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7:59:39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時事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二十一世紀初期時事新聞多被列為高中政治考試中的必考內容，而當前高中政治必修課的基礎知識中諸如認識論、辯證法、唯物論等均離不開現實生活中的各類時事新聞要素的有效融合。高中政治的日常學習相對而言更偏重于理論化，要求學生必須具有一定的邏輯思維、思考能力以及理論聯系現實的能力，對此，在對日常時事新聞的收集和整理的過程中，適當地以課本的專業知識加以引導，尤其是在逐步積累深厚的時事新聞之后，在課堂上無論學生還是教師在解讀和講解高中政治的知識點時，就更能有的放矢。同樣，學生在接觸了大量的時事新聞并將其與課本知識糅合起來進行理解之后，其新聞敏感性、政治敏感性以及將課本知識與社會現實融合的能力等必然會迅速提升。為了保障學生對時事新聞的研究能力，教師可以在課前設置新聞五分鐘播報和討論時間。將學生按照政治課值日生的方式進行分組，上課初期學生不但需要對當前國內外的新聞進行播報，還需要將自己的看法和觀點與課本內容聯系起來進行表達，其他學生可以作為點評方和辯論方。這種方式對學生知識、眼界、視野等都能有效擴展和提升，以及對學生注意力的吸引和對課堂氣氛的有效調節等均有一定的促進效果。學生將理論和時事新聞之間進行融合之后，其思維能力、觀察能力以及與其他學生進行辯論時的語言表達能力也同樣可以得到系統地提升。
二、轉變課堂學習觀念，合理安排新聞運用時間
(一)逐步開展主題教學，引導學生主動探索
學政治并不是閉門造車，也不是單純學習理論知識，相對而言，政治應該是高于生活但同時與生活有極大的聯系性的基礎學科。在對政治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將具體的學習與生活巧妙地聯系起來，不但有利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還有利于將學生的思維從書本中脫離出來，逐漸將自身的視角從理論學習轉移到社會生活中來。以近期比較火熱的“青奧會”為例，“青奧會”本身與青少年的成長緊密相關，因此，與“青奧會”緊密相關的各類時事新聞均可以在課上以主題討論會的形式來進行。但是在針對新聞話題展開分析之前，建議教師不要采用傳統的教師挑選題，學生被動參與的方式，而應由學生根據時事的變化自行選擇與課上內容講解相關的話題作為材料。此種教學模式，將原本以如何應對答題的知識點固有化和模式化所帶給學生的壓力，從根本上進行了緩解，枯燥無味的教學開始因為學生的積極主動性而變得更具有趣味性。
(二)巧妙設計課堂內容，融入時事新聞討論
時事新聞在高中政治課堂中的融入同樣需要巧妙構思，一般來說教師習慣性地在上課伊始的5分鐘到10分鐘內，或者在下課之前的5分鐘到10分鐘內，將時事新聞融入進來與學生們進行探討。但是從教學實踐效果來看，下課之前的5分鐘到10分鐘內學生的思維還可能在教師所講解的課程內容中，這時候帶入時事新聞對于學生思維的迅速轉變自然無法起到應有的效果。因此，建議教師將時事新聞作為課上講解時重要的材料在課程中有選擇性地進行融合。當學生帶著疑問和新鮮感來面對課堂講解的轉變時，其對本課內容的總結、領悟和歸納等能力，自然會得到有效提升。
時事政治課堂的靈活性就像演奏一首動感而富有韻律的音樂一樣，起、承、轉、合，要把握有度、隨機應變，必要時不惜突破預設，及時利用課堂生成的契機，取得異軍突起的教學效果。請看下面這個課例(某校11月10日的一節政治課):教師剛跨進安靜的教室，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出現了:不知哪位學生在黑板上寫下了“恒大奪冠啦”五個大字。
教師毫不猶豫地提起粉筆在這五個字后面添上一個大大的“爽”字，教室里立刻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有的學生揮舞著國旗，有的學生哼著國歌……大家激動的歡笑已經為這堂課渲染了熱烈的氣氛。
這一情況完全打破了教師的教學預設。他合上教材和備課本，微笑著說:誰有新買的報紙，請讀一讀恒大奪冠的新聞吧!于是一個學生自告奮勇讀起來:北京時間11月9日，在亞冠決賽的次回合比賽中，廣州恒大坐鎮天河體育場1∶1戰平韓國球隊首爾FC。憑借客場進球優勢，恒大最終力壓對手捧杯，這也是中國球隊第一次問鼎亞冠冠軍。恒大奪冠是一座豐碑的開始。天河以精彩紛呈的競技，海納百川的胸懷，定格在中國足球史上。
接著，教師引導學生對“恒大奪冠對中國足球發展有什么啟示”展開了討論。這次討論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資深球迷為骨干，其他球迷隨時插入、眾口紛紜的局面。臨下課時，教師說，我來把大家的意見總結一下吧:恒大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中取得了飛躍的進步，證明了他們的市場化經營、職業化管理道路是成功的。中國足球走上職業化發展道路以來，遭遇的假球黑哨、國家隊成績低迷、俱樂部經營不善等難題，并不能說明職業化、市場化失靈，恰恰是改革還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同我們開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中遇到的其他難題一樣，對于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必須用深化改革的辦法來解決。輕松的話題，激烈的討論，在分享中國足球跨越進步的喜悅的同時，師生的思想和認識也在不斷地升華。
二、時事政治課也要抓住時機，進行思想認識的系統整合
時事政治課的教學，不光是讓學生去認識現象，更要注意從理論高度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最困難也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還是以“中國足球現狀與發展”話題為例:這一次，教師采用的教學策略有所不同，他提出了一個探究性的問題，要學生充分查閱各種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從中提煉自己的意見，書面回答。問題:請就中國足球發展中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問題不論大小，只要和足球有關都可以)，給中國足球協會寫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議。
時事政治的運用可以更好地適應學生的內心特點，提高學生的學習熱情。教學過程中，任何學科知識的學習，都需要學生良好的學習主動性作為支撐。在高中政治教學中，通過時事政治的運用，更好地提高了教學過程的時代感，讓學生的學習欲望得到良好的激發。另外，時事政治的運用也彌補了教材資料中的一些不足，豐富了教師的教學內容。
二、時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學中的應用
第一，課前評論。在政治課堂教學開始之前，教師要對于本體課程教學內容進行深入的分析，并且結合學生的興趣點，按照次序安排學生對于教師準備的材料進行閱讀，并且提前組織學生進行分組交流與評論。政治教師本身要對于課前評論進行充分的重視，并且將時事政治的實時性進行深入的體現。例如，在高中政治，人教版教材《征稅和納稅》一課的講解中，教師可以在課堂教學前，對于當今社會所得稅調整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解，并且給予學生有關材料，讓學生了解相關的問題。通過抓住教學中的契機，有效地將政治教學中時事政治的及時性進行體現，讓學生更加主動地參與到課堂的學習過程中，并且在良好的溝通討論氣氛當中完成政治課程的學習。
