紛大多都終止于行政解決，因為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一般情況下都不愿意訴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決矛盾，而這種經濟法糾紛只有通過司法的途徑去解決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約和限制有關國家行政機關的行為，從而讓國家權力機構的經濟調節權得到監督，防止一些腐敗現象的產生，促進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
三、對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的方案分析
1.把經濟法案件歸類于刑事訴訟案，只要違反經濟法的規定，達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規定去追究其刑事責任，不再屬于經濟法訴訟的范疇。
2.如果現行的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能解決經濟法糾紛，就按原法律規定去執行，因為只要能使經濟法糾紛中當事人的權利能得到維護，糾紛最終得到解決，當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訴訟還是行政訴訟手段的。
3.如果現行的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等等不能解決經濟法糾紛，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補充制度，不管何種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經濟法糾紛得到徹底解決。
四、司法解決的機制探討
經濟法糾紛不僅包括合法的經濟組織在進行各類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經濟法糾紛，還包括國家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中所產生的經濟糾紛和進行經濟秩序的整頓時所產生的經濟糾紛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種適合我國經濟發展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糾紛司法解決機制，首先就要對產生糾紛時需要進行調解的對象進行深入、細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結合我國當前的經濟現狀、政治形勢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環境、風俗習慣，去尋求一種合理、合法、有效的解決途徑，并建立和完善經濟法糾紛的司法解決機制。
1.可以用民事訴訟來解決的經濟法糾紛。民事訴訟包括特別民事訴訟和普通民事訴訟，它是平等主體間的利益發生糾紛時的一種解決辦法。這里的平等主體就對經濟法糾紛有了一定的限制，因為大多數的經濟法糾紛主體之間在權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關系，這時要用普通的民事訴訟就很難解決，所以要對民事訴訟的一些制度進行優化、補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況下可以對弱勢的一方提供一些無償的幫助，比如說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簡化一些訴訟程序、降低訴訟成本等等，以此來糾正當事雙方的不平等的關系，保證司法解決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訴訟解決的經濟糾紛。行政訴訟解決糾紛的方法要比民事訴訟的效率高，它主要適用于糾紛當事人為國家行政機關單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規行使權力的組織或個人，它也包括特別行政訴訟和普通行政訴訟兩種，所針對的行為主要是行政行為，因為國家行政機關是擁有國家法律法規所賦予的特別權利的，它可以行使國家調節經濟的權力，因此他們之間的糾紛需要由行政訴訟來解決，除了這些糾紛之外，還會產生一些國家經濟調節主體與受影響的另一方之間的糾紛，這樣的糾紛也只能由行政訴訟來處理。總之，通過行政訴訟來解決的經濟法糾紛，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糾紛案件，必須要在行政訴訟的種類、所有證據的搜集及調節等各個方面做好各種優化及調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產生極端，影響國家的經濟調控，產生經濟秩序的紊亂，要使經濟法糾紛的雙方在和平、和諧、積極、有效的環境中得到解決。
五、結語
總而言之，我國的經濟法是一個新興的、與其它的法律有著本質區別的法律部門，它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商品經濟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它是以社會利益為基點，以處理和協調國家行政權力機關與社會組織或個人之間的關系為目的的一種法律，是一部綜合性、調整性的法律，只有解決和處理好經濟法糾紛，才能使經濟建設更好的服務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才能促進我國經濟體制的平穩發展，才能進行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的公平競爭，營造一個團結、穩定、健康的社會大環境，推動我國社會經濟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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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明月.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探討[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6,04:192.
[4]趙龍.經濟法司法實施理論問題四論[J].理論界,2007,02:157-158.
一、 勞資、經濟糾紛的特點
（一）因追索勞動報酬、保險福利、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等經濟利益爭議居主導地位。勞動關系雙方對經濟利益的重視程度高于對其他權利的重視程度，由于勞動者處于勞動關系的弱者地位，個人很難為維護權利與用人單位抗衡，因此多從經濟利益方面找回損失，而用人單位對違約出走的勞動者，也大多以經濟賠償為由提出申訴。
（二）拖欠工資糾紛案件多。絕大多數勞資、經濟糾紛是由于勞動者的基本勞動經濟權益被侵害，而又長期得不到解決而致。勞動報酬是引發勞資、經濟糾紛的第一原因，其次是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再次是自動離職或辭職。
（三）集體勞動爭議上升幅度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單位和非公有制企業。集體爭議呈現突發性強、人數增多、處理難度大的特點。
（四）尋求解決的途徑轉變很大。弱勢一方的勞動者往往不自愿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解決糾紛，而是采取集體上訪、封堵政府機關，甚至有集體堵塞道路交通的行為發生。
（五）涉及利益的人員多，規模不斷擴大。如20__年1月份來訪中有11批集體訪反映勞資、經濟糾紛問題，人員最多的達22人。
二、勞資、經濟糾紛產生的原因
（一）經濟萎縮，利益矛盾沖突復雜。一些合同無法履行，拖欠工程工資無法兌現。一些企業停產、倒閉礦產，債權難以實現等產生勞資、經濟糾紛。
（二）管理監控環節薄弱。如有的企業用工不規范，無用工合同，有的工程是層層轉包。
(三)民工自我保護意識較弱。有的民工已半年未付工資，才來申訴，有的沒有工資結算單。
(四)承包商為轉嫁風險損失。有的承包商以未領到工程款為由，拖欠民工工資，把矛盾推向社會、交給政府。
(五)勞動關系雙方法律意識淡薄。有的用人單位忽視法律法規的規定，制定一些違反國家勞動法律、法規、政策的管理制度，并付諸實施；有的用人單位在訂立勞動合同時條款顯失公平，導致勞資、經濟糾紛的發生。
三、解決勞資、經濟糾紛的對策
（一）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增強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遵規守法意識。充分運用各種輿論工具和宣傳載體廣泛開展勞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促進勞資雙方依法履行權利義務，促進用人單位自覺規范用工行為。通過法律意識的增強，使雙方在用工時能自覺簽訂勞動合同，約定各自的權利義務，明確工資報酬數額或計算方法，避免產生勞資、經濟糾紛。同時，通過正反面案件的宣傳教育，使勞動者認識其采取堵路等極端手段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消除一些勞動者“打官司跑斷腿，不如集體上訪、上路攔車討錢快”的錯誤認識。注意發揮新聞輿論和人大、政協的監督作用，對違反勞動法、用工嚴重不規范和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進行曝光和批評。
（二）切實加強管理，創新快速調解機制，依法高效化解糾紛。要求企業將合同文本送到勞動保障部門鑒證，以便及時檢查和糾正勞動合同中存在的問題，指導企業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簽訂勞動合同。對勞資、經濟糾紛發生較多的企業，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要予以建檔和進行重點監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這些企業中檢查企業執行勞動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情況，特別是在簽訂勞動合同、工資標準和支付工資、參加社會保險、工時制度、勞動標準以及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情況，督促企業糾正違法違規行為，并予以必要的處罰。同時建立職工欠薪保障制度，由相關部門制定實施辦法，要求企業每月按職工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向當地勞動保障部門所屬的就業服務管理機構繳納欠薪保障金，繳費比例標準應與過去和現在企業支付職工工資的有關指標掛鉤。如果受保企業職工出現拖欠工資問題，可用該企業繳納的欠薪保障金向職工支付拖欠的工資，不足部分可通過變現企業資產來籌集。暢通訴訟、仲裁、、調解等渠道，創新健全調解機制，堅持完善下訪約訪等聯系群眾制度，及時掌握矛盾糾紛隱患。
引言
