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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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4年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的明顯加快
1、適應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挑戰
到2006年，中國將按照加入世貿的承諾，全面放松對于外資銀行進入銀行市場的限制，中國的銀行業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過渡期的機會，對國有銀行進行大規模的重組改革，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難以有足夠的市場競爭力。
2、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持續增長：需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的支持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國的銀行體系承擔了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巨大成本，同時也由于銀行體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國的銀行體系在轉軌過程中積累了較大的不良資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障礙之一。下一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更為強勁，如果不對銀行體系進行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就有可能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累計新的不良資產包袱。
3、提高中國金融結構的穩定性
中國經濟的增長十分強勁，中國金融業是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其風險狀況對于整個經濟的影響十分顯著，目前中國的金融業總資產20多萬億，17萬億貸款余額，如此大的金融總量對經濟運行來說舉足輕重；如果銀行體制中積累的不良貸款如果規模過大，對于中國的金融體系的穩定也會形成潛在的威脅。
4、中國把國有銀行改革作為金融改革的重點
從目前的銀行改革趨勢看，2006年全面開放銀行業之前是迅速改革國內銀行體系的最后機會。較之1998年的資產剝離，這一次的注資是實質性的資金注入，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剝離，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顯示了中國政府對于在2006年之前全面改革銀行體系的決心。反觀一些國家，長期以來因為對銀行體系累計的高額不良資產等問題猶豫不決，導致經濟一直缺乏活力，而到近年來，一些國家的政府也開始痛下非常之舉和多次的增資擴股，使得一些國家的銀行體系有了很大的改觀，基本上已經恢復了它的活力和生機，這給予中國的銀行改革同時以正面和反面的參考和借鑒。長期以來，金融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相對來說較為滯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最為滯后。如果說中國在改革的早期嘗試新設一些市場化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通過增量的改革來觸動國有銀行的改革、施加“外部壓力”的話，那么，現在看來，這種改革思路盡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實證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動國有銀行轉向商業銀行。因之，此次中國決定注資450億美元外匯儲備資金對兩大國有銀行進行改造，主要是具體考慮到了國有商業銀行在中國銀行體系中一直仍占有支配性、主導的地位，所以必須還要從內部、從治理結構上加大力度全面改革和完善。
二、當前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的主要內容
1、全面的資產重組和財務重組：主要是注入資源進行不良資產的清理
根據中國銀行2002年年報，到2002年底，按五級分類法統計，其不良貸款總額為4085億元，最后損失類貸款高達1874億元。建行至2002年底不良貸款總額為2680億元，其中損失類為569億元，但可疑類亦有1289億元之多。兩家銀行的損失類貸款超過2000億美元，這應該算是其不良資產的底線。用于核銷不良資產的資金主要包括準備金、撥備前利潤和資本金。目前中行的準備金覆蓋率為22.09%，即有近900億元的準備金。建行的準備金覆蓋率為13.4%，即有350億元的準備金。但是，這部門準備金尚不足以彌補損失類貸款，因此需要動用近兩年的銀行利潤來核銷不良資產。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推動下，2002、2003年中國的兩家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經營性利潤均達到500億元人民幣左右。在此基礎上，按照財政部的最新規定，國有商業銀行將財政部原來持有的所有資本金全部用來核銷不良資產。經過初步的框算，經過準備金、新增利潤和資本金以及其他形式的舉措，基本上可以核銷歷史上的不良資產。
2、注資
經過大規模的不良資產清理之后的國有銀行在不良資產比率方面看是一個比較“干凈”的銀行，但是也是一個沒有資本金的銀行，此時以外匯儲備注入資本金，則起到了在新的銀行框架下補充銀行資本金的作用。
2003年，受到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中國的外匯儲備急劇增長了1600億美元，因此即使去掉450億美元，到2003年年底還有403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仍然高出按照國際標準計算的最優規模。實際上，從1994年中國出現匯率并軌以來，外匯儲備就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從央行的角度來說，盡管減少了外匯儲備，但是投資科目增加了，過去用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所得到的收益率不過2%，現在將外匯儲備投資于國內的商業銀行，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經中國國務院批準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將專門負責向試點銀行注資、并監督注入資金的運營。中國國家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派員組成了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中國中央匯金公司今后將以中行和建行的最大股東的身份，督促銀行落實各項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力爭股權資產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
3、產權結構的重組
主要是強調引入具有國際水準的戰略投資者，通過技術轉移、改善公司的股權結構等，促進銀行的治理效率的提高。
4、上市
這主要是指通過促進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在證券市場上市，改進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引進市場的約束，促使國有銀行改進經營管理水平。
5、改革的重點在于促進國有銀行治理機制的轉換
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改革，此次注入的各種公共資源有8000多億元人民幣，為了促使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不再制造新的高額不良資產，此次改革的重點在于轉換商業銀行的經營機制，也就是所謂“花錢買機制”。從制度變革的角度看，這屬于強制性的制度創新。
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在這兩家銀行的內部治理方面提出了10個方面的具體要求：建立規范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制度；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改變單一的股權結構，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確的發展戰略，實現利潤最大化；建立科學的決策體系、健全的內部控制機制和完善的風險管理體制；整合業務和管理流程，實現機構扁平化和業務管理垂直化；建立市場化和規范化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實施審慎的會計原則，加強財務管理，嚴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信息科技建設，全面提升綜合服務功能；發揮中介機構的專業化優勢，積極推進重組上市進程；加強人員培訓和公共關系宣傳，做好綜合改革的相關工作。
同時，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還參照全球經營管理水平較好的商業銀行的主要財務指標，對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制定了包括資本充足率、不良資產比率、資產回報率等在內的7項財務考核指標，督促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在經營績效方面達到國際銀行業的先進水平。
三、客觀看待中國的銀行體系積累的不良資產及其發展趨勢
此次中國政府對中行和建行的注資，動用了較大規模的公共資源，顯示中國政府支付了中國的國有銀行因為承擔轉軌成本形成的不良資產。
長期以來，國有銀行實際上支付了經濟轉軌的成本，如何處置這個成本，直接影響到銀行未來的改革方向。如果通過全面的不良資產清理和注資，就可以切斷歷史包袱對兩大商業銀行改革的制約，在銀行市場形成新的競爭格局。實際上中國政府以前曾經嘗試也期望國有銀行靠自己內部管理完善，靠內部的經營能力慢慢消化歷史形成的包袱，但事實上龐大的不良資產包袱不但拖累四大銀行，還使得難以在客觀上對國有銀行的經營狀況進行一個客觀的評價考核。通過注資和一系列的改造，可以使中行和建行先行一步，同時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改組中證明行之有效的舉措，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國有商業銀行中借鑒實施，從而對整個國有銀行的改革發揮積極的示范作用。
