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8 0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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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力資本價值；價值提升；措施
中圖分類號：F272.92文獻標識碼：A
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對于人力資本這一最具創造力、最有價值的生產要素，如何有效地提升企業的人力資本價值，是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方面。
一、人力資本及其價值的概念
通常，資本被劃分為三大基本類型：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其中，人力資本是體現于人身體上的知識、能力和健康的總和。而人力資本價值則是指企業擁有的人才所擁有的素質為企業或組織提供有效服務的能力，也就是人力資本在預期服務期內所能提供的未來收益的估計現值。
二、人力資本價值理論對企業的影響
人力資本價值理論的提出，對企業在許多方面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影響有以下幾點：
（一）人力資本理論改變了企業的產權制度。在人力資本理論出現并且作用日益凸顯以后，人力成為了一種與包括貨幣資本在內的物質資本地位相同的資本，企業中物質資本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改變了。因此，企業的產權結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人力資本開始擁有了部分產權。
（二）人力資本對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影響。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以后，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企業都不再強調董事與總經理職能的截然分離和所有者對企業的控制，董事與總經理的界線也變得不那么清晰了。
（三）人力資本的觀念顯著影響企業文化。人力資本理論也同樣影響到了企業文化。同以往的帶有強制色彩的企業文化不同，人力資本觀念下的企業文化往往更加強調自覺、使命感和團隊精神。
三、企業人力資本價值提升的措施
人力資本價值可以區分為靜態價值和動態價值兩類。靜態價值主要是由個人和社會長期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形成人力資本的存量；而其動態價值，則是指人力資本可能發揮的潛在價值。企業應當通過各種方式提升人力資本的靜態價值；同時，企業還要運用各種激勵措施，來啟發員工的創造感和責任感，從而有效地提升人力資本的動態價值。
常見的提升人力資本價值的措施有：1、通過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員工的持續教育與培訓。這是提高員工知識和技能水平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2、激勵機制。研究表明：如果得到激勵，一個人的能力則可以發揮到80%～90%，甚至可以達到更高的水平。
四、我國企業在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方面的不足
在我國，許多企業在人力資本管理和提升上存在很大問題。首先，許多企業的觀念落后，缺少人力資本發展的良好氛圍。我國企業由于受傳統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缺少人力資本生存和發展的良好環境和文化氛圍；其次，企業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缺乏規范的人力資本培訓和開發制度。在我國，許多企業都認為人力資本培訓和開發是社會行為，不應當由企業承擔這方面的工作；再次，人力資本的價值計量體系及評價機制不完善。我國有關人力資本價值計量體系的理論還不完善。各種計量體系大相徑庭，效果也是參差不齊；最后，企業人力資本的激勵機制不健全。薪酬制度不能反映人力資本的價值，造成大批高素質的人力資本流向外企。另外，缺乏非經濟利益激勵機制。經常只用簡單的行政式的命令方式管理員工，不注重員工的自尊和人格，極大地挫傷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五、提升企業人力資本價值的措施
（一）重用人才，廣攬人才，提高企業人才效益。人才是企業最寶貴的財富，他們可以使企業經濟效益成倍提高。因此，企業必須重用人才，廣攬人才，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特長，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價值。
（二）完善人力資本的價值計量體系及評價機制。建立公正、合理的人力資本價值計量體系及評價機制，是保證人力資本收益與貢獻相符合的前提。目前，對人力資本計量較常用的方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會計成本定價、價值法和未來薪資折現法。
（三）建立有效的激勵模式。首先是經濟利益激勵機制。因為人力資本是作為資本而存在的，因而要有適當的回報形式，這種新的回報形式就是人力資本的薪酬制度。其次是非經濟利益激勵機制。對于更高層次的企業員工來說，經濟利益的刺激并不能很好地促使其努力工作。這些人往往追求的是更高層次的“自尊”、“歸宿感”和“自我實現”。因此，企業應當從經營者“自我實現”的層面對其進行非物質激勵。
（四）建立有效的、對于人力資本的約束機制。這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的內容：內部約束和外部約束。內部約束，即企業和人力資本之間的約束，當事人之間的約束。包括：（1）企業的制度約束。企業應當制定完善的制度規范，從制度層面規范人力資本的開發和價值提升。（2）合同約束。企業也應當通過合同來約束人力資本。另外，還有外部約束，大致上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法律約束。我國必須要加快立法進度，盡快出臺有關人力資本方面的法律。（2）道德約束。任何階層都應該有自己的職業道德。所以，管理人力資本的人也應該有道德的約束。它對員工的影響是最深刻、也是最持久的。
六、結語
匯率波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一國的國際收支能否處于平衡狀態，一方面取決于該國的產業結構層級以及與此關聯的技術梯度和產品進出口數量，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匯率波動對進出口產品價格的傳遞效應。廠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匯率對價格的影響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價格變動吸收匯率的影響，這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匯率傳遞效應。匯率傳遞效應既是廠商應對匯率波動的效用體現，也是廠商決策行為的結果。對于這些效用或結果，可以從不同角度或側面進行分析。以基礎理論的分析而言，我們可以聯系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來展開。經濟學界針對匯率傳遞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大體上是在以下兩種基本假設下進行的：一是完全市場競爭、價格充分反映匯率從而購買力平價在任一時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場競爭、價格不完全反映匯率傳遞從而購買力平價并不是在任一時期都成立。這兩種假設的差異，是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分析前提上的區別。當經濟學家針對某一分析參照系（如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來研究特定的經濟現象時（如匯率傳遞效應），這一分析前提的區別，不僅會導致經濟學家對特定研究對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結論的區別，而且會引致經濟學家對廠商具體活動的基本行為方式的研究有著不同的側重點。
或許是因為廠商決策行為決定匯率傳遞效應的顯現過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匯率傳遞的決定因素、進出口產品的價格指數、對外貿易開放程度、廠商的定價策略等方面。①誠然，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的傳遞效應，但沒有在廠商基本行為方式的層次上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分析。針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中國進出口產品定價的匯率傳遞效應，有影響的研究文獻則主要集中于匯率對出口產品價格的影響機制、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進出口產品價格的相互作用、出口產品價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筆者看來，無論是以傳統宏觀經濟學還是以開放宏觀經濟學為假設前提的有關匯率變動之于出口產品傳遞效應的現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依據的，這樣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視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某些偏離理性決策的行為，難以從基礎理論角度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關聯于廠商決策行為的描述。
其實，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的出口產品定價，可以在理論上看成是受匯率波動驅動而關聯于物價水平、產品結構、技術梯度、國際收支平衡等的函數，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廠商行為決策的屬性而言，出口產品的定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廠商的行為決策是理性與非理性的融合③。當從以上函數來認識廠商的定價決策時，我們就會注重在現實操作層面上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作用機理；當從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期望來研究人民幣升值之于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時，就有必要在基礎理論的層次上關注廠商決策行為對出口產品價格形成的作用過程。就基礎理論分析與現實操作層面分析的聯系而論，對廠商決策行為基礎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現實層面上理解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定價的傳遞效應。現代主流經濟學對行為決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底蘊的，它們通過自利假設來定性決策動機和演繹偏好的內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潤）最大化看成是廠商理性決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據。新古典經濟學有關偏好內在一致性的不確定條件下選擇的二元關系的理論描述，假定廠商在可供選擇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尋找到選擇X子集比選擇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動機驅動下具有這種理性化能力的廠商，會在全部子集中選擇特定子集，而這個特定子集正好由選擇X比選擇Y更受偏好時的最大化元素組成（Richter，1971）。