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6 1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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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運用廣東2004—2013年外向型經濟發展數據，實證分析了廣東外向型經濟結構與速度之間的協整關系和格蘭杰因果關系，得出廣東外向型經濟結構與速度之間的不完全協整關系和格蘭杰因果關系。由此得出廣東外向型經濟發展要在穩增長條件下協調結構改革與適度增長的平衡關系。
關鍵詞：
外向型經濟；經濟結構；增長速度
理論上，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著相對穩定的關系。經濟結構往往是相對穩定的變量，而經濟增長速度卻會受到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導致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發生波動。在經濟結構逐漸優化的階段，經濟將會呈現出上升態勢，而結構逐漸僵化的背景下，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出現下行趨勢。經濟結構調整在短期內會使經濟減速，而在長期里，結構調整會帶來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眾所周知，我國經濟面臨的著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多重壓力，而經濟減速已經成為新常態的代名詞。作為經濟主要特征之一的外向型經濟，是否也存在著結構與速度長期穩定的關系呢？本文將從結構與速度的關系入手，分析和判斷廣東外向型經濟轉型過程中，結構與速度之間的關系是異常變動還是處于正常范圍之內。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一)結構指標的選擇結構指標選擇外資結構、一般貿易結構和高技術產品出口結構三個變量。其中，外資結構是指經濟結構中外資所占的比例；一般貿易結構是指一般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例，這里主要是指出口結構的比例；高技術產品結構是指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量的比例。
(二)速度指標的選擇外資增長的速度、一般貿易增長的速度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的速度。其中外資增長速度是指廣東實際利用外資的年增長率；一般貿易增長速度是指一般貿易年增長率；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速度是指國家界定的高技術產品的年增長率。上述數據在廣東省統計年鑒中均具有可得性。同時，由于是比值關系，增長速度是一個無單位量綱的指標。所有數據均來自廣東省統計年鑒，在必要情況下，對數據進行依據客觀實際的處理。
二、廣東外向型經濟結構與速度的關系檢驗
為了相對準確地把握外資結構與速度的關系，本文采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對2004—2013年的廣東貿易數據進行檢驗。具體而言，對以下關系進行實證檢驗：檢驗外資結構、一般貿易結構和高技術產品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外資速度、高技術產品速度的相互關系。
(一)外資結構與速度的相關關系由表1和表2可知，外資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并不存在協整關系，且外資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之間也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由表3可知，外資結構與一般貿易增長速度之間也不存在協整關系，同樣外資結構與一般貿易增長速度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表2)。由表4可知，外資結構與高技術產品出口速度不存在協整關系，兩者之間也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二)一般貿易結構與速度之間的協整檢驗由表5可知，一般貿易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相互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表6)。由表7可知，一般貿易結構與一般貿易速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相互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表6)。由表8可知，一般貿易結構與高技術出口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一般貿易結構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速度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是。
(三)高新技術結構與速度的關系檢驗由表9可知，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較弱或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表10)。由表11可知，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一般貿易增長速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相互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表10)。由表12可知，高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高技術產品出口速度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但高技術產品出口結構是高技術產品出口速度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是。
三、實證檢測結果的解釋及政策含義
