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10:4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國際經濟形勢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關鍵詞]經濟體系國際貿易。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二、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②要素流動的程度；③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④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⑤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⑥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⑦財政一體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綜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國與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企業之間的競爭。作為全球化的核心，跨國公司總體上畢竟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反映了當今世界資本和技術流動快而勞動力相對不流動趨勢下資源優化配置和市場競爭的需要。筆者認為，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和安全的影響，與其說取決于跨國公司，還不如說取決于本國的政策。對跨國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須予以限制。而且跨國公司是當今世界經濟中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商業行銷、科研開發等眾多功能于一體的巨大復合體，是一種時代潮流。發展中國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參與全球經濟，才能在國際國內市場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利益。
作者：李曉梅 單位：遼寧工業大學經濟學院
根據斯密關于決定和影響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概括這些因素與國民財富增長的關系。新古典經濟學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索洛(Solow，1957)[17]等也闡述了經濟增長理論的經濟效率思想，索洛等人在《技術進步和總量生產函數》中建立了索洛模型，索洛在分析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采用了一種連續性生產函數，索洛的長期增長模型打破了一直被人們所奉行的“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的理論，認為長期經濟增長除了要有資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術的進步、教育和訓練水平的提高。現代的效率測度理論代表學者Farrell(1957)[18]提出企業效率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技術效率，它反映了企業由一個給定的投入集合中獲得最大產出的能力；另一部分是配置效率，配置效率合理劃分投入成分，反映了企業生產和技術的能力。羅默的模型(PaulRomer)[19]比索洛模型更有微觀基礎，該模型較為系統地分析了知識與技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突出了研究與開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實際價值。
本著科學性原則、系統優化原則、可行性原則、精簡性原則構建指標體系。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出指標有許多，這里主要選取兩個來自產業內部的產出指標：當年價總產值和專利申請數。當年價總產值高低意味著創造新價值的高低，可以綜合反映高新技術企業的增產或節約兩方面的成果，對產業的經濟效益起到引導作用。從直觀上看，專利申請數多，說明該企業對新技術的研發效率高，對新技術的創新利用率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高技術產業經濟效率的水平。衡量高技術產業的資本投入指標主要用年末固定資產原價和科技活動經費。年末固定資產原價指企業在建造、改置、安裝、改建、擴建、固定資產計量技術改造固定資產時實際支出的全部貨幣總額。該指標根據企業會計資產負債表中固定資產原價項的期末數填列出。科技活動經費，主要包括科技開發經費支出、信息化建設支出、科技培訓費支出和科技開發獎勵經費支出。衡量高技術產業的勞動投入指標主要用R&D人員全時當量和科技活動人員數。R&D人員全時當量是指R&D全時人員（全年從事R&D活動累積工作時間占全部工作時間的90%及以上人員）工作量與非全時人員按實際工作時間折算的工作量之和，是國際上通用的、用于比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標。將經濟效率進一步分解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江蘇、廣東、山東5個省市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為1，說明兩個省市高技術產業規模和要素產出都達到了相對較好的經濟效率水平；在經濟效率值小于1相對無效率的省市中，技術效率值等于1的有山西、吉林2個省市，但規模效率值都小于1，屬于規模無效率。在規模無效率的省市中，屬于規模報酬遞增的省市有山西、浙江、安徽、重慶、湖北、四川、貴州和甘肅，這8個省市的高技術產業規模和要素產出都沒有達到相對較好的經濟效率水平。五、結論及建議從全國22個省市高技術產業的經濟效率來看，除了經濟效率為1的北京、天津、江蘇、廣東、山東5個省市沒有投入的相對冗余，其他絕大部分省市都有或多或少投入指標年末固定資產原價、科技活動經費、R&D活動人員折合全時當量和科技活動人員的冗余且效率較低。
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適度引進和購買先進技術，加強資本基礎投入北京、天津、江蘇、山東和廣東等地區在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引進、科技活動投入方面都恰到好處，因為在高科技和先進技術迅速更新和發展的時代，為了保持和不斷提升我國高技術產業的核心技術的研發能力，高技術企業在制定技術戰略時，要考慮適度技術引進和購買先進技術家，加強產業科技經費的投入和年末固定資產的投入，從而有效提升中國高技術產業經濟效率。2.重視科技人才與R&D投入，強化產業知識基礎特性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把重視科技人才和R&D投入活動作為產業發展的重點內容。從技術體制視角來看，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師和科學家與R&D投入比例反映了高技術產業知識基礎特性，而知識基礎特性對我國高技術產業經濟效率無論從行業角度還是區域角度都有一定的正的相關作用。因而提高高技術產業知識基礎特性水平有利于提升我國高技術產業經濟效率。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擁有一大批科技活動人員，特別是科技活動人員中科學家和工程師，所以充分發揮科技活動人員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智慧，同時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吸引高級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高級人才，產生人才的“馬太效應”，才能產生高技術產業的巨大能量，推動高技術產業的發展。3.實施科研創新聯盟，增加行業內的技術機會廣東通過整合政府、企業、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公共創新平臺和社會力量等五個方面資源有效實施科研創新聯盟。科研創新聯盟是指高技術企業利用市場機制集聚資源，積極開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以及與上下游企業組成聯盟，在戰略層面有效結合，利用彼此的技術優勢共同突破產業發展的技術瓶頸，這對于高技術產業的經濟效率的提升非常重要。4.有效保護發明專利，增加新產品利潤從區域來說，發明專利的獨占性并不利于提升當地高技術產業經濟效率，很多地區過于保護發明專利，但往往利潤增加并不理想。從專利制度，一方面有效地保護發明創造，防止發明被模仿，從而增加其進行創造性活動的動機；另一方面，激勵技術性信息的傳播，有利于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先進的發明專利盡快地轉化為新產品收益，使其應用于進一步創造性的活動中，進而提高整個高技術產業的經濟效率。
【論文關鍵詞】 經濟體系 國際貿易。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 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 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 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中 華 勵 志 網 Www.ZHLzw.Com] 二、 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②要素流動的程度;③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④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⑤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⑥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⑦財政一體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 。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綜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國與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企業之間的競爭。作為全球化的核心，跨國公司總體上畢竟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反映了當今世界資本和技術流動快而勞動力相對不流動趨勢下資源優化配置和市場競爭的需要。筆者認為，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影響，與其說取決于跨國公司，還不如說取決于本國的政策。對跨國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須予以限制。而且跨國公司是當今世界經濟中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商業行銷、科研開發等眾多功能于一體的巨大復合體，是一種時代潮流。發展中國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參與全球經濟，才能在國際國內市場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利益。
