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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的考察本文系2013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GD13YZX01）、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2CZX047）、“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409115）的階段性成果。
郁欣
【摘要】
現象學以探究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因此，情況似乎是：二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對立。然而，問題的另一面卻表明，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試圖在二者之間進行綜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爾的現象學中，而且為一種富有成效的對話提供了可能。
關鍵詞
胡塞爾；馬克思；理論；實踐
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5）04-0030-07
作者簡介：郁欣，江蘇南京人，哲學博士，（廣州510275）中山大學學院講師。
①［德］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98頁。
②［德］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59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頁。
④《現象學方法與文選》，張慶熊主編，牟春、錢立卿、李楊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第130頁。
⑤有關馬克思認識論的思考及其與現象學相互關系的討論，可參閱［美］T.洛克莫爾：《論馬克思的認識論與現象學》，郁欣譯，《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
現象學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海德格爾曾稱道說，現象學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中主要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決定著這個時代的精神。
①
則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實踐綱領，它不僅塑造了現代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持續保持著對當代政治的巨大效應。然而，現象學以探究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雙方看起來形同水火、勢不兩立。對胡塞爾來說，現象學似乎唯有理論的關切，而對現實世界的實存和可能的實踐性改造實行先驗的懸擱，“它的唯一任務和功能在于闡明這個世界的意義”。
②
與其相反，馬克思則注重社會歷史批判和對世界的實踐性改造。對此，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中作了明確強調：“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③
因此，令人矚目的是，在胡塞爾的先驗唯心主義的純理論態度與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哲學態度之間的尖銳對立。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事實上，在胡塞爾那里，嚴格的理論思考一直就包含有現象學明察的最大程度的實踐“應用”，而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時期則展示出“一種新的認識論姿態”、“一種整體實踐的深廣轉型”。對于胡塞爾來說，認識批判本質上與理論和實踐的綜合密切關聯，而理論與實踐的綜合本身是一種“新式實踐”、一種“普遍的批判”。
④
對于馬克思來說，從其博士論文直至《資本論》，他的主要目標是通過“革命的實踐”揚棄哲學理論，而揚棄本身恰恰是哲學理論在社會-政治的生活中的實現。
⑤
因此，就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而言，試圖在二者之間進行綜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爾的現象學中，而且為一種富有成效的對話提供了可能。
一、胡塞爾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的理想支配著胡塞爾一生的哲學思考。在他看來，作為嚴格的科學，哲學是這樣一門學問：“它可以滿足最高的理論要求，并且在倫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種受純粹理性規范支配的生活成為可能。”