由上述的實證檢驗可以得出，外資結構與外向型經濟的增長速度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一般貿易結構與外向型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協整關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一般貿易速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外資結構與外向型經濟速度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而一般貿易結構與外向型經濟的增長速度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一般貿易的增長速度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也與高技術產品出口速度之間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其他的卻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外資結構之所以與外向型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呈現出不協整和非格蘭杰因果關系，重要的一點是在廣東財富大爆炸之后，外資的比例越來越小，其影響力較弱。一般貿易結構之所以對速度影響較大，是因為加工貿易為主向一般貿易為主的轉變過程中，貿易結構是優化的，從而帶動速度的增長。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對外向型經濟增長速度影響之所以小的原因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較小，其影響力較弱，還沒有形成規模效應。
一、建立目標管理責任制
每年將外貿進出口和利用外資目標任務分解到各區（縣），與外資項目履約率和項目資金到位率一并納入市委市政府年度綜合目標管理考核。各區（縣）、各相關部門領導的年終述職、總結要與外向型經濟工作業績和目標任務完成情況掛鉤，形成全社會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格局。
二、建立表彰獎勵制度
市委、市政府每年選擇20家左右先進外經貿企業和年度目標任務完成好的區（縣）及相關部門予以表彰和獎勵，鼓勵發展外向型經濟。
三、建立外經貿網絡平臺
加大投入，在各區（縣）、相關部門和外經貿企業建立**外經貿網絡平臺。不斷完善各項服務功能，逐步實現外經貿網上審批和管理，并為外經貿企業提供系列電子信息服務，加強跨地區、跨部門的信息合作，逐步實現信息資源共建共享。
四、建立重點外經貿企業聯系制度
按照扶優扶強和動態管理的原則，每年由市外經貿主管部門確定30戶外經貿重點聯系企業，市屬各相關部門和企業所在區（縣）提供重點服務和支持。重點外經貿企業包括自治區、中央單位、兵團等駐**地區各種所有制企業。
五、建立外經貿發展扶持資金
每年由市財政安排外經貿發展扶持專項資金1000萬元。主要用于鼓勵外經貿企業出口地產商品，特別是出口地產工業品、境外參展展位費補助、境外加工貿易項目貸款貼息、出口產品研發、人員培訓等，提升外經貿發展水平。
各區（縣）可配套建立相應外經貿發展扶持資金。
六、優先和簡化辦理外資項目建設手續
凡在**市設立《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鼓勵類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合同章程審批、工商營業許可、土地征用、工程建設、水電供應、交通通訊等方面優先和簡化辦理項目建設手續，市外經貿主管部門負責跟蹤服務，加快我市利用外資步伐。
七、涉外稅收工作實行屬地管理
市國稅局涉外征收工作實行屬地管理，各區（縣）國稅分局新增涉外征收管理職能；市地稅局涉外征收管理局在各區（縣）地稅分局設立涉外征收管理所，由專人負責涉外稅收工作。自本文件之日起，涉外稅收新增部分由市財政對各區（縣）全額返還，促進外經貿加速發展。
八、建設外經貿人才培訓體系
制定外經貿人才培訓規劃和年度計劃。每年選派部分涉外部門和重點骨干企業的外經貿工作人員到區內外知名院校脫產培訓或參加境外培訓。市外經貿主管部門牽頭定期或不定期免費對中小企業涉外專業人員進行各類外經貿知識培訓，不斷提高外經貿人員素質。
九、為企業外經貿人員出國提供便利
凡無行政主管部門的企業和民營企業因商務活動需辦理出國手續，由企業黨委（黨組）出具政審材料，經市外經貿主管部門審核后，市外辦依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因公普通護照，鼓勵和扶持企業“走出去”。
十、建立政府間對外經貿交流長效聯系機制
市外經貿主管部門牽頭，各涉外部門配合，通過高層互訪、經貿合作項目開發、互辦（參）展會（論壇）等方式，與周邊國家友好城市政府、經貿主管部門、我使館經商參處、經貿社團組織等建立定期對外經貿交流長效聯系機制，加強政府間交流，推動雙邊經貿合作發展。
(一)金融危機的沖擊
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接著對我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沖擊和影響。因此，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推動又好又快發展”作為2009年的工作重點。
(二)“儲蓄—投資—經濟增長”的轉換機制不暢通
就我國的具體情況而言，“儲蓄—投資—經濟增長”的轉換機制不暢通，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中國儲蓄——投資轉換率低；其次，中國的投資率過高；再次，中國的投資效率低下。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即以內需促增長
根據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是消費、投資和出口。具體到我國目前的現狀而言，以內需促進增長很有必要：首先，金融危機下出口的受阻；其次，“高儲蓄—高資本—高投資—高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
1.“消費-增長”模式的理論基礎
筆者以凱恩斯消費函數進行說明，首先，看該函數的三個假設：第一，關于邊際消費傾向的假設,即人們每多獲得的一元收入，會用于消費的比例或數量。其值在0到1之間，即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是消費的增加肯定比收入的增加少。第二，消費對于收入的比率，即平均消費傾向，是隨著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第三，決定儲蓄的決定力量是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響儲蓄方面的作用不大。
其次，在三個假設的基礎上，凱恩斯消費函數常寫成：C=a+bY。其中，C是消費，Y是可支配收入，a為自生消費，是一個大于0的常數，代表即使當時沒有收入也會進行的消費，b稱為邊際消費傾向，其數值在0到1之間。）
2.以內需促增長的現實必要