(一)關于中國煤炭消費量的預測
煤炭消費量從2013年起由42.44億噸開始下降，2015年消費量為39.65億噸，2016年進一步下降為38.5億噸左右。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煤炭消費彈性減弱，若未來供給側的改革力度持續加大，政策效果明顯，電力對煤炭的依賴逐步減小，那么伴隨清潔能源的發展、能效的提高，煤炭消費量每年一3%左右的增長率有可能成為未來2}3年的常態。這是一個比較樂觀、理想的情景。預計2017-2020年年均經濟增速在6.5%左右。煤炭消費GDP彈性系數在0.3左右，煤炭消費年均增速接近2% , 2020年全國煤炭消費量控制在43億噸內。這是比較保守、謹慎的情景。
鑒于供給側改革目前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效果，本文將基準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一1.5%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一1.2%;低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一3% ,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一2.8 %;高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2%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1.7%
在2017-2020年時間段中，3種情景下煤炭消費增長率和能源消費增長率的指標變化率如表2所示。
在表3設計的3種情景下，對每一種情景下2020年前中國煤炭消費量進行預測，得出到2020年中國煤炭消費量分別達到36.43億噸、34.19億噸標準煤、41.39億噸標準煤，如圖3所示。
(二)關于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及消費結構的預測
1.能源消費總量
據初步核算,2016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約為43.6億噸標準煤。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能源消費量有所放緩。在2000-2010年間，中國能源消費量年均增速為9.7 %;在2010-2016年間，這一增速下降到3.8 %。由于宏觀經濟放緩和國內外能源市場綜合因素的作用，2015年和2016年的能源消費增長率較低(均不到2%)，但考慮到宏觀經濟形勢的好轉，2017-2020年間能源消費增長率可能有所回升。因此，在此假設“十三五”期間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率將會在2.5%左右。這一預測與國家能源局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相一致。
本文將2017年和2018年基準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年增長率在設為2.6%，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2.4%。在低能耗情景下，供給側改革加快推進，政策落實較好。中國產業結構將得到較快優化，工業部門能效大幅提高，特別是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能效提高較快，有色和化工行業的增速相對較慢，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重將會有較大幅度的提升。考慮到中國可能已經進入能源強度大幅降低的階段，本文將低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1.5 % ,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1.3%。高能耗情境下，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率降至3%左右。本文將高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3%，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2.8%。
根據表2所列的3種情景，本文經過測算，得出到202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分別達到48.13億噸標準煤、46.09億噸標準煤、48.88億噸標準煤，如圖4所示。
鑒于目前中國煤炭產能過剩較為嚴重，煤炭市場需求逐年下降，加之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中勢必加強對能源消費總量的控制，因此，必須加大去產能力度，實現凈產能下降，促進煤炭生產良陛發展;通過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督查及問責，嚴控新增產能;發展工藝先進、生產效率高、單位產品能源消耗低的先進產能，保障煤炭長期穩定供應。
鋼鐵行業需著力化解過剩產能，去僵尸企業，提高行業集中度，調整產業布局，打通產業鏈。另外，需增加科研投入，提高產品生產效率，減少損耗并逐步實現零損耗，降低產品生產成本，增加經濟效益。
有色金屬行業的供給側改革方向是嚴控冶煉產能擴張、大力發展高端材料、實施公平用電政策，促進企業轉型升級，提高生產資源利用率和企業利潤。
水泥行業的供給側改革任務主要是通過建立市場監督機制等措施遏制新增產能;運用政策量化去產能指標和市場運行機制淘汰落后產能;政府有效引導錯峰生產;提高水泥實物質量、減少資源消耗、綠色低碳發展;推進企業兼并重組;做好水泥區域市場建設和協調工作。
電力行業的供給側改革要結合中國電力行業的實際發展，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加快調整電源結構、合理引導新能源發展、擴大有效供給能力、激發轉型發展活力。
關鍵詞：國民經濟；運行態勢；經濟偏快；經濟下滑；宏觀調控
2003年以來，我國針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外貿順差過大及農業基礎薄弱等問題，以科學發展觀為指針，注重宏觀調控的預見性、及時性和有效性，因勢利導地采取相應對策，確保了國民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當前，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遇到來自國內外的不確定性因素還在發展，宏觀調控面臨很大挑戰。
一、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的熱點問題
2008年，我國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驟然增加，國內有突如其來的雪災、地震、嚴峻的通貨膨脹和可能出現的投資反彈等問題，國外有美國次貸風暴的進一步蔓延、美元持續不斷貶值和持續高位的國際油價和糧價等問題。國內外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宏觀經濟形勢面臨的復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及其未來的發展趨勢，潛伏著許多不確定性因素，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在2008年，物價無疑是最熱點的話題，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重大任務。
我國資源的稀缺性及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進口資源成本價格的迅猛上漲，引發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從全球角度看，我國是世界上人均資源較少的國家。只有煤炭人均資源占有量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6％，其他資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隨著資源的不斷耗竭，資源稀缺性成本越來越高，國際稀缺資源傳導成本價格，成為引發我國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2007年以來，受國內農產品價格和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影響，我國物價幾乎呈現逐月走高的趨勢，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4.8％，創1997年以來的新高。目前，造成物價上漲的國內外因素尚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物價上漲的壓力短期內難以緩解，物價面臨的形勢依然相當嚴峻。一般說來，物價控制在4％以內，為可容忍的通貨膨脹。2008年，中央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控制目標確定為4.8％左右，意味著物價形勢很嚴峻，也表明政府對此作了充分估計。但對今年的物價形勢也不必驚慌失措。這一輪物價上漲，與20世紀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不同，當時是商品全面短缺，現在是供求總體平衡，通過中央正確的宏觀調控措施的作用，可以把物價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內。
