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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勞動力”、“工資不變”和“資本家剩余”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闡述了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欠發達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傳統部門;另外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超過傳統部門的城市工業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的彈性是無限的,因此工業部門只要支付略高于農村維持生計收入水平的工資,就會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二元經濟的發展表現為一個現代部門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逐漸縮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通過收入分配向利潤傾斜所導致的現代部門迅速的資本積累以及現代工業部門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力和經濟剩余來實現的(劉易斯,1989/1954)。
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的開創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對二元經濟結構的描述層面,而是由這種落后狀態推論出一種發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然而,在劉易斯的觀點中忽視了農業自身的發展在二元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加速了農村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但是,當與轉移來的農村勞動力要素相結合的城市資本供給出現告急,或者說,城市資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勞動力要素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時,就會產生像我國的“農民工邊緣化”現象。
(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針對劉易斯模型的缺陷,費景漢與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的三階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設由于制度性原因,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礎上將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很小),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由于存在“零值勞動力”,因此農業產出水平不會因為勞動力的減少而下降,勞動力的轉移不會受到阻礙。
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存在“隱蔽失業”,在此階段,如果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那么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出水平將會下降,因而可能發生糧食短缺,并引起糧食價格上漲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上升,最終引起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過程緩減甚至停滯。因此,費景漢與拉尼斯認為需要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
第三階段,當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制度工資”的水平,就意味著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由二元的勞力剩余型經濟轉化為一元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階段,由于農業生產實現了資本化,因此工業部門要想通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擴大再生產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而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于或等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水平,結果,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將加速增長。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這種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時,會引起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的變化,從而促進了勞動力要素供需機制的形成,避免了劉易斯模型所帶來的這種局面:勞動力要素有足夠的動力流動,卻不能充分地和資本結合。換言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可以讓勞動力要素隨著資本聚集的速度流動(必要的時候還可能出現勞動力要素回流的現象,我國沿海一帶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這一點),從而讓勞動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資本結合。但是此模型有一個很強的潛在假定: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已經和土地要素及資本要素充分結合了。這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合,例如,鄧晰隆的研究成果測度出我國2003~2006年度農村生產要素綜合市場化程度平均為23.87%(鄧晰隆,2007),這足以證明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局限性。
(三)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主要依據城鄉實際工資差距與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根據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盡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業,農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嚴重失衡,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托達羅,1999/1997)。由此,托達羅認為,按照劉易斯模型采取資本向現代工業部門傾斜的工業化戰略并不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相反應當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以縮小城鄉就業之間的不平衡,從而緩解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從此模型中可以發現:實際上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和城市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著巨大差異,兩種市場的不兼容導致嚴重的農民工問題,這一點與我國戶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相吻合的。但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等構想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農地承包制度”等關鍵問題的解決為基礎的。
國內文獻綜述與啟示
國內學者對農村勞動力要素的研究較多地結合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規模不斷擴張,城市化水平滯后和城鄉工資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沿海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出發,首先考察了我國城鄉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國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遠,2004),而這些都體現了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政策的城市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影響政府決策的機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農民工進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業歧視或就業權利不平等。農民工不僅被剝奪了成為城市國有企事業和行政單位正式職工的資格,而且還從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業崗位之外,這使得農民工只能進入城市的“第二勞動力市場”(蔣國保,2005),即便如此,當城市政府面臨解決城市下崗工人再就業壓力的時候,這些農民工還面臨著隨時被解雇的命運(余紅等,2006)。正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這是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突出問題——勞動力市場分割。
對于這種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張文龍等從技術和經濟性質的層面進行了界定,認為:工資合約的不同性質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主要標志,把具有平均主義或相對平均主義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內勞動力市場,把具有工資——勞動邊際產品對應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不同工資合約的性質有所差別,可以稱之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張文龍等,2005)。在這種制度性分割下,農村勞動力要以低工資水平和低勞動權益保障為代價,才能贏得在非國有部門就業的競爭優勢。由此王德文等認為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戶籍以及由戶籍制度引發的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有限的城市就業總量;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的法制建設和對非國有部門勞工保障監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過程中,陳釗、陸銘則認為:城鄉分割政策的更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單方面擁有城鄉政策的決策權。人口多而資本少的歷史條件是導致城鄉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隨著城市發展中資本的不斷積累,城市的生產活動開始對農村勞動力產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訂的城鄉政策就逐漸在農村勞動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動。這種政策轉變是城市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決策結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進城民工在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貢獻的時候,卻同時承受著來自于城市的歧視,這種歧視也成為導致城鄉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陳釗等,2006);相反,城鄉之間長期沉淀下來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感知差異程度,決定了農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的程度。