1、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歷史形成分析
根據初步的統計，在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中，30%不良貸款的形成來自于各級政府干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預；30%的不良貸款來自于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的調查統計顯示，目前國有銀行超過50%的貸款是向非國有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個人助學貸款和個人汽車信貸）發放的。10%的不良貸款是由于國內部分地區法律環境較差、法制觀念薄弱所導致的。15%來自對部分行業如軍工生產的轉型所導致。
因此，總的來看，僅有20%的不良貸款是由于國有銀行自身管理經營不善所造成的。因此，雖然不良貸款總體規模較大，但是比較而言，國有銀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比重并不高。
2、中國當前具備了解決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有利條件
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提高了社會各界對于銀行體系穩健經營重要性和金融體系脆弱性所可能帶來的巨大的金融風險的認識，推動了中國的決策層下定決心改革國有銀行體系。
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已經基本放棄了對國有銀行的行政干預。
中國的政府部門已經從法律角度明確了商業銀行決定貸款的自主性。
中國的政府已經逐步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貸款義務。
中國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改革創造了條件。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利用現有資源改革國有商業銀行成為可能。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一些國有大型企業上市步伐的加快，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的改善也為商業銀行解決不良資產比例過高的問題帶來了可能。
亞洲金融危機使得監管機構和國有商業銀行開始關注降低不良資產比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重比危機之前下降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法律法規，包括《破產法》、《證券法》和《公司法》等均在進一步的完善修訂之中。
新增貸款質量相對優異，近幾年的新增貸款的不良資產比率在2%以下，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
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帶動的貸款資金需求，為商業銀行化解不良資產創造了積極條件。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于：快速推進的城市化效應；國際投資向中國轉移的世界工廠效應；以汽車和住房為代表的新興消費品升級效應；民營經濟主導效應；以及重化工業化帶動效應。
另外，中國的監管機構制定了相當嚴格的不良資產考核辦法。以2004年頒發的“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監測和考核暫行辦法”為例，該辦法一是強調“對銀行風險進行全面監控”。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監測和考核包括對不良貸款、非信貸資產和表外業務風險的全面監測和考核。二是加強“對不良資產余額和比例的雙重考核”。三是體現非現場和現場監管的有機結合。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分別在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總行設立“派駐監管小組”，收集、分析四家銀行總行經營管理和綜合改革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中國政府對中行和建行的率先改革會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
初步歸納起來，此次中行和建行率先啟動改革，可能產生以下5方面的積極影響：
一是可以切斷歷史包袱對兩大商業銀行改革的制約，在銀行市場形成新的競爭格局。
二是可以促使中國的國有銀行更有效地、自主地配置金融資源，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通常來說，不良資產的下降會帶來銀行貸款投放能力的上升。這次通過大規模注入資金，再配套相應清理不良資產的措施，對于增大國有銀行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利的。這也正是國有銀行積極調整資產結構的機會。
三是意味著探索出一條多元化、高效率地利用外匯儲備的新的途徑。
四是隨著這樣注資改造國有銀行，與其說政府是花錢為這些不良資產“買單”，不如說是花錢給國有銀行買了一個新的機制。
本文認為“存款上限，貸款下限”利率管制帶來的利差保護、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原始流動性累積以及市場改革帶來的逐利動機增強等是導致國內商業銀行普遍信貸擴張沖動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沖動與擴張性貨幣政策是激勵相容的，2009年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果就是銀行體系累積的流動性和信貸沖動得到大量釋放，形成了增速高達33%的信貸擴張狂潮。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沖動與緊縮性貨幣政策是激勵不相融的，也使央行的貨幣調控不得不依賴于數量型和直接管制型工具。然而，這類工具的使用雖然短期內能比較有效的抑制銀行表內信貸資產的增速，但可能導致銀行表內資產表外化等的管制規避和套利行為，導致銀行體系“實際放貸”數據的模糊化和銀行實際風險承擔的隱藏化，反而可能導致銀行體系風險的增加。根據保險效應理論，，由于“大而不能倒”和國有產權屬性帶來的隱性保險，大型銀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救助預期相對更強，即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對大型銀行的風險承擔刺激作用更強。即大型銀行的風險承擔更小，受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更小，本文發現隱性保險效應存在的證據。但我們并不能據此推斷中國銀行業不存在隱性保險效應。理由有二，首行，銀行規模變量包含了眾多的異質性信息，用規模作為識別隱性保險效應的替代變量有效性有限；其次，除國有銀行外，中國的股份制以及城市商業銀行大多被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這些銀行行為的背后也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隱性保險效應，規模變量可能難以將這種隱性保險效應的差異識別出來。
二、除了上述估計外，我們還做了多項穩健性檢驗
第一，差分模型的識別與估計。為謹慎起見，我們對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變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計。估計結果顯示，除同業拆借利率外，其他貨幣政策變量與銀行風險變量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與水平值模型估計結果基本一致。第二，選用不良貸款率作為銀行風險指標。估計結果顯示，除貸款基準利率的系數不顯著外，其他貨幣政策變量的系仍顯著為負。第三，貨幣政策擴張緊縮周期劃分依據的選擇。我們還參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將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設定為貨幣緊縮期，對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關系的非對稱性進行了進一步檢驗。估計結果顯示，本文的基本結論比較穩健。
三、本文檢驗了中國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驗證了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風險承擔渠道
寧波市設有私人經濟實體，包括中小企業達到370，000戶，占各類經濟主體總數的96％。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排名，在2005年的全國“城市的金融生態排名”排名第二，寧波市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銀行業的競爭之地。通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寧波銀行對寧波地區市場進行細分，并根據自身條件以及寧波市經濟發展的特點，與國有銀行及其他股份制銀行所不同，制定了以中小企業為目標客戶的發展戰略。中小型企業在寧波市不僅數量極多而且還擁有顯赫的地位，這一特色不僅是寧波經濟發展的特色，也為微觀基礎的蓬勃發展帶來活力。寧波銀行將業務的主營對象瞄準中小型企業。寧波銀行流動資金貸款（主要是中小企業貸款）從上一年度的79.2％上升至84.4個百分點，比一些大銀行的固定資產貸款比重大且有鮮明的特色。據寧波銀監局的數據，寧波銀行在寧波個人貸款市場約有15.6％的份額，占據了寧波市所有銀行的領先優勢。就目前而言寧波銀行80%以上的客戶是中小型企業、民營企業，且銀行也將70%以上的貸款投向了這些企業。這些業務主要面向本土經營，以寧波企業為優先，為寧波企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于此同時這一舉措也使得寧波銀行擁有一批忠誠度高、信譽良好的中小企業客戶群體，既促進了中小企業在銀行的快速發展，銀行業可以讓自己也保持一個較好的資產容量以及經營效果，達到互利共贏的最終目標。同時寧波銀行也選擇將中高端零售客戶和個體經營業作為零售業務的目標客戶。以“個人VIP“”白領通“”貸易通”等獨具特色的金融產品為載體，在滿足不同目標客戶的融資需求的情況下，全力打造一個擁有市場競爭力的零售業務產品體系，在寧波市建立一個較強大的品牌知名度和客戶忠誠度，為個人和個體私營業主提供了便捷的融資通道。寧波銀行將主要的消費人群定位在中小企業上面，這個舉措是一把雙刃劍，雖然能夠因地制宜開展業務，但同樣帶來了一系列的困擾。首先中小型企業跟大型企業比較規模、資金、抗風險能力肯定是相對弱些。考慮到出臺相關國家政策或者是經濟危機等等因素，會使得中小型企業的經營狀況出現顯著的衰退。因此，他們面臨超出大型銀行以及其他銀行的風險，思考一下為何中小企業面臨著融資難的問題，大銀行為何不愿貸款給中小企業，其主要癥結在于他們的風險太大，大銀行怕會得不償失，尤其是當下這種金融環境很不穩定的情況下，寧波銀行一直標榜自己有服務中小企業這樣一個特色，恰恰也暴露了他們角逐競爭時，缺乏大公司、高品質的客戶，所以寧波銀行不得不做沒有人愿意做的中小企業，不斷增加了風險，2008違約率的大幅上升也說明了問題所在。而寧波是作為一個著名的海港城市，很多的中小企業都做出口生意，他們同樣受到國際形勢和貨幣漲幅的影響，貨幣的漲停直接影響到了出口，從而間接影響到了貸款的及時歸還。