我國已成為世界的貿易大國，進出口額名列世界第三位，國民經濟發展和國際市場的關聯度逐步提高。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原油、鐵礦石和糧食等產品的消費大國。2007年全球糧食總儲備下降到3.7億噸，比2005年下降16.2％，糧食庫存只占當年總產量的17.1％，占當年總消費量的16.5％，低于世界糧農組織確定的世界糧食安全線。迄今，全球糧食儲備量已減少到30年來的最低水平，給世界糧食安全籠罩上了陰影。2008年初，國際油價開盤高走。據分析，國際每桶石油價格上漲10美元，對國內通貨膨脹輸入是0.05％；巴西礦業巨頭淡水河谷與日本新日鐵、韓國浦項最近達成鐵礦石漲價協議，2008年國際鐵礦石價格將上漲65％；2007年以來，我國煤炭進口平均價格由1月份的每噸43.2美元大幅上揚至12月份的每噸54.4美元，預計國際煤炭價格短期走高的態勢不會改變；2007年以來，國際市場所有大宗糧食的價格都創10年來新高。2006年，用玉米、糖料、高梁等農產品加工生物燃料的產業快速發展，生物質能源的興起導致農產品市場出現結構性變化，推動國際農產品價格走高。從全球看，在世界能源價格堅挺的背景下，農產品價格上漲將是持續性的，很難回落，這必然拉動國內糧食價格的上漲。現在主要糧食出口國都在減少糧食出口，一是為保證國內供應，減輕國內通貨膨脹壓力，二是將抬高國際市場糧食價格。糧食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涉及到國家安全。我們必須站在經濟轉型與經濟安全的高度，對農業發展做全面戰略考慮。我國近10年來糧食自給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目前我國糧食產需仍有缺口，2004—2006年，我國糧食凈進口分別為497億斤、445億斤、508億斤，3年累計凈進口l450億斤。200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農村工作會議告誡全國人民，糧食安全的警鐘要始終長鳴。在解決農產品供求矛盾問題上，我們一方面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2008年中央財政預算投入5625億元，比2007年增加1307億元)，另一方面又得放開對農產品價格的管制，管制農產品價格必然導致農產品價格漲幅小于農資價格漲幅，反過來加大農產品價格上漲壓力。隨著國內糧食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程度的深化，國際市場對國內市場供求與價格的影響越來越大，保持國內糧食市場供求與價格穩定的難度隨之加大，需要我們在糧食安全問題上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初級產品貿易上，我國也是凈進口國。國際市場石油、糧食、礦產資源等重要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從外部加劇了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如果我們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可能出現的風險，國內的能源、糧食、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壓力就會迅速放大，引發明顯的通貨膨脹。要應對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價格快速上漲的態勢，最根本的還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著力調整產業結構，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尋找替代品或大幅減少消耗。與此同時，還要逐步理順資源價格，使資源價格在市場機制中發揮杠桿作用，以利于引導資源的合理消費。至于價格如何接軌，時機、節奏和步驟怎樣把握，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很難事先設定時間或目標。總的原則是不要對我國經濟運行產生過大沖擊，在全社會和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圍內，尋找適合我國國情、對各方面震蕩比較小的辦法來進行。以糧價調控為例，國際糧食市場價格大幅上漲，國內糧食市場價格因此面臨巨大壓力。中央政府除價格調控外，確保糧食補貼到位應成為最重要的政策手段。當前我國糧農面臨的是種糧成本上升的壓力。2008年3月，二胺由去年同期的2700元／噸漲價至4400—4600元／噸，尿素由1600元／噸漲價至2000元／噸，復合肥價格更是上漲48％，種子價格也不同程度上漲。2008年2月8日，國家在年初公布提高最低收購價的基礎上，再次提高稻谷和小麥的最低收購價，兩次累計提高幅度分別是9％－10％和4％－7％。在目前農民新增收入中，來自非農產業收入比重接近60％。因此，要調動農民增產糧食的積極性，重點應放在落實各項糧食直補(包括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和提高最低收購價)政策。
房地產價格也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2007年，伴隨房地產價格的猛漲，房地產投資熱度持續升溫。全年房地產銷售總額為2.9萬億元人民幣，而房地產公司購買土地的總額就超過3萬億元人民幣。經歷2007年二、三季度的房價大漲后，2007年第四季度以來，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漲幅趨緩，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房價出現回落，一些房地產企業開始打折銷售，市場觀望氣氛彌漫。這能否說明我國長期供不應求的住房供需狀況是否就此將出現逆轉呢?這需要進一步觀察。2007年全國房地產市場總體供需兩旺。在人民幣升值、流動性過剩、房地產市場預期看好的背景下，資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房地產開發領域，全年完成的商品住宅投資增長32.1％。盡管商品住宅投資大幅度增長，并沒有緩解供不應求的矛盾。據40個重點城市2007年全年統計數字，商品住宅批準預售面積同比增長約10％，登記銷售面積同比增長24％，供求指標增幅相差近14個百分點，有效供給依然不足。供應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與一些開發商取得土地后沒按期開發有關。二手房交易市場和租賃市場不夠活躍，也是造成住房市場有效供給不足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部分大中城市房地產市場銷售量明顯下降并出現有價無市的狀況，一些城市的地價也大幅回落，甚至出現土地流拍。這一市場信號的變化，使人們對房價普遍上漲的預期也發生相應變化，觀望的氣氛較為濃厚。這表明部分城市住房供求矛盾有所緩和。房地產市場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第二套房房貸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四成的政策出臺、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央行連續6次加息等，抑制了部分超前消費和投資性購房需求。二是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的加大和各地限價房計劃供應量增加，分流了部分購房需求，使更多的中等及中等偏低收人家庭寄希望于通過政策性住房這一途徑解決住房問題。三是由于一些城市房價上漲過快，大大超過購房者的承受能力，部分購房者不得不推遲改善性購房計劃。再加上市場波動帶來的預期變化，一些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出現調整和觀望是必然的，或許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雖然房地產市場出現一些波動，但需求旺盛仍然是現階段房地產市場的基本特征，供給總量不足仍是當前房地產市場的突出問題。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需求旺盛主要來自四個方面：一是快速城市化帶來的新增城市人口首次置業的需求。二是城市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帶來的舊房換新房、小房換大房的改善性需求。三是人口結構變化和持續的舊城改造、城鎮房屋拆遷帶來的刺激性需求。四是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壓力和負利率造成的投資性、投機性需求，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外資投資需求。
在解決住房供求矛盾問題上，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方向，這不僅因為我國城鎮住房已有80％是通過市場交易的，同時還因為市場機制可較好地適應不同家庭的多樣化的住房需求，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這在解決居民住房問題上應處于基礎性地位。但住房又是高附加值產品，不是絕大多數家庭都能買得起，這就要求把市場調節房和政府保障房有機結合起來。當前面臨的困惑是，廉租保障房的比例確定到什么程度，既能解決困難群體的住房困難問題，又能與市場化方向相銜接。目前新成立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思路：低收入家庭依靠政府提供廉租房解決住房困難，中低收入家庭依靠經濟適用房解決住房問題，政府只研究限價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住房政策，高收入家庭住房問題由市場解決。為緩解房地產市場供求矛盾，有關部門應適當增加住宅用地供應量，嚴格落實中小戶型住房政策，強化金融政策實施效果，提高投資尤其是投機的機會成本，控制外來投資購房規模。在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方面，應大力查處開發商囤地、捂盤惜售的現象。同時應加快推進住房保障建設，增加有效供應。值得注意的是，國務院2008年的工作要點有一個重要轉變，即特別強調抓緊建立住房保障體系，重點發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積極解決城市低收入群眾住房困難，加大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的力度。這標志房地產政策向住房保障傾斜，我國房地產市場將由過去單純市場化改革轉向市場與保障并行的雙軌制，伴隨著保障性住房所占比例的上升，房地產開發商壟斷住房定價權的局面將被打破，房地產價格的走向將發生實質性變化，人們期待著一個理性的房地產市場的到來。