［德］胡塞爾：《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頁。
顯然，當胡塞爾開始將其哲學建立為一門嚴格的科學時，他堅持哲學只能在一種理論性的認識批判的意義上促進人類的生活。這種態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其現象學的主導觀念。對他而言，現象學“標志著一門科學”，但它“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思維態度”。［德］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倪梁康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頁。借助這種方法，普遍的科學性的理念得以嚴格的方式實現。按照他的觀點，這種普遍的科學性的理念是希臘哲學誕生時就天生于歐洲人性中的目的，它是“擺脫了一切其他目的的理論興趣的，即純粹為了真理而對真理感興趣的系統結果”。［德］胡塞爾：《第一哲學》上卷，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65頁。為了能夠成為真正嚴格的科學，亦即實現了最終奠基或最終有效性證明的科學，胡塞爾主張必須克服摻雜有任何實踐目在內的素樸的理論態度，而“必須在科學理論的自身沉思中研究能最終證明自身正當的科學之規范”，并且最終達到“由科學理論的指引和從科學理論上證明為正當而來的科學形態”。同上，第266頁。因此，對于胡塞爾來說，作為一種意向活動，生活指向真理，即使不是明確地指向真理，因為生活對要求的正當性感興趣。真正的理論意味著通過先驗的自身反思所實現的理論上的最終奠基或最終的正當性證明。
胡塞爾與馬克思的思想交匯
《現代哲學》2015年第4期
然而，嚴格的理論要求實際上并不排斥先驗現象學的某種實踐蘊涵，盡管胡塞爾一開始曾有意識與現象學的實踐應用保持距離。這種實踐蘊涵從20年代起得到了愈益明確的展示，它與胡塞爾對哲學職責的理解密切相關。按照他的理解，哲學生活旨在達到一種“真正的人性”，即“在任何時候都致力于清醒地對自身負責，在任何時候都想遵循‘理性’”。同上，第267頁。而遵循理性意味著，將那些獲得最終正當性證明的科學規范的理念“以其牢固和絕對的有效性從原則上規定人在每一個領域中的行為”，旨在“從最終有效性這個最后源泉出發為它的行為之絕對合規范性進行辯護”，以便“幫助盲目求索的人類達到最深刻之自身意識，達到對它的真實的和真正的生活意義之自身意識”。同上，第267頁。胡塞爾認為，哲學的最重要的職責是“首先賦予這種生活意義以最終合理的形態，即全面地被澄清并被理解了的，在每一個方面都最終證明為正當的理論之形態”。同上，第267頁。他堅信，“這種系統地在諸原理科學中展開的理論，一定會通過論證而突出那種完整的規范體系，即人類為了能夠成為真實的和真正的人類，由純粹實踐理性而來的人類，必須滿足的那種體系”。同上，第267頁。在他看來，這是“自希臘哲學誕生起歐洲人就固有的目標，即想成為由哲學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為這樣的人而存在——從潛在理性向明顯理性的無窮運動，并且通過以它的這種人類的真理和純真性而自我規范的無窮努力而造就成這樣的人——的這種目標”。［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6頁。盡管這是其后期對哲學目的的表述，但胡塞爾很早就已將對理論真理的探求與“責任”或“批判的責任”聯系起來。對他來說，正義的行為，亦即負責任的行為，意味著認識到倫理價值和理論真理之意義的行為。因此，責任只不過是對理論上的有效性要求的主觀的相關表達。對于后期胡塞爾來說，這種理念是主導性的。在他那里，主體的責任本質上是關于理論真理本身的現象學問題。
在其生命最后的多災多難的十年，胡塞爾開始強烈地擔憂那種通過納粹主義及其哲學家的政治神話的產生和第三帝國的極權主義的實踐所明顯表現出來的反理性主義的狂潮，他將歐洲文明的這種不斷增長的非理性主義看作現代科學理念的“危機”的必然結果。鑒于這種令人痛苦的危險境遇，他充分強調現象學對人類的功效，即它既能在理論領域又能在實踐領域重建理性的統治地位。
作為一種真正的理論，先驗現象學如何與實踐活動相聯系呢？
在胡塞爾那里，這首先在于對一切缺乏對其先驗錨地的認識的實踐批判，也同樣對一般的科學理論進行批判，因為一般的科學理論的目的恰恰是實踐性的，它們沒注意到其理論行為和態度的先驗根基。胡塞爾對現代科學態度的批判是其后期著作中最令人矚目的特征。在他看來，科學和傳統上以建構為特征的哲學理論為實踐的興趣所引導，并且執持于實存的現實以便改造它，因而從根本上說實踐性的。相反，現象學則以一種無涉于實存的現實的理論為目標，是關切一切認識的真正基礎。它的興趣領域超越于現實存在之上。現象學還原懸擱一切實存，而只保留現象，亦即當一切實存被意識構造和呈現于意識時的意義。科學和建構性的哲學由實踐的需要和問題產生，而現象學的構造理論則擺脫了一切自然生活的興趣，因為它尋求的是處于完全的自身明見性之中的認識的確然性。因此，構造是由意向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現實的存在者作為有效的意義呈現給意識——對世界的塑形和重塑形。