二、從替代品的威脅來看
如果替代品能夠為之取代，從一個側面也反應出寧波銀行沒有一個價格低、質量好、用戶轉換成本低的產品。由于銀行在貸款方面普遍存在著貸款額度低，貸款利率高，要辦理的手續復雜繁瑣不能一步到位，申請時間長等等的缺陷；類似余額寶之類的新型網上儲蓄系統的出現使得個人理財產品門檻更加低額度，更加容易操作，利率更加高，使得中小額貸款公司以及類似余額寶的新型網上儲蓄系統能都一進入資本市場就得到大眾用戶的一致青睞。貸款利息作為一個銀行的主營業務近年來也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競爭壓力，近幾年中小額貸款公司的不斷發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逐漸彌補了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的不足，將充沛的民間資本引向合法化，但是它對銀行業的沖擊力度也是可想而知的。還有各種私人貸款和民間貸款也瓜分了不少銀行的貸款收入。令人擔憂的是各種網上貸款以及類似余額寶之類的新型網上儲蓄系統的建立，使得這一競爭變得更加激烈而殘酷。
三、新進者的威脅來看
寧波東海銀行是將城市信用社設立為城市商業銀行的最后一次成功的轉型。到現在為止，寧波東海銀行已累計提供服務小微企業超過65，000家。顯然，無論是從發展歷史還是目標客戶群，東海銀行和寧波銀行都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和交集，這無疑給予寧波銀行一個直面的競爭對手。但站在另一個角度來分析，仍然會有越來越多的非城市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迅速發展的寧波安家落戶，比如東亞、渣打等新進入的外資銀行就是有力的競爭對手。通過對寧波銀行相關資料的查閱和分析發現，寧波銀行的主要資產和公司業務的貸款客戶都集中在寧波，寧波銀行所擁有的資產將近有一半集中于寧波本市，而且市場的密度很高。這樣的狀況，一個想得到長遠利益并擴大規模發展的股份制銀行來說是很不利的。對于其他銀行進入寧波市發展的抵抗風險的能力降低，也會引起寧波銀行市場份額較大的變化。
四、從行業內現有競爭者的競爭來看
關鍵詞：政策性銀行；商業化改革
一、我國政策性銀行發展現狀
政策性銀行是由政府創立或擔保，以貫徹國家產業政策和區域發展政策為目的、具有特殊融資原則、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金融機構。我國1994年成立政策性銀行以來，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加大了對重點產業、基礎設施、進出口企業和農產品流通等領域的政策性信貸支持，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最初設立三家政策性銀行主要源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為了彌補市場資源配置不足。20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市場經濟剛起步，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一直困擾著經濟發展。房地產熱、開發區熱導致投資過度膨脹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占用了大量信貸資金，使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因缺乏投資，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同時，投資效益低下使金融體系孕育著極大的金融風險。其次，為解決收購資金“打白條”需要。1994年以前，我國糧棉收購資金采取“地方財政、購銷企業和農行各三分之一”的解決辦法，地方財政和購銷企業資金經常出現缺口，給農民“打白條”現象嚴重，直接侵害了農民利益，引起了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最后，為專業銀行商業化經營需要。專業銀行既按國家要求辦理政策性貸款，又按利潤最大化原則開展商業性業務；另一方面，專業銀行經辦政策性業務掩蓋了實際經營虧損。為解決上述問題，確保央行調控基礎貨幣主動權，1994年我國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
1998年以來，三家政策性銀行每年近3，000億元的信貸投入，成為我國GDP年均增長7.7%的重要推動力量，2002年末我國政策性銀行貸款已占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總額的12.16%。
二、我國政策性銀行的制度缺陷
1、缺乏相關法律制度保障業務運營。我國政策性銀行至今沒有單獨的立法，成立時國務院的批復文件也沒有根據發展條件的變化而修訂，成為政策性銀行業務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而國外政策性銀行一般是先立法，再依法設立并經營，金融制度通過立法確定，并根據情況變化及時修訂和補充，如《日本開發銀行法》、《韓國產業銀行法》等。
2、國家信用和擔保內容缺失。開發銀行屬于政府獨資經營的政策性銀行，享有準財政資信等級，這是開發銀行運營的基礎。但我國政策性銀行的國家信用缺乏實質性內容，在資本金補充、財政補貼、稅收政策等主要方面的支持有限，與國際上規范的政策性銀行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3、資本金及充足率不足。我國政策性銀行目前尚未形成資本金補充機制，資本充足率有下降趨勢。而國外政策性銀行除了實收資本外，還注重增加資本準備，資本充足率與政府給予的國家信用支持相匹配，通常高于一般商業銀行。
4、銀行功能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到位。近年來，國外開發性銀行正由專業銀行向綜合銀行轉變，在傳統銀行業務基礎上開拓資本市場業務。而我國開發銀行的業務范圍過于狹窄，主要資產業務仍為單純貸款業務，缺少國外同業所從事的債券、股本投資以及擔保等創新業務，難以運用市場化、商業化手段實現政策性目標，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和市場開發程度的深入，將難以滿足客戶日趨多樣化的需求，難以適應市場要求。
5、缺乏健全的風險管理體系。國外政策性銀行主要通過構筑政策支持體系建立風險管理體系。保證貸款回收和防范化解風險，其核心是建立可靠的擔保體系，優先清償債務，以及資產證券化等。而我國政策性銀行這方面的支持和手段較少，運營中有較大的風險。因此，提高信貸決策質量，建立和改進信貸風險管理是政策性銀行發展的迫切需要。
三、政策性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要性
回顧歷史，我們在1994年建立三家政策性銀行時，基本思路是模仿日本模式，即以政府補貼和非盈利為目標，該模式此后逐漸陷入困境。進入21世紀，改革政策性銀行的呼聲日漸高漲，而國家開發銀行也通過有效引入商業化運行模式，成為三家政策性銀行中最成功的典范。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分離，曾經是中國金融體系改革中的重大制度突破。隨著金融問題逐漸成為決定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環節，金融體系中各個層面的制度優化問題再次擺到了我們面前。其中，對于政策性金融在中國金融發展中的重新定位，也成為推進金融改革與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突破點。改革開放多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
政策性銀行商業化改革是進一步促進開發性金融的必然選擇。開發性金融是適應制度落后和市場失靈，為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增強經濟競爭力而出現的一種金融形式，在國際上已有百年歷史。從各國的實踐看，開發性金融通常為政府所擁有，賦權經營，具有國家信用，用建設制度和開發市場的方法實現政府的發展目標，承擔著支持經濟發展、投融資體制改革及相關金融市場建設的重要任務。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資資源的有效使用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徑是通過較高水平的金融發展與金融深化。
政策性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是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必然選擇，并且在另一方面能為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貢獻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金融業全球化的競爭時代將不可避免的到來，我國的政策性銀行如何在與國外優秀商業銀行的競爭中保持自身的優勢，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是政策性銀行在未來發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通過商業化改革后，依靠自身的優勢和不斷發展的中國市場，逐步發展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維護國家的金融安全，并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優質的金融支持。
通過分析，在當今金融體系發展及改革的形式下，為了盡可能地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鑒于我國政策性銀行所存在的種種弊端，對政策性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勢在必行。國家開發銀行的商業化改造為其他政策性銀行今后的改革與發展奠定了基礎。為了更好地實現政策性銀行的改制，我們應該以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為依據，通過規范化改革，將政策性銀行辦成機構體系完善、經營目標明確、治理結構科學、資產狀況良好、業務管理規范、內控機制健全、管理手段先進、具有較強政策執行能力的政策性金融機構。
參考文獻：
［1］金融時報.《增強緊迫感責任感努力把金融改革發展推向新階段》.