近幾個月來，股票市場價格出現較大幅度回落。2008年第一季度，A股總市值從33.68萬億元下降到21.60萬億元，縮水12.08萬億元，相當于2007年國民生產總值的40％。主要原因是投資者對股票市場未來發展不確定性的預期。據央行對全國七大城市的抽樣調查，居民支出選擇中，認為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上，更多地投資股票和基金最合適的占比，2007年第三季度達歷史峰值44.3％之后，第四季度大幅回落8.5個百分點，下降至35.8％，2008年第一季度繼續回落8.2個百分點，達27.6％，兩個季度累計回落16.7個百分點。這一輪股票市場價格大幅下跌，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內部原因。外部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讓人們看到金融泡沫對實體經濟的嚴重沖擊。在A股市場60多倍市盈率的高估值面前，股指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有利于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問題在于不應作出過度悲觀的估計。幾經起伏的中國A股市場又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股票市場逆轉必將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最直接的影響是銀行業的中間業務收入。與此同時，把資金逼回銀行，還會帶來諸多難題。一是加重銀行經營負擔。目前銀行貸款受到嚴格限制，流動性很大，居民儲蓄進一步加大，銀行業績會被拖垮。二是不利于發展資本市場及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三是由于銀行股在股價指數中權重較大，一旦銀行股效益受到儲蓄回流的影響，會進一步拖累股市，并形成惡性循環：儲蓄回流越來越多——銀行效益越來越不好——銀行股股價下跌并拖累整個股指下滑；股指越是下滑，儲蓄越是更多的回流，銀行的效益就越差，到頭來股市價格越是下跌。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旦資金大量的從股市撤出，回流到銀行，銀行一方面存在付息壓力，更嚴重的是，銀行資金充裕，誘發大量放款沖動，可能發生嚴重信貸風險。為此，國務院2008年的工作要點指出，要優化資本市場結構，促進股票市場穩定發展，著力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維護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二、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問題
目前，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總體上呈現持續、平穩、快速發展的好形勢。但也出現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況、新問題，主要是存在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為全面通脹的風險。多年來，我們一直沒有解決好“三過”問題，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及國際收支不平衡而引起的外貿順差過大。其實，這些問題都相互關聯，而最核心的問題是投資增長過快。即由投資增長過快而形成的“經濟怪圈”：投資增長過快導致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導致外貿出口過大，外匯因此儲備過多，迫使貨幣增發過多，信貸增發過快，反過來促使投資增長過快。這個怪圈形成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這就必須合理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和嚴把土地、信貸閘門和市場準入標準，嚴格執行項目開工條件。堅決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產能過剩行業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提高限制發展行業的準入標準和項目資本金比例。與此同時，必須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及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進一步完善消費政策，拓寬服務消費領域，穩定居民的消費預期，擴大即期消費。為此，必須發揮財政促進結構調整和協調發展的作用，增加對薄弱環節、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繼續調整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結構，較大幅度增加“三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節能減排和廉租住房建設等方面支出。與此同時，要繼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沖流動性力度，合理發揮利率杠桿的調節作用。要注意控制中長期貸款增長，嚴格控制對高耗能、高排放企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完善擔保、貼息等制度，加大對“三農”、服務業、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節能環保和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支持。
雖然2008年和2007年一樣，強調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但有一點不同，即首次提出要防止經濟下滑，避免大的起落的問題。為此，必須密切關注經濟形勢的變化，加強對經濟社會發展中重大問題的分析研究，把握好宏觀調控的節奏、重點和力度，加強經濟運行調節，積極應對各種困難和風險。應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正面臨諸多外部挑戰，這種挑戰一方面來自于美國經濟放慢及由此引發的全球經濟降速。另一方面，來自國際原油價格和原材料價格以及以糧食為代表的大宗農產品價格不斷走高，給世界各國造成不穩定性和通貨膨脹壓力。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與各國經濟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以外貿為例，在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因素”中，出口占重要位置。美國和全球經濟放慢將使我國整體出口環境趨緊。從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我國進口增速一直高于出口增速。從外貿出口總額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長21.4％，比2007年同期降低6.4個百分點；從外貿進口總額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長28.6％，比2007年第一季度上升9.4個百分點。外貿順差同比減少50.2億美元。外貿順差減少是我國宏觀調控的結果，但這無疑會影響總需求。就國內因素看，2008年以來，物價上漲壓力趨大，消費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抑制。我國居民消費信心指數已從2007年10月的96.5下降到2008年2月的94.3。這就存在著如何防止經濟下滑、避免大起大落的問題。要防止我國國民經濟可能出現下滑的風險，在外部需求降低的情況下，就要從擴大國內需求著想。與內部需求相比，外部需求相當于最終需求，因為外貿出口意味著產品退出本國再生產過程。與外需不同，內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資拉動，而投資過度增長會形成產能過剩。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投資動力強勁，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很高。因此，嚴格控制投資過快增長，便成為防止經濟過熱、產能過剩風險的重要措施。針對這種情況，必須按照“有保有壓”的原則，有針對性、有選擇地擴大投資。與此同時，要著力擴大消費，因為消費也是最終需求。當前值得注意的是，占較大比重的住房消費明顯收縮，如何引導住房需求平穩、可持續增長，需要有相應配套措施。應該說，從緊貨幣政策與穩健財政政策的組合，并不完全是收緊、收縮型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是一種中性的政策，對應付不確定性風險有較大的彈性。
三、我國宏觀調控必須把握的幾個基本原則
(一)在指導思想上，更加注意落實科學發展觀。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既要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又要防止經濟下滑，避免大的起落。一旦國民經濟增長緩慢，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如果我國經濟增長放慢，那怕是一個百分點，意味著大量農民工和剛畢業的學生，將面臨失業或變相失業，出現高通脹、高失業率。而以往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之所以會出現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就是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幾乎每一次宏觀調控都是在經濟過熱到難以為繼時，不得不被動地進行治理，難免大起大落。我們這一輪宏觀調控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把重點放在防止過熱，即在經濟運行出現偏快或過熱苗頭時，就主動進行微調，未雨綢繆，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這樣，既控制經濟增長速度不大起，又防止經濟增長速度大起之后的大落，延長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期。
(二)在宏觀調控的重點上，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宏觀調控的重點上，再也沒有比“三農”問題更重要了。我國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經濟波動，幾乎都與農業出了問題有關。2008年第一季度，我國居民消費價格上漲8個百分點，其中6.8個百分點是食品價格上漲引起的。
(三)在宏觀調控的措施上，更多地利用市場化手段，并注重發揮組合效應。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宏觀調控的對象、經濟活動的主體多元化了，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自主化和市場化。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下，客觀上要求宏觀調控必須更多地利用市場化手段。為此，宏觀調控應采用如下三種組合：一是手段組合，堅持主要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二是政策組合，即發揮貨幣信貸政策、財政稅收政策、土地政策、外貿政策、外匯政策等多種政策組合效應。三是工具組合，如，在貨幣信貸政策中，綜合運用準備金利率、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窗口指導等市場化工具。
一、詩性文化的學術地圖與多向拓展