當我們將自利與效用最大化聯系在一起，并依據偏好的內在一致性來分析行為決策時，追求自利就會使偏好成為效用的函數。這種分析方法和分析視角對于人民幣升值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讀：只要廠商追求自利，他們就會產生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的偏好，并通過這一偏好和出口產品價格變動來說明匯率傳遞效應。從基礎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出口產品價格變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匯率傳遞效應，屬于廠商的效用函數問題。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數，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1）如果廠商可以把匯率波動所造成的損失百分之百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以至于能夠實現期望的利潤值，那么，相對于匯率傳遞效應而言，廠商的效用函數達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只是部分產生匯率傳遞效應，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幣計量的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導致廠商按人民幣計量會出現利潤損失時，廠商的效用函數不僅難以實現最大化甚至會出現較低的期望值，但根據筆者所接觸的文獻，有關效用函數負值的討論比較少見，或許因為如此，經濟學者在有關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中，通常把廠商對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看成是理。盡管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匯率傳遞效應的基本假設上存在區別，但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之于行為理性的理解，兩者并不存在分歧。作為對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決策行為的一種分析性探討，有必要從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的角度來分析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上的行為決策屬性，從而在基礎理論上解說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時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決策。
二、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
廠商的選擇偏好與決策動機、效用函數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不僅表現為決策動機會影響選擇偏好，而且表現為選擇偏好會影響廠商的效用函數，即廠商在不同選擇偏好支配下的決策會出現不同的效用函數值。從廠商決策行為與匯率傳遞效應的聯系來看，由于廠商面對匯率波動是在自利動機和轉嫁利潤損失的偏好下進行決策的，因而，可以將廠商轉嫁利潤損失的這種微觀層次的匯率傳遞效應，看成是廠商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的體現。另一方面，由于在匯率波動的情況下，廠商追求利潤所期望的主要路徑，通常是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因而，可以把廠商的這種行為過程看成是廠商效用函數的實現過程。一國貨幣的升值或貶值所產生的在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主要反映在國際貿易的順差和逆差上，這種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的順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數。
從效用函數的視角來分析廠商的選擇偏好，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只是把追求自利看成是廠商決策的唯一動機，那么，便會局限在效用最大化的理念下理解和討論廠商的選擇偏好。誠然，廠商理性決策的動機和目的是追求效用，但效用的寬泛內容絕不是僅僅指利潤最大化。例如，廠商選擇某一投資項目，或以未來利潤預期，或以公共福利，或以幫助親朋好友，或以完成祖父輩心愿，或以愛國主義，甚至是以上述因素的某種組合為動機。①也就是說，廠商的決策動機并不僅僅是追求自利而是包括利他、互惠和公平等，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廠商的決策過程是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做出的，即便廠商完全是追求自利，也需要對影響決策的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整合、加工和處理，以至于產生特定的思考和認知，這些思考和認知是與廠商的決策動機、選擇偏好和效用函數聯系在一起的。在現實中，廠商的決策動機是多重的，并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描述的那種以直線方程表征的線性函數，而是應該刻畫為一個具有多維變量（多重動機）的線性函數。與此相對應，廠商的選擇偏好也應該是一個多元的系列，并不僅僅是新古典經濟學以二元系列作為考察對象時所描繪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特征的一般圖景。在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廠商多重決策動機會致使選擇偏好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的選擇偏好必然會導致廠商不確定的效用函數。我們可依據以上的理解來認識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決策動機、選擇偏好和效用函數。
在匯率波動的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是在與外商討價還價的博弈中進行的。廠商面對短期、中期和長期產品訂單的定價決策，要分幾種情況來理解，當廠商預期本幣升值呈趨勢化時，通常偏好于短期產品訂單的定價選擇；當預期本幣幣值穩定或波動不大時，廠商有可能偏好于中期或長期產品訂單的定價選擇。撇開廠商與外商博弈的具體過程，這里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討論：（1）廠商的決策動機主要有哪些因素構成？（2）為什么廠商的選擇偏好是不確定的？（3）針對廠商某種具體的決策行為（如出口產品定價），如何評說其效用函數？（4）當廠商某種具體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確定后，如何界定廠商的行為理性屬性？顯然，回答這些問題是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及其決策進行研究的理論分析基點。關于第一個問題。廠商的決策動機是追求自利并期望達到效用（利潤）最大化，這是曾被“理性經濟人”范式充分刻畫的。現代經濟學越來越傾向于認為，除自利動機外，廠商行為還兼有利他、互惠和公平等決策動機，這種認識已在非主流經濟學的論著中形成了一種有待于進一步確立的一般分析假設。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之所以會成為廠商（包括個人或其他團體）行為決策的動機，乃是因為經濟決策行為與社會活動息息相關。以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而言，追求自利和利潤最大化是廠商行為決策的主要動機，但完全排除或否定其他決策動機則是不符合現實的。廠商在與外商的出口產品訂單的價格談判中，有時處于談判博弈的有利方，有時是處于談判博弈的不利方，如匯率的大幅波動、原材料價格的漲跌或國際市場供求巨大變動等都會影響廠商的博弈地位。現實中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無論廠商或外商處于有利方還是處于不利方，他們在價格談判的博弈過程中通常會遵守“考慮對方適度利潤空間”的原則，這實際上是利他、互惠和公平的決策動機，同時，我們也可將其理解為是廠商在與外商出口產品訂單的價格談判中的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關于第二個問題。廠商的選擇偏好是否以自利追求和效用最大化為唯一理論依據，一直是行為決策理論關注的問題。馮•紐曼、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與阿羅和德布魯（Ar－rowandDebreu，1954），運用邏輯和數學工具所證明的以偏好一致性為核心內容的期望效用理論，曾被行為經濟學代表人物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維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1973）及實驗經濟學代表人物弗農•史密斯（Simth，1994），通過行為實驗予以質疑性的批評。行為經濟學通過確定性效應、代表性法則、易得性法則、錨定效應、確定偏差、情景依賴，揭示了偏好的不確定；實驗經濟學則運用復制和控制為手段的實驗分析來證明偏好的不確定。非主流經濟學的這些行為決策理論，實際上是主張不應以假設穩定性偏好的某種數學程式來設定選擇函數。客觀地說，非主流經濟學的行為決策理論在很大程度和范圍內是符合現實的，決策的多重性會影響到偏好的不確定，而將選擇放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內的內在一致性理論，簡化了偏好與效用的關系，這是分析廠商決策行為所必須正視的。
關于第三個問題。效用函數是針對決策行為有可能產生的各種效用值的一種理論描述，評判效用數值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取決于決策者的決策期望，另一方面取決于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這里的討論與第四個問題有關）。既然以函數來描述效用，其數值就不僅包括正值而且應包括負值。從效用函數應包括正負值的角度來分析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行為，匯率劇烈波動下廠商效用函數的取值區間，應該落在反映自然數的數軸上。基于匯率劇烈波動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行為效用，通常以在多大程度和范圍內轉嫁或吸收匯率風險的出口產品定價來表示，可以用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顯然，相對于廠商出口產品定價，匯率傳遞效應是直接結果，相對于廠商的利潤收益，匯率傳遞效應是間接結果，但這不影響用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效用函數。關于第四個問題。當我們把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效用函數時，有必要在理論上說明這個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在主流經濟學行為決策理論的分析框架中，理性決策的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主要以最大化為核心內容的，“理性經濟人”范式提供的有關理性決策的一般圖景是：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其實，效用函數應當包含效用損失、行為準則等①。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涉及決策者的行為理性屬性。廠商的行為理性屬性的界定，不能只依據決策者追求自利的動機和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結果，而是要考慮到決策有可能產生的效用損失。廠商決策出現了效用損失，這種決策究竟具不具有行為理性屬性，要點在于廠商在決策前有沒有對影響決策的信息進行整合、加工和處理，有沒有形成有關這項決策的特定認知，也就是說，行為理性屬性的界定，不僅要考慮行為動機和決策結果，而且要關注決策過程。當匯率出現大幅波動時，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各種決策行為，有可能通過產品定價吸收了匯率風險，但也有可能難以把匯率風險轉嫁到產品價格上。此時，匯率傳遞效應的函數值就有可能出現正值或負值。廠商行為決策動機的多重性、選擇偏好的不確定性以及效用函數會出現正值或負值的現實性，給我們研究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提供了一種分析基礎。在理論上，運用這樣的分析基礎來考察現實中廠商的決策行為，或許能對廠商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作出符合實際的解釋。