（一）無增級的信用轉換
信用中介化經常利用第三方的流動性和信用擔保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級，并大多采取流動性或信用認沽期權的形式。信用轉換是指信用中介化通過運用優先索償權以提升發行債務的信用質量。從證券金融公司的資金運行情況來看，存款人的資金到投資者的過程中一共進行了三次轉換。首先是證券金融公司獲得商業銀行的貸款，商業銀行的信用轉換為證券金融公司的信用；其次是證券公司獲得證券金融公司貸款，證券金融公司的信用轉換為證券公司的信用；再次是投資者獲得證券公司的資金支持，即證券公司的信用轉換為投資者的信用。由于我國目前沒有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僅實施最后貸款人制度，商業銀行的信用存在隱性增級，而證券金融公司、證券公司目前都沒有明確享有最后貸款人制度，其信用轉換過程基本屬于無增級的信用轉換。
（二）復雜多樣的流動性轉換
與銀行類似，證券金融公司利用期限錯配為貸款及證券投資組合融資，但不同之處在于它不吸收存款。證券金融公司在試圖實現各類金融產品的流動性轉換。這里的流動性轉換是指運用流動性工具滿足缺乏流動性資產的融資需要。證券金融公司可以從批發融資市場融入資金，通過證券公司向客戶提供資金；也可以從金融機構借入證券，通過證券公司向客戶提供證券供其賣出。通過流動性轉換，可靠的評級機構能夠減少借款人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缺乏流動性的貸款的市場交易價格可能低于以之為擔保的高流動性證券。
（三）主動錯配的期限轉換
證券金融公司與傳統銀行類似，通過管理資產與負債的期限錯配進行獲利，但不同的是期限創造信用的過程主要依賴批發交易模式，而非傳統銀行的零售模式。證券金融公司在努力實現資金、證券的期限轉換。證券金融公司轉融資合約期限為固定期限，分別為：7天、14天、28天；轉融券融入/融出合約期限也均為固定期限，分別為：3天、7天、14天、28天、182天，均為六個月以下的短期融資融券的信用借貸交易。而作為資金借入方，證券金融公司可以向商業銀行申請貸款或借入證券，貸款的期限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長期的；證券金融公司也可以申請加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交易期限限制為6個月；證券金融公司可以得到保險基金等基金的支持，支持的方式多樣，期限也有所不同；證券金融公司甚至可以發行債券，加入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以獲得持有時間更長的資金支持。而作為上述資金的初始源頭，廣大存款人的存款和中央銀行的高能貨幣才是這所有資金的來源。也就是說，一分錢從存款人的口袋存入銀行開始，到向證券公司融資的融資人手里時，已經經歷過了多次期限轉換。
二、證券金融公司風險及救助
證券金融公司可以較好地解決證券公司和證券市場的資金融通問題，保證證券市場的流動性，同時發揮著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作用。但從目前關于證券金融公司的設計架構來看，證券金融公司存在天然的脆弱性，需要進一步明確風險管理體系及風險救助機制。
（一）證券金融公司的經營風險
1.證券金融公司經營管理風險
證券金融公司作為金融企業，也與普通金融企業一樣存在經營管理風險。這些風險主要包括操作性風險、人力資源管理風險、安全內控風險、違規違法經營風險等。
2.交易對手風險傳導
證券金融公司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操作風險都可能向證券金融公司聚集，證券金融公司處于融資融券交易的核心，由于其規模、關聯性而具有系統重要性機構特征，可能會放大證券市場系統性風險。
（1）業務規模風險。
信用交易對證券的交易量具有放大效應，為獲得更高利潤，證券公司可能會最大限度地拓展規模。隨著規模不斷擴大，其承擔的客戶風險、資金流動性風險、管理風險等也就越大。若證券公司盲目地擴大規模，就會帶來很大的信用交易風險和損失，而這些風險都可能傳導給證券金融公司。
（2）流動性風險。
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自有資金和依法籌集的資金。資金一旦向客戶融出，在一定時期內就會被占用。同時，公司從外部籌來的資金也是有期限的，如果投資者不能按時歸還所融資金，即使對其質押證券平倉亦不足償還融資款，而證券公司又沒有新的籌資渠道，就會造成資金的流動性風險。一旦證券公司發生流動性風險，可能向證券金融公司主動違約，從而引發證券金融公司流動性風險。
（二）證券金融公司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1.擴張整體信用規模，可能引發虛擬資本的增長及經濟泡沫
在單軌制模式下，證券金融公司可以向銀行貸款，銀行在放款后，證券金融公司作為貸款方必須償還這部分貸款本金和利息，在銀行與證券金融機構之間便形成了信用關系。轉融通具有雙重信用的特性，擴張了整體信用規模。信用規模的擴大一方面引起虛擬資本的增長，比一般信貸引起信用擴張的乘數效應更為復雜，從而對中央銀行在宏觀控制社會信用總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虛擬供求有可能助推證券價格上揚，形成證券價格脫離實際經濟狀況的泡沫現象。
2.聯結資本與貨幣市場，使證券市場風險
向整個金融體系傳導“一邊是貨幣市場，一邊是資本市場”，證券金融公司是連接兩個市場的橋梁。融資融券交易通過證券金融公司將證券市場與貨幣市場連接起來，同時，通過證券融出和資金借貸將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機構的業務相互串聯起來。從國際經驗來看，銀行、保險公司、各種社會基金等可通過融資融券機制，開辟再投資渠道，利用長期投資的證券進行信貸交易，獲得利息收入。通過融券交易，銀行、保險等機構可以在不違背穩健、嚴格風險管理原則的基礎上，間接介入證券業務，并從這種業務中獲得新的利潤來源，增加了銀行、保險機構的盈利渠道。但另一個方面來說，這種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聯通也使風險易被傳導，證券市場風險也可以通過轉融通擴散到銀行、保險行業，形成系統性風險。
3.信用交易特征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及價格穩定目標
證券轉融通業務一方面在傳統信貸中介環節上放大了銀行業信用規模，導致資本市場虛擬信用擴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用中介渠道、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乘數因子。同時，在經濟上行時期，微觀經濟向好預期可能助推證券轉融通市場融資信用規模快速擴大，通過市場參與主體的財富效應、企業證券投資美化資產負債表以及拓展企業再融資功能，進一步導致社會信用規模急劇擴張；而在經濟下行周期中，則加劇社會信用規模收縮。證券轉融通業務由于信用交易特征導致資產價格快速變化，并通過各種路徑與渠道影響社會一般物價水平，導致貨幣政策穩定物價目標的可控性、可測性下降。資產價格助漲助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政策保持一般價格水平穩定的目標。
（三）中央銀行對證券金融公司可能的支持和救助
1.中央銀行參與證券金融公司救助的必要性
證券金融公司系統重要性特征是中央銀行參與證券轉融通業務管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內在要求。證券金融公司的業務規模大、關聯性高、傳染性強，在一國金融體系中具有系統重要性機構特征并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之一；而中央銀行法賦予中央銀行的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責，要求必須參與到可能影響系統性金融穩定機構的決策管理過程，況且在系統性金融風險期間也僅有發揮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的作用才能遏制風險傳染與擴大。
2.中央銀行參與證券金融公司救助的可行性
一是法律存在允許中央銀行實施最后貸款人職責的可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銀行法》第三十條規定“……但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的除外。”這就意味著，一旦國家決定對證券金融公司采取救助，在法律上可以允許中央銀行向證券金融公司發放特種貸款。二是法律賦予中央銀行監督管理特種貸款的權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銀行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有權對其他單位的下列行為進行檢查監督，包括“與中國人民銀行特種貸款有關的行為”。三是中央銀行對證券公司的救助經驗有利于對證券金融公司實施救助。近年來，人民銀行對證券公司實施的一些救助主要包括以下兩類，一類是提供給證券公司的周轉貸款，主要是創新類證券公司獲得的貸款，用于緩解流動資金緊張問題，包括給申銀萬國和華安證券的200億元，合計300億元；另一類是償還被關閉或被托管證券公司的債務，即從2002年鞍山證券開始，中央銀行承擔了11家被關閉或托管的證券公司的債務缺口，合計270億元。在這兩類救助中，人民銀行積累了大量的救助經驗，對以后可能的證券金融公司救助有著重要意義。
3.中央銀行參與證券金融公司救助的操作性
證券金融公司出現流動性危機或出現重大風險狀況，人民銀行可對證券金融公司的流動性予以支持，避免市場進一步惡化，同時也有利于防止風險向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的傳染。但具體操作上，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建設性模糊。科里根（Corrigan，1990）首次提出的“建設性模糊”是指最終貸款人在事先故意模糊履行其職責的可能性，即最終貸款人向其他銀行表明，當銀行出現危機時，最終貸款人不一定提供資金支持。“建設性模糊”要求最終貸款人從謹慎出發，關于是否、何時、在何種條件下提供支援的任何預先承諾都應該制止。在作出任何決策時，最終貸款人都要嚴格分析是否存在著系統風險。如果已經存在，應考慮應對系統性傳染的最優方式，盡量減少對市場運行規則的負面影響。二是高利率懲罰。沃爾特-巴杰特（Bagehot）認為，中央銀行的貸款或貼現，應該是大量的、及時的，同時執行高于市場利率的利率。“懲罰性”利率在最后貸款人制度的實施中有存在的必要性。它可以有效地遏制由此產生的道德風險和資源浪費問題。“懲罰性”利率會驅使出現流動性困難的銀行首先利用市場資源，求助于同業市場，也可以剔除掉那些并不是真正需要最后貸款的機構，防范公共資源的浪費。目前人民銀行的最后貸款多數沒有實施這一原則，應當適時改進，嘗試實施這一原則。三是實施市場退出。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規范，金融機構在破產清算時遇到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我國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主要依賴政府處置，特別是依賴于人民銀行的最后貸款清算，結果產生了巨大的風險。在我國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法律制度，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需要較長的時間、較大的成本。同時，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原則不能貫徹，金融體系中許多高風險金融機構的存在降低了整個體系的抗風險能力。鑒于此，應當盡快建立證券金融公司的市場退出機制。