經濟糾紛是企業在參與市場運營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的一個現象。如何在經濟糾紛中更好地保護好自身的經濟利益，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合法的相關財務數據。在這一訴求的推動下，法務會計開始成為會計領域的一個重要的分支，被廣泛地應用在各種經濟糾紛之中。但是，從當前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現狀來看，我國的法務會計還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本文從法務會計的應用現狀出發，探究其經濟糾紛應用中存在的問題，對于法務會計應用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法務會計的概念及應用現狀
（一）法務會計的概念
法務會計是特定主體綜合運用會計學與法學知識以及審計方法與調查技術，旨在通過調查獲取有關財務證據資料，并以法庭能接受的形式在法庭上展示或陳述，以解決有關的法律問題的一門融會計學、審計學、法學、證據學、偵察學和犯罪學等學科的有關內容為一體的邊緣科學。
（二）法務會計的應用現狀
當前，我國在經濟領域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作為企業日常運營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務會計的角色正在發揮出更大的價值。但是其在具體的應用中還存在著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首先，法務會計具體細則執行的不到位。在企業日常的法務會計工作中，尤其是對于一些生產及市場規模相對比較小的企業來講，法務會計準則是其平時會計工作的一個主要的引導原則與方向。但是，從具體的實施來看，部分小企業并沒有將法務會計準則中的相關細則進行完全的落實與執行，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打折扣的現象。在這個過程當中，由于相關流程的不到位，為企業今后的財務工作的順利實現與發展埋下了隱患。這種在觀念上的制約和不足，已經極大地影響和制約了企業法務會計職能的穩健發揮。
其次，法務會計理念理解不到位。當前的法務會計工作標準正在與國際相關要求進行了對接與匹配。這種對接對企業的法務會計工作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一些新的計算與統計公式的應用在客觀上加大了企業在法務會計工作中的難度。部分企業在一些關鍵的步驟方面出現了一定的折扣現象，這些都從側面反映出了企業自身對法務會計理念理解的不到位。法務會計中的一個主要工作方向，抑或是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從制度層面進行不斷地設計優化與發展。舉例來講，當前在企業日常的管理中，出現的諸多制度層面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的缺陷與不足。其中就包括法務會計從業人員的自律，會計行業的監管，會計領域的自查與自我糾正。
最后，企業法務會計工作者的專業水平面臨新的挑戰。當前，在很多方面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從執行法務會計條款的標準上都對企業的法務會計工作人員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這種高標準要求與企業法務會計工作人員現有的水平與素質之間的差距是當前影響企業法務會計實施的主要不利因素。同樣，在會計改革的層面，相關的人才更是推動改革向前推進與發展的重要助燃劑。缺乏人才，尤其是專業的法務會計人才的企業是很難從根本意義上推動企業的發展向一個更高的水平。由于我國在法務會計人才的培訓機制及企業單位的人才選拔及培訓機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會計改革和實施遭遇了重要的人才危機。每年，有大量的法務會計專業人才踏入社會，并且走進企業，但是在一線實施中面臨著諸多的挑戰。
總之，由于主客觀等方面的原因，法務會計在實施過程當中，還面臨著比較大的挑戰。如何從制度體系及員工培訓等角度來進一步促進法務會計更好地實施是今后企業管理與發展層面面臨的主要問題。
二、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人才缺乏
由于法務會計在基礎理論方面，既具有會計學的相關特點，也具有法學及審計學的相關特點。正是這種在基礎理論層面的不足，導致法務會計人才在具體的培養過程當中，包括培養模式的選擇，教學方法的設計及教學評價的實施等方面處于一個相對比較被動的發展局面。在加上當前，在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圍繞企業或者個人的相關財務的糾紛不斷增多。很多企業或個人需要法務會計來為其財務糾紛的解決尋求出路。因此，造成了法務會計人才的缺乏。具體來講，這種法務會計人才的缺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法務會計人才在數量上的不足。另一個是，當前培養的法務會計人才的整體水平和質量與社會需求之間還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
（二）法務會計案例缺乏
從國內發展的情況來看，圍繞法務會計相關的案例還是比較少的。從法務會計自身的學科特點來看，法務會計是植根于會計學科發展需要而不斷地從實踐中進行的理論總結的結果。但是，由于我國在法務會計理論研究的時間比較短，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包括法務會計在內的諸多實踐的案例還不是很多。我國在整體的學科構建層面，與西方會計學科比較發達的國家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因此，當前，法務會計在案例研究及發展層面還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同時，由于在日常的法務會計具體實施的一線中，一些新的管理問題與現象得不到及時的理論支持，這些都影響了法務會計案例的豐富與擴充。同時，法務會計的理論工作者，在很長一段時間的理論研究中，將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對歐美相關國家的理論的綜述研究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務會計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也就導致了法務會計的具體實踐案例還相對比較少。
（三）法務會計在企業的應用較少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前涉及法務會計的業務領域還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這在客觀上影響了法務會計應用水平的提升。一直以來，法務會計在發揮自身應有的職能的進程中，就是基于一些傳統的固有觀念而影響其正常職能與作用的發揮。例如，在一些發展相對比較落后的地區，法務會計為企業的發展服務，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當企業在日常的運營中，出現了一些違反會計相關法律時，會計行使自身職能的獨立性就會由于企業的管理制度的約束和制約而難以發揮。同時基于主客觀等方面的原因，一些企業缺乏對法務會計存在意義與價值的認識，這些都是法務會計在企業中應用比較少的主要原因。由于在應用數量上的不足，導致法務會計在企業一線應用的過程當中缺乏必要的保障，也就在客觀上影響了企業在面臨經濟糾紛的時候，借助法務會計來更好地維護自身發展利益的效果。
（四）社會對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存在誤區
法務會計從發展的時間上來看還比較短。因此，社會上關于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還存在著一定的誤區。例如，關于法務會計獨立性的誤區。一些企業在機構設置中會安排專門的法務會計人員來處理企業在發展過程當中，所面臨的經濟糾紛。企業會出于自身的經濟發展需要，利用在管理權層面的優勢來對法務會計職責的行使進行施壓，使其在相關的會計統計數據和結果上朝向有利于自身經濟利益的方向來發展。這種行為是當前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應用中存在的一個比較大的誤區。因為，按照法務會計相關準則的要求，法務會計所提供相關數據與材料務必要客觀真實。如果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提供的材料不具有客觀真實性，不僅僅會導致企業在經濟糾紛中處于一個很大的被動地位，情節嚴重的，還需要擔負一定的法律責任。
三、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對策
（一）注重培養法務會計人才
為了更好地提升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水平，要注重培養法務會計人才。要從當前經濟糾紛中對法務會計人才的基本訴求出發，來確定法務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因為，對法務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的確立，不但取決于社會對于法務會計人才的需求環境，并且還取決于其所屬主體的獨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這些也是其在未來的市場競爭與發展環境中不斷發展與完善的基本條件。沒有一個相對完善的發展與法務會計人才的評價機制，法務會計人才在其所發揮的市場價值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在今后的法務會計人才的不斷培養與發展的過程中，只有從源頭制度上，確保其培養目標的可行性與科學性，才會在具體的操作中擁有更大的把控。具體來講，高校在法務會計專業教師的招聘和選擇過程中，除了考察其必要的教育和學歷背景之外，還應該強調其在具體的法務會計市場中的實踐經驗，通過這種教師可以更好地提高法務會計教學的實用性。同時，在進行法務會計的教學過程當中，要安排一定的學時，讓學生在市場的一線進行實習和實踐，從而提升學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和水平。經過這種系統的法務會計人才培養方案的確立和實施來更好地助力于法務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
（二）豐富法務會計案例
當前，由于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應用中的案例還比較少，這就導致在具體的應用階段，由于缺乏必要的參考案例而導致法務會計參與和應用在經濟糾紛中的水平很難得到一個質的提升和飛越。因此，在今后的法務會計的應用中，不斷地豐富法務會計的應用案例，是其在今后的應用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關于法務會計案例的豐富途徑，筆者建議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行實現。一方面，在理論層面，可以嘗試在高等院校及科研學術機構中，建立定期的學術交流機制，通過定期的學術探討當前在經濟糾紛領域出現的法務會計案例。同時，在不斷發展與完善的基礎上，建立國際學術互動組織，更好地將法務會計領域的相關案例問題實現國際層面的接軌。另一方面，在實踐層面，法務會計工作者要積極進行法務會計理論的實踐，通過在市場一線的實踐，不斷的獲得一手的法務會計的應用案例，從而更好的為法務會計案例的豐富提供更多的素材。