當農民工遷往城市的數量超過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規模時,城市居民就會感到擁擠,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會設置各種“政策門檻”排斥農民工的繼續進入,這種感知差異也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鄧晰隆,2008)。所以,要實現從城鄉分割到城鄉融合的轉變,除了隨著城市的資本積累而不斷地增加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為根本的是必須改變城市單方面地制訂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這一現狀(陳釗等,2006)。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從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的現實出發,分別對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進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論成果豐富,對策建議也具體,但這些研究更多地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而筆者認為,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應該體現出三個方面,勞動力要素從農村流向城市,勞動力要素從城市流向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從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學者更加注重對第一種情況的研究。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農村勞動力素質;中國人力資源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憑借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產業分布的非對稱性也有所擴大。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中國的區域產業集聚現象越發明顯,形成了以廣東、山東、浙江、江蘇、上海為代表的東部外向型工業帶。從1989年起侯鳥式的“民工潮”一直沖蕩著中國的交通運輸、城市建設和能源消費市場,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全國的遷移人口超過1.31億,其中跨省遷移3392萬人。如此大規模的全國范圍內的勞動力流動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中也是不多見的。當前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表現出以下兩大特征:
1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規模巨大、距離較遠且多分布于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行業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在農業生產之外再獲得一部分的非農業收入。而事實上,這種流動與轉移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都一直存在,但當時的方式是一種“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轉移模式為主,只是由于在競爭的壓力下,“鄉鎮企業資本增加的速度逐漸加快,吸納勞動力的速度相應減緩。農村勞動力面臨著越來越強烈的跨區域轉移的壓力。在這種情形下,作為流動勞動力主體的內地剩余勞動力,必然向能夠提供工作機會較多,均衡工資水平較高的地區轉移。首先由于省際之間基礎設施的相對滯后,東部沿海成為加工貿易型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地。加工貿易以低技術含量的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的環節為主,其創造出的勞動力需求除了給本地農業剩余勞力提供就業機會,還吸引大量內地勞動力;其次沿海地區由于更靠近國外市場,當地的個體私營企業在管制解除之后借助相對較大的市場(國內和國外市場)獲得迅速發展,其所創造的勞動力需要達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得不從外地補充;再次工業在自身規模經濟特征的作用下,所創造出的“后向聯系”使得資本要素開始向東部匯集,而這種產業轉移也創造出更多的勞動力需求。這就意味著其所能提供的均衡工資水平和就業機會遠高于內地工業,并且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非常寬泛,而農民的跨省流動就是追求兩個簡單的目的:一是工作機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農民工傾向于向工業化程度較高、非國有經濟較多,從而工作機會較多的地區遷移。而一旦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這種豐富的機會,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就會涌入城市,下表是1999-2003年間農村勞動力轉移比例的數據:
表1顯示90年代后期隨著東部地區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勞動力流出的速度與距離也明顯增強。二是農民工傾向于流入名義工資水平較高的省份,這樣即使他們所進入的并非高利潤行業,也能獲得較之其他地區或是農業生產更高的報酬,下表是2000年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就業的產業分布以及1997、1998年各行業農村勞動力從外地匯寄款統計:
表3顯示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產業中的分布主要集中與知識與技能要求不高的行業,農民工更選擇在制造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和建筑業等行業就業,并且從事的是本地勞動力不愿從事的比較累、臟、危險的工種,由于農民工的職業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而只能在非正規的、與城市居民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機會。同時,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大多保持著原來的消費模式,儲蓄傾向很高,通常把工作掙得的錢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寄回家鄉,很少照顧到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質量。這些條件保證了農民工在現代城市產業體系中能夠得到較之農業生產高得多的積累,從而分享城市經濟發展的成果。
2外出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不高,而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也不明顯
由于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著明顯的三元化特征:即城市經濟、農村工商業經濟及農業經濟,不同經濟的技術水平不同,對人力資本需求的層次和量也有所不同,由之引起的收入差距也會有顯著不同。而第一產業較之其他行業不僅生產效率低,而且支出與收入的對應水平也低,再加上宏觀經濟環境,特別是產品和要素的市場結構與相對價格等因素綜合影響,就造成了農業生產中“低投入、低收益、低效率”的問題,隨之而來的是農戶的“高投入、低收入、低素質”問題,反映了中國當前的農業發展不僅比較效益低下,而且缺乏獲取資源的競爭能力。如下表:
而這種不協調的生產方式對農村居民中文化水平較低的部分壓力更大,他們既缺乏農業生產資料,又缺乏理解科技與信息的能力,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中浪費大量的勞動能力與勞動時間。對他們而言,與其在農業生產中付出大量的勞動而獲取不到較高的收入,還不如在城市中從事一些危險性大、勞動強度高但收入也較高的工作。而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也提供了許多這樣的機會,由于數量化的粗放經濟仍然在經濟活動中占據優勢,所以應對市場競爭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降低生產成本而不是獲取科技壟斷優勢,而這種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報酬對農民特別是低教育水平的農民仍然有相當的吸引力,這就使農業人口中初中以上學歷的部分較多地流在了農村,而小學及文盲半文盲的部分更多地流向了城市。而更明顯的是,對于中國這種土地資源有限、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村集體化大生產不發達的國家而言,這種農業人口的流出并不會對數量化的農業生產造成多少效率上的喪失,如下表所示:
這種低素質農業人口的大規模轉移會壓制城市產業升級的步伐,并在未來的產業發展進程中成為可能被淘汰的對象。所以,如果不配合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有計劃提升,農民教育與再教育投資的迅速增長,則這些低素質農民工必然會在將來成為社會的棄兒,一方面是城市經濟轉型與升級的加速將不斷限制其獲取就業機會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長期脫離農業生產使其所擁有的農業生產資料、農業信息與農業知識更加匱乏,較之于那些留在農村的相對高素質居民,他們在農業生產、土地經營、多樣化種植和市場營銷等諸多方面都毫無競爭優勢可言,其結果只能是造成這些人口既難以在城市立足又很難重新適應農業生產,成為在城市邊緣游蕩的流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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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侯風云.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收入與人力資本狀況相關性研究[J].財經研究,2004,(4).