胡塞爾指出，這正是任何科學理論與其現象學之間的區別。一切科學理論都源于人的實踐需要，而現象學理論——盡管沒有喪失對自然的世界生活的任何興趣——旨在澄清功能性的實踐的構造和科學理論的構造。在此基礎上，它探究現代科學對人的實存的意義，探究實證科學規定現代生活的智性趨向和社會政治趨向。在胡塞爾看來，“單純注重事實的科學，造就單純注重事實的人”，而從原則上排除了關于整個人類生存的意義問題。同上，第16頁。這導致人們屈服于非理性主義的潮流。按照這種非理性主義觀點，“人們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規范，就如同流逝的波浪一樣形成又消失，理性總是變成胡說，善行總是變成災禍”。同上，第16頁。對此，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發出如此的詰問：如果是這樣，這個是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生存還能有意義嗎？歷史的事件不就變成了由虛幻的繁榮和痛苦的失望構成的無盡的鏈條嗎？他認為，現代科學和技術已經遺忘和抑制了對人的生活世界的意識。生活世界的物質性歷史事件被那些作為客觀的自在存在的事件的抽象結構所抑制。胡塞爾將異化問題看作現代西方文化的一種不斷增強的核心問題，因為科學開始是無意識、后來則是有意識地遺忘和抑制了人的實存的倫理維度。凌駕于自然態度和先驗態度之上的科學-技術的態度的歷史將哲學和科學帶入混亂。
因此，胡塞爾基于“危機”意識的歷史目的論批判，就在于揭示和重新發現西方文化中人的目的的統一性，以便將人和社會從由科學的世界圖像所導致的破裂狀態中拯救出來，這種科學的世界圖像與人對自身和世界的直接理解不協調。西方文化的目的，亦即自我與世界、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科學與哲學的統一必須被恢復。在胡塞爾看來，現象學理論不僅是一種更嚴格的科學，而且是唯一能將人類從業已遭受的危機中拯救出來的哲學。這危機本質上是迷失于關于人和世界的科學圖像，在這種科學的世界圖像中，每一個科學家都只是一個匿名的過程的可替代的人，而每一個人都作為一個對象被分析和操縱。現象學旨在為人的自身理解提供地基，將人從科學的他律和技術的操縱中拯救出來。
正是在此“危機”意識的背景下，胡塞爾在1935年的《維也納講演》中明確而具體地談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談論“一種新型實踐”。在他看來，與一般的科學理論的實踐性本質相對，真正的理論態度雖然也是一種職業態度，卻完全是非實踐性的，它是“建立在對于它自己的職業生活領域中的一切自然的實踐，也包括較高層次的服務于這種自然領域的實踐的蓄意的懸擱之上的”。同上，第383頁。胡塞爾指出，這種懸擱的實行并不意味著“理論生活從實踐生活的最后‘分離’”，也不是“理論家的具體生活劃分為兩個互不關聯地實現的生活連續體”，因為“普遍態度的第三種形式仍然是可能的”，即“在從理論的態度向實踐態度的過渡中完成的兩方面興趣的綜合”。同上，第383頁。他認為，這樣地綜合，即使得在封閉的統一體中，并且在將一切實踐都懸擱起來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理論（普遍的科學）也能夠“以一種新的方式服務于人類，服務于在具體的存在中暫時是并且永遠是自然生活的人類”。同上，第383—384頁。胡塞爾強調，這是以“一種新型實踐”的形式實現的，即“以對一切生活和生活目的，一切由人類生活已經產生的文化構成物和文化系統進行普遍批判的形式實現的，因此也是在對人類本身以及對明確地或不明確地指導人類的諸價值的批判的形式中實現的”。同上，第384頁。他認為，這種“新型實踐”的目的在于“通過普遍的科學的理性，按照各種形式的真理規范，提高人類，將人類轉變成全新的人類”，亦即“能夠依據絕對的理論的洞察而絕對自我負責的人類”。同上，第384頁。顯然，胡塞爾所謂的“新型實踐”本質上指的是普遍的理論與普遍的實踐的最高形態的綜合。
在《現象學：不列顛大百科全書條目》中，我們可以讀到胡塞爾關于這種最高形態的綜合的實踐蘊涵的論述。他認為，作為理論與實踐的最高形態的綜合，現象學反思認識到實踐所應遵循的規范，這些規范揭示了一種真正的人類生活（也被稱為“先驗的人類生活”）——它是一種理性不斷進行自身反省的生活——的理念。胡塞爾指出，通過其先驗的明察，現象學認識到它自身在可能的先驗人類生活中的作用，認識到“自己是一種（先驗）人類在普遍的理性實踐的工作中普遍自身反省的作用”。［德］胡塞爾：《胡塞爾選集》上，倪梁康主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第362頁。這種“普遍的理性實踐”“通過揭示而得以自由地向處于無限之中的、絕對完善的普遍理念所進行的追求，或者，換言之，向一個——處于無限之中的——完全存在于和生活于真理和本真之中的人類的理念所進行的那種追求”。同上，第362頁。因此，它本質上執行的是一種理性自身反省的功能，亦即對本真的人類生活的實踐理念或規范的相對實現進行理性的反省。這種實踐理念是普遍的和無限的，因為它始終是調節性的理念，而絕不會完全實現。在胡塞爾那里，現象學就是無限追求這種實踐理念的歷史運動，通過這種歷史運動，那種“天生于”人性中的普遍理性得以揭示。作為西方文化的原初目的，這種實踐理念既是理智的真理，同時也是人類的道德責任。
二、馬克思的“革命的實踐”觀