（三）加大法務會計在企業中的應用力度
從上文可以看出，當前法務會計在具體的市場中的應用案例還比較少。這種現狀一方面，不利于法務會計自身理論體系的豐富與完善。另一方面，企業由于缺乏對法務會計的實際應用，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對法務會計的認知與信任程度。因此，在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的應用與發展中，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加強法務會計在企業中的應用力度。一方面，從組織建設上，將法務會計職責的履行作為一個常態化的組織機構來進行實施。這就包括法務會計人才的招聘與培養。另一方面，在企業的文化建設及戰略的制定與調整中，都要積極發揮法務會計自身的價值與作用。只有在這種應用力度與水平不斷提升的條件下，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與提升才會再上一個新的臺階。
（四）加大對法務會計的宣傳
當前，法務會計在具體的應用領域還存在著認知程度不高的問題。其中包括企業及個人的認知度。在新媒體不斷發展的今天，相關職能部門可以通過利用各種各樣的信息傳播媒介，通過科學、易懂的表達方式，來將法務會計具體內涵與與要求更大范圍的進行講解。例如，在一些地方通過開展法務會計進企業的方式，讓更多的企業及社會群體，更好地認知法務會計，對其基本的職業內涵及相關的職責進行宣傳，進而提高大眾對法務會計的認知度。在加大對法務會計宣傳的過程當中，要避免過于理論化的宣傳方式，在宣傳的內容及宣傳媒介的選擇等方面都要進行精心的選擇，從而達到一個比較好的宣傳效果。相關政府職能部門，要從具體的規章制度層面，對相關企業的法務會計的宣傳效果進行落實。通過這種宣傳，一方面，可以減少企業及個人在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的應用中存在的誤區。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引導企業利用法務來更好的保護自己在經濟糾紛中的合法權益，進而促進法務會計在經濟糾紛中應用價值的提升。
[關健詞] 經濟犯罪 經濟糾紛 財產犯罪 辨析
女企業家蘭州贏得官司青島被判無期引發爭論。四五年前簽下幾份合同，甘肅女子喬紅霞在甘肅兩級法院打贏了與青島澳柯瑪公司間的經濟糾紛案，爭到了1500多萬元的償還款。然而兩年后，喬紅霞在青島中級法院被指控變造、偽造這些合同，以刑事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筆者下文將予以探討：
一、經濟犯罪概念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我國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廣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活動或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破壞國家經濟管理活動的行為，或表現為利用職權牟取暴利的行為。總之，經濟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二是狹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就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法利益，濫用商品的生活、交換、分配、消費等環節上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和經濟權限，違反所有直接與間接調整經濟活動的法規，危害正常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秩序的行為。”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筆者贊同馬克昌教授的觀點，即“經濟犯罪是指在商品經濟的運行領域中，為謀取不法利益，違反國家法規規定，嚴重侵犯國家經濟管理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依照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二、經濟糾紛概念和財產犯罪概念
經濟糾紛是指經濟活動中，各民商事主體由于各種經濟活動而產生的民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經濟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途徑來解決，因而經濟糾紛承擔責任的方式主要是賠償責任，經濟犯罪是須要制裁的犯罪行為，旨在預防和抑止犯罪，故責任是懲罰的承擔，而是損失的賠償；經濟糾紛等民事案件，法院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則，如當事人不愿提訟，法院都不得主動介入。這與經濟犯罪案件存在著最大差異，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立案偵查，同時法律還規定了報案、控告、舉報、扭送、自首等多種受案渠道，而且還明確了不允許有不作為及放縱犯罪瀆職行為發生。由于刑法規定的刑罰具有明顯的副作用，所以作為民法我們充分保護某種合法權益時，才有刑法保護，于是刑法具有補充性，而民法并不具有補充性。
財產犯罪指侵犯財產罪，是指故意非法占用、挪用、毀滅公私財產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侵犯財產罪的構成特征，即侵犯的客體是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用、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既有一般主體、也有特殊主體，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主要有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侵占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敲詐勒索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破壞生活經營罪的概念、構成特征、認定這些罪時注意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被罪的界限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三、經濟犯罪區別于經濟糾紛、財產犯罪的主要特征及三者辨析
1.經濟犯罪的主要特征
(1)該類犯罪的侵害的客體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是該類犯罪顯要的特征。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關鍵要件，是劃分經濟違法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如果一種行為雖然違反了國家經濟管理法規，但還沒有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那就不構成犯罪。
(2)該類犯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
(3)該類犯罪的主體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單位。大部分是經濟犯罪，都可以由單位構成。
(4)該類犯罪的主觀方面，絕大多數都表現為故意，其中一部分犯罪還具有牟利、非法占有等目的。
2.三者區別及相關案件探討
實踐中某種行為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不是一件容易區分的事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常常相混淆。一些基層公安機關以查處詐騙等解決犯罪案件為名，直接插手干預一些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情況時有發生。為此公安部曾下發了《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通過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的界限，決不能把經濟糾紛當作詐騙等經濟犯罪來處理。一時難以劃清的，要慎重從事，經過請示報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當處理……”
那么如何來區分是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筆者認為首先要從概念中把握準確，緊扣民事刑事實體法，這是我們區別二者的基礎。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如民事欺詐，民事欺詐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的意思表示，使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合同欺詐，是以欺詐行為以達到欺詐目為目的，以合同為手段，以合同的訂立，履行為途徑不公開地獲取他人財產的行為。與經濟欺詐應當說主觀上存在明顯的故意，二者的區別在于主觀惡性的大小及其社會危害程度。合同欺詐是一種當事人的故意，這種故意并不是一種非法占有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惡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經濟欺騙。具體有以下幾種情況：1.以騙取錢財為簽訂假合同，錢款都手后，毫無履行職意，這是合同欺騙，而在虛構過程中，一方弄虛作假騙取信任，目的是簽訂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過合同履行獲取利益，應為合同欺詐。2.利用虛假合同，騙取對方貨款，供自己從事其他活動，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開初就不是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過其他方面盈利后還款，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民事侵權違法活動。因其主觀惡性尚不足以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有些案件雙方從各自角度出發，本是一起民商事糾紛案件，受害方為了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損失，不惜違背案件的事實，想方設法將案件當作刑事案件來報案，本是一起刑事案件，由于受害方法律知識的欠缺和保護意識方法的匱乏，可能當作民商事糾紛案件來提訟。