一、農村勞動力資源檔案管理現狀
吉林省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制定相關政策,積極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把勞務輸出作為實施開放帶動、縣域突破,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全省農村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幾年來,通過開展小城鎮建設,調整農業結構、培育特色產業,積極引導農民向二、三產業勞務輸出轉移,向非耕地產業轉移,向設施農業轉移,不斷拓寬了農民增收致富的途徑,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流動,已逐步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形式。勞務輸出工作的開展,對全省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勞動力資源管理是推動勞動力有效開發和有序流動的基礎,勞動力資源管理檔案是勞動力資源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據。
目前,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形成的檔案內容構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農村勞動力資源個人檔案。主要包括:
(1)農村勞動力個人自然狀況(男滿16-60周歲、女滿16-55周歲范圍內的農村勞動力)。其內容包括:勞動力姓名、性別、年齡、民族、學歷、政治面貌、婚姻、職務、職稱、經歷、通訊地址、郵編、聯系電話等信息材料;
(2)生產經營狀況。其主要內容包括:在鄉從事種植、養殖及農副業等情況;外出務工地址、單位、時間、從事的行業、工種、業務等級和工資;主要勞動技能和專長等信息材料;
(3)家庭自然狀況。其主要內容包括:人口、社會關系;土地承包、生產工具;家庭收入與經濟來源等信息材料;
(4)從事社會活動狀況。其主要內容包括:參加黨派、民間組織、入伍、退役;社會職務;參加國內外經濟、科技、文化交流考察等信息材料;
(5)其他情況。主要包括:社會誠信、遵紀守法、獎勵及鑒定、考核等信息材料;
2、農村勞動力檔案信息資源管理。主要包括:農村勞動力資源情況調查、農村富余勞動力資源情況、就地轉移人員情況、勞務輸出人員情況、勞動力培訓意向、農村勞動力求職意向、農村勞動力合作醫療參加人員各類登記表、匯總表;農村勞動力用工合同、簽約;勞動保險證明材料等;
3、公務文書檔案。主要包括:建立農村勞動力管理組織機構、鄉(鎮)、村級保障服務站(所)管理制度、工作職責以及各類人員工作目標責任制;召開農村勞動力工作會議材料;農村勞動力供求信息、勞動技能培訓、組織輸出護送、回訪慰問、維權服務等工作環節中形成的材料等。這些檔案材料的形成和規范管理,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管理以及勞務輸出工作的推進,將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據調查目前吉林省勞動力資源檔案管理處于三種狀況:勞動力資源管理建檔工作得到了各級政府和領導高度重視。許多縣(市、區)鄉(鎮)都將其納入議事日程,確定專(兼)職人員管理檔案,在本區域內初步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組織管理體系,明確工作要求,對勞動力管理過程中形成的檔案材料進行了及時收集、規范管理,定期歸檔,使建檔工作與勞動力資源管理工作得到同步發展。調查組來到敦化市,參觀了他們的勞動就業服務站。敦化市為了突破制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瓶頸″,實現勞務輸出的良性發展,在全國率先為農村勞動力全部建立檔案。同時,還建立了勞動力資源信息數據庫,對農村勞動力資源實行動態管理。全市的300個自然村的10.7萬農民,像學生、工人、干部一樣,有了自己的檔案。目前,敦化市農村勞務輸出工作呈現出勞動力資源數字清、轉移輸出渠道暢、跟蹤服務及時到位的良好態勢。檔案在勞動力資源管理和輸出工作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對促進農村整體經濟發展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調查組也看到各級政府和一些相關部門,對勞動力資源管理建檔工作還沒有真正落到實處,檔案的形成和管理呈自流型,建檔工作與勞動力資源管理不同步。如:有的縣(市、區),勞動力資源管理和勞務輸出檔案的形成和管理“各自為政”,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管理中心。
還有的縣(市、區)鄉(鎮),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建檔工作無人問津,此類情況在全省占有一定的比例。
二、制約勞動力資源檔案管理的主要因素
調查中調查組了解到,產生上述問題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一是各級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對勞動力資源管理建檔工作還缺乏認識,因此對在這項工作中形成檔案材料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致使檔案無專人管理,材料不齊全、歸檔不完整,甚至分散管理的現象還比較普遍;二是廣大農民群眾檔案意識淡漠,不知道什么是檔案,也不清楚建立檔案對自己有什么作用。外出打工只知道攜帶勞動工具,不清楚還要隨身攜帶自己的檔案。使供需雙方無法實現信息對接。三是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和檔案部門對勞動力資源管理建檔工作沒能及時跟蹤研究和探索,勞動力資源建檔工作沒有可遵循的辦法和規范,導致勞動力資源管理檔案的形成和管理“順其自然”。這些現象的存在,不僅影響了檔案在勞動力資源管理工作中作用的發揮,同時也阻礙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工作的有序開展。
三、建立農村勞動力資源檔案長效機制
面對吉林省勞動力資源管理的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要求,勞動力資源管理檔案工作如果不及時采取相應措施,適時進行規范引導,就可能出現斷檔情形,給今后勞動力資源管理工作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因此必須建立農村勞動力資源檔案長效機制。
1. 提高認識,納入日程。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檔案,伴隨著農村勞動力資源的管理、開發等活動形成,反映了勞動力自身基本情況和相關信息,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工作的真實記錄和重要依據。如果只重視勞動力資源管理和勞務輸出工作,而忽視其建檔工作,勢必給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管理和科學決策造成失誤。因此,應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各個層面對勞動力資源管理建檔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切實把建檔工作納入日程,納入勞務輸出工作程序,在一手抓勞動力輸出管理工作的同時,一手抓好建檔工作,統籌兼顧,確保這項工作扎實有效開展。
2.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積極支持,共同把這項工作做好。建立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檔案工作,同樣需要各個部門的通力合作。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分工負責,這項工作就很難啟動和發展。因此,應由政府掛帥,主管勞動保障的部門牽頭,成立由檔案、農業等部門參加的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檔案工作領導小組,形成涉農部門共同參與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各個部門的職能作用,相互配合,切實保證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建檔工作任務的落實。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尤其要充分發揮其職能作用和優勢,及時介入此項工作,積極研究、探索勞動力資源管理工作的特點和規律,結合實際,制定檔案管理規范和辦法,開展跟蹤指導,提供有效服務,積極為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和勞務輸出鋪路搭橋。
3. 完善基礎,規范管理。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檔案形成于勞動力資源管理相關部門,其檔案材料的內在質量關系到勞動力資源管理工作的成敗。如果檔案材料形成不規范、數據不準確、收集不齊全、整理不科學,都將制約農村勞動力資源管理工作的開展和勞動力資源的有效發揮。因此,勞動力資源管理相關部門應把好檔案材料的形成和歸檔關,建立質量保證體系,不斷完善基礎工作,確保勞動力資源管理數據準確、歸檔完整、管理規范、有效利用,為勞動力資源的開發、輸出提供保障。
一、指導思想
為了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必須加大對農村地區促進就業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不斷擴大農民可支配收入的來源渠道,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努力使農村中富余勞動力在不斷提高素質的同時,轉移到二、三產業發展中來,切實解決好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使城市建設和農村發展良性互動,有機統一。
二、目標任務