在馬克思那里，理論為實踐決定，因而依賴于實踐。然而，實踐對理論的這種優先性并不意味著，實踐活動可以沒有理論的指導。相反，馬克思本人及其后來的者都始終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實踐”。這種“革命的實踐”當然不是指在功利主義和庸俗的實用主義的意義上的實踐。在其早期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教導說，“不在現實中實現哲學，就不可能消滅哲學”，而哲學的實現“只有否定現存的哲學、否定作為哲學的哲學，才能得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9頁。因為在他看來，哲學旨在批判地改造世界，而“現存的哲學”本身就屬于這個世界，是這個世界的觀念的補充。它對世界采取批判的態度，卻對自己本身采取非批判的態度。因此，他強調，如果不消滅哲學，就不可能有哲學的實現。這表明了馬克思對待理論與實踐關系的鮮明態度，正如他在《提綱》中所宣稱的那樣：“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頁。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稱許馬克思這一命題是哲學上最偉大的勝利。ErnstBloch，MarxunddieMenschlichkeit，Rowohlt，1969，S.107.
布洛赫所謂的“哲學上最偉大的勝利”究竟意味著什么？澄清這一問題對于我們深刻理解馬克思在解決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上所具有的革命意義至關重要。為了澄清這一問題，首先必須考察的是“理論”和“實踐”這兩個術語在馬克思那里的確切含義。
對于馬克思來說，意識盡管能對存在的過程進行反思，但最終卻為人的勞動或人的生產所決定，而勞動或者人的生產則又稱為“實踐”。在他看來，當理論因勞動分工過程中人的活動的分裂而不知道其起源于實踐時，它就變得自高自大起來，而淪為一種思辨的抽象，一個幽靈，偽稱自己是實踐的制片人。因此，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追隨康德，采取了否定理論理性的鮮明立場，但卻不同意康德反過來提升實踐理性的地位的做法。
在《提綱》中，馬克思將黑格爾后期哲學的兩種主要意圖對立起來。第一種意圖是檢審人類活動的恢宏場景的不同景觀，并且以一種系統的方式做出解釋；第二種意圖是使彼此沖突的力量和解，而且一般說來，是在作為絕對精神的各種表現的對抗之間進行調解。在對黑格爾哲學的解釋中，馬克思顯然使用了與黑格爾一樣的概念手段，即作為黑格爾的核心方法的辯證法，但卻采取一種鮮明的批判立場。在《資本論》的序言中，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所謂的“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因此，他批評說“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頁。這種主張和要求清楚地表明，黑格爾的自身意識的辯證法的全部成就在馬克思看來只是一種異化的形式。而正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祛魅，成就了一種關于“革命的實踐”的新哲學，它聚焦于“異化”概念，將其作為主要的批判對象。
借用黑格爾的異化概念，馬克思描述了人的理智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活動的客體化和物化。當這一系列活動與人分離而成為獨立的法、制度或商品時，它們就不僅獲得了獨立的實存，而且對作為它們的真正制造者的人構成一種有害的控制。于是，人的思想投射和人的勞動產品就被剝奪了其社會關系的特征，從而脫出人的掌控，而且它們使人服從于非人屬的客觀規律。產品的異化同時也是人自身的異化，因為人的活動被外化為物了，他自身也只變成了他人和自己的一個物、一件商品。追隨費爾巴哈對基督教和黑格爾主義的批判，馬克思認為，宗教和形而上學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并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生產執行相同的功能。它們使人異化，經濟的、宗教的、哲學的和政治的活動卻掩蓋了這種存在于勞動本性中的異化，它們都遮蔽和歪曲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藉此，國家被看作擺脫現實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一種虛幻的公共生活。意識也以同樣的方式“被生產出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像法、藝術、宗教、形而上學等觀念，這類意識形式只有通過對物質生產的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哲學的任務就是去解釋所有不同理論產品和意識形式，追蹤它們在物質生產這個基礎中的起源。通過執行其批判的任務，哲學揭穿了宗教和形而上學的虛假的超越要求，使人們返回那種產生“唯心主義的詭計”的直接的自然實存。而對于馬克思來說，對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批判最終演變為對任何形式的唯心主義的總批判。最終，人的異化只能通過生產力的現實運動才能克服。馬克思的異化批判表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代表的經濟基礎決定著法、國家、哲學、宗教和制度這類上層建筑，經濟的、社會的過程生產和塑造一切形式的社會生活和理智生活。可以說，正是通過對異化現象的批判，馬克思才確立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