例:喬紅霞案件：喬紅霞，今年37歲，甘肅秦安人。1997年3月至99年6月間，喬紅霞以甘肅海欣工貿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與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簽訂數份購銷合同，為澳柯瑪集團在蘭州、秦安等地銷售家電。合作過程中，雙方因貨款及返利問題產生糾紛。1999年10月，澳柯瑪集團向青島市市南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喬紅霞償付貨款600余萬元。后該案轉由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2000年3月，喬紅霞以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欠其返利款為由，向蘭州中院提起民事訴訟。同年5月，蘭州中院做出一審判決，判令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償還喬紅霞多付的貨款、折扣款其返利款共計1557萬元。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二審法院于同年11月做出了維持原判的判決。
青島中院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發現，喬紅霞向該院提交的合同中有編造、添加的嫌疑，于是將案件移交青島市公安局展開刑事偵查。2002年11月5日，喬紅霞被逮捕。2003年11月，青島中級人民法院以欺騙罪判處喬紅霞無期徒刑，并處罰金500萬元。喬紅霞不服判決，上訴至山東省高院。此案經媒體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裁定，撤銷青島中院對喬紅霞的有罪判決，發回青島市中院重申。為避免司法公正受地方保護影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喬紅霞案由天津司法機關管轄。后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認為喬紅霞不構成犯罪，不符合條件，將案件退回青島公安局。2005年10月14日，喬紅霞被青島警方從天津押回青島。同年12月14日，青島公安局對喬紅霞的強制措施變更為監視居住。今年6月14日，公安局又將監視居住變更為取保候審。
喬案引起了包括法學專家在內的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專家認為，同一事實，不可能既屬于民事糾紛，又屬刑事犯罪。這是百姓看來都極為簡單的道理，而在一些權力機關卻成了不解的難題。這其中不外乎以下幾種原因：一是公權的濫用。個別權力機關把法律賦予的權力無限放大；二是一些執法者把法律當成他們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三是地方保護根深蒂固；四是權力機關拒絕接受各方監督；五是不尊重人權。專家還注意到：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曾明確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偽造證據通過訴訟獲取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也明確指出：“該問題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的《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已經明確。該答復在起草過程中已征求了我室意見。你院（人民法院）在審理此后發生的有關案件時可參酌適用該《答復》的規定。”對此，專家們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是非常正確的，并指出：最高人員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認為當前我國對訴訟詐騙不宜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主要是考慮到在當前我國的司法領域中地方保護主義還比較嚴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事實上也很擔心地方公安司法機關濫用刑事追究手段肆意生效的民事判決，從而進一步給地方保護主義可乘之機。
直到2008年初記者才獲悉，備受全國關注的“喬紅霞案”有了新進展，青島市公安局已于2007年6月13日解除了對喬紅霞的取保候審，羈押5年之久的喬紅霞終于重獲自由。
行為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如普通欺騙罪與合同詐騙罪，需要加以區分。區分的關鍵還是在侵犯的客體和客觀行為表現方面不同。財產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而經濟犯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一些勞務詐騙雖然也簽訂了勞務合同，從客體和客觀方面去分析，應定詐騙犯罪而不是合同詐騙罪。當然經濟糾紛與財產犯罪的區別也是通過客體和客觀方面進行分析的。
例:2005年至2006年3月，張某購買了李某的水泥，張以水泥質量問題為由，欠下李某水泥貨款14.2萬元，李某多次催要不成，2006年9月4日11時許，雙方在某茶樓協商未成，李某不顧張某阻攔將張某本田轎車開走。該案應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公安機關應做出不予立案決定，并建議報案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根據犯罪構成理論，搶劫罪必須要具備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統一，債權人占據債務人的汽車，其目的是為了索債，其客觀目的不是為了占有其財產。實踐中同類事情很多，債權人往往向公安機關報案，要求維護自身權益。對此，一些基層辦案單位在接到報案后，對其應如何處置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認為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屬于民事案件，公安機關應不予立案，有的卻立了案。
當然實踐中有許多經濟糾紛案件同時涉嫌經濟犯罪，也就是常說的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本文章篇幅所限，就不再展開討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掌握好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那么就能夠更好地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參考文獻：
[1]馬克昌:《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2]高銘喧 米海依爾.戴爾瑪斯―馬蒂:《經濟犯罪和侵犯人身權利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
[關鍵詞]多元化；社會糾紛；解決機制
[作者簡介]黃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始終是人們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會中，社會糾紛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解，則不能無爭。”(《荀子?禮論》)穩定的社會秩序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糾紛的產生與表現形式雖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圍的社會主體之間喪失均衡關系的狀態，它威脅著現實的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的發展。社會沖突與糾紛如果得不到有效、徹底的解決，人類社會就會處于不斷內耗的無序狀態，社會發展就會停滯不前。為此，各國的相關部門都致力于完善糾紛解決機制，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糾紛解決途徑，我國也不例外。2003年以來，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了我國改革和發展的目標。社會要穩定發展，人民要和諧相處，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會糾紛解決機制。近年來，國內外政治學界對中國糾紛解決情況的研究方興未艾。學者們認為，透過中國的糾紛解決的制度和實際情況可以看到中國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設、現代化、公民社會興起、經濟發展狀況等等問題。不少學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以應對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同時，案件的飛速增長使得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糾紛的解決方式。現階段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究竟對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有哪些實際效果?是否還需要進一步開辟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本文從大量調查結果對上述問題作淺顯的分析。