在人民銀行近一次居民儲蓄調查結果中，列前幾位的儲蓄動機分別是：教育費(19.8%)、養老(13.6%)、買(建)房或裝修(12.9%)、防病、失業或意外(l1.1%)、購買大件耐用消費品(10%)，而為了“取得利息”的比例卻不到5%。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中國當前面臨金融危機的嚴峻現實和經濟增長必須轉型的困境下，我國必須采取各種措施，抓住機遇，走出當前的困境，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
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接著對我國外向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沖擊和影響。如何應對金融風暴的挑戰，抓住發展機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成為我國必須重視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金融危機;外向型經濟;經濟增長方式
參考文獻：
摘要：為了加快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以及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在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成功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系列新的外匯體制改革，并取得了圓滿的效果。認為今后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將是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推行比例結匯形式的意愿結匯制、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擴大中國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完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和法規。確保中國經濟真正融入國際經濟主流。
一、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確立了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新方針
1996年11月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后，中國外匯管理原則及其內容相應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可兌換前的側重于外匯收支范圍的嚴格審批轉為對交易真實性進行審核，外匯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審批改為事后監督、間接管理的模式。這就是說，凡是經常項目下的交易，只要單證齊全、真實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對外支付貨款及運、保、傭費用。按照國際常規和改革順序，一國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后，應繼續進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改革。不過，中國并沒有急于求成。鑒于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美等發展中國家脫離實際，過快開放資本項目造成外匯流失、頻繁發生金融危機的事實，中國審時度勢，適時提出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新方針，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中進行了明確規定：“國家對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不予限制，……對資本項目外匯進行管理。”在市場機制不健全、外匯資源相對稀缺的條件下，中國作出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決定，無疑是正確的和及時的。隨即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證實了這一點。
2.構建寬松的外匯環境
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為中、外資企業及個人創造一個良好的外匯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順利進行。本著這一原則，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努力抓了這樣幾項改革：一是于1997年1月1日起，開始進行遠期銀行結售匯試點，為企業提供規避匯率風險、降低交易成本的保值手段；同年10月15日，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中資企業開立外匯帳戶，保留一定限額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二是增加外匯管理的透明度、公開性。1999年5月28日，中國外匯管理當局開通了國際互聯網網站，內容包括全部現行外匯管理法規、業務操作指南等。三是各地外匯管理部門努力提高服務水平，不斷探索，開辦了“紅色通道”、“首問負責制”、“免費咨詢電話”等新的服務項目，為中、外資企業和個人提供優質服務。四是在個人因私用匯方面，也在真實性需求的基礎上逐步向便捷寬松的方向發展。1994年個人出境旅游只能換購60美元，1996年提高到1000美元，1997年再次提高到2000美元。五是于2001年初允許中國境內居民從事B股投資，為國內持有外匯的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資渠道。
3.完善外匯市場建設