因此，馬克思在《提綱》中的那個著名命題，就不止于哲學家從思辨的沉思轉向革命的實踐的一種情緒性表達，而是想通過哲學的自身理解來發動一場革命。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哲學既要求去改變世界，同時也是一種在改變世界的過程中的理論活動。它必須致力于主要社會弊端的改善，必須有助于消除人的異化。在馬克思看來，沒有任何其他的哲學方式能夠勝任這一使命。改變世界的過程恰恰是哲學自身的關鍵點。因此，哲學的任務正在于將自身與革命的實踐相同一。在這里，革命不應被理解為改變某些生活條件的活動，而應被理解為一種改造整個人類實存的徹底行動，這只有通過改變構成整個人類實存的基礎的條件才能得以實現。這種改變被稱為“革命的實踐”。對于馬克思來說，認識活動、哲學的理論理性——由于脫離了社會的和倫理的實踐——只是這種“革命的實踐”本身的一種功能。哲學的范疇最終只有在其與社會的和政治的活動的關系中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一切真正的認識本質上都是實踐-政治的認識。在他看來，實踐理論是最高的哲學范疇，在其實現中既有哲學的使命，也有“革命的實踐”的使命。而只有對現存事物及其現存形式進行徹底的革命化，才能建立哲學與現實的絕對同一性。對此，馬克思在《提綱》中曾有明確的表述：“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頁。
三、胡塞爾與馬克思之間對話的可能維度
上述就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對胡塞爾和馬克思這兩位思想家的立場和觀點所作的描述表明，雙方都試圖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作一種綜合的努力。在這種綜合的理論進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具有類似的“危機”意識，以及“危機”意識所引發出來的強烈的現實關切，盡管這種“危機”意識在二者那里是以不同的面貌表現出來；還可以看到他們由“危機”意識所促發的“異化”理論批判，當然，異化在雙方同樣是具有不同的理論維度和思想內涵。因此，可以預期在二者之間進行一種理論上有意義的對話的可能性。
然而，現象學以探索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雙方畢竟在哲學立場存在著根本的對立。細致深入的文獻對比研究也許會輕易表明，兩種哲學分殊不同的思想世界。胡塞爾以對客觀主義、自然主義的批判著稱，其中就蘊含有對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的批判性元素。客觀主義或自然主義探究的是一個不言而喻地被給予意識的世界，它相信關于現實的結構的真理是自在的真理。而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則從科學所揭示的“真實的”世界回返主體性。盡管現象學在哲學史上刻下了“回到事實本身”的座右銘，并且在胡塞爾思想后期更是具有回返前科學的生活世界的理論訴求，但它距離任何形式的唯物主義都很遠。也許我們可能會說，在胡塞爾看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素樸的和盲目的；而對馬克思來說，胡塞爾的現象學則是唯心主義的和內容空乏的。
但是，這種哲學立場上的對立并不妨礙這一事實，即兩位哲學家所具有的共通性可能比我們看到的更多。首先，在與社會-政治的現實的沖突方面，雙方無疑具有共同特征。盡管他們建議不同的實踐方式，胡塞爾專注于理智上對主體性的重新發現，而沒有明確指明實踐的議題，馬克思則聚焦于階級斗爭的政治行動，但他們對異化世界中本真的人性則具有共同的關切。其次，現象學與無疑都能從彼此對理論和實踐領域的明察中受益。雖然每一方各自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但這些局限性也許能借助他方的思想元素而得以克服。
就本文的問題關切而言，我們試圖檢審胡塞爾的現象學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的主要相似點和區別。
已然確認的是，胡塞爾后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深度關切著人類社的真正目的的確立，這種確立了真正目的的人類社會處于一種主體間以理性方式相互依存狀態的人格的自治共同體，這些人格擁有其自身理解和自身責任。胡塞爾晚年關于主體間性的主張實際上是對自由和自律的確認，亦即對自我決定和處于利益相關性中的人格的確認。他把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態度中存在的內在危險歸于自然主義的顛覆性，因為這種自然主義傾向于將人的主體還原到客體化的自然。像實證科學和和技術一樣，非先驗的哲學——譬如，客觀主義、自然主義等——旨在用精確的算計來控制和改變世界，而不是以純粹的理論行為去解釋它。從先驗現象學的立場看，現代科學根本意義是一種人類心靈源于實踐目的的精神成就，而不是一個由獨立自足的必然性所構成的精神體系。
就胡塞爾晚年所關切的論題而言，很難將西方文化中的科學危機看作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特殊情況，如果那樣的話，現象學就可被作為其中的一個元素而被歸入的辯證法體系了。但兩位思想家的確獨立地在不同的層面上描述了相同的異化方式，由于這種方式的異化，主體通過科學和技術使自身客體化了。這種客體化了的主體作為一個異己的存在物與他相對，并將他規定為一件單純的商品。以此方式，勞動控制了勞動者，不僅是工人，也包括科學家。可以說，這種異化思想是胡塞爾與馬克思之間的核心交匯點。