第二，熱點講解。在進行熱點講解的時候，教師要結合實時發生的社會大事，來組織學生參與相應的專題講座，針對于專題事件進行講解。例如，在《處理民族關系的原則：平等團結共同繁榮》一課的講解過程中，教師可以引入現階段社會上少數暴亂分子組織的打、砸、搶事件。通過對于社會熱點的打、砸、搶事件進行專題的講解，讓學生客觀了解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態和我國悠久的歷史，并且明白當前其他分裂勢力的險惡用心。開展時事專題講座活動，可以讓學生更好地了解當今社會上的重大事件，并且運用政治知識進行合理的分析，更加提高對政治知識的理解水平。在開展教學熱點講解中，教師要充分準備，并且結合學生所學知識和教學要求，真正提高學生的綜合思維水平和思維能力。
第三，教學活動拓展。合理地對教學活動進行拓展，對于提高政治課堂教學效果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在《實現人生的價值》一課教學當中，教師可以對于社會上一些出名的公眾人物進行舉例，并且闡述不同人物其本身的價值實現的過程。通過對于一些人物的成長歷程的分析，讓學生更好地認識到人生的價值，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與此同時，教師可以對于課堂的教學過程進行拓展和豐富，通過引入課堂演講、辯論比賽的形式，讓學生自主地探討人生價值的相關問題，并且逐漸地將課堂教學內容拓展到課堂外，更好地提高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讓學生自主地運用所學知識來探索生活和世界。
論文摘要：明代詩論家對杜詩詩史說的闡釋有著獨特的視點，楊慎首發其論，駁斥詩史合稱，認為詩不可兼史；而許學夷等依據杜詩本身特色，雖在理論上同意楊說，但對杜詩詩藝的評價從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詩詩史說；王文祿則從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詩史產生最根本的原因。他們推動了杜詩詩史說的發展。
自孟綮《本事詩·高逸第三》以詩史之稱評價杜詩后，這一說法便成為后代詩論家考評杜詩的重要層面。觀孟綮所論，“畢陳”、“推見”、“殆無”表明敘事詳盡，而“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指明所敘事類，由此而論，詩史意應為杜詩詳盡地記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實，接近似《史記》列傳體的詩。晚唐時，李肇的《唐國史補》，鄭處誨的《明皇雜錄》，康駢《劇談錄》等書多引杜詩以證史事，如《悲陳陶》、《悲青坂》、觀水漲》、《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云：“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依據，古號詩史。”以時事來申述孟綮語“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已將杜甫個人的歷史置換為當時的社會歷史，依據是杜詩多處涉及當時事，且多首杜詩直敘時事，或敘議時事。而史繩祖在《學齋占畢》中云：“……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為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姚寬《西溪從語》云：“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此解釋方法發展到極致，便出現了史注杜詩。劉克莊《再跋陳禹錫杜詩補注》云：“蓋杜公歌不過唐事，他人引群書箋釋，多不詠著題。禹錫專以新舊唐書為按，詩史為斷，故自題其書日：‘史注杜詩’。”在他們的論述里，詩史的意義變為杜詩中語言的實際可考了。詩史中史義的變遷，可視為進一步闡明杜詩的必然結果，然時事與一人之史差別巨大，且以時事義詮釋詩史，值得商榷。
明人對宋元詩話，多作省悟、反駁。他們不拘泥于前代論述，多有發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詩“貴情思而輕事實”為理論基點，對杜詩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博涉世故”、多敘時事的杜詩，比、興少而賦體多，與《風》詩傳統相背，不合詩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對“詩史”說辨證尤力的首推楊慎。他緊承二人路數，對詩史說作了更細致的駁斥。《升庵詩話》卷四《詩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記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何謂詩史?“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史記言，紀事，詩多不紀時事，應各司其職，這是體例的區別要求；且詩以含蓄為旨，杜詩直陳時事，怎能含蓄?這兩點共同奠定了楊慎“詩不可兼史”的理論基礎。雖然在實踐中，以韻語紀時事的詩已經存在，由于詩不可兼史，后世就不應用詩史之名來稱道和概括這樣的詩，此顯示著詩學理論的規范。然如胡應麟對楊慎此論指出的一樣，詩史不首出宋人，應以孟綮為先。據上分析，孟綮詩史中“史”并非指時事，應指杜甫一人之史，楊慎反駁了宋人之見，但沒有反駁孟綮詩史之義；且他沒有對杜甫詩史詩作細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實質的例證；以“韻語紀時事”概括詩史的意義，顯其淺陋。繼他之后的王世貞對此論述作了修正，《藝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遺’，勸樂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譏失儀而日‘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述情切事”與“韻語紀時事”或“直陳時事”區別顯明，且賦不以時事發之，以此來駁楊慎“詩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楊慎論含蓄，《詩史》云：“《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嘗有……字也”、“未嘗有……句也”可知，楊慎的含蓄意義就是詩中所寓美刺褒貶不應用語言直接說出。這樣的觀點在評論杜詩中也有表現。《升庵詩話》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粉施朱學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與從仕，女不可輕與許人也”；又云：“‘錦城絲管紛紛，半人江風半人云。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花卿名敬定，……恃功驕恣，杜公此詩譏其僭用天子禮樂也。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詩意多采比興手法，以達到諷誡的詩教目的。王世貞認為“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反駁楊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詩皆含蓄”的論斷，又得出了“詩不皆含蓄”的結論，還不能說明“以韻語紀時事”的詩便可以被稱為好詩，且進一步推論為詩可以兼史，詩史之名可以稱論杜詩。不能楊慎第一論點，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論。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能證明詩可以這樣寫，有歷史傳統可依，然與詩史無涉。他僅以單例(賦相對比興言，“語荒”等相對刺言)反駁楊慎，未能把握楊慎理論核心，故此論還不能為詩史提供深入而恰當的闡釋。