二、理論背景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運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的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調整系統。所謂多元化是相對于單一性而言的，其意義在于避免把糾紛的解決單純寄予某一種程序，如訴訟，并將其絕對化；主張以人類社會價值和手段的多元化為基本理念，不排除來自民間和社會的各種自發的或組織的力量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目的在于為人們提供多種選擇的可能性(選擇權)。有學者認為，從根源上看，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糾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決這些矛盾和糾紛的方式和途徑也應當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訴訟與非訴訟解決方式的功能嚴重失衡、訴訟解決機制具有局限性的情況下，建立與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擯棄將權利意識等同于訴訟意識的偏見，實現訴訟內外的各種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相濟、有機銜接與整合，將成為穩定社會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秩序的必然。還有學者認為，20世紀以來，訴訟案件的大量積壓是世界各國法院面臨的嚴峻形勢，而司法資源的相對不足使得不少國家在注重改革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的同時，都在積極探索調解、仲裁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多元化的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學者認為，完善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才能化解當前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而完善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就應當完善人民調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關于如何有效解決日益增加的社會糾紛，現有的研究多數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雖然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的聯系在理論闡述上比較清晰，但是實際效果是否真的如學者所想象的那樣：國家多開辟幾條糾紛解決途徑就能夠幫助百姓解決實際問題?在現階段，法院和政府為了方便人們處理糾紛的確設計了多種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訴訟、法院調解等等)，可是這些糾紛解決途徑在實際運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種糾紛解決途徑的相關單位和機構之間是否權責分明、有機配合、互相協調?等等。如果忽視了這些問題，即使國家再多設計幾種糾紛解決辦法或多建立幾條解決渠道都于事無補，社會并沒有真正從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中獲益。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借助大規模社會調查收集上來的數據，分析探討當事人所采用的糾紛解決辦法的總數，以及其所要解決的糾紛類型是否真的對其糾紛解決的結果和滿意程度有顯著的影響。
三、資料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賴以分析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于2003年組織實施的“中國公民思想道德觀念狀況調查”。該調查旨在了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思想道德觀念、法律意識、維權行為方面的變化，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以及這些變化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該項調查的研究主體為居住在全國(不包括香港、澳門、臺灣)31個省、市、自治區有固定住所的18～65歲居民，包括離開戶口所在地并且在現住地居住一個月以上的流動人口，共完成有效樣本7，714份。問卷中的問題主要集中于糾紛及其解決的相關態度和行為。此項調查首次將空間抽樣方法應用于國家范圍的調查，因此將流動人口這一使用傳統戶籍為抽樣基礎而無法觸及的人群包括進了總樣本。
(二)相關結果分析
1．糾紛類型
根據受訪人在過去的20年里所親身經歷過的民事、經濟、行政糾紛的情況歸納，我們得知分別經歷過三種糾紛的人數比例都沒有超過10％，其中經歷過民事糾紛的比例相對較高，而經歷過經濟糾紛和行政糾紛的人數比例則相差無幾。考慮到有些人可能會經歷過多種糾紛，因此我們又將全部有效樣本進行了細分，結果發現，沒有經過任何糾紛的人數占82.1％，也就是說，在過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經經歷過民事、經濟或行政糾紛，其中有2.5％的人曾經經歷過兩種以上的糾紛(詳見表1)。
通過進一步的考察，我們發現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居民所經歷過的某些具體的糾紛案例存在著一些差異，如表2所示。
從表2可知，過去20年來，農村居民經歷過鄰里糾紛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發生離婚糾紛的百分比則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經歷過的經濟糾紛方面，城鄉居民之間的百分比差異并不太
明顯。在行政糾紛方面，農村居民經歷過的計劃生育方面的糾紛遠遠高于城市居民，所經歷的拆遷糾紛則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現出中國城鄉居民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點。
2．解決糾紛的辦法
通過此次調查收集上來的數據表明，中國老百姓解決行政糾紛的主要途徑是調解、找政府和上法院，這也是現有體制下比較常見的處理糾紛的三種辦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調解更為制度化、正式和規范的糾紛解決途徑。調解主要是利用社會上的“關系”幫助調和具體的糾紛和矛盾。調查顯示，調解作為解決糾紛的方式在我國被廣泛運用，并作為一種制度文化深刻地影響著民眾的社會價值觀，“和為貴”在我國體現了傳統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諧的理想。“調解與傳統儒家文化的‘無訟’理想是一致的，從某種意義上，傳統的調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產物。”西方學者將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調解稱為“時代的調解”，其特點是體現著政治化功能，滲透著斗爭哲學理念，全面承擔著社會調整職能，并且幾乎不存在與之相對照的法律體系。在某種意義上，80年代以前我國社會調解的空前發達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產物和象征。這說明，在從農業化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現階段，“關系”仍是中國老百姓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因素，這使得“沒有關系”的人客觀上損失了解決糾紛的資源，主觀上也減少了解決糾紛的信心。盡管90年代以來，我國法律專業化范圍不斷擴大，但是運用調解來解決法律問題仍然相當普遍。解決行政糾紛的行政途徑指的是當事人通過直接找相關政府部門或行政機關比如辦，按照相應的規章制度和程序來解決糾紛。這種方法的最大特點在于公民需要直接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法律方法解決行政糾紛是指公民上法院通過訴訟等司法程序來解決糾紛的辦法。這種民告官解決行政糾紛的司法途徑的確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也進一步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解決行政糾紛提供了法律保障。問卷還調查了受訪人采取除了調解、行政辦法和法律辦法以外的其他辦法去解決行政糾紛的問題，這些其他辦法包括“雙方直接協商解決”、“找新聞媒體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糾紛解決的結果
數據顯示(表3)，雖然采取了措施解決糾紛，但是還有相當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糾紛當事人沒有解決糾紛。尤其是經濟糾紛尚未有結果的人數比例高，超過了民事和行政糾紛近20個百分點。在民事糾紛方面，因雙方各有讓步而解決了糾紛的比例比較高。在經濟糾紛方面，受訪人贏了的比例高于另外兩類糾紛中的同類情況；而在行政糾紛中，受訪人輸了的比例不僅在三類糾紛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糾紛的主體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門)和普通公民，其特點在于公民在解決行政糾紛的過程當中需要跟比自己的個人力量強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國行政糾紛的常見類型是計劃生育、收費收稅和拆遷這類與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對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糾紛對他們的生活影響重大，因此，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和過程會影響甚至改變普通百姓對政府的認識、政治態度和今后類似情況下的行動選擇。此次調查收集的數據表明，在行政糾紛解決的結果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公民“輸了”是個有趣的現象，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分析。
4．對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度
從圖1可以看出，人們對民事和經濟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程度比較高，相比對行政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對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不太滿意或者非常不滿意。人們對于行政糾紛解決結果滿意度相對較低雖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但是筆者認為這個現象值得仔細分析，這有可能需要從行政部門辦事效率、干群關系和引起糾紛的具體政策問題人手分析。
四、實證結果
為了檢驗當事人采用的方法數和糾紛類型是否對其糾紛的解決結果有影響，以及當事人采用的方法數和糾紛類型是否對其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度有影響，本文專門設計了兩個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歸(Ordinary 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終結果表明：(1)控制住戶口類型、教育水平和年齡對于當事人糾紛解決結果的影響，方法數對糾紛解決結果的影響，只有在“沒有結果”與“其他結果”之間、“雙方各有讓步”與“其他結果”之間，方法數造成的差異顯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種結果之間的對比當中，方法數帶來的差異并不顯著，也就是說方法數對于“我方輸了”、“我方贏了”和“其他結果”的影響差異是不顯著的；關于糾紛類型的影響，除了在“我方贏了”與“其他結果”的對比當中，民事糾紛比行政糾紛更容易造成負面影響之外，糾紛類型所造成的差異都不顯著。(2)方法數、糾紛類型和教育水平、年齡組對于糾紛當事人對解決結果的滿意度的作用并沒有顯著的統計意義。