完善以政府主導的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的社會責任體系,緊緊圍繞以促進非農就業為目標,千方百計擴大非農就業,建立各鎮促進非農就業聯席會議制度。各相關部門緊密合作,定期研究促進非農就業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及解決的方法,進一步制定和完善促進非農就業的各項扶持政策,形成促進非農就業的長效機制。期間新增就業崗位每年不少于3萬個,其中非農就業每年3000人次以上;農村“雙困人員(生活困難、就業困難)就業安置率努力達到100%。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著力提升勞動者的職業技能素質。期間培訓各類職業技能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達到其總數的80%以上。
三、主要措施
(一)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各項功能,大力推進非農就業
1、健全政府促進非農就業責任體系,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調控功能。強化各級政府促進非農就業的責任、完善促進就業目標考核體系,把就業目標與經濟發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布置、同檢查、同安排。根據每年制定的促進就業目標計劃,明確考核內容和考核辦法,并將考核結果及時反饋給被考核單位和相關部門。
各鎮政府應加大政府促進非農就業的資金投入力度,完善政府出資購買就業崗位的各項管理措施,形成優先吸納本地區勞動力就業的良好環境。
2、不斷優化就業扶持政策,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政策支持功能。根據的實際,實施對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就業和實現自我創業給予交通費補貼與創業補貼政策措施,對農村“雙困”人員市場就業的給予社會保險費補貼,補貼標準按鎮保繳費基數設定。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鼓勵企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非農就業。對能創造較多就業崗位的中小企業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務和有效的扶持。發展有一定就業容量、能提供公共服務事業并適合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公益性項目,支持有市場潛力的非正規勞動組織發展壯大。同時疏通勞務輸出渠道,擴大輸出規模。
3、重視解決純農戶的就業問題,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引導功能。在全區對純農戶家庭的人員結構、文化、技能、求職意向等開展排摸,期間,對純農戶家庭,實現有一人以上非農就業,提高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4、健全農村“雙困”人員就業援助機制,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托底安置功能。完善對農村“雙困”人員的就業托底機制,積極整合社會資源,不斷拓寬農村“雙困”人員安置渠道。加強對農村“雙困”人員進入、認定、退出的動態管理,確保出現一個、認定一個、安置一個、保障一個。
5、優化社區微小型企業創業環境,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就業扶持功能。認真落實農村富余勞動力享受與城鎮勞動力相同的就業服務和就業優惠政策,積極做好開業貸款的政策扶持工作,有條件的街鎮應當提供創業場所,提供失業人員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創業經營場地,加大開業指導工作力度。農村富余勞動力創業貸款5萬元以下,免除個人擔保,積極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以創業促就業。
6、提升公共就業服務水平,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綜合服務功能。進一步健全網上公共職介平臺,在現有就業服務機構三級網絡的基礎上,鎮勞動保障事務所建立農村就業服務中心,開設專門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求職服務的公共招聘就業窗口,方便求職,降低求職成本。全面掌握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狀況和求職意向,做到“一人一檔”,實施職業指導聯系卡制度,重點關注正在培訓和有求職愿望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征地勞動力,為他們提供個性化的職業指導服務。
(二)加大培訓力度,不斷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競爭能力
1、進一步健全市場化、社會化的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機制。加強針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培訓工作的指導,進一步完善政府主導、面向市場、政府出資購買培訓成果的職業培訓機制。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特別是抓好郊區青年萬人培訓項目的落實。
2、探索建立職業培訓政府補貼新思路。加大政府對職業培訓投入的力度,逐步為農村勞動力建立個人培訓賬戶,為每一個賬戶注入一定的資金額度(每卡每年2000元),實現職業培訓政府補貼賬戶化和人本化的操作模式。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但也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最迫切且最具有挑戰性的是“三農”問題。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通過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消除城鄉二元對立的問題,其重點是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轉變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關鍵需要大量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
1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原因分析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產生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原因:
(1)累積性剩余。建國后,由于我們實行了錯誤的人口政策,導致人口出生處于很高的自然增長率。人口的增長速度和總量遠遠大于同期經濟發展和就業的需求,其中尤以農村為甚。人多地少是我國最大的國情,也是造成我國農業勞動力過剩的最主要的原因。
(2)替代性剩余。在我國農村,隨著的普遍推行,農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有了大幅提高,由此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導致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應減少,其結果,大批農業勞動力就會從農業中釋放出來,成為剩余勞動力。
(3)波動性剩余。我國現在約有一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但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流動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經濟波動或其他風吹草動,就會被迫回鄉。這種波動性剩余不是每年都發生的,但其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對穩定的影響,給各級政府帶來的壓力,卻比還未進城打工、隱性失業于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大得多。
(4)消費性剩余。恩格爾定律認為,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將會不斷下降。其中包括消費者從重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向重視工業品和勞務的消費轉化,這種轉化帶來了消費結構的變化。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為主第一產業的發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業品和勞務為主的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有了巨大的空間,這就引發了大量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沖動和農業勞動力的過剩。
2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總結起來,有以下方面的制約:
(1)農村勞動力素質制約。農村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事業的發展水平明顯落后于城市,農民在社會經濟各個方面都沒有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教育經費與適齡人口的匹配不相適應,一方面是教育經費缺乏,教學條件落后;另一方面,農村適齡人口的入學率低,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鎮還有很大的差距。此外,進城打工的農民子女的教育,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2)農業內部擴大就業的空間不大。當農業朝著現代化發展時,勞動力的投入對增產的作用會大為減弱,農藝、機械和化工產品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越發突出。當這種替代作用累積到一定量時,對勞動力的排斥現象就不可避免會出現,使整個生產過程發生節省勞動的情形,勞動內部的就業機會非但不能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現象。