三、完善證券金融公司監管的對策建議
（一）完善證券金融公司監管體系的建議
一是應減少監管盲區和監管重疊現象。加強和改進對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監管方式，促進監管標準趨同，防范監管套利風險；二是應加快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努力實現“一行三會”、地方金融辦間的橫向協作，將微觀層面的監管機制納入宏觀管理框架，緩解順周期影響，提高金融穩定協調處理能力；三是應前瞻、靈活、合理制定實施監管政策。要遵循審慎平衡原則，綜合考慮潛在的政策干預對成本與效益的影響，并使用適當標準來評判其效率，考慮金融市場調整和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確保監管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和有效性。
（二）建立證券金融公司監測體系的建議
應盡快建立證券金融公司監測體系，監測體系應考慮宏觀審慎規則。監測重點在于期限/流動性轉換、有缺陷的信用風險轉移和過度杠桿化現象，主要防范系統性風險和監管套利風險。一方面，應基于宏觀視角監測。目標是估算證券金融公司體系金融資產的規模與增長速度，通常以資產絕對額及其與總債務、GDP、傳統銀行體系規模的相對量來衡量，數據信息主要來源于現金流量表和資產負債表。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基于微觀視角監測。微觀監測視角同樣需要定量和定性信息，來源不僅限于證券金融公司本身。傳統銀行部門或其他受監管部門（如保險公司）的交易對手信用敞口數據有助于識別證券金融公司向傳統金融體系的風險溢出效應。
（三）完善中央銀行監管措施的建議
(一)市場準入監管。監管機構依法對政策性銀行的設立、變更和終止的審查和審批，對其業務范圍和職能定位進行界定。
(二)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及年度考核。主要從德、能、勤、績以及接受監管機構非現場監管情況等五個方面進行審查和考核。
(三)合規性檢查。對照政策性銀行的《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金融機構營業許可證》，檢查設置或變更事項審批手續是否完備，是否超授權、超范圍經營，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手續是否完備，業務經營狀況是否合法合規，內控制度是否完善等。
(四)日常的非現場監管。根據政策性銀行定期呈報的報表、報告，主要從五個方面的監管指標：貸款投向指標、安全性指標、流動性指標、效益性指標及總量控制指標進行業務分析和監督。
二、監管中存在的問題
對政策性銀行金融監管目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金融法規不健全，沒有一部完整的政策性銀行法和專門針對政策性銀行進行監管的法律、法規。只有根據政策性銀行的特點制定專門的政策性銀行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政策性銀行的發展方向問題。國外對政策性銀行都是先立法、后建行，不管是國際上成立政策性銀行時間較早的美國、加拿大和德國，還是成立時間較晚的日本、韓國，都制定了自己的政策性銀行法，如美國的《國民銀行法》、《銀行法》、日本的《政策投資銀行法》等。我國三大政策性銀行均在1994年成立，確定三大政策性銀行的職能、任務、經營目標和宗旨的主要依據是成立之初國務院的有關文件，監管依據為《中國人民銀行法》和相關的《會計法》、《貸款通則》等。但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形勢的發展變化，政策性銀行的經營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善的政策性銀行法和專門針對政策性銀行進行金融監管的法律或法規，來明確政策性銀行的法律地位，規范政策性銀行的經營行為，并依法進行監管。
(二)非現場監管很多指標是參照和沿襲商業銀行的標準，需要調整和修改。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監控報告一般都分為七個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不同，一千是要求政策性銀行報送貸款投向分析，一個是要求商業銀行報送資本充足率分析，要求分行二級法人報送再貸款余額和按照一逾兩呆進行分類的資產質量狀況等。上述指標的設定，反映了監管機構對政策性銀行監管的內容和指標沒有根據其發展狀況和國際慣例作相應的調整，而是照搬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指標。
(三)監管手段落后，監管質量和效率不高。近年來，監管機構先后開發了具有不同特點、覆蓋不同業務功能的多個版本的金融監管信息系統。但這些系統與政策性銀行的業務發展及加入WTO后對金融監管提出的規范化、科學化和系統化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許多明顯的不足和問題。主要表現是沒有針對政策性銀行的業務特點而專門開發監管程序和系統，造成大量的重復勞動，效率不高。
三、監管建議
筆者認為，要建立對政策性銀行科學、高效的監管體系，使政策性銀行貫徹中央“既要防范金融風險，又要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針，有效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進：
(一)盡快制定《政策性銀行法》和專門針對政策性銀行進行監管的相關法律、法規，使政策性銀行金融監管法制化、規范化。《新巴塞爾協議》把一國的金融監管法律作為有效金融監管的基礎設施，并要求監管當局必須依法依規對金融業實施監管，不斷提高監管工作的規范化和透明度。而金融法制不健全，尤其是沒有一部完整的政策性銀行法和相應的監管法規，是困擾我國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主要問題。因此，迫切需要盡快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實行依法監管。在制定法規時，一是要根據政策性銀行的不同特點和業務范圍，分別制定不同的政策性銀行條例或法律，明確政策性銀行的定義、性質、職能和任務，組織模式，業務范圍和基本業務規則，與商業銀行的關系，財務會計、監督管理和法律責任。二是完善對政策性銀行進行金融監管的法規體系，使監管制度化、規范化，從而保證政策性銀行的健康發展。
(二)制定科學的監管指標和內容，從以合規性監管為主走向風險性監管為主。目前監管部門要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年度經濟發展規劃，考慮三大政策性銀行的資本金來源和融資規模、經營范圍、經營目標及業務特點，分別制定適合政策性銀行經營管理的專門監管指標和內容，應堅持合規性和風險性并舉，以風險性為主的指導方針。因為我國的政策性銀行能夠嚴格按照國家制定的金融法律、法規開展業務，建立了比較完善和完備的貸款程序及規則。鑒于開發銀行發放的貸款期限長，大部分在5—10年，有的長達20年，所支持的行業如電力、鐵路項目的借款人的法人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建議監管部門根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結合近年來開發銀行的發展情況，一是取消目前對二級法人再貸款余額等指標的考核，修改完善存款和利潤與計劃數完成情況等監督指標；二是增加政策性銀行是否及時貫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貸款投向是否合理，內控制度能否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信貸風險，保證國家信貸資金的安全，貸款的期限結構和資金來源結構是否匹配、能否控制資金風險，資本充足率和風險資本充足率是否達到國際通行的標準等內容。
(三)加強對監管人員的培訓，更新監管理念，使監管與服務、指導相結合。2003年4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委員會已正式掛牌成立，并設立了專門的監管部門對政策性銀行進行監管。銀監會的成立，為提高金融調控效率，加強銀行監管提供了體制框架。下一步需要加強對監管人員進行稽核審計專業培訓，可采取國外銀行監管部門進修或到政策性銀行跟班操作等形式，提高監管人員的金融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使監管人員了解與政策性銀行業務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行業知識、法律、會計和計算機等基本知識。也可以從各政策性銀行中選拔一批熟悉業務和具有稽核工作經驗的高素質人才充實到監管隊伍中去，實現監管隊伍的專業化，造就和培養一支政治素質高、熟悉金融方針政策、能夠運用國際銀行監管準則和先進的技術手段、精通政策性銀行業務的監管隊伍，提高監管水平。
關鍵詞：現代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系統工程
一、核心競爭力理論的提出