三、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理論分析
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或其他國際貨幣的升值，會削弱出口產品價格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利潤空間會支配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以貨幣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主要是基于它反映了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會通過轉嫁價格損失來彌補利潤的考慮。廠商作為理性經濟人，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動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在人民幣升值的約束下，廠商決策時會產生利他、互惠或公平等選擇偏好，這種多維的選擇偏好所導致的決策，有可能降低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效用值，用我們劃定的廠商產品出口定價的效用函數來講，匯率傳遞效應就有可能出現較低值。針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某一行業出口產品定價所作出的有關匯率傳遞效應的實證分析（畢玉江，朱鐘棣，2007；王菁，張鵬，2009），如果這些分析能夠結合廠商決策的多維選擇偏好來展開，則對匯率傳遞效應或許會有深層次的符合現實的理論認識。在人民幣升值趨勢化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受多維選擇偏好影響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是非線性的，它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描述的那種線性的效用函數；對非線性的效用函數的數理模型刻畫，存在著很多一時還難以逾越的困難，需要考慮到多重決策動機和多維選擇偏好及其組合。我們先運用定性分析來描述這一非線性的效用函數，具體方法是把行為準則、效用損失等引入效用函數。事實上，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成本與收益之間利潤空間的縮小，會驅動出口產品的提價，而產品提價會壓縮外商的利潤空間，這就是說，價格博弈中的廠商效用函數值是不確定的。
通過效用函數值的不確定性來揭示效用損失，是可以用大量現實來證明的，但解釋效用函數應該包含行為準則，需要某種迂回的說明。在廠商與外商的價格談判協商、契約制定和修改的過程中，出口產品的定價客觀上有著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行為準則。在行為理性的范圍內來認識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可以將客戶關系維系、利潤分享等行為準則看成是影響廠商決策從而影響效用函數的變量。擺在廠商面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外廠商來說，要求重新確定出口產品的價格體系。換言之，中外廠商要實現自己期望的效用函數值，他們的行為決策動機、偏好就不像主流經濟學所描述的那樣單一和具有內在一致性，而是要發生相應的調整，這種調整不僅涉及對效用函數的真實世界的認識，而且要求對廠商理性決策的行為過程作出解說。在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下，廠商很難掌握未來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充分信息，很難獲悉交易伙伴未來的行為對策及其他的環境因素變化，很難擺脫有限理性約束而準確預知出口產品價格調整后的效用函數。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廠商調整出口產品價格的決策行為是顯而易見的。一般來講，當人民幣在某一階段升值幅度較大時，提高出口產品價格是廠商取得期望的匯率傳遞效應的最佳路徑；反之，當人民幣在某一階段貶值幅度較大時，廠商則希望維持前期的出口產品價格或通過適當的降價來取得期望的匯率傳遞效應。但對應于以上兩種情形的提價或維持價格不變（包括不到位的降價），通常會封殺國外市場的有效需求，于是，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中，就不得不遵循利潤分享和客戶關系維系等行為準則。以廠商的行為決策過程而言，廠商會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影響匯率傳遞效應（效用函數）的信息，力圖在遵守交易行為準則的基礎上探尋并形成對出口產品定價的適時適度的認知，然后再作出調整價格的決策。
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有時會出現不滿意的匯率傳遞效應，即效用函數較低甚至出現負值，但針對這種情況，不能武斷地將這一結果歸結為是廠商的非理性決策。從理性決策的行為過程來考察，只要廠商對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了思考并形成認知，即便效用函數較低甚至出現負值，也屬于理性決策。廠商出現非理性決策，是沒有對影響匯率傳遞效應的信息進行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沒有對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各種環境因素變化進行思考，以至于沒有對出口產品如何定價形成特定的認知，而只是簡單地依據人民幣升值幅度來調整出口產品的定價幅度并作出決策。理解行為理性決策的屬性，是解說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行為決策相互關系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廠商的行為偏好受決策動機和效用的制約，但特定事件（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改變或重塑廠商原有的偏好系列。這一帶有結論式的理解，是從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等非主流學派有關行為決策的論著中得到啟發的。
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化，并不改變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決策動機，但它會強化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準則，這種強化或多或少會使廠商的選擇偏好不同于人民幣升值趨勢化之前的選擇偏好。這種偏好變化最明顯的幾個不同點，是廠商考慮到國外市場的需求會把效用函數的期望值從最優降至次優，把原來通過維持一定價格基準的模式轉化為通過降價式的數量擴張以獲取最大利潤的模式，把原先主要依賴于出口補貼轉化為對降低產品成本的關注，等等。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說到底，是能否通過價格轉嫁以回避匯率波動風險，從而實現廠商的利潤期望問題，我們可以在理論上認為，廠商利潤期望的調整會改變廠商的偏好，從而改變廠商的行為決策。假如我們以Y表示匯率傳遞效應，以X1、X2、X3、X4依次表示動機、偏好、匯率和出口產品價格，在人民幣升值趨勢化的情況下，可以將函數Y＝F（X1，X2，X3，X4）理解成是一個復合函數。其中，X1至少可以看成是自利追求（A1）、互惠（A2）、利他（A3）和公平（A4）的函數，即X1＝f1（A1，A2，A3，A4）；X2至少可以看成是收益最大化（B1）、客戶關系（B2）和利潤分享（B3）的函數，即X2＝f2（B1，B2，B3，）；X3至少可以看成是利率（C1）、經濟周期（C2）的函數，即X3＝f3（C1，C2）；X4至少可以看成是國際產品供求（D1）、價格（D2）的函數，即X4＝f4（D1，D2）。于是，匯率傳遞效應函數的復合形式為：Y＝F（f1，f2，f3，f4）。這一復合函數的理論描述包含著廠商決策時的信息、環境等極其復雜的內容，在計算機統計和測算功能達到很高的水平時，我們可否更一般性地通過Y＝af1＋bf2＋cf3＋df4＋ε進行回歸計量呢？這一分析思路值得進一步研究。函數Y給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展現了一幅極其復雜的圖景，但實際的定價決策并沒有那么復雜。概括而言，廠商對X1＝f1（A1，A2，A3，A4）中的決策動機會作出理智的選擇，會在X2＝f2（B1，B2，B3，）中確定出有利于提高效用的偏好，并依據X3＝f3（C1，C2）和X4＝f4（D1，D2）所含括的信息和環境等變量進行思考、認知和決策。
相對而言，廠商在理性決策的范圍內思考和認知X1和X2的時間要短、程度要淺，而思考和認知X3和X4的時間要長、程度要深。廠商思考和認知的時間越長和程度越深，他們的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就越高，但這并非意味著效用就越高①。廠商受有限理性約束是一回事，但決策能否實現較高的效用是另一回事。準確地說，只有當廠商對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了正確的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時，才能產生較高的效用。換言之，只有當廠商對X3和X4中影響定價決策的主要變量進行深刻思考并形成正確的認知時，匯率傳遞效應才能出現較高的效用。世界經濟運行所顯現的經濟周期的階段性，國際市場產品供求關系及價格變動，是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時必須提前預測和始終要深入跟蹤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講，廠商會搜集、加工和處理與自己生產的產品相關聯的經濟周期資料，在產品定價時，不僅充分考慮產品的國際供求關系及價格波動，而且關注替代品的國際供求關系及價格波動；在不同經濟周期階段和不同國際市場的產品供求格局及價格體系下，廠商會對出口產品的價格決定采取不同的決策。聯系匯率波動來看問題，當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時，為了維持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廠商通常會采取降價決策并輔之擴大出口數量來提高或維持效用；當人民幣升值幅度不明顯時，廠商通常傾向于采取維持出口產品價格不變的決策。當然，如果產品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且其在國際市場中占有率極高，廠商也會采取提價的決策把匯率波動的損失乃至于增加的生產成本轉嫁到產品價格上。此時，匯率傳遞效應便取得非常高的效用值。匯率波動影響出口產品價格的過程，通常是與利率波動交織在一起的。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及其與物質資本的聯系，在相當大的范圍內集中體現在各國的利率之中。廠商會把人民幣升值幅度與產品進口國的匯率波動和利率波動進行比較，以決定采取什么樣的定價策略。一個最簡明的比較分析方法，是把產品進口國的匯率和利率上升、下降、不變的三種不同情形，分別對應于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在結合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基礎上，分別考察這三種不同情形下外商得到期望利潤的價格接受區間，以在保證外商能夠得到期望利潤的前提上決定出口產品價格。廠商依據這樣的定價原則所采取的決策，不僅在維系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體現了利他、互惠和公平的決策動機，而且實施了維系客戶關系和利潤分享的行為準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行為選擇偏好。當然，匯率與利率交織在一起的波動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影響遠非這樣簡單，但就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的理論分析而論，沿著這樣的思路，可以依據實際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匯率傳遞效應展開討論。