我對中國詩性文化的探索與研究，起自1990年著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國詩哲論》，中間經過1994、1995年的《中國詩學人類學》，最終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詩性文化》中得到較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系列》中，《中國詩哲論》易名為《中國詩學精神》，《中國詩學人類學》易名為《中國詩學原理》，但基本內容均保持未變。）2002年以后，我又將中國詩性文化的基本原理運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寫或主編有《江南話語叢書》（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詩性智慧叢書》（2005）、《中國都市化進程報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國臍帶：大運河城市群敘事》（2008）、《江南文化讀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論》（2010）等。20年來，我個人的學術方向與領域雖幾經變化，對詩性文化理論、價值態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調整和補充，但以詩性精神與價值譜系審視、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倫理異化、現代西方工具理性和當代全球商業欲望的主旨始終如一。在這里，我想簡單從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首先，關于詩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純乎偶然”。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由于在大學時有寫詩的經歷，以及很偶然地接觸到與西方理性傳統差異很大的維柯的《新科學》，特別是在后者提出的“詩性智慧”的刺激與啟發下，我幾乎是在一種“詩意迷狂”的狀態中偶然撞開了詩性文化之門。從最核心的“中國文化的本體是詩，其精神方式是詩學，其文化基因庫是《詩經》，其精神峰頂是唐詩。一言以蔽之，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①到隨意發散出的“不是歷史學，不是道德哲學，而恰是古典詩學，才真實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的生命本體及其精神方式”②等，可以說都是無法論證的詩性直覺產物。門戶既開，就為以后的探索與推進提供了可能。
直到1998年夏秋之際完成了《中國詩性文化》的寫作，借助人類學對原始思維和早期人類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論與方法，特別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較框架下，中國詩性文化的出身之謎和深層結構才日漸清晰和完整，并最終凝練為我經常喜歡講的一句話———“如果說，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在他們的哲學中，那么中國民族的最高智慧則在中國詩學里”。后來，我還經常用“思想蘆葦”和“情感蘆葦”來說明中西文化的深層差異———“以‘思想蘆葦’自居的民族最發達的是理性機能，以‘情感蘆葦’自居的民族最發達的則是審美機能。主體機能發育的不同，也直接影響到他們思考、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與方式。如果說解決‘思想’問題主要靠哲學，那么最擅長解決‘情感’問題的則是詩學，這也是哲學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導地位、而詩學成為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根源。”③其次，在對詩性文化的價值態度上，我也經歷過思想上的曲折與反復。在寫作《中國詩哲論》前后的幾年中，由于受20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思潮和工業文明必勝的影響，盡管當時可能比現在更熱愛古典詩歌和田園生活方式，但對中國詩性文化的評價與態度卻相當悲觀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國詩哲論》的“結語”中曾寫到“詩性文化是一種較為落后并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態”，這種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還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還會以《詩性文化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嗎？》（《中華詩詞》2009年11期）一文賜教。但老實說來，這個觀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時間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結構論》中，我提出一個健康的文明在深層應包括“真、善、美”三大觀念或“科學、倫理、審美”三種“精神實踐方式”，并將之對應于人類歷史中的古代農業文明、現代工業文明和后現代消費文明，特別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現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過撰寫《中國詩學人類學》（即2006年收入《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系列》的《中國詩學原理》）而比較充分地了解到詩的起源與發生之后，我對科學主義和工業文明中心論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詩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看作對立、互補的兩大譜系，則是在1997和1998年寫作《中國詩性文化》的時期，通過對中國詩性文化的原始形態、歷史源流、深層結構和現代價值的充分研究，這個關于詩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幸運的是，我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沒有被時代拋棄，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現代社會病象橫生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等新的時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識到關于中國詩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遠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價值以及思想文化資源意義。再后來，由于越來越明白包括中國詩性文化在內的任何形態的文化都有兩面性，所以我不再膠著于諸如“中西文化孰優孰劣”、“詩性文化與現代社會是離是合”這類大而無當的問題，而是以“與文化為善”的態度并積極地“從建設性角度”推進中國詩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體說來，一方面是不斷地思考和闡釋詩性文化的本質與內涵，努力通過具體內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國詩性文化蘊涵的現代性價值。如提出在中國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詩化的感性”和“詩化的理性”，既不會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邏輯系統，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歡。另一方面，則是努力探求詩性文化作為一種基礎理論進入到一些新的學術領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廣闊的現代社會生活（如都市化進程研究）的可能與具體路徑。我覺得這比早年那種空泛的討論在實際上更有助于詩性文化的當代重建和復興。以“詩化的理性”節制“消費生活方式和消費意識形態”的惡性膨脹與無限擴張，以“詩化的感性”平衡“大眾文化和娛樂文化”的“娛樂至死”，更是我經常強調和努力探索的④。如2004年出版的《苦難美學》、2006年出版的《一個人的文化百年》，主題都是以中國詩性文化理論反省、檢討、批判西方以非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文化和以純粹欲望為主題的后現代消費文化。所以盡管在表面上這與中國詩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與關切的核心問題上，卻可以說與詩性文化仍是一脈相承的。這一切都因為，我有一個很大的夢想，就是希望在經濟全球化、社會麥當勞化、文化粗俗化的當今世界，實現中國詩性文化在當代的整體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藝復興。再次，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與傳統文化的利益與安全問題日益重要。近幾年來的都市文化與城市發展研究，使我對中國詩性文化的安全與可持續問題也有了一點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報》發表的一個演講中，我提出一個問題：“自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越來越少，從人文思想資源這種形而上的‘道’，到生產工具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這個過程與中國詩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說明了什么問題呢？”①在2006年《中國教育報》發表的另一個講演中，我提供了一個初步的答案：“因為與詩性文化一同消亡的，還有我們民族詩性的精神機能與生命本體，包括我們民族特有的詩性的感官、直覺、心理、思想與創造力。而與此同時，是我們在文明上與西方日益趨同，越來越沒有自己的風格與特征。盡管我們仍在生產與創造，但由于從觀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個現代生產過程就擺脫不了一個巨大的異化怪圈：我們越生產，我們就越缺乏；我們越創造，就越沒有創造的能力。因為我們沒有一件勞動成果可以與西方區別開。這表明，一旦失去了詩性文化，我們就只能充當其他強勢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們的意圖去生產與消費。”