“核心競爭力”的概念是美國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在1990年《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一文中提出來的，后來成為“核心競爭力戰略”的理論基礎。“核心競爭力”理論一經提出，立即得到學術界和企業界的廣泛認同，成為企業戰略理論劃時代的文獻。他們把核心競爭力定義為“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關于怎樣協調各種生產技能和整合各種技術的學識。可以說，核心競爭力是包含在企業內部，與組織融為一體的文化、技術與技能的組合。核心競爭力的本質是一種超越競爭對手的內在能力，是企業獨有的、比競爭對手強大的、對手不能模仿的、具有持久力的某種優勢。國內很多學者也是根據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的觀點不斷發展這一思想，并促進了這一理論的發展。
筆者認為：現代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基本涵蓋了核心業務、核心客戶和核心人才三大層面。如何提高核心競爭力，實質上就是如何提高技術創新能力與效率的問題。核心競爭力決定了一個企業的命運，而打造培育現代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二、強化質量管理，提高掌控風險能力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過去講的質量管理往往是狹義的質量，偏重于資產質量的提升，現在強調的是全面質量管理，是廣義的質量；即涵蓋資產風險監控、業務操作、管理考核監督、人員素質提升等經營、管理、服務活動范疇，是全面質量管理概念。強化質量管理、提高掌控風險能力也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基礎和關鍵。
1.在資產分類認定中查質量。對資產分類要嚴格把關，對可疑類、損失類貸款風險要逐筆計算。針對風險管理要細化辦法，要準確分類、提足準備、做實利潤。合理暴露風險，實事求是反映資產質量。信貸人員要及時、按期收集客戶信息，保證信息的連續性及系統分析的可比性，加強對客戶的流量、市場環境的綜合分析。進一步更新觀念，逐步實現現代商業銀行信貸風險認定與國際標準相接軌。堅決糾正為獲取短期利益而人為估算風險的行為，盡量縮小權威認證與現代商業銀行自身認定的偏離度。
2.在不良貸款清收中提質量。堅持降低不良資產余額與降低資產損失并重的原則，突出現金回收。以不良大戶清收為重點，制定清收方案，落實責任與進度。要不斷創新清收方法，積極運用減免息、資產重組、盤活轉貸等辦法，適當運用以資抵債等手段加快處置，力爭在短時間內，重點不良貸款項目實現新突破。
3.在管理考核中重質量。要堅持激勵與約束并舉、獎勵與處罰并重的原則，加大監督考核和獎懲力度，將業績和績效考核同資產質量控制情況掛鉤。不斷強化問責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徹底杜絕違規操作現象。
4.在核算管理中抓質量。要認真執行規章制度，“執行從我做起”。結合各部室及營業網點日常監督檢查所發現的問題，逐個梳理原因，健全制度，彌補漏洞，進一步加大對重點部位和重點人員的檢查力度，切實杜絕各類風險隱患發生。
三、拓展零售業務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中心內容
零售業務是現代商業銀行的核心業務，也是一項高增長、高回報、高盈利的業務。目前，大部分商業銀行是存差行，經營是以規模擴張為手段，以上存收入為主要盈利來源，具有中國銀行業傳統發展模式的典型特征。這種集中、單一的業務發虔和盈利模式適應了相對穩定的、封閉的和低層次競爭的市場環境。隨著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傳統業務遇到了強烈的競爭，也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戰。商業銀行的零售業務是構建核心競爭力的一項重要內容，因此，應該把發展零售業務作為經營模式轉變的重點之一抓好、抓實。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以效益為目標”的經營理念，以發展創新為主題，調整經營策略，轉變傳統經營模式，把工作重心向商業化經營轉變，把收入結構向多元化創收轉變，把資源配置向支柱型業務轉變，調整優化業務結構和存款結構，加大零售業務的營銷力度，加快市場份額的爭取和經營效率的提升，對傳統資產負債業務，逐步實現高質量發展資產業務、低成本發展負債業務、超常規發展中間業務的目標。抓住信貸政策導向，積極穩妥發展個人消費額度貸款，切實提高個人信貸服務效率，推進個人資產業務快速發展。
負債業務是銀行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要加快開展個人負債業務，加大負債業務的營銷力度，鼓勵吸收低成本、穩定性好的存款，確保存款平穩增長，力爭實現快速增長目標。針對區域客戶群體特點，充分發揮個人金融業務旺季營銷效果，各業務部門協調聯動，組織人力物力向社會大力宣傳金融產品和優質服務，從而努力提高經營效率。
四、發展公司和機構業務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源泉
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內，存貸利差收入仍是商業銀行效益的主要來源。要把重點項目營銷工作作為資產業務發展的重點，在積極營銷公司和機構存款基礎上，緊緊抓住存量優質客戶的存款營銷，配套以差別化的服務手段，為其量身設計產品組合，不斷滿足客戶需求，保證現有份額不流失。積極促進新興企業的發展，重點加強基本結算賬戶的營銷工作。激勵營銷基本結算戶、工資戶，全力促進市場份額的持續快速增長。在拓展對公存款業務，保持對公存款持續增長上，把公存工作的立腳點放在維系優質客戶上，以高端客戶單位作為資產業務發展的重點，強化公關和競爭意識，建立為優質大客戶服務的“綠色通道”，用誠實、真誠贏得彼此合作的基礎更加牢固，以此帶動其他單位存款的回歸。
五、超常規發展中間業務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價值增長點
中間業務的發展水平決定著現代商業銀行的整體競爭發展實力。應將大力發展中間業務作為長期的戰略任務，充分挖掘現有產品的潛力，進一步加強現有中間業務優質客戶的合作關系，實行商品化、差別化服務，不斷擴大銀行與企業之間、銀行與個人之間的合作領域。要向基本結算戶要效益，向中高端客戶要效益。加快柜員及客戶經理對客戶的引導與培訓工作，有效地引導高層次客戶廣泛使用自助設備、銀行卡、理財產品及電子銀行等新興業務，減輕柜面壓力，拓寬中間業務收入渠道。積極發展國際結算、結售匯、外匯買賣等國際業務，保證現代商業銀行各項戰略性業務指標的順利完成。
在大力發展傳統資產業務的基礎上，要超常規發展中間業務，積極開展中間業務的產品營銷，要全員更新觀念，逐步建立起中間業務的整體營銷服務機制。一是從單方營銷變為多方營銷、由各專業營銷變為銀行上下聯動營銷，力爭從源頭、從上游抓客戶。二是從單一化營銷變為差別化營銷。針對優質客戶個性化、便捷化、效益化等特點，從機制、手段、效率、產品等各方面落實差別化服務。三是從分散化營銷變為整體營銷和交叉營銷。四是從個人關系營銷變為公共關系營銷。
六、實施客戶關系管理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保證
客戶是銀行的利潤來源，擁有客戶才能保證公司和股東的利益持續增長。為此，要樹立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重視與客戶的關系，實施客戶關系管理，不斷提高客戶滿意度和忠誠度。
客戶關系管理(CRM)是銀行與客戶共同創造價值的一種先進的管理方法，通過建立客戶檔案，對銀行的大量客戶信息進行綜合分析，識別在市場競爭中最有價值的黃金客戶群，確定目標市場，將客戶通過多種指標進行分類，針對不同的客戶，實施不同的策略，為目標客戶群提供一對一式的、符合客戶需求的服務。國際上一些權威的研究機構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分別得出了這樣一些結論：“把客戶的滿意度提高5個百分點，其結果是企業的利潤增加一倍”；“一個非常滿意的客戶其購買意愿比一個滿意客戶高出6倍”；“2/3的客戶離開供應商是因為供應商對他們的關懷不夠”；“93％的企業CEO認為客戶關系管理是企業成功和更有競爭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目前，商業銀行的競爭和發展已經進入“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的買方市場階段。客戶需求的差異化使客戶不再被動地接受金融機構設計的金融產品，而是從自身需求出發對金融產品進行評價和選擇，這也是商業銀行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的動力之一。當前銀行的數據庫中積累了大量的客戶信息，但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數據挖掘系統進行信息分析，甚至連同一客戶的不同賬戶也無從辨別，更不用說為客戶提供一對一的服務。銀行的各種數據不能有效結合，形成了很多“信息孤島”，使金融機構很難將各種各樣的客戶信息統一起來，領導決策層也很難搞清楚數據系統的整體運作情況，不能有效地進行管理。這就要求基層客戶經理必須了解客戶真正的需求，通過有效的措施尋找真正的贏利客戶，留住高端老客戶，挖掘新客戶的潛在價值，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和忠誠度，從而創造銀行價值和客戶價值。
從實施客戶關系管理以及關系營銷角度看，商業銀行產品的市場定位，實際上是銀行與特定客戶群體的關系定位。商業銀行應專注于客戶心中的希望，塑造出目標客戶能感覺到的比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更好、更具有特色的差異性優勢。首先，要對外部環境進行分析，正確估價自身優勢和面臨的挑戰。要細致研究、分析市場帶來的機遇，并據此設計出適合客戶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客戶的需求。其次，要進行市場細分，確立目標市場，對客戶進行科學分類，確立目標客戶群體，為不同層次的客戶提供相應的具有特色的產品和服務。目前銀行理財中心正在全身心地為目標客戶制定理財產品組合方案，從而使該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上確立了適當的位置，也提升了客戶對銀行的滿意度和忠誠度。但是目前一些銀行的客戶和業務結構存在不合理因素：一是低效業務占比高。這些業務占用了大量柜面資源，而且經常需要集中辦理，結果造成網點排隊問題嚴重，影響銀行形象。二是低效個人客戶占比高。低效客戶群具有年齡高、收入和學歷偏低的特征，難以有效分流，以致排擠了高端客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網點的經營效益。
七、再造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基礎