函數Y＝F（f1，f2，f3，f4）之于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所顯現的匯率傳遞效應，從結果來看，會引導經濟學者注重對現實問題展開實證分析，但從過程來看，則會引導經濟學者從效用函數角度關注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值。總之，在決策動機和偏好選擇既定的情況下，匯率傳遞效應所反映的效用值的大小和正負，是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理智思考、形成認知和決策的結果。這一點，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和認識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決策行為”這一專題研究的理論基礎。
四、分析性結語
人力資源只有進入了市場，把人力資本作為資本進行交易，人力資本價值才得以體現。人力資本價值構成主要有內外兩個方面:內生價值和外生價值，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人力資本。內生價值是外生價值形成的基礎，是外生價值的載體，也是通過外生價值表現出來的，外生價值是對內生價值的開發，是對內生價值的發揮，通過內生價值發揮收益性效應。
1.1人力資本內生價值的形成內生價值主要是指人賴以存在的生理機能，是人力資本最原始的價值存在，是不以任何意志為轉移的;正如同志所說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個正常健康的體魄，使人們擁有無限的能力價值，在這一點上，我們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水平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普及溫飽的情況下，開始或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與此同時，無論是人的壽命、身高、體重，還是智力發展水平，也都有了很大的長進。內生價值除了人的生理機能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自我教化。
1.2人力資本外生價值的形成人力資本外生價值的形成要以內生價值的存在為基礎，但外在價值的形成要比內在價值的形成復雜得多。只有內生價值與外生價值共同作用，外生價值才能建立。可以通過教育、科技、文化、信息、職業培訓等各種途徑對外生價值進行投資。學校教育投資:主要是指通過各種學校的教育，發揮教育“知識效應”和“非知識效應”的積極作用。職業培訓投資:在現階段我國職業培訓的內容包羅萬象，從上崗培訓，專業證書培訓，到科研培訓，模擬仿真試驗，一直到高級專業培訓，培訓已成為人力資本外生價值形成的主要投資內容之一，因為他們都意識到社會是在飛速發展，知識的更新換代速度越來越快。成長、教化的投資:成長投資額主要包括生育、撫育、關愛、言傳身教等。雖然投資的主體是父母，而非本人，但按照家庭活動的基本功能來看，父母親愿意收益的只是榮譽和滿足感，以及關愛的理想表達，而將投資的產權全部無償地贈給本人，可以認為本人等同于投資主體，特別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東方文化氛圍的國度里，父母用于子女成長教化的投資更是如此，父母都把希望寄予自己的子女，這是不容置疑的。
2人力資本的作用
人力資本狀況影響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強弱。人力資本數量、質量的提高不僅是推動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具體來說，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1人力資本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關鍵所在在生產過程中深刻認識生產過程及生產要素，有效運用機器設備，可以增加有效勞動和提高物質資本利用效率，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產出，擴大再生產。
2.2人力資歷本是促進產業結構變化和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20世紀80年代以來，高技術產業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業機會的擴大，傳統產業的效率倍增，造成這方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現代科技的進步和人力素質的提高。隨著現代化科技大規模化，工農業生產的技術基礎被高新科技所武裝，勞動和智能、技能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可以在節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情況下，得到同等數量和質量的產品。這樣，在第一、第二產業就業人數減少而產值增加的情況下，就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物力、財力和人力資源，因此，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提高就成為產業結構高級化產業發展的“推進器”。據有關資料顯示，隨著世界產業發展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和新興產業發展較快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腦力勞動在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并因此大力發展教育，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和積累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不僅是促進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之一。
2.3人力資本發展的益處有利于提高人們的認識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質，有利于更新觀念和轉變生活方式，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智力支撐和精神動力。人的現代化是指與現代科技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人的素質的普遍提高和全面發展，它是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和先決條件。人的現代化，其實質是人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實現傳統人到現代人的轉變，其中思想觀念的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經濟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先導。思想觀念的更新和行為方式的轉變是以人的科技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為前提的，因此，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的科教文化素質、增加人力資本積累，就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先導。
關鍵詞： 霍蘭德人格類型論 大學生就業指導 應用價值 應用途徑
目前，部分高校的就業指導模式較為僵化，缺乏系統性與科學性，僅僅停留在畢業時“蜻蜓點水”式的臨時性擇業指導上，沒有深刻認識到學生職業能力發展的階段性與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就業指導工作的深入開展。筆者作為一名就業指導課程的一線教師，在對相關理論探究學習的過程中發現，美國職業心理學家霍蘭德的類型理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生涯輔導角度，將就業指導與不同的學生個人特質聯系起來；把個人特質與適合這種特質的工作聯系起來，而且，這一理論所衍生出的不同類別測試也在課堂實踐中受到了學生的廣泛歡迎。因此，運用霍蘭德類型理論對開展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與實用價值。
一、霍蘭德人格類型理論的涵義與類型
美國職業心理學家霍蘭德（Holland）于20世紀60年代創立以自己的職業咨詢經驗為基礎的一種關于職業選擇的人格類型理論。這是一種在特質-因素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格與職業類型相匹配的理論，人格類型理論對人才測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理論觀點在于：職業選擇是個人人格的反映和延伸，人格（包括價值觀、動機和需要等）是決定一個人選擇何種職業的重要因素；個人職業選擇分為六種“人格性向”，分別為現實型、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家型、傳統型；工作性質也分為六種：現實性的、調查研究性的、藝術性的、社會性的、開拓性的、常規性的。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霍蘭德提出了人格類型與職業類型模型。不同類型人格的人需要不同的生活或工作環境，例如“實際型”的人需要實際型的環境或職業，因為這種環境或職業才能給予其所需要的機會與獎勵，這種情況即稱為“和諧”（congruence）。類型與環境不和諧，則該環境或職業無法提供個人的能力與興趣所需的機會與獎勵。人格類型理論的實質在于擇業者的人格特點與職業類型的適應。適宜的職業環境中個人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技能和能力，表達自己的態度和價值觀，并且能夠較大程度地獲得職業認同感與成就感。霍蘭德的類型理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生涯輔導理念：把個人特質和適合這種特質工作聯合起來。生涯輔導強調生涯探索，對自我能力、興趣、價值及工作世界的探索，霍蘭德巧妙地拉近了自我與工作世界的距離。借助霍蘭德代碼的協助，當事人能迅速地、有系統地、有所依據地在一個特定的職業群里進行探索活動。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它提供和個人興趣相近而內容互有關聯的一群職業，而不是僅僅片面地去建議個體選擇一種特殊的行業或工作對象。
霍蘭德明確提出了職業興趣的人格觀，主要從個體興趣探索的角度出發來研究職業指導的問題，使人們對職業興趣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霍蘭德的職業興趣理論反映了他長期致力于職業指導的實踐經歷，把對職業環境的分析與對個體職業興趣差異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而在此之前，二者的研究是相對獨立進行的。霍蘭德以職業興趣理論為基礎，先后編制了職業偏好量表（VocatIonaI Preference lnventory）和自我導向搜尋表（Self-directed Search）兩種職業興趣量表，作為職業興趣的檢測工具，霍蘭德為每種職業興趣找出兩種相匹配的職業能力。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測試工具的應用能夠在課程中起到更好的示范與互動作用。興趣測試和能力測試的結合在職業指導和職業咨詢的實際操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也使興趣類型理論在就業指導的實踐中更具可操作性。