1994年4月4日，設在上海的全國統一的外匯市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正式運行，從此中國外匯市場由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外匯調劑市場發展到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新階段。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以衛星和地面通訊網絡為媒體，通過計算機網絡形成覆蓋全國37個分中心的外匯交易聯網系統。各交易中心主體是銀行，各銀行的交易員每天通過網絡進行結售匯頭寸交易，為銀行提供交易、清算服務，保證結售匯制度下外匯資金在全國范圍內的合理流動。為了進一步完善外匯市場建設，1996年12月2日，中國頒布了《銀行間外匯市場管理暫行規定》，就銀行間外匯市場組織機構、會員管理和交易行為等作出規定。1997年2月12日，中國又決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與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為一套機構、兩塊牌子。1998年12月1日，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宣布取消外匯調劑業務，并相應關閉各地外匯調劑中心，全部境內機構的外匯買賣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均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中，使銀行間外匯市場更加統一規范，進一步發揮對外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4.積極推進金融業的對外開放
1981年，中國批準設立了第一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蛇口分行。1985年，中國允許在廈門、珠海、深圳、汕頭和海南5個經濟特區設立外資銀行。1990年，為配合浦東開發，中國批準上海對外資銀行開放，1992年，中國批準大連、天津、青島、南京、寧波、福州、廣州等7個城市對外資銀行開放。但總的來看，金融對外開放的步伐較為緩慢。從1996年起，中國加快了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速度，1996年12月2日，中國允許設在上海浦東、符合規定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試點經營人民幣業務，并同時頒布了《上海浦東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暫行管理辦法》。1997年1月，中國首次批準上海的9家外資銀行遷址浦東并經營人民幣業務。1998年8月12日，中國又宣布允許深圳外資金融機構試點經營人民幣業務。1999年6月，中國批準25家外資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其中上海19家，深圳6家。1999年7月17日，中國批準擴大上海、深圳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范圍。從地域范圍上，上海擴大到江蘇、浙江，深圳擴大到廣東、廣西和湖南；增加了外資銀行人民幣同業借款業務；放寬人民幣同業拆借限制和人民幣業務規模；允許同一家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分行之間自由調撥人民幣頭寸。由于中國不斷采取有效措施加強金融業對外開放的軟環境建設，從而確保了引進外資金融機構工作的順利開展。
5.建立健全國際收支申報、監測體系
國際收支申報、監測體系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它能夠全面反映一國與世界經濟交往狀況及外匯供求狀況，在世界范圍內成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是否正常、外匯儲備與外債規模是否適度以及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據，同時也具有預警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作用。1980年，中國開始試編國際收支平衡表；1982年起正式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了適應經濟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與國際標準接軌，提高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質量，從1996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國際收支申報制度。1997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開始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原則進行編制公布。2001年開始按半年期試編國際收支平衡表。至此，中國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國際收支申報、監測體系，有力地促進了國家宏觀監測系統的加強和完善。
6.進一步完善外匯管理法規體系
1996年底，中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后，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對建國以來的外匯管
，
理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1600件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對47件法規的部分條款進行了修訂，其中包括1997年1月修改后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使外匯管理法規更加系統、規范，符合實際需要。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又根據經濟金融形勢發展的需要，制訂出臺了一系列新的外匯管理政策法規，為凈化外匯環境、打擊不法行為、鼓勵出口等作了法律上的鋪墊。這些法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完善資本項目管理的政策法規。1997年7月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為了加強資本項目管理，保持中國經濟金融穩定，中國外匯管理當局頒布的重要政策法規有《銀行外匯業務管理規定》、《境內外匯帳戶管理規定》、《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規定》、《經常項目外匯結匯管理辦法》、《外債統計監測實施細則》等，旨在區分經常項目收支，限制游資的流入，加強對借用外債的宏觀調控和及時準確掌握中國外匯外債的統計監測數據。二類是打擊非法外匯資金流動、保證合法外匯資金需求的法規。1998年受各種利益驅動，騙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勢頭愈演愈烈，擾亂了國內金融秩序。在此種情況下，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會同有關部委聯合制訂頒布了《關于騙購外匯、非法套匯、逃匯、非法買賣外匯等違反外匯管理規定行為的行政處分暫行規定》等法規，狠狠地打擊了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穩定了中國外匯秩序。