(3)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受阻,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有限。近些年,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滯緩,隨著增長方式的轉變,勞動密集型逐漸向資金密集型轉變,勞動就業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管理水平、技術力量相對薄弱,經濟效益不佳,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影響。
(4)沒有建立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土地流轉制度,土地權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主體及土地預期收益和風險的不確定,使得土地使用權轉讓的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不明確,使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中糾紛不斷,大大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權流轉的速度及數量。而農民土地不退出,農村土地的細碎分割的問題就不能解決,也就意味著農民的轉移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5)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轉移后的農村勞動力得不到生活保障。自從1978年我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來,中國農民開始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但是這些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卻并沒有享受到城市的種種保障制度,又加上自身漸漸遠離土地,正日益處在一種尷尬境地: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干著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卻不被城市所承認,同時由于沒有工人身份,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參加工會的權利,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安全網之外,沒有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
(6)勞動力市場發育滯緩,中介組織發育程度低。目前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大都是自發的,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總需求、總供給的調節,缺乏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組織與指導。
3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3.1深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
(1)從加快發展農村非農產業,繼續促進鄉鎮企業穩定發展。鄉鎮企業要加快調整結構、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不斷增強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一是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二是大力發展農村服務業為重點第三產業。
(2)加快城鎮化發展的步伐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由之路。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小城鎮轉移的關鍵是發展經濟。首先要鼓勵富裕起來的農民進城興辦各種企業,其次要大力發展小城鎮的房地產業。為了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徹底轉移,除了要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給進城農民一定的優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搞好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可以改善小城鎮生活環境,增加吸引力,而且通過道路交通、供電網絡、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直接創造大量就業崗位,也有利于啟動農村市場。
(3)農業內部就業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長遠選擇。
①農業基礎設施的加強可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②以農業結構調整為契機,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就業;③以農業產業化為紐帶,開辟農業內部就業的新領域;④大力發展開發性農業。
(4)擴大對外勞務輸出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途徑。
要解決我國的勞動力過剩問題,使人口負擔變為人力資源的優勢,搶占國際勞務市場,必須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①首先提高對勞務輸出重要性的認識;②拓寬勞務輸出的渠道;③放寬勞務輸出的領域,增大就業的空間;④加強對勞務輸出人員的培訓,提高勞務人員的素質;⑤建立完善的國際勞務市場信息。
3.2逐步提高農民素質
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轉移數量特別是轉移層次提高的重要因素。
從近期看,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有以下措施:
(1)素質教育保障。
盡快推廣國家的九年義務教育制度,保證適齡少年兒童入學,為以后的就業打好基礎,
(2)農業生產技術培訓。
在農業技術方面多為農民搞點技術培訓,多進行點試驗示范,來不斷地提高他們的科學種田的技術水平教育對人的發展的必要性。
3.3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保證
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制定公平合理的農民就業政策,保證進城農民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權利和公共服務。此外,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加快步伐,加大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和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使得離開土地的農民也同城市居民一樣,是社會保障體系的直接受益者。
3.4實行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的農村土地政策
土地是農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能否充分發揮土地這種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是衡量土地產權制度是否合理、是否科學、是否有效的基本標準。
(1)發展土地股份合作。
(2)進行土地規范流轉。
(3)進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
3.5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增加組織、宣傳、服務的力度
政府應當做到:
(1)廣泛搜集市場用工信息,為外出農民工搭橋、鋪路;
(2)宣傳、組織與領導農民進行勞務輸出;
(3)對外出打工農民提供權益保護功能;
(4)對外出勞動力提供跟蹤服務;
(5)知識培訓;
(6)培育市場中介組織,疏通勞動力有序流動的渠道;
(7)依法整頓勞動力市場,規范中介組織行為。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是我國有待解決的一項世紀工程,這一問題解決的好壞,不僅關系到農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農業現代化能否實現、農村經濟能否走出發展困境,而且還關系到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能否實現,以及國民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合理、有序地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是靠單方面的政策,它需要政府、社會、農民共同努力。盡管我國的國情決定了這一過程將是漫長和艱難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但只要我們群策群力,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找到正確的解決途徑,相信在全社會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這個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
參考文獻
[1]陳淮.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J].中國經濟信息,2004,(6).