然而，問題是，胡塞爾思想經驗中對科學和技術的價值重估，究竟是否能與的“革命的實踐”觀點相協調呢？胡塞爾在批判科學的他律和人的異化方面的論證是基于一種理論性的語境的構想，它離社會-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維度還太遙遠。但這不意味著，他的那些論證不可能為不同流派的思想家提供有益的啟示。由于在當今科學和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背景下，人的異化問題對大眾來說已變得愈益尖銳，因此，胡塞爾對科學危機的批判性反思就凸顯出更加豐厚的理論內涵和普遍的哲學意義。在今天，這種危機可以被看作最普遍的異化形式之一，而這恰恰是在分析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時所忽略的。
一、 緒論
國務院46號文的政策紅利給體育產業帶來了史無前例的}l L遇，體育賽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大眾視野，擁有巨大群眾基礎的馬拉松賽事便在此契機卜得到井噴式增長。 隨著北京馬拉松在我國影響力的逐漸提高，我國近幾年舉辦馬拉松賽的城市場數逐年遞增。根據中國田徑協會網站可知，全國馬拉松賽事由2011年的22場，2012年的33場，2013年的39場，2014年的51場，增長到2015年的134場，2016年的328場，甚至2017年多達1102場。可見，馬拉松賽事逐漸成為群眾和城市都喜聞樂見的時尚體育運動。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卜，傳統的大眾傳媒己經無法滿足如今紛繁復雜的馬拉松賽事傳播，以“微博，’和“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以獨特的傳播內容和傳播方式逐漸超越傳統媒體成為馬拉松賽事的新寵，為當今馬拉松賽事提供了強大的信息支撐。
其中，“微博”作為開放的信息互動平臺，以其快速的傳播力、內容碎片化的特點，成為當前我國各大馬拉松賽事的重要傳播渠道。本文通過將2017年中國馬拉松大滿貫賽事微博傳播進行對比分析，為其他賽事微博的運營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中國馬拉松大滿貫賽事官方微博現狀
(一)中國馬拉松大滿貫賽事介紹
中國馬拉松大滿貫是由中國田徑協會創建并主辦的中國最高等級的馬拉松系列賽事之一，旨在整合中國優秀的馬拉松賽事資源，樹立中國馬拉松精品賽事辦賽標準，推動中國馬拉松賽事國際化、規范化、市場化的運作與發展。2017年是中國馬拉松大滿貫的啟動元年，北京馬拉松、廣州馬拉松、重慶國際馬拉松和武漢馬拉松四項賽事成為首屆賽事的創始成員。
北京馬拉松于1981年開始舉辦，是中國田徑協會市場化程度最高、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單項賽事，自2008年起連續六年獲得“國際田聯路跑金標賽事”的殊榮。廣州馬拉松于2012年開始舉辦，是由國際田聯和中國田徑協會賽事日歷備案的中國高水平馬拉松賽，為中國田協A類認證賽事。重慶國際馬拉松于2011年開始舉辦，集奧運會選拔賽、全國馬拉松冠軍賽于一體，己成為中國西部首個國際全程馬拉松賽事，也是中國西部沿長江母親河奔跑的第一個賽事。武漢馬拉松于2016年開始舉辦，作為一項全新馬拉松賽事，武漢馬拉松擁有獨具特色的賽道及賽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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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隨著我國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關于體育各方面內容的研究越來越多，體育公共管理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社會領域逐漸分化成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在對體育事務的管理中，公共領域中的體育事務管理遠遠超過了市場領域中的體育事務管理。體育公共管理的研究存在顯性和隱性兩種形式，顯性研究的對象是發表于各類報刊上的論文，隱性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學術報告和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在所有研究中，具有基礎性地位，研究學位論文有著積極的意義和重要的價值。
學位論文的質量是評價碩士培養質量的重要指標，論文選題則是撰寫碩士論文的第一環節，并直接影響學位論文的質量。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包含以下三要素:一是研究對象，二是研究內容或研究領域，三是研究方法。選題的“三要素”構成了碩士學位論文的基本框架，也成為評價碩士學位論文的重要尺度。
通過檢索CNKI數據庫和萬方數據庫，筆者査到2002?2012年間710篇有關體育管理的碩士學位論文。其中，涉及體育公共管理的507篇，占總數的71.4%;涉及市場管理的203篇，占總數的28.6%。