五、結論
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盡管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已有部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刑民交叉案件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從而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法律事實作了相應的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據犯罪嫌疑的發現時間，這類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訴訟審結后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第一種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對于第二種案件，主要實行“先刑后民”原則，即民事訴訟暫時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或者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對于第三種案件，立法沒有相應的規定。對于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爭議較多。其主要的問題表現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上，是繼續保留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還是廢除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則是否合理？應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決的沖突問題如何解決？對于這些問題，學術界和實務界是各抒己見，看法相異。下文主要圍繞這幾個問題闡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當今社會生活紛繁復雜，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盡管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已有部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刑民交叉案件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為主體實施了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為主體，法律事實牽連，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為主體對同一標的物分別實施了犯罪行為和民事侵權行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關系，但訴訟標的物牽連，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或者侵犯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異性，決定了對同一法律事實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理解，造成了公、檢、法三部門對案件性質的認識存在著分歧，有的認為是刑事案件，有的則認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也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法律事實作了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審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問題
1）、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中的有關法律問題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訴訟審結后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第一種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對于第二種案件，主要實行“先刑后民”原則，即民事訴訟暫時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或者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對于第三種案件，立法沒有相應的規定。對于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爭議較多。
2）、刑民事判決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是兩種不同的審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獨特的程序，因此兩者判決本來是不應當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長期堅持民事審判中的保障社會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訴訟的構造與刑事訴訟雷同。民事訴訟在這種大環境下失去了她的獨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訴訟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審查、采納證據的做法中。三大訴訟法證明標準的一致性，更是這種做法的外在表現。因此在我國三大訴訟法的判決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在現代訴訟法理的發展中，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與刑事訴訟目的完全分開。民事訴訟的目的是解決糾紛，保護當事人的私權，主要關注的是保障私權。刑事訴訟的目的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主要關注的社會利益。兩者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獨特的訴訟原則和程序，比如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上訴不加刑；民事訴訟中的處分主義、調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現在證明標準上，大多數國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訴訟的“排除合理懷疑”和民事訴訟的“優勢證據”。這些都為刑事判決和民事判決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礎。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裁定生效之前發現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1.人民法院作為民事經濟糾紛而受理的案件，經審理不屬于民事經濟糾紛而有犯罪嫌疑的，應當根據民訴法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案件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在經濟交往中，當事人往往為了實現和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于一方當事人的犯罪行為很少向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報案，特別是國家利益受損而當事人獲利的案件。由于這類案件僅僅是有犯罪嫌疑卻并未作出有罪判決，因此不應當完全排除民事訴訟。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八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于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筆者認為，簡單地裁定駁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據《規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經濟糾紛的案件后，經審理發現有犯罪嫌疑，就應當屬于刑法的調整范疇，而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條件，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也就是說，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屬于刑法調整而絕對排斥民事救濟。對此，筆者認為，刑法與民法雖然都是保護人權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顯的區別，對公民權利保護的側重點不同，刑事救濟手段并不當然排斥民事救濟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實現的方面應該盡可能發揮民法的作用，對于僅僅有犯罪嫌疑的經濟案件，不能駁回而應該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案件線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對案件進行偵查前決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經濟案件還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認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則及時將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對案件繼續審理。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犯罪嫌疑，經偵查終結，依法需要提起公訴的，將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根據案件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的關系來確定案件的審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處理結果不影響民事部分的處理，則可以將案件分開審理，如果影響民事部分的處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則等待刑事部分的處理結果，再對民事部分進行處理。