②現在講文化利益與安全的人物與言論很是不少，但我認為，由于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層結構與真實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們大都未能抓住中國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與需要。因為與其他古代民族對人類的貢獻不同，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是詩性文化，這既是我們民族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標識，也是中華民族內部自我認同的身份證明。所以說，中國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詩性文化，中國文化的安全就是詩性文化的安全。從詩性文化出發，我們才知道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詩性文化，我們才可以真正理解我們真實的存在以及表達我們真實的需要。現實的狀況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們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實的存在與需要了。當然，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應該了解科學、商業、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強調的是，未來世界絕不會是理性文化獨步天下，而詩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類要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這個意義上，維護詩性文化的利益與安全，既是我們對中華民族應該承擔的倫理職責，也是對人類文化必須作出的莊嚴承諾。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我20年來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廣詩性文化的根源。
二、學術語境、歷史背景與理論建構
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關鍵在于找到其根源，這是我們深入理解自身的傳統，以及與其他文明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的大前提。詩性文化作為一種原創性的、綜合了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中國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個有著堅實理性基礎的本體論結構。我認為，中國詩性文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學術語境上，以區別“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為前提，為中國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與范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西文明交流與接觸的深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為熱點問題。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文明的沖突”與“殖民文化”理論之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體論結構的理論闡釋，也就變得更加重要起來。但長期以來，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縛于傳統的國學范圍，考證源流，董理國故，缺乏對其現代意義與價值的闡釋，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傳統，紙上空談，隔靴搔癢，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變成了“歷史研究”。進一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是“史”而不是“學”，主要表現為史料之間的松散的排列組合，既缺乏核心范疇又沒有邏輯系統。具體說來，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國哲學的話說，是那種大而無對的本體，是那種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蓋、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語境來顯現的“道”。二是缺乏緊密的內在統一的邏輯進程，即那種依靠民族話語而展開的自我精神運動過程。這往往使研究變成從時間角度來排列歷史生活現象，而不是從邏輯角度來重建可理解的歷史有機體。對文化研究來說，不僅需要歷史資料及相應的歷史學方法作基礎，更需要建立中國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關的邏輯系列。只有這樣才能講清楚中國文化的質的規定性并闡釋出其現代性價值。基于這樣的認識，對中國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須在觀念領域建立中國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濃縮著中國文明的全部精華而又“與物無對”；另一方面還必須在學術方法上完成從“史”到“學”的轉換，徹底拋棄現代學術中的二元論理念及其思維方式，把自現代以來一直迷漫在中國學術界的“文化殖民主義”給予一次大的清掃。
《中國詩性文化》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國詩性文化的觀念，論證了其特有的本體結構與歷史形態；在邏輯范疇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詩性智慧為核心，從原始發生、邏輯內核、精神方式、結構關系、歷史流程、價值歸宿、當代意義等角度，對中國文明的精神結構與中國文化的本體內涵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闡釋。其次，在歷史背景上，以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和張光直的青銅時代為理論資源，在批判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觀。在當代關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著兩種誤區：一是文明中心論對于人類歷史整體的扭曲；二是歐洲文明中心論對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歷史形態的獨斷論闡釋。它們本質上可以稱之為文明中心論學術史觀，并直接導致了文化殖民主義的惡性發展。出于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和認識，我們試圖建構一種關于文化起源的新學術史觀。具體而言，是把雅斯貝斯的軸心期理論與張光直對中國青銅時代的卓越研究結合起來，以前者為根據避免了文明中心論的獨斷論認識圖式，以后者為基礎捍衛了中國文明的本體性結構。同時，經過對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以及古文獻等方面的綜合分析，為人類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的歷史背景：從青銅時代到軸心期，也即中國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會。
中華民族在這個歷史區間所面臨的挑戰與經歷的變化，是中國詩性文化得以發生的最直接的歷史背景。這段歷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終結處，也是文明時代的歷史起點。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識的誕生。而導致這一巨變的深層原因則主要有二，即歷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變革與心理角度的意識結構轉型。根據古生物學有關研究，原始物種的滅絕和變異，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鏈的突然中斷，人類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紀冰川以及大洪水時代對原始食物資源的巨大破壞，正是在食物再分配過程中導致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分離；二是青銅時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軸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構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發了以“死亡意識”為精神核心的個體精神生命的覺醒。如果說，前一個過程產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類本質”，那么后一個過程則直接催化出個體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識”。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人類與其他古生物共同的問題是必須改變食性與食譜，那么其巨大的差異則在于，由于“類本質”和“自我意識”的出現，人類的反應開始具有“對象化”與“主體化”的性質。前者意味著自然界成為“對象”，后者意味著人自身成為“主體”，在原始詩性智慧中自然和諧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潰，人類不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過改造與征服自然才能生存與繁衍下去。西方歷史學家將之稱為“軸心時代的精神覺醒”，并具體表現在希臘、印度、埃及與中國四個最古老的文明中。盡管由于自然地理條件與經濟生產方式的不同，它們覺醒的方式與收獲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經歷了這一歷程之后，人類才開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與傳統。以后所有的文明創造與成果，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再次，在理論建構上，以“文化研究”為學術語境，以“軸心時代的精神覺醒”為歷史背景，以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為總方法論，通過對早期文明在物質生產方式、人自身的生產方式及精神生產方式的差異考察，闡釋了中國詩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層結構和核心功能。