及至許學夷，其《詩源辯體》對杜詩詩史說的論述，為詩史說提供了新的闡釋意向。許氏云：“愚按：用修之論雖善，而未盡當。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哀江頭》等，雖若有意紀時事，而抑揚諷刺，悉合詩體，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蘊藉雖子美所長，而感傷亂離、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為快，是亦變雅之類耳，不足為子美累也。”閉詩與史體旨分辨明晰，詩不可兼史固然正確；杜甫詩史詩抑揚諷刺，雖紀時事，然不離詩體，不應將詩與史合稱贊頌杜詩；述情切事為快的杜詩，皆感傷亂離，耳目所及，非史家筆錄史實，為變雅體。他肯定了楊慎“詩不可兼史”的理論觀點，立論卻與其不同：楊慎認為史主紀事，詩不記事，故詩不可兼史；許氏認為詩能抑揚諷刺，史不能抑揚諷刺，故詩不可兼史。可見，許氏更關注杜詩詩的特征。他在《詩源辯體自序》中云：“漢魏六朝，體有未備，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廣；自唐而后，體無弗備，而境無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擬議以成其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證予言乎。夫體制、聲調，詩之矩也，日詞與意，貴作者自運焉。竊詞與意，斯謂之襲；法其體制，仿其聲調，未可謂之襲也。”他認為詩應分體與境或體制、聲調與詞意，在論述杜詩詩史說時，自然也將杜詩的體制和詞意區分開來論。“抑揚諷刺”不是詩體，是詩旨，杜甫詩史詩合詩旨，不能以史稱；紀時事詩，為詩人親身所歷又出于感傷亂離，不失《毛詩序》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由此而出的詩體可視為變雅體，合詩體，不能以史稱，故杜甫這些詩不應以詩史之詞命名。許氏集中論述了杜詩本身的特征，從詩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楊慎所反對的“以韻語紀時事”的詩，說明它既合詩旨又合詩體，最終認為杜詩不應以詩史來稱，可謂與楊慎殊途而同歸。然而，此論還不能駁倒詩史之名的成立。許氏承認詩史之義應指杜詩紀時事，其合詩旨，合詩體，對這些詩因紀時事引起的爭論作了新的解釋。在杜詩評論上，他不囿于宋人觀點，對詩史名篇的藝術特征作了盡情的發揮。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無家等，敘情若訴，皆苦心精思，盡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筆所能辦也”，“子美五言古，凡涉敘事，迂回轉折，生意不窮，雖間有詰屈之失，而無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諸詩及新安、新婚、垂老、無家洎七言律聲調渾純者，為甚精細”，“如《哀王孫》、《哀江頭》等，雖稍人敘事，而氣象渾涵，更無有相類者”，“謝茂秦云：‘長篇最忌鋪敘，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蘇子由云：‘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其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論，妙絕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獨《哀江頭》也”。杜甫詩史詩多用敘事，涉及時事，但并未傷害詩意的表達，詩藝的創造，其原因一是杜詩皆作者苦心精思所為，非史實錄；二是杜詩皆迂回轉折，氣象渾涵，表現出作者個人高超的藝術技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這些論述具體而充分地闡釋了杜甫詩史詩的詩學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詩人能比。紀時事，“不足為子美累也”，不應構成杜詩闡釋的中心，杜甫個人的語言創作，杜詩的獨特風格才是闡釋的重心所在。許氏的這番論述巧妙地回應和深化了孟綮詩史說的本源意義，有關杜詩的具體闡釋也證實了“以韻語紀時事”的詩皆是“杜甫個人創造實踐”的結論，使杜詩詩史說的討論本然回歸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時事人詩而引起的詩與史的辨證，以及詩與史能否合一問題的討論，許氏沒有作深入的闡釋。
論述詩史說，必須做到理論和實踐的吻合，這是許氏留給后人的闡釋方向。謝肇浙《小草齋詩話》云：“少陵以史為詩，以非風雅本色，然出于憂時憫俗，牢騷之聲猶不失三百篇遺意焉。至胡曾輩之詠史，直以史斷為詩矣。李西淮之樂府，直以史斷為樂矣。以史斷為詩，讀之不過嘔噦。以史斷為樂，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惡道，莫此為甚。”嗍“胡曾輩之詠史”中的史，相對胡曾輩，已經是過去的歷史，故據上下文可知，“以史為詩”中的史指過去的歷史；“憂時憫俗，牢騷之聲”指杜甫在詩中表現出來的當時的心境和情緒，前后史義顯然存在矛盾。謝氏的矛盾述說，透漏出了詩史說闡釋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即：“詩史”中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兩《唐書》等史書中史，同形而異義。依孟綮所言，詩史之名的核心是詩，在他的論述中，前半為詩之內容，后半為詩之效果。
詩中“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的正是“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之事，詩史中史的含義很明確，指“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的事，史字為此現象的符號標識。然而，這樣做在理論上很容易造成意義含混。宋人將詩史中史落實在時事上，使史脫離開詩；楊慎基于宋人論斷，完全將詩史分開來論，說明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內涵和外延，作出“詩不可兼史”的駁論；這些均可視為詩史中史字帶來的負面效應。許學夷更關注詩史說名下杜詩自身的特征，多少回避了詩史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僅論到“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謝肇浙依循許氏的視角(不注重詩史概念本身，只注重杜甫和杜詩的特征)，便將此視角存在的矛盾凸顯了出來。論述杜詩詩史說必須首先辨明詩史概念，否則便造成了詩史說與杜甫詩史詩的雙向背離：杜甫詩史詩在詩藝上闡釋越顯明，詩史之義越模糊，混亂。因為對二者的任何闡釋都只是為了闡明一個問題：以詩史之名指稱這些杜詩特征合適嗎?