當前，銀行的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亟需扁平化以提高效率。為整合有限資源，合理布局，提升網點核心競爭力，應加強對金融業務發展的組織領導和戰略策略的研究，統籌謀劃，深入論證，進一步優化調整網點格局，積極籌劃營業網點改造資金，堅持成本效益原則，撤并虧損網點，集中有限資源發展優勢網點。切實加大網點綜合化改造力度，推進網點經營轉型。突破傳統網點管理模式，把網點整合為多渠道銷售中心，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清晰物理分區，對高端客戶提供個性化和特色化服務，對普通客戶提供標準服務，完善服務層次與體系。充分發揮物理網點與虛擬網點的協同效應。物理網點著重發展理財業務，提供綜合化金融服務，提高銀行網點整體競爭實力。虛擬網點提供簡單、重復和標準化服務，降低營運成本。合理規劃和統一配置自助機具，提高標準業務的自動化服務水平。
八、實行人本管理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決定因素
現代商業銀行的競爭，是核心人才的競爭，它直接影著商業銀行的未來發展。積極實施全方位的人才戰略和強有力的激勵機制，實行人本管理，是增強核心競爭力的決定因素。通過加快推進優化結構、調整布局的步伐，改變單一的經營模式，合理配置有限資源，是為未來的市場競爭積蓄力量，努力鍛造現代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一種有效手段。
銀行上市，要求員工從思想觀念、精神面貌、工作作風都要適應新體制的要求。目前還有許多員工自我競爭意識不強、服務意識不高、風險意識淡薄等等。這些現象和問題都直接體現在人浮于事、消極頹廢、工作效率低下等方面，嚴重制約著銀行的業務發展。因此，要讓員工樹立共同參與的意識，形成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共識，明確個人與企業命運的緊密聯系；讓員工了解銀行的經營方向，認識到本職工作對銀行發展的重要意義。因此要采取多種方式引導員工逐步從不適應現代商業銀行的經營和發展要求的思想狀態中解放出來，珍惜銀行職業生涯，逐步樹立起符合現代商業銀行建設及發展要求的思想境界和新型觀念，把所有智慧和精力凝聚到現代金融企業建設上來。
[關鍵詞]：行政不作為行政義務舉證責任因果關系賠償范圍
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負有作為的行政義務，有能力履行而在程序上未予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為。《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該條款確定了以行政行為違法作為國家機關承擔賠償責任和行政相對人取得國家賠償的前提和依。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應從作為和不作為兩方面認識，①即行政行為包括行政不作為只要是違反了法律規定，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都應由行政主體承擔賠償責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公安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是否承擔行政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下稱《批復》），該批復統一了對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件在受理問題上的認識和做法，進一步明確了對行政不作為應予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立法精神，但司法實踐中，對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中涉及的若干法律問題認識不一，需要從理論和立法上加以明確。
一、行政主體行政義務的界定
行政不作為的成立是以行政主體負有作為的行政義務為前提。對于行政義務的界定，有觀點認為就是行政主體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具體說來就是《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四）、（五）、（六）項所規定的三種情形。②筆者認為不履行法定職責只是行政不作為的一種通常表現形式，但如果將行政不作為僅限于不履行法定職責，勢必造成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因行政主體不履行法定職責以外的行政義務受損而無法得到司法救濟，不利于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護。
眾所周知，行政機關是國家依法成立的代表國家行使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它不僅負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以及規章規定的職責，同時也必須履行其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承諾及在行政合同中約定自愿承擔的行政義務，否則行政主體說了不算就有損于政府形象，行政行為的公信度將大打折扣。如果相對人對此又不能通過司法程序得到救濟就勢必損害公民對政府的信賴，也不利于相對人權利的保護。此外，由于行政機關內部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領導體制，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的領導，因此上級行政機關的規范性文件，決定和命令為下級行政機關設立的行政義務，下級機關必須履行，這樣才能保證政令暢通，提高行政效率。因此，行政義務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法定義務，即法律法規設定的義務；2、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設定的義務，即上級行政機關為下級行政機關設定的義務；3、行政主體自己設定的義務，即行政承諾；4、行政合同約定的義務；5、基于行政主體自身行為所派出的義務，如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了行政相對人的合法的人身權或財產權，基于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違法性，行政主體則派生出了實施救助、行政賠償或補償的義務。③行政主體不履行上述義務都構成行政不作為，因此給相對人造成人身或財產損害的，相對人應該有獲得賠償的權利。
二、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件舉證責任的分配
證據制度是訴訟的核心問題，在行政訴訟中也不例外，鑒于行政行為的先定性，法律確定了以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則，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發（1997）10號]第三十二條規定，“原告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有權提供不予賠償或者減少賠償數額方面的證據。”此條款確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與行政訴訟法確定的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則存在矛盾和沖突，加重了相對人的舉證責任，導致在訴訟中雙方對抗的失衡。筆者認為舉證責任的分配是關系到訴訟程序公正與科學的關鍵因素，由于國家賠償制度發端于民事賠償制度，諸多的訴訟原則和具體規則，如歸責原則、舉證責任分配等都與民事賠償訴訟一脈相承，但是行政賠償訴訟作為行政訴訟之一種，特別是行政不作為違法作為一類特殊的行政侵權行為，單純地確定以行政機關舉證或相對人舉證都未免失之偏頗，應具體結合相對人主張的事由和司法應予審查的內容決定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舉證責任。
一般而言，相對人對行政不作為提起行政賠償訴訟主張的事實包括程序性事實和實體性事實。程序性事實有：賠償義務機關已先行處理和超過法定期限不予處理的事實和相對人系在法定期限內主張權利的事實，程序性事實的存在是人民法院行政賠償案件受案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是人民法院立案審查的主要內容，故程序性事實的存在是相對人的能否被法院受理的關鍵，主張該事實成立的舉證責任應由相對人承擔。實體性事實有：①行政主體所負有的行政作為義務；②行政主體不作為的事實；③相對人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事實及其程度；④行政主體不作為與相對人損害后果存在因果關系的事實。由于確認行政行為違法是行政主體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前提，在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審理的主要內容也就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也即司法審查的重點是行政不作為是否違法，對此依照行政行政訴訟的一般原理由行政主體承擔其行政不作為非違法性的舉證責任當屬應由之義。
但是因為行政不作為的消極性，其主觀上表現為行政主體對其行使職權的放棄，客觀上表現為拒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所承擔的義務，故對其應作為而不作為的事實以及損害后果，相對人有責任予以證明，否則法院無從審查，相對人證據不足或就此要求行政主體舉證，就不能達到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目的。具體而言，在依申請的行政不作為案件中，相對人必須就其提出過申請的事實進行舉證，在依職權的行政不作為案件中；相對人應就請求過保護其人身權、財產權或行政主體已發現自己需要實施救助義務的事實進行舉證；在不履行行政合同的行政案件中，相對人應就行政合同的成立進行舉證；在不履行基于行政主體的自身行為所派生的行政義務的行政案件中，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前一行為已然存在進行舉證。除此之外，則應由行政主體就其是否負有行政義務，是否已經作為，相對人的損害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與其行政不作為不存在因果關系以及是否存在因客觀因素導致行政主體不能行為等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