關鍵詞：生命科技 生命倫理 人文價值 融合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社會進步和發展需要科技的推動，但也離不開倫理的支撐和維系。我們看到，在生命科技發展的過程中，生命倫理日益受到世人的關注，人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科技與生命的價值。事實上，從器官移植、生殖技術、安樂死、醫學實驗到基因、克隆技術等等，生命科技的發展給社會倫理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困惑和沖擊。筆者認為，生命科技和生命倫理之間其實并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在發展中有著共同的人文價值追求，我們應探索并把握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人文價值新的平衡點，并促成其合力的發揮。
一、生命科技人文價值的歷史反思
縱觀生命科技發展的發展，我們看到其有著厚重的社會背景。馬克思認為:“科學是現代生命科技的倫理問題研究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 20世紀中葉以來，現代科技得到全方位迅猛發展。在這種背景下，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發展的第一要素，科技實力實際上成了決定各國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美國一位科學家所說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科學領域在為人類謀福利和在基本知識的積累上有像目前生命科學那樣的廣闊前景”。[2] “基因工程、人體基因組計劃、克隆技術”成功實現了生命科學的三大突破，預示出二十一世紀生物學革命和生命科學世紀的到來。但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科技的價值取向被定位于探索未知與求利，從而人們不得不把思維的視角從科技認知與實用價值集中到科學技術的人文社會價值本身上來。
長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與科學技術一樣，“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刀子在人類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于殺人。”[3]從本質上講，生命科技不斷被人類所拓展、運用，其根本目的是為人服務，其價值貫穿并體現著“關心人、愛護人，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創造盡可能的良好條件”的人本主義終極關懷的人文精神。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生命科技的進步必然引發人們傳統生命倫理的重構。人的存在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其它物體的“自為的存在”，而自為的存在總是表現為主動的和積極的存在，它要不斷地否定和超越自己，總是在變化，沒有停息。”[4]因此筆者認為，生命科技的研究和運用的人文價值應是追求真與善的統一，生命科技活動的好奇心必須服從責任心，求真是手段，求善才是生命科技追求的終極目標。
二、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在碰撞中豐富內涵
生命科學的發展催生生命倫理內涵的不斷豐富。愛因斯坦說:“單靠知識和技巧并不能使人類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因為，“關于真理的知識本身雖然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卻很少能起指導作用，它甚至不能證明向往這種真理知識的志向是正當的和有價值的” [5]。在人類新開辟的各種活動領域，其各種關系的調整需要成了相應倫理產生的邏輯必然，現代應用倫理學中的生命倫理學正是在這種歷史邏輯下產生、發展，并不斷得到完善。我們可以說生命倫理的研究是隨著分子生物學、生物醫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對于人類基因組計劃、輔助生殖和克隆技術等的研究和實施，需要做出理性的思考和道德判斷而產生的。生命科學的研究和實踐使得醫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政府決策機構和公眾匯聚于生命倫理學的研究領域，共同探尋生命科學研究的規范措施和對策。
生命倫理強調的是生命的價值，它認為，人的生命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因此生命倫理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應包括：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生命倫理的價值精神首先應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人的生命本身是珍貴的。二是任何一個享有生命的人，他們的生命都是同等寶貴的，都是應當受到尊重和珍視的。第三，保存生命、尊重生命的原則，在次序上是最優先的，優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則。生命價值的普遍性和優先權，基本是人們的共識。目前，對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的價值沖突存在不同的認識，原因是當代生命科學的理論研究和技術實踐，在輔助生殖中的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及克隆技術等方面產生了形形的倫理道德難題。所以，生命倫理在探討生命的價值問題時，著眼點不應僅僅放在對生命價值的方方面面進行最終論證上，而應在維護人類共同幸福這一主導思想下，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的結合是歷史的必然。
三、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在和諧社會追求中融合
首先，追求人文價值是生命科技發展的原動力。J.M.斯托登梅爾認為，“脫離了人文背景，技術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義上的理解。人類社會并不是一個裝有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容器。那些設計、接受和維持技術的人的價值與世界觀、聰明與愚蠢、傾向與既得利益都必將體現在技術的身上。”[6]馬克思指出，人性是人與其它動物區別的重要表征，其包括了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人不是固有的抽象物，其根本屬性是現實性上社會關系的總和。我們在研究分析人性的需要時就應該用歷史的、發展的思維，在特定的時空中加以界定。因此，對生命質量的關注達到了新的層次，人們開始習慣從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思考生命的倫理意義。在生命面前，科技必須尋求更加人性化的發展方式，必須符合人類的長遠利益，必須警惕生命科技可能引發的對人性需要的扼殺。
其次，生命科技的人文價值是社會文化完善的現實需要。人們對科學技術在認識上有一個誤區，有一部分人試圖將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相分離。其實，科學首先是作為文化而存在的，生命科技亦是如此。人在自然中生存，人解釋自然，為自然尋找秩序，為自己制定行為規范，這就形成了文化。社會文化是對人性的反映，人性方方面面的需要自然也會反映到文化中。 “人之所以在其它生物面前有優先權是因為人是有道德行為、道德意識的主體，是有自我意識的理性之人，因而認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談得上擁有作為社會心理過程的一種結果的完全道義上的生命權利。”[7 ]康德指出，一個理性的存在者產生能自行選擇目的的能力（從而其在自由中），就是文化。因此，至于人類種族，我們有理由歸于自然的最終目的的，只能是文化……。可見，人類文化的核心和生命力就是對人類價值的追求，體現了典型的人文終極關懷。社會越發展，社會文化越進步，生命科技的人文價值也必將更加彰顯。
再次，在人文價值引領社會前行中實現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的和合。堅持生命科技研究為人類的生存、幸福和發展服務的宗旨，堅持行善避惡、趨利避害、公正的恒久道義，不但有利于促進生命科技的健康發展，而且對和諧社會的重構，促進生命科技與道德文化協調發展，提高人類生存質量有著積極的意義。中國著名的哲學史家、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指出，在當今科技高度發展的信息時代，人類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就要建立起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建立起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本身對其成果的運用有直接導向作用，在項目研究以前和過程中就應當有文化價值的正確導向。總之，在生命科技發展中必然與自由的把握應該是循序漸進的，其中和諧與高質量的生命、生活是其基本表征。生命科技的運用應該為人服務，生命倫理也是更好體現人文關懷，而不是相反。正如學者沈銘賢在《科學哲學與生命倫理》一書中指出：在當前經濟長足發展，人們致力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征程中，我們應該同時舉起兩面旗幟――科學的旗幟和科學與人文交匯的旗幟，不能只呼吸一種文化空氣，促進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良性互動。在科學技術成為強勢文化的今天，生命倫理學更必須對生命科學給予深刻仁愛社會文化的關照。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頁。
［2］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74頁。
［3］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56頁。
［4］《西方哲學智慧》 張志偉等主編，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2001.4二次印刷，第107頁。
［5］《生物醫學的法律和倫理問題》，郭自力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頁。
[6] John M. Staudenmaier，S.J:《Technology’s Storytellers: Rew eaving the Human Fabric》，Cambridge，Mass: MIT Press，P.165。
關鍵詞：認知行為療法；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心理幫扶
一、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及現狀分析
（一）自信心缺失、自卑心理嚴重
自信心缺失、自卑心理嚴重是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比較明顯的一個心理特點。經濟拮據的家庭成長環境不僅會降低學生的物質生活質量，而且會導致學生的精神生活匱乏，進而影響學生心理的發育，導致其心理承受能力較低，社會適應能力較差。進入大學以后，在豐富的校園文化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更加容易流露出對自身能力的質疑和自卑心理。通過對東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2011級245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調查顯示，23.3%的學生不愿意讓其他同學知道自己的家庭經濟情況，16.7%的學生表示不愿意接受資助，53.9%的學生覺得自己在人際交往、語言表達、文體特長等方面不如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