宋代周輝《清波雜志》云：“叩于汝陰李遐年，李日：‘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于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詩寓諷諫，多褒貶當時，與《春秋》等史以史事紀錄來經世資鑒，雖方式不同，社會功能卻是相同的。這可為詩史之名的成立尋找到一定根據。此觀點在宋代還不昌明，至明代則甚多。如程敏政云《詩》美刺于《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詞人遂有以詩詠世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遽了。”闈以詩詠世，求美刺，與史寓褒貶一樣，可達到匡正時政，教化子民的目的，這只能說明詩與史在此點上是相同的，不能就此斷定詩可以與史合一；以詩詠世，也并不能說明記錄時事的詩便可以稱為詩史；“所識者皆唐事”和“史記錄的唐事”存在本質差異。杜詩詩史說的內涵和詩史中史的內涵不應簡單地因詩與史在某點上有相同之處或不同之處就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在這一點上，王文祿則另辟蹊徑，為詩史說的成立找到了更為可信的根據。他在《詩的》中云：“杜詩意在前，詩在后，故能感動人。今人詩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動人。蓋杜遭亂，以詩遣興，所以敘事、點景、論心，各各皆真，誦之如見當時氣象，故稱詩史。”“當時氣象”指詩中事景情的接受性再現的景象；以詩遣興，合《毛詩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之旨。興或意才是詩創造的唯一源泉，這樣，詩才能做到事景隋真實的表達。詩史中史由“詩應以意為先”、“作真實的表達”這一論斷衍出，應為詩中再現出來的過去事實。具體而生動的事景情并非一般的史能夠囊括，若用史字統攝它們，難以讓他人接受。然而，王文祿明確指出杜甫創作的基本原則，為“意在前，詩在后”、“各各皆真”，這為詩史說的闡釋提供了一個重要前提。杜甫意在前，詩在后，故能真實的再現出當時的客觀事實，他的詩也因此具有了史的價值，“如見當時氣象”。宋人胡宗愈《讀杜工部詩集序》所說“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阿是此論最好的延伸闡釋。
綜而言之，詩史中史指杜甫“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真實的生活，指真實再現的當時社會歷史，還指“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等杜甫和當時民眾真實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杜詩不僅是歷史事實的真實記錄，而且成為當時人在政治禍亂中哭嚎和呼喚的真實描述，正如浦起龍《讀杜提綱》所言“可見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跡，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即使詩史中史有了明確而豐富的內涵，那么能否斷定詩史之名在理論上就一定能夠成立?這仍待進一步的探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將杜詩這些豐富的內涵用一個合適的詞來命名。
論文摘要：孟綮《本事詩》言杜詩“當時號為詩史”，對“當時”意向的探討可為詩史內涵的明確提供諸多線索。本文對唐朝杜甫同時或略后詩人對其詩的評價和孟綮前后的杜詩接受作詳細論述，推論出“當時”的意向為：元白新樂府諸人對杜詩詩學特征的開掘；在雜錄中杜詩多被認作真實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詩詩史的價值得到發揮。由此，當時人(晚唐)稱杜詩為詩史。
唐稱杜詩為詩史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詩·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贈二十韻，備述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已多少透漏了“號為詩史”的含義：杜詩紀實。其后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杜甫將當時自我行程所見所感(包括當時的社會、自然以及自我和當時人的生活)都詳實地記錄在詩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詩中看到許多當時具體真實的社會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記史一般，故稱杜詩為詩史，可見史與詩的聯系發生在紀實的層面上。孟綮將詩人本事按類分別，一著其事。“故當時號為詩史”，知杜詩詩史稱號非由他發明，蓋為當時普遍流傳或孟綮概括之認識，統言之，詩史稱號反映著當時杜詩接受的一個側面。
孟綮的《本事詩》為第一部言詩歌本事的專著，可以說是“紀事”體著作的直接源頭。野史雜著、筆記小說，作者有感于時風，常常談文論藝，或記或議，或今或古，雖是東鱗西爪，甚至語涉怪誕，卻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貴的時代掠影。《詩話》云：“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綮《本事詩》出(原注：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于史部之傳記矣。”按《本事詩》里的“本事”一語源于《漢書·藝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左傳》被視為敘錄《春秋》本事的傳記。孟綮敘“歷代緣情感事之詩”(《郡齋讀書志》總集類)的本事，與國史敘《詩》之意相合，也與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如出一轍。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義。孟綮生卒年不詳。但知其在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曾任職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進士第。其《本事詩》一卷寫成于僖宗光啟二年(886)。內容分為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七類。《本事詩序》不采《詩大序》的提法，說：“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于群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其倡導詩緣情的觀點是很明顯的。由此推之，他記詩本事基本是為了讓接受者知曉詩人作詩時的處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詩之確實旨趣。可見，孟綮記載杜詩詩史說完全是出于公論。
我們先就與杜甫同時并與杜甫有贈詩的人來觀察。與杜甫有交游并有贈詩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適、嚴武、任華、韋迢、郭受。他們大多對杜甫贊頌有加，如任華《雜言寄杜拾遺》稱杜詩“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慘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衡陽判宮郭受《寄杜員外》一詩對杜詩在當時的流傳作出了描述，詩云：“新詩海內流傳久，舊德朝中屆望勞”；韶州牧韋迢與杜甫的酬答詩《潭洲留別杜員外院長》，對杜甫詩名便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云：“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時已有詩名，其詩在世間流傳，被多數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誕者任華所言具體論述到杜詩的特色，認為氣勢雄闊外，他人只論及杜甫有詩才，未及杜詩的具體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對杜詩的理解接受還只停留于一般品賞的層面上，并未認識到杜詩在當時的獨特價值和地位。