在本文中，筆者對涉及體育公共管理的507篇碩士學位論文在選題內容（包括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性質和研究領域)方面進行了深人的研究與分析，為體育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1.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數量
從2002年到2010年的9年間，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數量呈明顯上升趨勢，2010年達到了高峰。從主觀上看，存在以下兩方面原因：一是隨著我國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在校學生人數在不斷增加，相應的學位論文數量也必然增加；二是體育公共管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很快，體育事業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各種管理方面的問題也逐漸突顯出來，體育公共管理也就成了人們關注的重要研究內容。
從某種意義上講，體育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為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數量的增加反映了我國體育事業改革和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2.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內容
通過對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內容的統計和分析，我們發現，在以體育公共管理為內容的研究領域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競技體育管理、大學生體育管理和社區體育管理，分別占論文總數的15.9%、14.5%和13.1%。由此可見，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內容涉及的都是學生能看到、接觸到的體育事務。研究國外體育公共管理方面的論文，只有寥寥數篇，而且這些論文的結論都是通過分析世錦賽、奧運會和其他大型比賽的數據得出的，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碩士研究生的科研經費較少，研究條件有限，很少接觸到國外體育組織，獲取最新的信息資料，也很少能借鑒國外優秀科研成果。
在體育公共管理領域中，中小學體育管理、體育教學管理也是碩士學位論文常常關注的內容，分別占論文總數的8.1%和6.6%，這說明一部分研究生更愿意研究熟悉的學校教學環境。
目前，我國巳進人老齡化社會，但關于老年體育管理方面的研究論文僅占總數的2.7%，這與目前社會發展形勢不相符，應給予更多的關注。
體育行政管理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更少，這方面論文只占論文總數的3.9%。文獻綜述類論文也很少涉及基礎理論方面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出，碩士學位論文應在基礎理論方面有所加強。
3.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方法
體育科研方法是研究體育規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通過研究體育現象，揭示其內在規律⑴。因此，體育科研方法對促進體育事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分析論文中所包含的研究方法時，我們發現用到的方法主要有4種，即文獻資料法、問卷調査法、數理統計法和邏輯分析法，分別占論文總數的89.2%、63.8%、56.6%和49.4%。搜集資料過程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問卷調查法、訪談法、觀察法、實驗法、測量法和德爾菲法，而整理和分析資料主要采用數理統計法、邏輯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個案分析法、模糊數學分析法和層次分析法。
這507篇學位論文的統計結果表明，在絕大多數論文中，學生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數理統計的定量研究方法，說明這些學生重視研究各變量間的邏輯關系，并對研究成果進行更為科學和準確的描述，同時也說明我國體育管理研究在方法上所取得的進步。
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研究體育公共管理提供了更好的技術條件，綜合研究巳成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目前，體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采取的研究方法已呈現出多元化和綜合化的趨勢，多種研究方法的運用能更加全面、客觀、深人地揭示所研究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體育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和客觀性。