（二）“自我”意識強烈、孤僻心理加劇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長期生活在經濟較為困難的家庭，常常會為衣食住行、學習等費用擔憂，在四處籌備這些費用的時候可能會遭受一些人的白眼或不屑，久而久之，會使學生內心產生卑微感，進而產生一種保護自我的欲望，形成強烈的“自我”意識，拒絕與其他人深入交往。還有一些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內心有與外界交往的欲望，卻常常認為自身在某些能力上存在“缺陷”，脫離了集體，加劇了心理的孤僻程度。
（三）焦慮指數較高、抑郁現象明顯
高校學業壓力是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影響大學生心理素質健康發展的因素之一。對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而言，不僅要對生活精打細算、為高昂的學費發愁，而且要承受學業所帶來的壓力。通過對東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2011級245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抑郁自評量表（SDS）、焦慮自評量表（SAS）測量，SDS標準分在53分至62分之間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比例為7.76%，即反映了有19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可能存在輕度抑郁；SAS標準分在50分至59分之間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比例為12.65%，即反映了有31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可能存在輕度焦慮。
（四）敏感程度較高、負面情緒嚴重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與其他學生相比，更能體會金錢的來之不易，因而，在金錢的支配上十分慎重，而豐富的校園生活、人際交往可能會進一步增加額外發生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內心的沖突就會進一步加劇，外界同學的言語或行為往往會引起其內心敏感性增強。社會人士善意的資助可能也會使學生內心產生“被別人看不起”等負面情緒。
二、認知行為療法理論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心理幫扶中的應用
（一）認知行為療法理論
認知行為療法（CBT）是以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貝克于1976年建立的認知治療技術為基礎，由認知理論和行為治療相互融合、相互補充形成的系統心理治療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埃利斯的合理情緒行為療法（REBT）、貝克和雷米的認知療法（CT）和梅肯鮑姆的認知行為矯正技術等。認知行為治療的基本觀點是：認知過程決定著行為的產生，同時認知的改變也可以進一步影響行為的改變。通過矯正來訪者的不合理的認知觀念，并時刻把認知矯正和行為矯正聯系起來，努力在兩者之間建立良性循環。
（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心理幫扶途徑
貝克說：“適應不良的行為與情緒，都源于適應不良的認知。”強調一個人的非適應性心理與行為，是受非正確的認知而不是適應不良的行為。從前面的分析得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心理沖突主要表現在認知失真，即存在非正確的認知。認知行為療法是用一系列基本理論和治療技術、行為矯正技術進行心理輔導，而認知重建最關鍵是在于如何重建人的認知結構，從而達到心理幫扶的目的。
1.樹立正確的榮辱觀
斯汀格的認知失調論認為，認知失調是當人的態度和行為等方面的認知產生矛盾時，出現認知的不協調，人的內心就會產生壓力，就會從一個認知推斷出另一個認知而產生的不舒適感、不愉快情緒。大學時期是青年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同志明確提出了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榮辱觀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樹立正確的榮辱觀是形成良好社會風氣的重要基礎。因此，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十分重視學生理想信念教育，尤其是引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例如：通過開展主題教育、實踐參觀等活動，引導學生正確看待現在所處的家庭環境、社會對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關注和關心、身邊的優秀榜樣等，從而摒棄不健康、非理性的思潮。
2.培養健全的自我意識和自立精神
貝克的認知療法接受了各種生活事件導致情緒和行為反應時要經過的認知中介。情緒障礙、行為障礙與適應不良的認知有關。但由于人們多年積累的生活經驗不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認知方式及評價模式。人們在認識事物時并不是像鏡子那樣被動地、精確地反映事物，而是主動地進行選擇。因此，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培養健全的自我意識，引導學生樹立自立自強的精神是心理幫扶的關鍵。例如：東北大學學生指導服務中心于2012年首次在2011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中開展“彩虹成長計劃”，包括以“認知自我、樹立自信、人際交往”等為主要內容的心理輔導，圍繞“表達能力、思辨能力、執行能力、領導能力”開展的能力拓展，以及針對活動中表現一般、難以突破自我的困難學生開展極限運動等潛能開發項目。
3.引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形成正確合理的消費觀念
認知行為療法理論指出，由于文化、知識水平及周圍環境背景的差異，人們對問題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認知。所謂認知一般是指認識活動或認識過程，包括信念和信念體系、思維和想象。總理曾經說過：“任何一個小數乘以13億就是一個大數，任何一個大數除以13億就是一個小數。”由此可見，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消費觀念并沒有過時，反而是更適合我國國情、發揚優良民族精神的消費觀念，這種觀念是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應該堅持的，更是每一個公民應該秉承的傳統。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要認清自身經濟情況，理性接受家庭條件所帶來的“限制”，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投入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中去，不盲目攀比，不奢侈浪費。
綜上所述，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是高校中一個重要的特殊群體，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幫扶工作是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應用認知行為療法，通過矯正學生的不合理的認知觀念，并時刻把認知矯正和行為矯正聯系起來，引導學生努力在兩者之間建立良性循環，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高云，謝莉.規避與善治：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結合 [J].時代教育（教育教學版），2010，（1）.
[2]華強，鄧麗榮.高校家庭經濟困難生心理問題的分析與對策[J].中國科教創新導航，2011，（26）.
[3]辛曉亞.認知行為療法在大學生心理咨詢工作中的實踐[J].重慶電力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4）.
關鍵詞：人生價值；人生價值觀；自命價值；他命價值
一
人活著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人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不僅實實在在地普遍存在，而且還因人而異或因時而異而有不同的內容。在人生理論里，我們把具有穩定性、綜合性、持續性的，表現為非“沖動”之形式的，人在人生方向上對自身意義的價值定位稱為“人生價值觀”或“人生價值取向”。通俗地說，“人生價值觀”或“人生價值取向”就是人對人生價值的最一般看法或取向。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都會有自己的價值定位和實際追求，人們會在縱橫紛紜的社會利益關系中作出自己的選擇——盡管這種選擇不一定一旦完成就一成不變。這，就是人生價值①的擇定。
當然，人在選擇自己的人生價值定位時，也往往會對別人的人生價值定位作出期望和預設。也就是說，人們一般不僅會對自己的人生應怎樣作出心理期望和預設，而且往往會對他人尤其是對其親近的人的人生應怎樣作出心理期望和預設。這，也是人生價值的一種擇定。因為人的存在是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的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必定既具有自我性，又具有非自我性。
人的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其基本原則是利傾性原則。從個人角度說，人選擇什么樣的人生價值定位是圍繞著人自己心理認定的利益進行的——既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利益，也包括以社會為中心并內化為自身需求的利益，它都直接或非直接、直觀或非直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價值主體的利益傾向。
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依擇定主體劃分，可以分為自為和他為兩種，即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兩種。自命價值就是自己心理擇定的價值定位或價值期望；他命價值就是他者擇定而賦予個人的價值定位或價值期望。按價值擇定主體的實際狀況分，他命價值又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我謂之“單性他命價值”。“單性他命價值”是指特定的社會個體對某一社會成員即對真正價值主體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其擇定主體通常指一兩個數的親屬、老師、朋友、同學、同事等。單性他命價值的擇定主體一般與真正的價值主體關系較親近，對價值主體的心理和行為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第二種類型我謂之“合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是指一定范圍內的社會群體對某一社會成員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如某一單位、某一村莊、某一城市社區對某人的價值期望。這種社會群體和真正的價值主體在空間上較接近，能通過社會言論等對價值主體的價值定位之選擇發生較直接的影響。第三種類型我謂之“復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是指整個社會尤其一個國家內的社會整體對價值主體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這種價值期望一般通過社會的主導性道德價值觀和社會的主導性輿論傾向對價值主體的人生價值定位之選擇發生相關的影響。