唐詩傳播有一特殊現象，就是唐人已經開始自選唐詩，并有明確的選詩標準。今可見者凡十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在《御選唐詩》中對這些選本的詩選取向作了大概敘述，云：“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覽詩》所錄皆富瞻；蓋求詩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否，則如影隨形。各肖其人之學識。”此言極是。他們選詩時間多在杜甫生時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詩類選》、韋莊的《又玄集》才載有為數不多的幾首杜詩，幾種重要的選本都不選杜詩，讓人疑惑，遂引起眾人道說。大致說來原因多在杜詩的風格上。如清人紀昀對《才調集》不選杜詩，分析云：“自序稱觀李杜集，元白詩，而集中無杜詩。馮舒評此集，謂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采錄。”(《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一八六)。在這些選本中，韋莊的《又玄集》選錄杜詩共7首：《西郊》、《春望》、《禹廟》、《山寺》、《遣興》、《送韓十四東歸覲省》、《南鄰》。并將7首詩置于此集之首，可見對杜詩的重視。韋莊選詩之旨是“但掇其清詞麗句”，所選7首都是杜詩中的名篇，也基本體現了這個主張。唐代已散佚選本中，可以考知選人杜詩的只有顧陶《唐詩類選》一書。該書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書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這是第一部尊杜選本。該書序現在保存在《文苑英華》卷七一四中，其云：“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迥生于時，群才莫得而問。”所選杜詩，達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書中所見杜甫詩輯目》川及《(唐詩類選)選杜詩發微》中已作詳考，可參看，此不贅述。此外，唐人選唐詩中，韋轂《才調集》雖未選杜詩，但其序說：“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采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則其不選杜詩，并非有意排斥。從眾選本來看，杜詩除《唐詩類選》標舉杜詩繼風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價值沒有被深入而準確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見：一、杜詩與當時主流風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視；二、杜詩不可能依靠唐選本得以廣泛流傳。杜詩詩史稱號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層，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絕大多數詩選家受時代與自身審美趣味的影響，沒有人選杜詩。在此同時，從中唐開始，少數詩論家卻在杜詩中找到了許多值得稱揚的地方。王昌齡稱“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把杜甫看作是僅次于王維的大家。其后，古文運動的首倡者韓愈在詩學上多次并稱李杜，借李揚杜，《調張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舉頭遙相望。”《醉留東野》言：“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然從稱贊杜甫和杜詩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還沒有更多關注杜詩具體的特征，多借李杜來批駁當時不良詩風，也可見杜詩在當時的接受現狀。大致與韓愈等同時，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樂府——特別是新題樂府的形式，來反映社會問題，針砭政治弊端，以期達到實際的社會效果”的新樂府運動。他們創作出大量新題樂府詩，并提出詩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居易《新樂府序》)的綱領，因此選擇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詩，遂對杜詩作了較深入的闡釋。這場運動的創作和論詩綱領——白居易《與元九書》云：“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乃至于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刷矣。”在他看來，詩的傳統是源于采詩，因采得的詩為民間自由發抒的真實言論，故上觀此詩可以知曉民情，過可改之，無則加勉，下可用詩的形式抒寫真實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實的資鑒功能的詩才具有宣揚六義的功能，也就是說，能宣導六義的詩才能是好詩。由此觀點他對詩作從古評至唐，云：“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首．至于貫串今古，鼠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白居易雖說有將詩視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詩宣六義絕不會是錯誤。尤應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將杜詩的特征歸結到中國詩學傳統的風雅比興上，并且認為唐以來杜詩在這方面最多，不僅把杜詩放到了正統詩學馀脈的范疇中，而且將其標舉為唐詩第一，這就為杜詩以后在中國詩學中地位的確立創造了必備的條件。從與杜同時詩人的贊頌到韓愈、自居易，可以明顯看出接受者對杜詩接受的逐漸具體和深入。而白氏的認識也基本成為唐朝對杜詩詩學特征的具體認識。對杜詩這方面的認識，顧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隱稱“推李杜則怨刺居多”(《獻侍郎巨鹿公啟》《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黃滔認為“且詩本于國風王澤，將以刺上化下，茍不如是，曷詩人乎”，繼而認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陳番隱論詩書》《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時的元稹，對杜詩了之更甚，在《敘詩寄樂天書》云：“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下旁備矣。”他在藝術上對杜詩推崇備至，《唐杜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言：“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沒有將杜詩的特征歸結到什么具體的方面，而直接將杜詩推向了詩學的極至，發后學者“集大成”說先聲。后因《舊唐書》在《杜甫傳》中全文轉載，元稹此論遂于后世成為公論。他在《樂府古題序》又論及杜詩時具體論述了杜詩的特征，言：“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旁。”先就新題樂府來論，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對樂府源流敘述完備，語至杜甫則言其樂府“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其后的論述可看作是對新題樂府的解釋：雖用古題，全無古義；頗同古義，全創新詞；不擬復古題(“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所謂新樂府，即或新義，或新詞，或新題(當然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樂府，僅就元稹而論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據其所稱杜詩“即事名篇，無復倚旁”，其說體現個“新”字)。白居易對其說得更為具體，更為嚴格。其《新樂府序》云：“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篇無定句，句無定字”，要求新體；“首句標其目”，要求新題；“系于意”“卒章顯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筆法宗旨不變，詩三百之義，辭質，言直，事實。若將二者所論綜合來看，新樂府須直言紀實，直抒情志，彰顯大義，其“實”就是當時眼前民眾生活和社會狀況。元稹從所倡新樂府的視野來標舉杜詩，很顯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詩所具有的以上所論新樂府特征。其對詩創作“實”和“直紀當時事”的要求顯然已于史發生了諸多的理論重合。