三、行政不作為與損害后果因果關系的認定
有侵權就有責任，但是如果相對人的損害并非行政不作為引起的，也即行政主體的行政不作為與相對人的實際損害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則行政主體無需承擔賠償責任。對于如何認定這種因果關系主要有兩種觀點。
一種認為“凡不作為是造成損害的直接原因，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則不作為行為主體應承擔賠償責任；凡不作為行為只是損害得以擴大的外部條件，則不作為主體不承擔賠償責任。”④這種觀點以直接原因和外部條件來劃分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依據，行政主體只有在極其嚴格的條件下才承擔賠償責任，實質上提高了行政主體承擔賠償責任的條件，限制了相對人獲得賠償權利的實現。比如一婦女遭人搶劫，正巧有一警察路過，該婦女向警察求助，警察無動于衷，此時造成損害的直接原因是罪犯的搶劫行為，警察不作為僅是損害得以擴大的外部條件，如果因此受害婦女得不到公安機關的賠償，顯然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與《國家賠償法》所確定的法律原則和精神也相違背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只要行政主體違背了對權利人所承擔的特定義務并因此導致其損害，且權利人無法通過其他途徑受賠償的，我們認為存在行政賠償責任的因果關系。”⑤這種觀點實質上是以行政不作為作為造成相對人損害的必要條件之一，只要行政主體不作為而且相對人有損害后果，行政主體就要承擔賠償責任。此說忽視了行政侵權的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簡單地以必要條件作為行政主體擔責的依據，容易造成國家賠償責任的寬泛化。特別在一些公共災害事件中，如果以此認定行政主體的責任，就可能損害行政機關正常的工作程序，最終導致國家賠償無法兌現。比如“非典”和“禽流感”的暴發，患者以衛生部門防護不力要求國家賠償，顯然不能得到支持。因此因果關系的確定還涉及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
筆者認為對行政不作為與損害后果因果關系的認定原則上既要考慮有利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請求賠償，并促使行政主體積極地履行職責，又要考慮國家賠償承擔的可能性和維護正常的行政秩序。事實上在任何國家侵權行為因果關系的認定都要受到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制約，盡管沒有人能夠承認。⑥對于行政不作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的認定依然要以是否存在客觀關聯性為基礎，結合具體案情進行認定。在有的情況下可以按兩者是否存在直接因果關系來認定，即以哲學上的因果關系為基礎，看侵權行為是否必須是損害事實發生的必然的直接的原因，如果是，即可認定存在因果關系，如某工商局拒不給某符合法定條件申領營業執照的公民頒發營業執照，該工商局的不作為是造成該公民權利受損的直接原因，即可認定有因果關系；在有的情形下，可從必要條件說的角度來分析，如前例中公安機關的不作為不一定導致該受害婦女人身權益的損害，但是沒有公安機關的不作為，即公安機關作為，則損害就不會發生，此時如果按直接原因的標準來認定因果關系則于理于法均不通。從審判的角度來講，對因果關系的認定實質上是一種事實的判斷，而非法律的判斷，屬于法官自由心證的范圍，在復雜的現實面前，任何一成不變的理論都是徒勞的，它要求法官在掌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原則的前提下結合具體案情，公平、合理地進行認定。
四、行政不作為的類型化及國家賠償范圍的確認
行政不作為引起的國家賠償責任承擔的種類眾多，《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規定了行政主體對符合法定條件申請頒發許可證和執照，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對申請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和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等三種典型的行政不作為行為，事實上根據行政主體所負的行政義務，行政不作為還包括行政違約行為和不履行基于行政主體的自身行為所派出的行政義務等情形，下面筆者就分別探討以下幾種情況國家賠償責任的承擔問題。
1、行政主體拒絕給相對人頒發許可證或執照或拒絕答復相對人的申請。對此種情形是否應予賠償的及如何確定國家賠償范圍，實踐中的認識和做法不一。多數情況下認為，相對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或執照，而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并沒有造成相對人的損害，其承擔責任的方式是限期履行法定職責。但事實并非如此，在此情況下，相對人依然可能存在損失。此種損失實質上是信賴利益的損失，所謂信賴利益就是相對人信賴行政主體對其符合法定條件的申領會在法定期限內辦頒發，而為此所付出的各項費用，因行政主體不頒證或延期頒證，這些付出沒有回報，因而應認定為損失。如公民甲欲開一餐館，租好了店面，請好了雇工、置好了設備，申請了衛生許可，在進行了所有人、財、物的充分準備后，向工商部門申領營業執照，工商部門卻拖延不辦，造成餐館遲遲不能開業，如果僅判令工商部門限期頒證，那么對造成甲的店面租金、雇員工資，本人誤工這些客觀存在的信賴利益損失得不到賠償，顯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對于信賴利益的保護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中已有先例，我國僅在最高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9條中有責令行政機關采取補救措施的規定，這顯然不夠，應在修改《國家賠償法》時予以明確。
2、行政主體拒絕履行或拖延履行對相對人人身權和財產權進行保護的法定職責。這種損害責任較為復雜，因為在此種情況下，行政不作為侵權往往與其他侵權行為如民事侵權混雜在一起，對此有學者主張應采取賠償的窮盡原則，即在沒有其他救濟途徑的情況下，才可請求國家賠償。如警察發現甲被流氓乙毆打卻不予制止，致使甲受傷，甲應先通過民事侵權訴訟要求乙賠償，如乙逃遁或無力賠償，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但多數學者認為為了更及時、更充分地保護相對人受償權利的實現，應采取選擇救濟原則，即相對人可以選擇民事訴訟的途徑求償，亦可直接要求國家賠償，筆者贊同這種做法，但如直接請求國家賠償，應如何確定國家賠償范圍即確定國家賠償數額，《批復》中的“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予考慮該不履行法定行政職責的行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應作為確定賠償范圍的依據，該規定具體考慮了兩個方面：一是行政不作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如起主要作用，行政機關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如起次要作用，則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二是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客觀條件的限制對行政職責實施的影響，不可抗力以及相對人的過錯等，如損害的發生是行政機關和相對人雙方原因造成的，則應采取過失相抵原則減輕行政主體的賠償責任；如損害結果的擴大是由相對人自己放任造成的，擴大的損失由相對人自己承擔；如因自然因素造成不作為或遲延履行的，可酌情承擔一定賠償責任。
3、行政主體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這種情況一般不發生國家賠償責任問題，因為根據行政復議條例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對行政主體未依法發給撫恤金的，公民可依法向上級行政機關或法定的行政機關申請復議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復議機關或人民法院經審查后，在確認該行政不作為存在的前提下，必然會責令該行政主體限期履行法定職責，該行政主體依法履行法定職責給相對人發放撫恤金后，相對人受損的權益得到了修復，不再存在權益受損，當然國家無需再承擔賠償責任。但如因行政主體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而引發其他嚴重后果的，如致使相對人因斷絕生活來源死亡的，則應按所產出的后果承擔賠償責任。超級秘書網
4、行政主體不履行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是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就行政職權內的公共管理事項，為了實現行政目的而建立、變更和終止行政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⑦行政主體不履行行政合同是一種違約行為，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對違約方除應責令其繼續履行合同以外，相對方還有就違約方的違約行為造成的損失請求賠償的權利，賠償的范圍按照填平原則，使相對人通過賠償的權益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態，或恢復到合同如期履行的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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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石佑啟：《試析行政不作為的國家賠償責任》、《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董剛謙：《論行政不作為》、，2003-09-10
④程菊：《試析國家賠償范圍的幾個問題》、《法商研究》，1996年第2期；
⑤馬懷德：《國家賠償法的理論與實務》，中國法制出版社，第10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