按照維柯的天才看法，詩性智慧是人類最初的智慧。關于詩性智慧的概念，在源頭上講，類似于人類學的“原始思維”，在現代意義上，又近乎美學的“藝術思維”。其具體內涵，用中國哲人的闡釋，是“物我無對”或“物我渾然”，用西方哲學的話說，是主客直接統一著的“一元論”。從文化功能角度看，詩性智慧本質上是一種生命倫理學。正如莊子說“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時代，由于意識機能的極度不發達，人們不僅不能區分物我、個體與他人，甚至也不能區別開生與死。在這個原始的精神系統被破壞之后，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對資源越來越緊張、生存條件越來越惡劣的大自然，他們不明白，曾經極度慷慨的大地母親為什么突然變得吝嗇與殘酷起來？二是如何應對生命內部異軍突起的“自我意識”與“個體需要”，他們很可能更不明白，為什么原本樸素的內心世界在一天天變得工于心計與欲壑難填。前者是“對象”問題，后者是“主體”問題。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約產生了四種回應方式，一是全盤否定“對象”，如古埃及的“來世論”，認為這個世界是完全不真實的；二是徹底消解“主體”，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學，認為生命的本質是“空”。這當然是兩種最極端的反應。三是希臘類型，我把它的關鍵詞稱為“主體化”與“對象化”，這兩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體逐漸發展為冷靜的理性主體，而主體的日益強大則意味著人與大自然的原始有機聯系日益走向解體。對于后者，大自然與人類的敵對關系的出現與不斷升級，意味著兩者之間的矛盾斗爭變得更加酷烈與無法調和，原始的和諧徹底破裂。四是中國類型，由于詩性智慧在中國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與自然的分裂，同時也限制了生命內部感性與理性的對立。具體說來，它在肯定個體意識與需要的同時，又無法徹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遺留下的血緣親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換取生活資料的同時，它又希望能夠保持與大自然的原始和諧關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時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希望不要“傷筋動骨”。與希臘模式相對，中國模式可稱為“非主體化”與“非對象化”。
希臘模式的要義有二：一是表現為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對立，二是宇宙裂變為主體與客體兩部分，那種冷酷地壓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會生產方式，正是以此為基礎積累形成的。中國模式不同，它一方面盡力消解生命內部逐漸展開的“感性”與“理性”的對立，另一方面又通過限制主體的欲望以盡可能減少人與自然的矛盾。希臘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離了人類最初的詩性智慧。中國模式是詩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繼承了原始的詩性智慧系統。以后的中國文化，盡管層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詩性智慧為根底，所以說，中國文化是從“詩性智慧”中轉換生成的詩性文化形態。
在現代以來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我們經常能見到的一系列二元對立，諸如西方科學而中國審美、西方理性而中國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國擅長維系社會等，可以說都根源于“理性文化”與“詩性文化”這兩種迥然相異的本體素質。如果說理性文化很容易獲得物質生活資料，那么，不與自然相對立、相分裂的詩性主體，如何從自然界獲取足夠的生活資料，完成其與自然之間必須展開的物質交換以維系其類的延續性，則不僅是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同時也包含著詩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現代性價值。馬克思曾指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有很大的區別，前者依賴于自然，人的本質力量所實現的不僅是主體的勞動邏輯，同時也是對象固有的目的的展開。如農民種莊稼在滿足主體生活需要的同時，也實現了種子“長成莊稼”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業文明的勞動邏輯中，主體與對象之間所發生的“物質變換”過程，則意味著把對象生產為與其自身相異的東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學工業。中國詩性主體的生命活動方式源于史前時代的詩性智慧，其勞動邏輯可以表述為：如何在與自然發生關系、進行物質交換的同時，又把對象生產為對象本身以及同時把主體生產為主體本身。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把自然再生產為自然、把人再生產為人，把世界澄明為世界的自由勞動機制。正是在這種內在生產觀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產關系的制約下，中國民族形成了一種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在環境、能源和社會不斷出現問題和危機的當下，詩性主體特有的這種生命活動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昭示著中國詩性文化對人類未來的重要意義。
三、中國詩性文化的傳承創新路徑
中國古典詩歌，既是人類詩性智慧最直觀的物化形態，也是中國詩性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在這個意義上，以閱讀、鑒賞、研究與寫作為主要形態的中華古典詩詞傳習，有著比一般的讀書與知識教育更偉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這一點可通過與當下十分興盛的國學研究的比較得知。國學教育盡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視中國文化知識，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來自現代學術，或者說來自受現代西方學術文化影響巨大的中國現代學術，因而在文學、歷史學、哲學研究中，隨處可見的都是經過西方理論語境過濾、解釋和修正之后的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經驗，而它們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國文化的真實歷史經驗與內在精神本質，是很值得懷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異在于詩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的對立，以詩性文化理論為基本語境、以中華詩詞傳習等為具體教育手段，可從根本上解決現代以來中國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語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尷尬與困境。盡管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詞可以很形象地表達和再現中國文化，但由于詩詞本身是文學而非理論，是意象和靈感而不系統，人們對此普遍存在的一個疑問可以歸結為它是否可以傳達尤其是可以系統地傳達中國文化及其精神。關于這個問題也比較大，這里僅從兩方面加以簡單論述：在理論上講，那種認為詩詞不具有文化理論的觀點，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義建構的一個思維鏡像。如果從維柯《新科學》的角度看，詩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完整的知識譜系和智慧形態。關于這一點，維柯在《新科學》中講得十分明確，一方面從詩性文化中發展出詩性的邏輯功能、倫理功能、經濟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發展出物理知識、宇宙的知識、天文知識、時歷和地理知識，這些也都是詩性的。①以中國的《詩經》為例，“《詩經》是中國詩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統表達，同時它表達的也是詩性文化的黃金時代，因而成為中國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們，無不先從這里獲取語言、思維方式、價值觀等，并逐漸奠定了它在中國文化典籍中‘經’的地位與意義。”①從歷史上看，以先秦《詩經》與周代文化為例，《詩經》本身盡管在形態上是詩，但本質上更可以稱之為“周代文化百科全書”，對此既可參見孫作云先生的《詩經與周代社會》一書，也可參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開封師專學報》上發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審美觀念、婚姻狀況、釀造技術、動物學等方面。總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詩經》中都獲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為它采取的藝術化表達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詩性文化本身曾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關鍵在于如何通過現代教育框架與制度把它重建起來。按照當代的學習型社會理論，一個完整的知識譜系主要包括五種，即哲學學習、政治學習、實用知識學習、倫理學習與審美學習，它們涵蓋了理念、現實、工具理性與制度理性、人之為理性生命的倫理原則及人之為自由生命的審美尺度。與那種認為詩詞是一種零散、破碎、非系統的知識相反，中國詩性文化大體上包括了以上五種知識譜系。