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論畢竟沒有導出一個杜詩詩史稱號，因為他們對杜詩的論著點畢竟完全根源于傳統的詩學：風雅比興。也因為杜詩的風雅比興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沒有被當時名士推崇。白居易對唐詩崩壞現象痛心疾首，無須再述。與其同時的李肇，在所著《唐國史補》中稱：“元和已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自居易，學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而此詩道崩壞的現象并不應他們的感嘆而改變。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請置詩學博士書》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為詩教未隆于時，風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張洎對此論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風雅道喪”(《司業詩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贊認為“風雅不主于今之詩，而其流涉賦”，“唐興，其音復振，……杜甫雄鳴于至德、大歷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玄英先生詩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贊的感嘆更說明了唐當時的詩學接受實際。由此可見，杜甫隕后，唐朝詩風不以繼風雅為務，杜詩接受多集中于風雅樂府，不被當時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無須贅言了。
杜詩并不為多數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風雅比興和紀時事的新樂府畢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傳。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從新樂府出發將杜詩藝術特征的討論集中于這些詩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對這些詩所包蘊的當時歷史信息全然揭示出來，又元稹所謂“即事名篇”，強調出杜詩以時事為據，遂成吟詠，時事必然成為這些詩接受的一個重心。后世接受者對杜詩的認同和對史的體驗很容易使他們對杜詩的接受發生在詩與史之間，“以意逆志”可見詩(詩學傳統)，“知人論世”可見史(史學意識)。這樣詩史說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詩》載杜詩為詩史，其直接源頭應在筆記小說中。李肇著《國史補》，把沈既濟的《枕中記》、《莊子》中的寓言、韓愈的《毛穎傳》等等，均視之為“史”，盛贊這些作者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評韓愈詩文時，也說他有“班馬之風”。顯然唐人也有把“歷史”當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學作品的。唐五代的雜史、筆記小說如《唐國史補》、《唐闕史》、《唐摭言》、《因話錄》、《隋唐嘉話》、《朝野僉載》等記載了一些詩人的行蹤事跡、創作的軼聞趣事。這些野史筆記所記雖不及正史系統、全面，但在揭示時代特點和社會風貌方面，因少有拘謹、言簡意賅而具有獨特的價值。其中多有對杜詩記載。創成于大中九年(855)鄭處誨《明皇雜錄》，其中涉及杜詩五條。該書卷下記李龜年本事時談及杜甫對其所贈之詩：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其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即杜甫嘗贈詩所謂‘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其書補遺記杜甫棄世前本事引《贈聶耒陽》詩為證：杜甫后漂寓湘潭間，旅于衡州耒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敘皇室勤政樓斗雞一事引杜詩“斗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為證；敘公孫大娘本事時引杜詩《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為證；寫天寶中興慶池引杜詩“龍喜出平池”描其原來形貌。在這些引用中，杜詩被或用來證時人本事，或用來證歷史事件，或用來證歷史名物，可以明見他此時已將杜詩“作歷史看把作歷史用”了，杜詩已經成為當時歷史的一種有效文獻。其后這種杜詩接受形式在雜錄中被普遍采用。康駢在乾寧二年(895)作《劇談錄》，卷下敘寫玄元觀風貌時引杜南謁此廟題詩證之有畫。范攄《云溪友議》敘寫鄭廣虔事跡李龜年事跡各引杜甫贈詩為證。《唐摭言》(917)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師友》、《知己》、《輕佻》、《酒失》條各載的杜甫與他人事跡，多引杜詩作出說明。
古與今的組合是指列舉事例時，既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求材料，又從現實生活中選擇材料。過去歷史中的人和事經過了長期的沉淀，已經深入人心，更容易為人所認同和接受；現實生活中的人和事往往更能體現時代精神，更能引起讀者的思考和興趣。古與今結合起來使用事例，讓材料有了一個時間的跨度，讓觀點在歷史的發展中得到驗證，不僅讓人覺得文章厚重飽滿，而且讓人洞察到作者既能從古人那里汲取智慧，又能關注時事，與時代合拍。
特別要注意的是，還有一種“融今入古”的方式，“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從“古”材料挖掘出“今”的因素，推陳出新，化腐朽為神奇，賦予歷史人物、事件以及自己的情感和新的內涵，這樣不但非常恰當地論證了論點，而且還使讀者對古代的事例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
二、中與外的組合
中與外的組合是指列舉事例時，既從國內尋求材料，又從國外選擇材料。國內的材料，離我們的距離較近，更切合人們的認知，為大家所熟悉，不必多說；國外的材料，離我們距離較遠，許多人不甚了解，但是用好這些材料，會更具新意，會更容易引發讀者認知和聯想。中與外結合起來使用事例，讓材料有了一個空間的跨度，讓觀點在更廣的范圍內得到論證，不僅讓人覺得文章磅礴大氣，而且讓人洞察到作者具有廣闊的視野，心系世界，情牽寰宇。
三、正與反的組合
正與反的組合是指既從正面舉例，又從反面舉例，將兩方面的事例論據進行分析比較，以闡明正確觀點或駁斥錯誤觀點。“有比較才會有鑒別”，兩種事物一經對比，就可以分辨出彼此間的差異，就更容易暴露出各自的本質和特征。真與假的對比，可以去偽存真；善與惡的對比，可以抑惡揚善；是與非的對比，可以撥亂反正。正與反結合起來使用事例，會使是非曲直更加清楚，觀點更加鮮明，從而增添說理的論辯色彩。
四、實與虛的組合
實與虛的組合是指除了使用客觀存在的事例之外，還可使用文學作品中虛構的一些事例，這些虛構的事例來源于現實生活，但又不同于現實生活，它往往也具典型性，也為人們所了解，有的事例已經在讀者心中產生了一定的藝術魅力。實與虛結合起來使用論據會讓議論更具說服力，會給人帶來更為強大的震撼效果，同時也會顯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蘊，甚至還會給讀者以文學的滋養。
五、點與面的組合
點與面的組合也叫詳與略的組合，“點”是指對生動新鮮或讀者可能感到陌生的事例要詳寫，甚至可以寫出緊扣觀點的細節，詳寫的部分既有力地支撐了論點，又能讓讀者獲得新知識，從而在一種濃厚的興趣中展開閱讀。“面”是指對讀者非常熟悉的一組事例，可用排比句的形式將事例一帶而過，列舉的事例都要略寫，每個事例只是選擇與論點有關的內容，通常只用一句話概括出來，語言十分精煉，讓文章不會因論據增多而顯得臃腫，排比使用又能讓議論顯得氣勢如虹，不可阻擋。點與面結合起來使用事例既能增強文章的論證效果，增強文章的形象性、可讀性，又能保證論據數量充足，增加讀者的認同感。
【論文摘要】近年來，飲食類節目遍地開花，并不斷地發展完善，受到大家的關注與喜愛。但是，在電視節目不斷推陳出新的進程中，飲食類節目要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還需要不斷增強自身競爭力，這就需要充分了解飲食類節目獨特的傳播特點，找出目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才能更好的促進其發展。
飲食類電視節目是以介紹飲食文化、烹飪技法、飲食消費等為主要服務內容的電視服務節目形態。當前比較著名的節目有：《天天飲食》、《貝太廚房》、《天天廚房》、《天府食舫》等，大多都是以介紹做菜方法、暢談做菜體會為主要內容，適應現代人們對生活品質不斷追求的心理，將廚藝與飲食文化相結合的節目。同時，在“創味”的過程中，展現現代家庭的生活方式，聊家常事，尋廚藝樂趣，品生活真味，使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盡享家庭生活中的輕松與恬靜。目前，飲食類電視節目如火如荼的發展，成為收視節目里獨具特色的一道風景。