[2]趙海東,王治國.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7,(7).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農村勞動力素質;中國人力資源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憑借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產業分布的非對稱性也有所擴大。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中國的區域產業集聚現象越發明顯,形成了以廣東、山東、浙江、江蘇、上海為代表的東部外向型工業帶。從1989年起侯鳥式的“民工潮”一直沖蕩著中國的交通運輸、城市建設和能源消費市場,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全國的遷移人口超過1.31億,其中跨省遷移3392萬人。如此大規模的全國范圍內的勞動力流動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中也是不多見的。當前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表現出以下兩大特征:
1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規模巨大、距離較遠且多分布于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行業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在農業生產之外再獲得一部分的非農業收入。而事實上,這種流動與轉移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都一直存在,但當時的方式是一種“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轉移模式為主,只是由于在競爭的壓力下,“鄉鎮企業資本增加的速度逐漸加快,吸納勞動力的速度相應減緩。農村勞動力面臨著越來越強烈的跨區域轉移的壓力。在這種情形下,作為流動勞動力主體的內地剩余勞動力,必然向能夠提供工作機會較多,均衡工資水平較高的地區轉移。首先由于省際之間基礎設施的相對滯后,東部沿海成為加工貿易型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地。加工貿易以低技術含量的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的環節為主,其創造出的勞動力需求除了給本地農業剩余勞力提供就業機會,還吸引大量內地勞動力;其次沿海地區由于更靠近國外市場,當地的個體私營企業在管制解除之后借助相對較大的市場(國內和國外市場)獲得迅速發展,其所創造的勞動力需要達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得不從外地補充;再次工業在自身規模經濟特征的作用下,所創造出的“后向聯系”使得資本要素開始向東部匯集,而這種產業轉移也創造出更多的勞動力需求。這就意味著其所能提供的均衡工資水平和就業機會遠高于內地工業,并且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非常寬泛,而農民的跨省流動就是追求兩個簡單的目的:一是工作機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農民工傾向于向工業化程度較高、非國有經濟較多,從而工作機會較多的地區遷移。而一旦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這種豐富的機會,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就會涌入城市,下表是1999-2003年間農村勞動力轉移比例的數據:
表1顯示90年代后期隨著東部地區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勞動力流出的速度與距離也明顯增強。二是農民工傾向于流入名義工資水平較高的省份,這樣即使他們所進入的并非高利潤行業,也能獲得較之其他地區或是農業生產更高的報酬,下表是2000年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就業的產業分布以及1997、1998年各行業農村勞動力從外地匯寄款統計:
表3顯示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產業中的分布主要集中與知識與技能要求不高的行業,農民工更選擇在制造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和建筑業等行業就業,并且從事的是本地勞動力不愿從事的比較累、臟、危險的工種,由于農民工的職業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而只能在非正規的、與城市居民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機會。同時,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大多保持著原來的消費模式,儲蓄傾向很高,通常把工作掙得的錢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寄回家鄉,很少照顧到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質量。這些條件保證了農民工在現代城市產業體系中能夠得到較之農業生產高得多的積累,從而分享城市經濟發展的成果。2外出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不高,而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也不明顯
由于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著明顯的三元化特征:即城市經濟、農村工商業經濟及農業經濟,不同經濟的技術水平不同,對人力資本需求的層次和量也有所不同,由之引起的收入差距也會有顯著不同。而第一產業較之其他行業不僅生產效率低,而且支出與收入的對應水平也低,再加上宏觀經濟環境,特別是產品和要素的市場結構與相對價格等因素綜合影響,就造成了農業生產中“低投入、低收益、低效率”的問題,隨之而來的是農戶的“高投入、低收入、低素質”問題,反映了中國當前的農業發展不僅比較效益低下,而且缺乏獲取資源的競爭能力。如下表:
而這種不協調的生產方式對農村居民中文化水平較低的部分壓力更大,他們既缺乏農業生產資料,又缺乏理解科技與信息的能力,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中浪費大量的勞動能力與勞動時間。對他們而言,與其在農業生產中付出大量的勞動而獲取不到較高的收入,還不如在城市中從事一些危險性大、勞動強度高但收入也較高的工作。而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也提供了許多這樣的機會,由于數量化的粗放經濟仍然在經濟活動中占據優勢,所以應對市場競爭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降低生產成本而不是獲取科技壟斷優勢,而這種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報酬對農民特別是低教育水平的農民仍然有相當的吸引力,這就使農業人口中初中以上學歷的部分較多地流在了農村,而小學及文盲半文盲的部分更多地流向了城市。而更明顯的是,對于中國這種土地資源有限、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村集體化大生產不發達的國家而言,這種農業人口的流出并不會對數量化的農業生產造成多少效率上的喪失,如下表所示:
這種低素質農業人口的大規模轉移會壓制城市產業升級的步伐,并在未來的產業發展進程中成為可能被淘汰的對象。所以,如果不配合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有計劃提升,農民教育與再教育投資的迅速增長,則這些低素質農民工必然會在將來成為社會的棄兒,一方面是城市經濟轉型與升級的加速將不斷限制其獲取就業機會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長期脫離農業生產使其所擁有的農業生產資料、農業信息與農業知識更加匱乏,較之于那些留在農村的相對高素質居民,他們在農業生產、土地經營、多樣化種植和市場營銷等諸多方面都毫無競爭優勢可言,其結果只能是造成這些人口既難以在城市立足又很難重新適應農業生產,成為在城市邊緣游蕩的流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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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侯風云.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收入與人力資本狀況相關性研究[J].財經研究,2004,(4).