4.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性質
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性質分為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開發性研究。
基礎性研究強調對客觀現象和事實進行理論性探索或實證性分析，檢驗理論依據與客觀事實的符合程度。雖然基礎性研究沒有強烈的應用目的，但基礎性研究是應用性研究的基礎，沒有良好的基礎性研究，新知識和新領域的發展會受到阻礙。以獲取新思維和新知識的創造性研究，帶有很強的目的性和實用性，并把應用性的研究成果以新產品和新技術的形式展現出來。
基礎性研究是應用性和開發性研究的基石，應用性研究是基礎性和開發性研究之間的橋梁，開發性研究是基礎性和應用性研究的目的和歸宿。這三種研究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缺一不可。我們對這507篇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進行統計，結果顯示，應用性研究占的比例為73.7%，基礎性研究占的比例為19.2%，開發性研究占的比例為7.1%。原因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碩士研究生擁有的資料和科研條件有限，進行基礎性研究的難度比較大;二是主觀上忽視基礎性研究，而直接進行研究性研究；三是應用性研究比基礎性研究更容易。這說明碩士學位論文在選題上對基礎性研究的關注不夠，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5.體育公共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領域
5.1群眾體育、學校體育和競技體育
通過對這507篇碩士學位論文研究領域的分析，我們把這些論文的研究領域分為三類：群眾體育類研究、學校體育類研究和競技體育類研究。其中，絕大多數論文關注的是群眾體育、學校體育和競技體育中的管理現象及管理問題。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碩士研究生對我國體育公共管理的重視和關注。
在2002—2010年的9年中，這三類論文的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發生變化，2002年到2004年間，競技體育類研究所占比重最大，達到50.3%;2005年到2006年間，三類研究所占的比重較為接近；從2005年開始，競技體育類研究開始下降，并略有起伏，但仍在20%左右；從2005年起，群眾體育類研究開始異軍突起，并開始占據首位。2002年到2004年間，競技體育類研究是體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論文研究的熱點；而2006年以后，群眾體育類研究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并成為體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論文研究的熱點。學校體育類研究所占比例從2008年開始變得較為穩定。
在學校體育類的研究中，中小學體育研究和高校體育研究為兩大研究熱點，也是碩士學位論文重點關注的內容。
在國家大力發展群眾體育的背景下，群眾體育類研究和競技體育類研究正在發生悄然轉變，碩士學位論文關注的重點也從競技體育轉向了群眾體育。目前，對群眾體育類的研究已呈上升趨勢，這說明碩士學位論文已開始關注群眾體育。
5.2城市體育和農村體育
農村體育是以健身、娛樂為導向的在農村開展的強身健體的體育鍛煉活動。城市體育是以健身、娛樂為導向的在城市開展的強身健體的體育鍛煉活動。兩者的區別就是開展健身鍛煉的地域不同。不同區域由于經濟、社會、文化的差異性，體育觀念、運動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體育公共管理的目標是一致的。
2002年到2012年的9年間，農村體育研究所占的比例不足25%;而城市體育研究一直占據主要地位，所占比例達到87.5%。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體育是扎根于城市文化而產生、成長和壯大起來的，因而很多的“體育問題”和“體育現象”都發生在城市體育中，這也成為碩士學位論文選題時關注的熱點；二是由于城鄉經濟發展不均衡，并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的體育資源、大型體育賽事和體育消費市場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的體育熱點“話題”要多于農村，也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關注；三是由于體育管理類碩士學位論文的作者多為在校學生，他們學習、生活在城市中，因而城市體育研究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們研究的話題。
6.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