一、飲食類電視節目的特點
目前，各種媒體出現的美食類內容比比皆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信息需求和商家的廣告訴求，競爭也日益激烈。電視媒體以自己獨特的傳播優勢，成為飲食類內容傳播的排頭兵，飲食類電視節目的獨具特點是什么呢？
1、收視觀眾群較為固定
飲食類節目的定位群體，除了家庭主婦，其他大多是經濟狀況較為寬裕，喜歡上網、喜歡美食、對飲食節目以及飲食知識較感興趣的群體。他們的基本特征是：年齡大概在16－40歲之間，接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喜歡吃喝玩樂的社會同年齡層次人群；容易接受各種類型的食物；對飲食資訊較感興趣，沒有過重的經濟負擔，在廣州，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中已經成為很有潛力的高消費群體，在吃這方面消費意識和相對消費能力強。
2、節目形式多樣
全國各級電視臺陸續推出的電視美食節目，按照節目內容可將它們大致分成三類：一是類似于中央電視臺《天天飲食》的講解烹飪技法的節目，如東方衛視的《貝太廚房》；二是擂臺式節目，如星空衛視的《食神蒸霸》；三是介紹飲食文化的節目，如北京電視臺的《食全食美》。節目形式多種多樣，在節目中要么由主持人帶領大家嘗盡天下美食；要么教你認識自己的體質，介紹以調整體質，治療病痛、延年益壽功用的養生食譜；或將烹飪美食與解說情感結合，使刺激味蕾和探尋情感同步；或請來眾多民間高手紛紛登臺亮相，秀出拿手絕活，讓您的餐桌集百家之長,助您成為眾人羨煞的巧手大廚！
3、現場性強
老百姓愛講究個吃，民以食為天，飲食類節目自然受到大家的關注與喜愛，而觀眾適時的參與是節目增加活力和觀眾緣的最好方式。現在飲食類節目大多現場請了很多觀眾，將廚師的洗菜、切菜及制作等過程也一一現場直播，觀眾可隨時通過短信、電話等方式向選手請教，或提出自己對這道菜的不同制法，甚至是指出廚師的不當之處。節目組會從來信中選取幾條，當面向選手質問，看能否難倒選手。為了激發觀眾的參與熱情，獎勵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加強飲食類節目的現場性，觀眾的意見被充分采納，觀眾就會有一種對自身對節目的認同和共鳴感，更可以鞏固觀眾群和收視率。
4、市場潛力大
飲食類電視節目的觀眾和潛在觀眾人數多，市場潛力巨大。在當前，飲食類節目以其親和力和實用性，逐漸成為深受大眾喜愛的生活服務節目。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人口的不斷增長，人們的消費觀念也在發生變化，消費需求越呈現多元化。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1月1日，我國共有城鎮家庭約37572萬戶，即使每個家庭只有一名家庭主婦，那么飲食類節目的潛在觀眾也有37572萬人，這對于主要是做給城鎮觀眾看的飲食類節目而言，市場無疑是極其巨大的。另外，我國中等以上學歷者又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吃”感興趣，這一點從各個飲食論壇食客云集即可窺見一斑。
飲食類電視節目雖然發展迅速并日趨成熟,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正待改進。
二、飲食類電視節目目前存在的問題
1、跟風雷同，沒有形成明顯的特色
《天天飲食》是中央電視臺1999年2月22日推出的一個以介紹做菜方法、暢談做菜體會為主要內容的知識性、趣味性、服務性欄目。自《天天飲食》開播并創造收視高峰后，全國各個電視臺在短時間內跟風上了一批類似的飲食類節目。可實際效果是，這些節目都沒有取得一個比較好的效果，形式單一，觀眾看多了就厭倦了，把一個飲食類節目做得跟科教類節目一樣，一個人在上面自顧自地說說，讓人根本感受不到飲食的樂趣，更別談能吸引住觀眾了。
2、節目主持人的素質參差不齊
節目主持人可以說是一個節目的靈魂，他可以教您學會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或為不同階層的食客推薦飯店、幫助訂餐，提供實實在在的服務，拉近自己和觀眾的距離，起到橋梁作用；或者主持風格輕松詼諧，讓觀眾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更多地手藝。主持人在節目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但就目前來看，很多飲食類電視節目質量下降，援引就是在于主持人套路陳舊，話語平淡，氣氛死板，調動不了觀眾的積極性。而且除了主持風格與節目不符之外，其本身還可能為了節目更多的經濟利益，偏向于宣傳廣告，從而招致觀眾的反感。
3、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
想想老百姓張口就來的飲食類節目，數量好像真不是很多，即使你有更具特色的食品，也需要不斷地給消費者一個選擇你的理由，這個理由顯然不是產品本身決定的。如果一個飲食類節目可以將自己打造成具有一定形象和品牌能力的節目，隨之增多的肯定也是上升的人氣和節目的收視率。
三、飲食類電視節目發展展望
隨著越來越多的電視臺開始瞄準飲食類電視節目這塊大蛋糕，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把握飲食類電視節目的發展趨勢就顯得尤為重要。
1、地方特色要濃厚
中國菜系內容復雜，中國飲食文化有無數個飲食名城特色菜，更有無數個省，城市的必吃菜，單單一個節目就想把中國博大精深的飲食文化和各種特色名吃一網打盡，顯然有些不切實際，易造成節目浮于表面，內容走馬觀花。節目大而雜，倒不如小而精。可以根據自己的地理位置，選好一個切入點，詳細介紹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美食，加深觀眾的地域歸屬感，使自己能有一批相對固定的收視觀眾。
2、飲食觀念要實用、時尚
人們在物質生活水平達到較高水準時，必然會轉變飲食觀念，追求生活、生存質量，這時吃自然成為一個焦點。人們關注的已非僅僅吃什么，而是怎么吃健康、怎么吃時尚的問題，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講，這時同樣的吃，已從滿足生理需求跳級到滿足人們獲得安全和社會尊重的需求。飲食類節目在制作過程中自然也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比如適當加入當前比較流行的觀點，如膳食營養，食療，瘦身減肥等，現在已經有多個節目開始了這樣的轉變。
3、要樹立自己的品牌
品牌能創造價值，能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品牌是最具魅力的無形資產，代表媒介形象”。要有叫得響的品牌、要把品牌叫響。做一個品牌類的飲食節目，最終要的是要保證它所追求得品質。里面的菜譜應是經過精心挑選，色香味俱全的，并且是經過烹飪界的專家親自品嘗鑒定的。
4、電視媒體要與其他媒體結合
由于電視節目幾乎不可保留和連續觀看，而烹飪技術對個人而言，不是看一遍就能記住的，出版書籍，把節目里的精彩內容集結出書，既服務了觀眾又起到了良好的宣傳作用。或者開通網絡版，考慮到傳播的互動反饋，建立一個關于飲食的提問板，既為某個讀者解決疑問，也為節目的內容提供了參考，從而更好、更有針對性的滿足各類觀眾的需求。多媒體運作都是圍繞節目而展開，以節目為中心，形成一個傳播鏈，以爭取更多的觀眾和更高的收視率。
飲食類節目作為一個新興的節目形式，正以它獨特的優勢，走進千家萬戶，豐富了我們老百姓得餐桌，使我們能一邊津津樂道地暢談美食，一邊品嘗著各色珍味。電視作為中國老百姓最普及的傳播媒體，自然應擔當起傳承飲食文化，合理豐富老百姓日常飲食的重任，引導民眾朝健康，合理，節約的餐飲文化方向前行。
【參考文獻】
[1]《邊吃邊聊:飲食漫筆及小吃地圖》李其功/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01
在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論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教學中開展探究式教學，對于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知、信、行”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1.有助于深化學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和理解