為深入了解我縣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和培訓工作的開展情況,年月——月,清水縣農廣校組織調查小組,深入5鄉15村鎮調查了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通過對中部永清鎮蘇屲村,東部白沙鄉馬溝,北部黃門鄉王店,西部郭川鄉宋川村,南部豐旺鄉柏樹村195戶農戶的抽樣調查。了解了農民教育培訓機構及其培訓實施情況,基本摸清了制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的成因,并據此提出了提升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的對策。
一、對當前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的調查
(一)清水縣農村勞動力基本情況
清水縣是傳統的農業大縣,人均耕地面積1.88畝。近年來,按照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統籌”的工作思路,在農村勞動力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方面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縣現有6鎮12鄉,260個村民委員會,1118個村民小組,71901戶,總人口達31.87萬人,其中農業人口達29.59萬人,占總人口的92%。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18.0316萬人,實有勞動力總量14.8986萬人。其中男性7.8885萬人,女性7.0101萬人,在農村勞動力中,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10.3251萬人,占69.3.00%,從事工業的勞動力2695人,占6.54%,從事建筑業的勞動力9286人,占6.23%,從事批發、商業的勞動力2234萬人,占1.8%,從事交通、運輸、倉儲勞動力2228人,占1.5%,從事其他的勞動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縣縣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
從調查情況看,全縣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主要表現在:
1.文化素質較低。據調查,2009年底全縣實有勞動力總量14.8986萬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學文化程度5.6361萬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萬人,占26.7%,高中以上學歷的1.5670萬人,占10.6%。大專以上138人,僅占1%。而發達國家的情況是,美國的大部分農場主都是農學院畢業生;德國農民有67%是大學畢業生,53.2%接受過2~3年的職業教育;日本農民中大學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質差。目前,全縣實有勞動力中,真正受過系統專業技能培訓的僅為3.2%。大多數農民缺乏基本的科學生產知識,沒有掌握一技之長,對一些新品種和新技術的實驗、示范,即使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也很難完成;一部分青壯年農村勞動力對一般性農業生產技術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觀念落后。小富即安、滿足現狀等傳統觀念仍然束縛著農民的思想。抽樣調查100名農村勞動力顯示,不愿參加培訓的占38%,今后打算參加培訓的占27%,因不愿耽誤勞動原因不參加培訓的占25%。相當一部分農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歡走老路,按老規矩辦事,缺乏創新精神和敢闖、敢干、敢試的勇氣和信心。
同時,我縣農村勞動力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1.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比重大。據統計,全縣實有勞動力總量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90.85%,其中18~45歲的青壯年勞動力7.041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49.79%。
2.從業時間不足,隱形失業嚴重。全縣農村勞動力中有30%的人常年從業時間在8個月以下。主要從事農業的從業人員中,從事農業在8個月以下的占34%;主要從事非農業的從業人員中,從事非農業時間不足8個月的占28%,隱性失業現象較為明顯。
3.農村勞動力流動性差,盲目性強。全縣實際常年外出務工農民僅占實有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2.9%。全縣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體外出,有明顯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沒有目標,且收入極不穩定。這些人大多為青壯年勞動力,但多數是靠出體力、賣苦力換取收入,從業帶來很大的盲目性、季節性和風險性。經培訓有組織輸出的農民僅0.716萬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間,比未參加培訓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的因素比較復雜,既有歷史的因素,也受現實的教育理念的制約;既受農民主觀因素的制約,也受基層政府和相關政策的影響,總的可概括有以下幾點:
1.歷史因素的影響。年齡在45~55歲的勞動力大多就讀在期間,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讀書無用論的影響,加之當時教育受到較大的沖擊,正常教學秩序無法保證,學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較弱,荒廢了學業,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進而影響了對科技知識的理解、掌握和運用。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的要求。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體,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低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先天。提升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大力培養農村實用人才,加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是當前和今后較長一個時期農村勞動力培訓工作的中心任務,也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應引起全社會的思考。
為深入了解我縣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和培訓工作的開展情況,年6月——7月,清水縣農廣校組織調查小組,深入5鄉15村鎮調查了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通過對中部永清鎮蘇屲村,東部白沙鄉馬溝,北部黃門鄉王店,西部郭川鄉宋川村,南部豐旺鄉柏樹村195戶農戶的抽樣調查。了解了農民教育培訓機構及其培訓實施情況,基本摸清了制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的成因,并據此提出了提升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的對策。
一、對當前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的調查
(一)清水縣農村勞動力基本情況
清水縣是傳統的農業大縣,人均耕地面積1.88畝。近年來,按照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統籌”的工作思路,在農村勞動力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方面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縣現有6鎮12鄉,260個村民委員會,1118個村民小組,71901戶,總人口達31.87萬人,其中農業人口達29.59萬人,占總人口的92%。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18.0316萬人,實有勞動力總量14.8986萬人。其中男性7.8885萬人,女性7.0101萬人,在農村勞動力中,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10.3251萬人,占69.3.00%,從事工業的勞動力2695人,占6.54%,從事建筑業的勞動力9286人,占6.23%,從事批發、商業的勞動力2234萬人,占1.8%,從事交通、運輸、倉儲勞動力2228人,占1.5%,從事其他的勞動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縣縣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