在哲學知識譜系，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中國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國詩學里”、“不是歷史學，不是道德哲學，而恰是古典詩學，才真實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的生命本體及其精神方式”、“從詩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實、更確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精神結構中發生過的裂變、演化和躍遷過程”。這是因為，中國詩學在中國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當于西方哲學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與意義。在《中國詩哲論》中，我曾深入論證了古代偉大詩人的哲學價值，他們在詩中以直覺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們能夠“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們，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國文化的歷史結構和精神本體。正如漢代經學說“詩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詩還是整個宇宙的精神軸心，在詩的本體論結構中深蘊著宇宙、社會、生命運作的密碼與機制。也由于這個原因，詩在表層結構上的任何變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狀態變化的預演或征兆。如《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講的都是這個道理。盡管中國這種源自上古的詩性智慧，在經歷了玄學、理學、佛學入詩的歷程后也沾染上一些雜質，但從總體上看，并未改變其深層的結構與功能。
在政治知識譜系上，以中華詩詞為表現形式的中國詩性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強大的政治功能，同時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詩的政治功能便以“觀民風”的形態登上歷史舞臺，如《禮記•王制》所說：“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而詩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白居易的“補時政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于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詩歌創作與傳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現實的基本渠道，同時也是古代士大夫為生民請命的重要的參政議政方式。此外，這還集中體現在“詩歌之道與政通”上，如《樂記》所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我們還提出這與上古時代的詩性政治相關。根據我們對“周六詩”的闡釋，它們都是上古詩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體說來，其中的“風”、“比”為中國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時代形成的那種以生殖崇拜為主題的詩性智慧的延續，其目的在于刺激生產勞動者的本能，以保證整個種族在人口數量上的再生產。其中的“興”、“賦”為農業生產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來刺激物質生產所需要的勞動熱情，二是用來消除分配過程中產生的有可能影響到社會再生產的沖突與矛盾。而“雅”與“頌”則是這一詩性政治功能的進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彌補周天子與諸侯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后者則意在維護周部族內部的安定團結。從總體上看，它們分別對應于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社會生產的三種基本形式，即關于人自身的再生產、關于生活資料的再生產以及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精神生產。
在實用知識譜系上，與針對自然的西方科學知識不同，詩性文化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和人群，體現為一種“以人為本”或以實用理性為突出特色的實用知識譜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體層面上涉及知識傳授、情感表達、觀察方式、倫理結構、外交修辭等方面。
如大家熟知的這些記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與現代詩學刻意強調詩的審美價值不同，詩性文化先驗地融審美與實用為一體。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詩歌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的確可以發揮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的“賦詩以觀其志”：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曹植也曾用《詩經》之句幫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寫道：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①（陳壽：《三國志•魏書》卷十九）與針對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學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國詩性文化更關注從社會興衰中發現歷史規律，因而在中國有“詩史”之說。與西方主要以生產工具來劃分人類社會各階段不同，如我們熟悉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蒸汽機時代、計算機時代等，中國古代更傾向于用詩體更迭顯示歷史的變遷進程，如我們熟悉的詩經、楚辭、漢賦、南北朝民歌、唐詩、宋詞、元曲等。在倫理知識譜系上，與古希臘柏拉圖以詩歌傷風敗俗為由，提出要把詩人趕出理想國不同，在中國則有“詩教“一說，以為詩具有無與倫比的教化功能：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潛：《說詩晬語》）夫詩教之大，關于國之興微，而今之論詩者，以為不急，或則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間；借以為榆楊贈答者有之。詩之衰也，詩義之不明也。（黃節：《詩學》）這種看法還體現在提倡“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的元白詩派上，如白居易對張籍的評價：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讀張籍古樂府》）在審美知識譜系上，自從陸機提出“詩緣情”的概念，特別是經歷了魏晉時代“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之后，詩性文化的政治倫理功能有所收斂，而其固有的審美功能則有重大的提升。詩詞在表達情感上的作用進一步凸現出來：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聘其情？（《詩品序》）其他如司空圖在《詩品》等著述中強調的“韻外韻、味外味”、“景外景、象外象”、“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遇之匪深，即之已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落花無言，人淡如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如嚴羽《滄浪詩話》提出的“詩者，吟詠情性也”，“……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表明詩的審美功能已占據了本體論的地位。
目前，自主決策的國內旅游者已經成為我國旅游市場的主體，與國內旅游市場相匹配的經濟型飯店開始受到業內人士和理論界的廣泛關注。
經濟型酒店其最大的特點是房價較星級酒店低廉，其服務模式為bb(住宿+早餐)。經濟型連鎖酒店始于美國，這類型的酒店也叫有限服務型酒店，其規模和硬件設施要高于汽車旅館(Motel)，屬中檔水平。經濟型酒店規模不大，房價不高但卻舒適、干凈、實惠、便利。如今在歐美國家已是相當成熟的酒店形式。其便利性，經濟性、簡單化的服務風格帶有明顯的美國式生活的烙印。其知名品牌有：圣達特集團(Cendant)的天天(Days Inn)、豪生(HowardJohnson)、華美達(Ramada)，法國雅高集團首家宜必思，巴斯集團(Bass)的假日(Holiday Inn)等等。
經濟型酒店成長模式分析。
我國現有的經濟型酒店大致可分為五類：一是新發展起來的專業化經濟型酒店，如目前最具市場影響力的經濟型酒店品牌如家快捷、錦江之星和中江之旅等。二是低星級飯店，這類飯店與第一類飯店在檔次上并無太大差別，只是前一類飯店的裝修和設施配備的自由度更大，而后一類則主要執行的是星級標準;三是大量未經改造的社會飯店;四是旅游景區、景點的鄉土氣息濃厚但具有一定規模檔次的農家飯店;五是興起于我國南方的青年旅館。由此可見，我國的經濟型飯店目前仍處于一種良莠不齊的粗放經營狀態。
我國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營銷環境分析。
在經濟型酒店的成長模式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運用SWTO分析法來分析一下我國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營銷環境。
外部環境分析。
近年來，我國的經濟迅猛發展，國內城鄉居民收入增加，民眾的休閑度假意識已逐步形成并日益增強，國內旅游需求日盛，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商務往來頻繁，旅游者中自助旅游者的比例也不斷上升，因而對經濟型飯店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中國的大眾旅游發展需要物有所值的住宿設施，同時日益繁重的商務旅游產生對經濟型酒店的需求，中國入境旅游市場對經濟型酒店的需求，國內旅游對經濟型酒店的需求等等。2005年，國內旅游人次達到12.12億，產生的住宿市場已經達到3億/人天，目前三星級以下的酒店，包括社會旅館和個體旅館的數量約為8萬家左右，客房數量為400萬間左右，其中70%以上都是一些設施設備簡陋，管理及服務部規范，沒有衛生和質量保證的社會旅館和個體旅館。另外，25%是分散經營，難以形成品牌有適合規模效應的低星級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