理論源于實踐，又在實踐中得到檢驗、修正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在回答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提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向前推動和發展的。因此，要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必須引導學生關注實踐，在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和理解。
2.有助于學生學習積極性的提高
研究生是社會的高層次人才，相對于本科生而言，他們有更強的自我意識，面對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他們渴望由自己的眼睛來認識事物，通過對問題的獨立判斷來體現主體價值。因此，在研究生中進行探究式教學，在老師指導下，通過自己的研究，驗證書本理論的正確性或用理論來解釋、說明甚至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合理方案，相對與教師單純外部灌輸而言，更能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強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3.有助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
探究式學習的目標在于塑造大學生的完美人格，尤其強調學生的發展能力，有利于學生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相融合和自身素質的全面提升。具體表現為以下六個方面：①促使學生關注現實。如：通過對低碳經濟、教育均衡、戶籍改革等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和探究，增進學生與現實生活的聯系，增強其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②有利于學生創新精神的培養。探究式學習改變了以往被動接受的學習方式，創造了能充分發揮創新潛能的寬松環境，使學生能積極主動地去探索、嘗試，從而培養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增強了學生的創新能力。③增強學生的科研能力。在探究式學習過程中，學生必須圍繞既定主題，積極參與并親自實踐才能完成相關研究。通過實踐，學生逐步樹立積極的科研態度，掌握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過程，養成良好的科研習慣并且培養優秀的道德品質。④增強學生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開展探究式學習，如要撰寫某一專題的調查報告，學生必須綜合運用多方面的知識，這就有效地培養了學生通過互聯網、圖書館、人際交往等多渠道獲取信息的能力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從而改進學生的學習方法。⑤提高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開展探究性學習，學生的人際交往更加頻繁，學生之間、指導教師之間、受訪對象之間的溝通交流大大增加，增強了學生與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⑥增強社會責任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課的探究式學習主要圍繞社會經濟、政治或文化發展的問題展開，學生通過社會實踐更深地理解和掌握相關理論，同時也更加關心社會的進步、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大大增強了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4.促進教師綜合素質的提升
在探究式學習中，教師的學術權威取決于教師的學習經驗、知識積淀和教育智慧。因此，探究式學習的開展對新時期的教師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必須具備精深的專業知識和廣博的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良好的心理素質、深厚的人文素養、較強的教學研究和探索能力，才能對學生的探究式學習進行有效的組織和指導。因此，探究式學習在教學中的深入實踐，對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教學科研能力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機遇。此外，開展探究式學習還將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逐漸掌握必要的現代教學技術，靈活運用各種信息搜索途徑，以順應學生的學習習慣，順利地指導并協助學生完成對預定主題的研究。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探究式教學實踐及效果
目前，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論課一般都是大班教學，每個班的學生數一般在100人左右，有的高校甚至300多個學生在一個教室上課，大多數教師仍然采用滿堂灌的教學模式。由于缺乏師生之間的交流，學生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難以在課堂上得到有效的講解，加之大部分教學內容在中學和大學都已接觸過，因此在政治理論課上經常出現教師授課慷慨激昂，興致盎然，而學生反應漠然的現象。雖然有一些教師嘗試采用探究式教學，但由于缺乏具體可行的操作細則和科學的評價體系，結果也不盡人意。為提高大班條件下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在教學實踐中，我們遵循了科學性、時事性、實效性三原則。科學性就是在教學內容、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改革中遵循教學規律和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特點；時事性就是緊跟時展脈搏，關注社會熱點和學生關注的焦點；實效性就是能最大限度地達到教學目的。該課程的教學目的就是讓學生堅定社會主義信仰，樹立對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依據以上三原則，我們在推進探究式教學過程中，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指導學生進行研究課題的選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課具有很強的時政性，學生對國際國內發生的最新事件和相關內容也最為關注。因此，在教學活動中，我們在指導學生進行課題研究時，注重社會熱點、難點問題、中央近期重要會議文件及精神并從中選題，以引導學生關注現實，深化學生對一些重要改革方向的把握和相關政策的理解。
2.分組研討，提高學生的團隊精神和合作意識
相對于本科生而言，經過多年的政治理論課學習和熏陶，學生已經有了一定的政治理論素養，許多研究生自主意識較強，對一些事情有自己獨立的思考，也愿意和老師、同學們進行一些理論上的探討。在教學活動中，我們根據學生的專業特點和學生關注的一些重點、難點和熱點問題，組織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并進行討論匯報。一般是5~10人一組，先在小組內討論，然后每個小組推選出一名代表，在班級進行小組討論匯報。學生對該項活動非常積極，許多小組都寫出了較高質量的研究報告，在班級匯報時絕大多數小組都做出了較好的匯報課件，有的還鏈接有相關視頻，有的小組在匯報結束后贏得學生長時間熱烈的掌聲。如食品工程專業的學生匯報題目有《從舌尖上的安全談我國食品法規的完善和企業家道德建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屆三中全會及其影響》等，機電專業學生匯報的題目有《從嫦娥奔月看我國太空技術的發展及創新》、《從我國不同時期的主流歌曲的社會影響看文化建設的重要性》等，題目新穎，論點明確，論述充分，匯報時不僅語言流暢，有課件、相關視頻，并且還設置了提問等互動環節，效果很好。課程結束時老師進行了問卷調查，98.7%的學生認為這樣的教學方式很好，加深了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增強了學生的合作意識，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能力和演講能力，有的學生在調研問卷上寫道：感謝老師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平臺，通過小組討論和課堂演講，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鍛煉。
3.改革考核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