2.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已經立案受理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對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犯罪嫌疑的，應當書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須立即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由于犯罪行為直接關系到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響社會的安定，因此，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一旦發現當事人的行為可能觸犯了刑律，必須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說明相應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須裁定中止民事訴訟程序，待刑事偵查終結后，根據民事部分與刑事部分的關系對案件進行審理，或者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對刑事部分審理終結后，再審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決、裁定生效后發現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決、裁定生效后發現法律事實涉嫌犯罪，應當立即裁定中止執行并通知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并將案件全部材料和線索隨案移送，經偵查終結，沒有犯罪事實的，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將結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繼續執行原生效的判決、裁定。如果確有犯罪事實，依照刑訴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之規定需要提起公訴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人民檢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規定，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原生效判決、裁定，而不論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是否正確，因為對同一法律事實，刑法上的處理方法與民法上的處理方法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如對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為贓物處理，民事上則可能作為不當得利等方式處理；對于當事人的損失，在民法上可能通過賠償損失的方法來彌補，在刑法上則通過追繳的方法來實現，然后根據案件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的關系決定適用的審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則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權利和民訴法的處分原則，除非當事人有民訴法第一百八十條之規定，即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規定的，不得撤銷原調解書，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不變，僅就刑事部分單獨審理。
三、為了更好地正確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適用“先刑后民”原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筆者認為，審判實踐中應遵循“先刑后民”原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時準確地打擊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脫刑罰制裁。目前相關的司法解釋已為“先刑后民”原則提供了法律依據。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兩高—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均明確規定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涉嫌經濟犯罪時應及時移送偵查機關處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又進一步加以具體和明確。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詐騙案件為例，在合同相對方選擇民事救濟主張民事權利時，受訴法院應先按民事訴訟程序立案審理，審理中如果發現存在刑事詐騙犯罪嫌疑時，應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訴訟，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如果合同詐騙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審理應視刑事案件追贓退賠情況或者當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贓退賠給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判決返還財產或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的，則民事訴訟程序應終結（由當事人申請撤訴或裁定駁回）；若刑事案件沒有追贓或者受害人沒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則應在刑事案件判決生效后再行恢復原來的民事訴訟程序，并依法就民事爭議作出判決結案。在合同相對方選擇刑法保護時，則按刑事訴訟程序解決，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保護自己的民事權益；若刑事案件沒有追贓、責令退賠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5條“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規定，則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主張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受訴法院此時依法應予立案審理。被告人在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并不影響其承擔民事責任。追繳或退賠只是通過人民法院的公權力對因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的被害人所給予的一種法律救濟，如果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被害人有權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途徑獲得法律救濟，只有這樣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將“先刑后民”原則固定下來，有必要對《若干規定》作相應修改。《若干規定》第十一條：“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建議修改為：“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如果經刑事審理認定犯罪成立，應當裁定駁回民事或裁定撤訴；如果經刑事審理認定不構成犯罪的，應恢復民事訴訟程序。”《若干規定》第十二條：“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建議修改為：“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或檢察機關，并送達當事人；經刑事審理認定犯罪成立的，應當裁定駁回民事或裁定撤訴；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2、允許當事人在合同詐騙中選擇提起“刑附民”訴訟
當事人在合同詐騙中提起“刑附民”訴訟符合刑訴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精神。所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即經濟損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檢察院對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出要求賠償的訴訟活動。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復規定：“關于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但應限于附帶賠償物質損失的民事訴訟，不宜擴大附帶其他民事訴訟。”最高法院《若干規定》第八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害人對本《規定》第二條因單位犯罪行為造成經濟損失的，對第四條、第五條第一款、第六條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未能返還財物而遭受經濟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一并審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經濟損失也有權對單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以上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因犯罪而遭受物質（經濟）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合同詐騙中的受害方可以通過附帶民事訴訟減少訟累，及時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減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損失。
3、合同詐騙中的受害人財產損失可通過多種渠道救濟