從調查情況看,全縣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主要表現在:
1.文化素質較低。據調查,2009年底全縣實有勞動力總量14.8986萬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學文化程度5.6361萬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萬人,占26.7%,高中以上學歷的1.5670萬人,占10.6%。大專以上138人,僅占1%。而發達國家的情況是,美國的大部分農場主都是農學院畢業生;德國農民有67%是大學畢業生,53.2%接受過2~3年的職業教育;日本農民中大學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質差。目前,全縣實有勞動力中,真正受過系統專業技能培訓的僅為3.2%。大多數農民缺乏基本的科學生產知識,沒有掌握一技之長,對一些新品種和新技術的實驗、示范,即使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也很難完成;一部分青壯年農村勞動力對一般性農業生產技術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觀念落后。小富即安、滿足現狀等傳統觀念仍然束縛著農民的思想。抽樣調查100名農村勞動力顯示,不愿參加培訓的占38%,今后打算參加培訓的占27%,因不愿耽誤勞動原因不參加培訓的占25%。相當一部分農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歡走老路,按老規矩辦事,缺乏創新精神和敢闖、敢干、敢試的勇氣和信心。
同時,我縣農村勞動力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1.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比重大。據統計,全縣實有勞動力總量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90.85%,其中18~45歲的青壯年勞動力7.041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49.79%。
2.從業時間不足,隱形失業嚴重。全縣農村勞動力中有30%的人常年從業時間在8個月以下。主要從事農業的從業人員中,從事農業在8個月以下的占34%;主要從事非農業的從業人員中,從事非農業時間不足8個月的占28%,隱性失業現象較為明顯。
3.農村勞動力流動性差,盲目性強。全縣實際常年外出務工農民僅占實有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2.9%。全縣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體外出,有明顯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沒有目標,且收入極不穩定。這些人大多為青壯年勞動力,但多數是靠出體力、賣苦力換取收入,從業帶來很大的盲目性、季節性和風險性。經培訓有組織輸出的農民僅0.716萬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間,比未參加培訓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的因素比較復雜,既有歷史的因素,也受現實的教育理念的制約;既受農民主觀因素的制約,也受基層政府和相關政策的影響,總的可概括有以下幾點:
1.歷史因素的影響。年齡在45~55歲的勞動力大多就讀在期間,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讀書無用論的影響,加之當時教育受到較大的沖擊,正常教學秩序無法保證,學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較弱,荒廢了學業,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進而影響了對科技知識的理解、掌握和運用。
2.現實的教育理念的制約。盡管各地都在積極推進素質教育,從現實情況來看,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做法還是沒有完全改變,社會評價學校教學質量高低的標準還是沒有離開中考和高考的指揮棒。農村中學盡管已經開始實行教育教學模式改革,但由于時間較短,加之受中高考、專業師資缺乏、實驗實習場地缺少、資金缺少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改革效果還不十分明顯,分流教育存在流于形式的現象,導致新增勞動力缺乏從事農業和非農產業的基本技能。
3.農民觀念落后的影響。一是部分青年勞動力只顧眼前利益,片面認為“讀書不如賺錢”從而過早輟學打工;二是壯年勞動力接受新技術、新事物的能力差,培訓機會少;三是相當多的農民從眾心態嚴重,傻子過年看隔壁,人家不去學他也不去學,沒有看到各自的差別;四是接受培訓的興趣不高,主觀上不求進取,認為學不學一個樣,延續過去傳統落后的種養模式和技術。
上半年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總結
一、基本情況
到目前為止,全鎮轉移培訓農村勞動力700人,完成年計劃88%,(其中陽光工程215人,完成年計劃90%),轉移就業700人,轉移就業率100%。舉辦培訓班4期,培訓專業主要有:毛紡、服飾(縫紉工)、制革等專業。在崗培訓1300人,完成年計劃65%。農技培訓701人。完成250%。
二、主要工作
1、安排部署了2006年全鎮培訓工作,全面落實培訓、轉移目標任務。
2、研究確定了2006年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實施計劃方案和適當提高了2006年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財政資金補助辦法。
3、加強與市陽光辦、培訓學校、企業在培訓過程的合作、協調溝通工作,并宣傳好勞動力轉移培訓政策等,確保培訓工作順利進行。
4、完善了相關檔案資料建設,上報好轉移培訓信息材料和數據。
5、接受并配合市財政調研組對我鎮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的調查。
三、工作措施
1、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實施。鎮充實了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領導小組及其設辦公室,加強了全鎮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的領導與協調,并與與農業、勞動、科技、婦聯、團委、成教等部門密切合作,按照職責分工,廣泛動員組織各類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不斷擴大培訓規模,努力提高培訓率和就業率。
2、培訓骨干,推進規范動作。對從事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的管理人員開展業務和政策培訓,做到政策熟悉、業務知曉。
3、多渠道籌措農村勞動力培訓經費。實行政府、用人單位和培訓機構共同分擔的經費籌措機制。鎮財政或經濟發展服務中心因地制宜,按實際需要安排一定的培訓經費;與勞動等有關部門配合,督促用人單位在職工教育經費中列支所錄用農民工的培訓經費。使參訓農民得到免費培訓。以推動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
4、建立督導和表彰獎勵機制。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計劃實施情況組織督導檢查。及時表彰獎勵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成效顯著的單位和先進個人。
四、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1、對已通過轉移培訓并就業但因各種原因需轉至別的行業或別的企業人員未列入轉移培訓范圍,不利于重新就業或素質提高,建議列入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范圍。
2、根據我市農村勞動力現狀分析,農村勞動力統計目前存在一定問題,實際富裕勞力接近“0”,大量的是50歲以上做小工的兼職農民,需要轉移培訓的僅是剛畢業的初、高中畢業生與外地來的農民工。建議不要把務工農民工統計成農民,使轉移培訓指標(目標)更符合我市實際情況。
五、下步打算
1、繼續做好各類培訓的掃尾工作。
2、加大培訓檔案資料的整理歸檔工作,并及時上報有關部門。
3、及時兌現培訓政策。
4、對明年的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早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