單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因擇定主體與真正的價值主體的親近性不同，而一般情況下呈現出具體性、直接性遞減和抽象性、間接性遞增的排列趨勢。特別是復性他命價值，因為它是整個主流性社會文化對價值主體的一種最普遍、最一般的價值期望，所以它往往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要求，符合一般社會歷史進程的價值期望——這里假定主流性的社會文化就是最合理的社會文化。當然，應當說明的是：文中把他命價值分為單性、合性、復性三種類型，是為了分析相對于價值主體的他者對價值主體自我價值定位的不同影響力，即為了分析非自我價值期望的多樣性。實際上，三者是相互包含、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并且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二
為了深入地認清人生價值觀尤其是“人活著究竟為了什么”的問題，下面再來詳細分析人生價值觀中的自命價值這一內容。
人對人生價值的自我定位和追求，一般來說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物利的享有，第二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名位的享有，第三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道義的享有。鑒于從最一般意義上講名譽追求、地位追求和道義追求也是一種利益追求，我們為討論的需要就把這三個層次分別簡稱為“物利實現”、“名利實現”、“義利實現”，并把其價值定位的對象性體現分別稱為“物利”（物質之利益）、“名利”（名位之利益）、“義利”（道義之利益）。
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物質利益的享有；名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的享有；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社會道義的享有。而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和社會道義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對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和社會道義的追求一般也就是對他人或社會實際利益的增長的推進。換句話說，具體的實際利益一般情況下的非共享性和非共生性，決定了對他人、對社會實際利益的增長的推進，往往同時就也是對自我實際利益（尤其是非精神之實際利益）的付出。當然，這里的“義利實現”是泛指一切自覺地把實現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為自我人生價值追求的價值實現。
在現實生活中，要實現他人或社會給予的榮譽、地位、尊嚴等精神性利益，一般就必須為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出貢獻，作出自己的付出；要實現自我認可也是社會認可的社會道義，一般也必須為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出貢獻，作自己的付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付出。可見，名利實現的層次是對物利實現的層次的一種超越；義利實現的層次呢，也是對名利實現的層次的一種超越。物利實現為享有直接的物利，名利實現為享有外在的名譽、地位，義利實現則為享有社會道義及他人、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進。每一種層次的超越，都是對自我物利的相對否定和對他者物利的相對肯定，都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實際上，在進步而合理的社會道德觀和社會評價下，要獲得他人、社會的巨大承認，要獲得外予的名譽、地位、尊嚴，則他必須為他人或社會作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創造，更多的成就，更多的付出。如果說名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定位還不是一種真正高尚、自覺的人生價值取向，那么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定位則是一種主要為他人、為社會謀福祉的高尚而自覺的人生價值取向了。義利實現的追求是對自我能力實現的追求，是對他人或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長的追求，它已經提升到了有較高的社會責任感，有較高的人生境界，而把人生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的潛能并以此來推進他人、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長。這種義利實現的追求的最重要目的，不是為了自身物質利益，也不是為了社會名位，而是為了他人的福祉，為了社會的福祉，為了自我認可的一種道義或事業。可以說，借用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概念，本文所論及的義利實現之追求就是一種合乎社會道義的自我實現之追求，就是一種人生的利益指向和社會道義的利益指向相吻合的人生價值追求。
把自命價值分為三個層次，也是為了討論的需要。現實生活中單個的人往往既有名利實現的追求，也有物利實現的追求，甚至還有義利實現的追求。但我們認為一般一個人只有一種主導性的價值定位和價值追求，并且這種主導性的價值定位和價值追求在人的一生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物利、名利、義利實現的歸納與分類，也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人生價值取向類型，比如某些藝術的、宗教的人生追求，其主導性的人生價值定位往往既不在于物利實現，也不在于名利實現，更與所謂的社會道義的實現相距甚遠。也就是說，有些人的人生價值定位及實際追求可能浮于這三種類型之間，也可能浮于這三種類型之外，也可能是這三種類型中的一種。
總之，從整個社會來看，自命人生價值是多種多樣的，但主要有層次相關的上述三種基本類型。而從社會個體來看，自命價值也不是唯一的和不變的，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一樣，都具有多樣性和變化性。
三
很明顯，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是來自不同方向的人生價值定位或人生價值期望，兩者往往是不一致而有沖突的。自命人生價值最能體現社會個體的自我利益要求，最能體現社會個體對自我人生的模式預設和價值追求；而他命人生價值最能體現他人、社會的利益要求，最能體現他人、社會對個體人生的模式預設和價值期望。各種人生價值觀的矛盾和困惑，往往恰恰發生在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的沖突中，發生在自命價值和單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的各種沖突甚至是他命價值的內部的各種沖突中（如下圖）。特別是他命價值中的復性他命價值，是社會整體對個人人生的最一般的模式預設和價值期望，它與自命人生價值的內容往往具有最大的差異和距離。自命價值最具有個體性、直接性、具體性，而他命價值中的復性他命價值最具有非個體性、非直接性、非具體性，自命價值與復性他命價值往往也就存在最大的矛盾和沖突。——本文的“復性他命價值”這一概念與傳統人生理論中的“社會價值”這一概念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
人生價值矛盾關系圖②③
A：自命價值B：他命價值B1：單性他命價值B2：合性他命價值B3：復性他命價值
在承認人生價值觀和人生價值事實是兩回事的前提下，通過對人生價值定位的自命和他命的區別，通過對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各自內容的分析和相互關系的考察，我可以看到他命人生價值的多樣性和變動性，也可以看到自命人生價值的多樣性和變動性。而一個人人生價值觀的實際矛盾和心理困惑，就存在于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的沖突中，存在于具體的自命價值之內容和具體的他命價值之內容在排列組合上可能構成的種種關系中。依據我們現有社會的主導性道德價值觀和社會的主導性利益傾向，則人的人生價值取向應不斷地從低層次向高層次超越，從物利實現向義利實現發展，從而不斷地與他命價值中的最高價值類型——“復性他命價值”趨于吻合，也即與主流社會賦予的價值期望趨于吻合。只有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尤其自命價值和復性他命價值雙向運動，特別是自命價值向復性他命價值趨向運動，自命價值與他命價值的實際緊張關系才能得以緩和或消除，自我和他人、社會的多維關系才能得以協調和統一。
【注釋】
①本文文中的“人生價值”是“人生意義”意義上的人生價值，而不是“人生功過”意義的人生價值。前者屬于人生觀，后者屬于人生事實；前者指向人生的未來，后指向人生的過去；前者存在于人的主觀心理中，后者存在于人的客觀事實中。本文的討論，都是在人生觀的層面上展開，而不是在人生的實際功過層面上展開。
另外，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心理擇定和現實追求與人生目標的心理擇定和現實追求是不盡相同的。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認定和追求固然也是一種人生目標的認定和追求，但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認定和追求是一種抽象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它與具體的人生目標的認定和追求是有差異的。抽象的這種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高于具體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但具體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又對象化地體現抽象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體現在直觀、具體的人生目標上，甚至更直觀、更具體的一些生活目標上。
關 鍵 詞： 人生價值； 人生價值觀； 自命價值； 他命價值
一
人活著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人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不僅實實在在地普遍存在，而且還因人而異或因時而異而有不同的內容。在人生理論里，我們把具有穩定性、綜合性、持續性的，表現為非“沖動”之形式的，人在人生方向上對自身意義的價值定位稱為“人生價值觀”或“人生價值取向”。通俗地說，“人生價值觀”或“人生價值取向”就是人對人生價值的最一般看法或取向。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都會有自己的價值定位和實際追求，人們會在縱橫紛紜的社會利益關系中作出自己的選擇——盡管這種選擇不一定一旦完成就一成不變。這，就是人生價值①的擇定。
當然，人在選擇自己的人生價值定位時，也往往會對別人的人生價值定位作出期望和預設。也就是說，人們一般不僅會對自己的人生應怎樣作出心理期望和預設，而且往往會對他人尤其是對其親近的人的人生應怎樣作出心理期望和預設。這，也是人生價值的一種擇定。因為人的存在是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的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必定既具有自我性，又具有非自我性。
人的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其基本原則是利傾性原則。從個人角度說，人選擇什么樣的人生價值定位是圍繞著人自己心理認定的利益進行的——既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利益，也包括以社會為中心并內化為自身需求的利益，它都直接或非直接、直觀或非直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價值主體的利益傾向。