合同詐騙中受害人的財產損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外，還有其他三種渠道：首先可申請公安、檢察機關直接返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追繳的財物中，屬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應當及時返還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條（二）規定：“對扣押在人民檢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違法所得¨¨¨，需要返還被害人的，直接決定返還被害人。”最高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體的解釋（試行）》第二百五十六條規定：“對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被害人鳴確的，扣押、凍結機關應當及時返還。”從以上司法解釋可以看出，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司法機關原則上應當直接返還。其次由法院刑事判決追贓。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
4、明確合同詐騙判決后的涉案財產由法院執行庭（局）執行
筆者認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決追贓或責令退賠，可由刑庭依職權移送本院執行庭（局）執行，追贓后退賠返還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可在判決生效后由當事人直接申請強制執行，由法院執行庭（局）負責予以執行。理由：一是由執行庭（局）執行此類案件有理論支撐和法律依據。從性質上看，刑事追贓是一種對犯罪行為所生之債強制予以清償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質上卻屬于民事范疇，因此刑事追贓判決與民事判決的執行并無不同；從目的意義上看，刑事追贓目的意義在于保障被害人財產權利受犯罪行為侵害后司法救濟，與民事判決是相同的。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一條已明確規定執行機構的職責，是專門負責執行工作，而此類案件的執行又屬于執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執行庭（局）負責執行此類案件有其法律依據。二是由執行庭（局）負責執行符合審執分離司法體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執行庭（局）執行有利于執行資源的優先組合。執行工作是一項專門的工作，執行庭（局）作為人民法院專門的執行機構，有符合執行條件的專業執行人員和豐富的執行經驗，所有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備的。為此建議修改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2條、第19條的規定，增加規定執行刑事追贓判決屬執行庭（局）職責和業務范圍，并明確該類案件由刑庭依職權移送。
注釋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兩高—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經濟組織規模的不斷擴大，現代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當代社會的經濟現象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在這背后也暗藏著大量的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犯罪的形式越來越多，手段更為高明，經濟糾紛也趨于多樣化和復雜化。由于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所以，法庭為妥善解決經濟糾紛，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客觀、公正度量經濟損失，客觀公正地對經濟案件做出裁決，有時就必須要求會計專家來協助他們對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案件進行調查。
近年來，隨著涉及量化損失等經濟案件的增加，需要會計師參與法庭辯論、訴訟、調解和仲裁的事件日益增多。由于會計問題的專業性，會計資料的復雜性，對于非專業人員來說是非常難于理解的，只具備單純的法律知識并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如何將會計更好的服務于司法活動的問題就擺在了人們面前。作為對司法活動的公正性的要求，司法活動必須了解這些經濟活動，了解這些經濟活動所具有的本質和規律；但考慮到司法活動的效率性，司法活動并不需要自身具備了解這一切的功能，因為這既不經濟也不現實。作為這種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一種法律與會計的交叉學科就相應誕生了，這就是本文所討論的“法務會計”。
國外會計理論早期對法務會計的研究，是隨著會計人員作為專家證人在法庭上作證這一現象的大量發生而產生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公眾對法務會計尤其是舞弊調查的興趣和需求大大增加，會計執業界開始更多的致力于舞弊調查準則的探索。雖然國外關于法務會計的研究起步較早，但是對法務會計的理論淵源和理論框架的探索則非常少.從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它們更側重于對法務會計實務的探討.而在我國，目前已有不少學者教授開始涉足這一研究領域，并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其中有李若山，蓋地，張蕊教授等等一批學者.他們在法務會計理論框架，法務會計市場，法務會計人員應當具備的素質要求，法務會計的制度建設領域等方面發表了各自的觀點和見解，為推動我國法務會計的研究起到了積極作用。
那麼究竟何為“法務會計”呢？美國人默瑞克•派勒博特于1946年首次使用“ForensicAccounting”。“forensic”據《牛津詞典》解釋為“屬于、適合于司法法庭的”。而在我國，雖然對“法務會計”有各種不同的表述，但基本認同的看法是：“法務會計”是會計和法律相結合產生的邊緣學科，其工作主要是對涉及會計的法律問題進行解釋和處理，為法庭提供證據.
法務會計從學科角度屬于應用會計學之一。既然屬于會計學領域，那麼它就與一般會計有著廣泛的聯系，同時也具有明顯的區別。
首先，從學科角度講，法務會計屬于會計學的一個分支。會計學可分為理論會計學和應用會計學。而從法務會計的產生和發展來看，它無疑是屬于應用會計學之一。因此法務會計學要應用一般會計學的理論和技術，解決實踐中的有關問題。
第二，會計學原理是法務會計的理論基礎之一。法務會計理論研究的出發點是基于案件所涉及的財務會計業務具有可認識性和可鑒別性，法務會計理論在揭示這種可認識性和可鑒別性時，必須借助會計學原理才能實現。此外，大部分法務會計理論研究的成果需要對相關的會計對象進行表述，這些表述所需的會計專業術語只能來源于會計學原理。可以說，會計學原理是法務會計理論基礎中最重要的原理。
第三，法務會計一般以會計的假設為前提，遵循會計的原則、程序和方法。一般會計是法務會計產生的前提和基礎.
法務會計在與一般會計有著密切聯系的同時，也有一些其本身獨有的特點。
首先，法務會計作為會計學分支之一，它側重研究的是如何運用會計學的專門知識，解決訴訟活動中涉及的會計問題。而一般會計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則比較寬，其中包括會計的產生和發展，會計的任務和作用，會計的原則和方法等等。
其次，法務會計與一般會計是性質不同是兩種社會活動。法務會計活動屬于訴訟活動，雖然它也可以通過司法機關的整體訴訟活動對經濟管理起一定的保護和促進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干預經濟過程的管理和監督。而一般會計本質上是從事經濟管理的工作，即會計活動屬于經濟管理活動。
第三，法務會計的對象是案件涉及的財務會計業務或財務會計問題，一般會計的對象是能夠用貨幣表現的經濟活動。
第四，法務會計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查明案情，正確處理案件，而一般會計工作的目的是加強經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第五，法務會計的方法主要包括尋找的方法和邏輯推理的方法，而一般會計的方法則主要是核算的方法和控制、監督的方法。
第六，法務會計的手續較為簡單，主要是受理和提供證據；而一般會計手續較為復雜，包括憑證審核、制作記帳憑證，帳簿登記和報告。
最后，法務會計與一般會計在遵循的標準，控制的依據，服務對象及從業的人員資格方面都有所不同。另外，法務會計與審計也有著很多不同之處，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
那麼，究竟法務會計有些什麼自身的特點呢？
通過以上對法務會計的產生背景及其與一般會計的簡單論述，可以看出法務會計有以下特點。第一，法務會計涉及的學科非常廣泛。法務會計既全面吸收了會計的基本原理，又遵循了法學原理，特別是證據學的基本理論，同時也吸收了審計學中部分審計的技術方法和統計學中的某些統計分析、比較分析方法。
其次，法務會計所關注的是經濟糾紛中的法律問題。由于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因此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個人相互之間的經濟聯系主要是以契約為紐帶。市場經濟同時又是法制經濟，合同的履行、契約關系的維系，必須要有法制做保證。為了妥善解決經濟糾紛，客觀度量經濟損失，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就必須強化法制建設，完善經濟立法、經濟司法及其支持體系。法務會計就是為了適應這一客觀需要應運而生的。它運用專門的知識，通過深入細致的經營調查和財務會計分析，為度量經濟糾紛、經濟過失和經濟犯罪等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系統、客觀、細致的會計證據，從而使法庭的裁決更為客觀公正，即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又使經濟當事人的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最后，法務會計的目的是提出專家性意見作為法律鑒定或者用于法庭作證。在法律實踐中，訴訟當事人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僅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證據。而律師由于缺乏專門的會計知識，難于深入開展經營和財務調查，在缺乏有效財務證據的情況下，很難有效維護受托人的權益；法官在缺乏有利財務證據的情況下，很難做出客觀公正的裁決。由于法務會計專家較熟悉經濟糾紛的性質和經濟損失情況，又比較熟悉相關的法律，可以幫助法庭作出公正的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