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依擇定主體劃分，可以分為自為和他為兩種，即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兩種。自命價值就是自己心理擇定的價值定位或價值期望；他命價值就是他者擇定而賦予個人的價值定位或價值期望。按價值擇定主體的實際狀況分，他命價值又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我謂之“單性他命價值”。“單性他命價值”是指特定的社會個體對某一社會成員即對真正價值主體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其擇定主體通常指一兩個數的親屬、老師、朋友、同學、同事等。單性他命價值的擇定主體一般與真正的價值主體關系較親近，對價值主體的心理和行為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第二種類型我謂之“合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是指一定范圍內的社會群體對某一社會成員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如某一單位、某一村莊、某一城市社區對某人的價值期望。這種社會群體和真正的價值主體在空間上較接近，能通過社會言論等對價值主體的價值定位之選擇發生較直接的影響。第三種類型我謂之“復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是指整個社會尤其一個國家內的社會整體對價值主體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這種價值期望一般通過社會的主導性道德價值觀和社會的主導性輿論傾向對價值主體的人生價值定位之選擇發生相關的影響。
單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因擇定主體與真正的價值主體的親近性不同，而一般情況下呈現出具體性、直接性遞減和抽象性、間接性遞增的排列趨勢。特別是復性他命價值，因為它是整個主流性社會文化對價值主體的一種最普遍、最一般的價值期望，所以它往往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要求，符合一般社會歷史進程的價值期望——這里假定主流性的社會文化就是最合理的社會文化。當然，應當說明的是：文中把他命價值分為單性、合性、復性三種類型，是為了分析相對于價值主體的他者對價值主體自我價值定位的不同影響力，即為了分析非自我價值期望的多樣性。實際上，三者是相互包含、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并且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二
為了深入地認清人生價值觀尤其是“人活著究竟為了什么”的問題，下面再來詳細分析人生價值觀中的自命價值這一內容。
人對人生價值的自我定位和追求，一般來說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物利的享有，第二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名位的享有，第三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道義的享有。鑒于從最一般意義上講名譽追求、地位追求和道義追求也是一種利益追求，我們為討論的需要就把這三個層次分別簡稱為“物利實現”、“名利實現”、“義利實現”，并把其價值定位的對象性體現分別稱為“物利”（物質之利益）、“名利”（名位之利益）、“義利”（道義之利益）。
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物質利益的享有；名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的享有；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社會道義的享有。而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和社會道義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對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和社會道義的追求一般也就是對他人或社會實際利益的增長的推進。換句話說，具體的實際利益一般情況下的非共享性和非共生性，決定了對他人、對社會實際利益的增長的推進，往往同時就也是對自我實際利益（尤其是非精神之實際利益）的付出。當然，這里的“義利實現”是泛指一切自覺地把實現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為自我人生價值追求的價值實現。
在現實生活中，要實現他人或社會給予的榮譽、地位、尊嚴等精神性利益，一般就必須為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出貢獻，作出自己的付出；要實現自我認可也是社會認可的社會道義，一般也必須為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出貢獻，作自己的付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付出。可見，名利實現的層次是對物利實現的層次的一種超越；義利實現的層次呢，也是對名利實現的層次的一種超越。物利實現為享有直接的物利，名利實現為享有外在的名譽、地位，義利實現則為享有社會道義及他人、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進。每一種層次的超越，都是對自我物利的相對否定和對他者物利的相對肯定，都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實際上，在進步而合理的社會道德觀和社會評價下，要獲得他人、社會的巨大承認，要獲得外予的名譽、地位、尊嚴，則他必須為他人或社會作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創造，更多的成就，更多的付出。如果說名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定位還不是一種真正高尚、自覺的人生價值取向，那么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定位則是一種主要為他人、為社會謀福祉的高尚而自覺的人生價值取向了。
轉貼于 義利實現的追求是對自我能力實現的追求，是對他人或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長的追求，它已經提升到了有較高的社會責任感，有較高的人生境界，而把人生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的潛能并以此來推進他人、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長。這種義利實現的追求的最重要目的，不是為了自身物質利益，也不是為了社會名位，而是為了他人的福祉，為了社會的福祉，為了自我認可的一種道義或事業。可以說，借用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概念，本文所論及的義利實現之追求就是一種合乎社會道義的自我實現之追求，就是一種人生的利益指向和社會道義的利益指向相吻合的人生價值追求。
把自命價值分為三個層次，也是為了討論的需要。現實生活中單個的人往往既有名利實現的追求，也有物利實現的追求，甚至還有義利實現的追求。但我們認為一般一個人只有一種主導性的價值定位和價值追求，并且這種主導性的價值定位和價值追求在人的一生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物利、名利、義利實現的歸納與分類，也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人生價值取向類型，比如某些藝術的、宗教的人生追求，其主導性的人生價值定位往往既不在于物利實現，也不在于名利實現，更與所謂的社會道義的實現相距甚遠。也就是說，有些人的人生價值定位及實際追求可能浮于這三種類型之間，也可能浮于這三種類型之外，也可能是這三種類型中的一種。
總之，從整個社會來看，自命人生價值是多種多樣的，但主要有層次相關的上述三種基本類型。而從社會個體來看，自命價值也不是唯一的和不變的，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一樣，都具有多樣性和變化性。
三
很明顯，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是來自不同方向的人生價值定位或人生價值期望，兩者往往是不一致而有沖突的。自命人生價值最能體現社會個體的自我利益要求，最能體現社會個體對自我人生的模式預設和價值追求；而他命人生價值最能體現他人、社會的利益要求，最能體現他人、社會對個體人生的模式預設和價值期望。各種人生價值觀的矛盾和困惑，往往恰恰發生在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的沖突中，發生在自命價值和單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的各種沖突甚至是他命價值的內部的各種沖突中（如下圖）。特別是他命價值中的復性他命價值，是社會整體對個人人生的最一般的模式預設和價值期望，它與自命人生價值的內容往往具有最大的差異和距離。自命價值最具有個體性、直接性、具體性，而他命價值中的復性他命價值最具有非個體性、非直接性、非具體性，自命價值與復性他命價值往往也就存在最大的矛盾和沖突。——本文的“復性他命價值”這一概念與傳統人生理論中的“社會價值”這一概念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 人生價值矛盾關系圖②③
A：自命價值
B：他命價值
B1：單性他命價值
B2 ：合性他命價值
B3：復性他命價值
在承認人生價值觀和人生價值事實是兩回事的前提下，通過對人生價值定位的自命和他命的區別，通過對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各自內容的分析和相互關系的考察，我可以看到他命人生價值的多樣性和變動性，也可以看到自命人生價值的多樣性和變動性。而一個人人生價值觀的實際矛盾和心理困惑，就存在于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的沖突中，存在于具體的自命價值之內容和具體的他命價值之內容在排列組合上可能構成的種種關系中。依據我們現有社會的主導性道德價值觀和社會的主導性利益傾向，則人的人生價值取向應不斷地從低層次向高層次超越，從物利實現向義利實現發展，從而不斷地與他命價值中的最高價值類型——“復性他命價值”趨于吻合，也即與主流社會賦予的價值期望趨于吻合。只有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尤其自命價值和復性他命價值雙向運動，特別是自命價值向復性他命價值趨向運動，自命價值與他命價值的實際緊張關系才能得以緩和或消除，自我和他人、社會的多維關系才能得以協調和統一。
【 注 釋 】
① 本文文中的“人生價值”是“人生意義”意義上的人生價值，而不是“人生功過”意義的人生價值。前者屬于人生觀，后者屬于人生事實；前者指向人生的未來，后指向人生的過去；前者存在于人的主觀心理中，后者存在于人的客觀事實中。本文的討論，都是在人生觀的層面上展開，而不是在人生的實際功過層面上展開。
另外，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心理擇定和現實追求與人生目標的心理擇定和現實追求是不盡相同的。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認定和追求固然也是一種人生目標的認定和追求，但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認定和追求是一種抽象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它與具體的人生目標的認定和追求是有差異的。抽象的這種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高于具體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但具體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又對象化地體現抽象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體現在直觀、具體的人生目標上，甚至更直觀、更具體的一些生活目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