三類是鼓勵出口和利用外資的法規。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中國外貿出口增速處于低迷狀態，對外籌資能力也受到影響，為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從1999年初到2000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獨立或會同有關部委，制訂出臺了《出口收匯考核辦法》、《關于簡化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管理的外匯通知》、《關于改善外匯擔保項目下人民幣貸款管理的通知》、《出口收匯核銷試行辦法獎懲條例》等法規，支持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保證中國國際收支穩定和健康。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抵擋住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
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從泰國開始，金融危機很快席卷馬亞西亞、印尼、菲律賓、韓國等國家和地區，沉重打擊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金融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考察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不難發現這與泰國等國家和地區過早開放資本項目不無關系。泰國等國家和地區為加快經濟發展和吸引外資，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放棄對資本項目的管理，造成國際短期投機性資本長驅直入，以證券資本、投資于房地產等形式，流進流出，投機造勢，套匯套利。當國際形勢出現動蕩時，這種短期投機性資本便大量抽逃，與這些國家和地區不景氣的出口形勢、大量銀行呆、壞帳及居高不下的外債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祟，終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多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毀于一旦。反觀中國，在這場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卻牢牢地站穩了腳跟，取得了先手。這固然與中國良好的經濟金融形勢有關，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未雨綢繆，確立了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外匯工作方針，將國際短期投機性資本擋在國門之外，使其無隙可趁。同時，中國工農業發展勢頭良好、進出口形勢基本穩定、外匯儲備充足、外債適中并結構合理，使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穩定。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成功化解危機沖擊，并在危機期間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促進周邊國家經濟的復蘇，普遍給予了充分肯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總結性報告中指出：“正是因為中國在危機中采取的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之充實的外匯儲備、較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對資本帳戶自由化采取謹慎的態度和繼續推進改革的措施，才使中國比較順利地渡過了本次亞洲金融危機。”
2.提高了企業出口創匯和外商投資與個人對外交流、投資B股的積極性
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不斷采取措施，為中、外資企業和個人營造寬松的外匯環境，對擴大中、外資企業出口和個人對外交流及投資B股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中、外資企業出口方面看，由于采取了規避匯率風險的遠期銀行結售匯試點、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中資企業保留一定數額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增加外匯管理透明度及提高服務水平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中、外資企業出口創匯的積極性，使近幾年中國出口創匯形勢基本良好，并呈逐年上升的態勢。據統計，1997年至2000年，中國外貿出口額分別為：1827.0億美元、1838.0億美元、1949.0億美元和2492.12億美元，其中每年約有35％—45％的出口額為外商投資企業貢獻。從外商投資方面看，近幾年形勢基本穩定。外商并沒有因亞洲金融危機而影響對華投資的積極性和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1997年至2000年，中國實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分別為452.57億美元、454.63億美元、403.19億美元和427.98億美元。從個人對外交流方面看，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不斷擴大個人購買外匯數額，使得近幾年中國居民出境旅游、留學、探親成倍增長。從個人投資B股方面看，盡管中國向境內居民開放B股交易時間較短(2001年初開放)，但從目前形勢看，從事B股交易者十分踴躍。據證券部門有關專家根據B股流通市值(約60億美元—80億美元)估計，當前個人投入B股交易的外匯資金約達100億美元左右。現在中國居民的外匯存款已達770億美元，B股交易前景十分廣闊。
3.保證了人民幣匯率的統一和國家宏觀調控
近幾年中國外匯市場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統一了人民幣市場匯率。1998年底取消各地外匯調劑中心，將外商投資企業納入到銀行結售匯體系中后，徹底統一了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匯率主要由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匯價的統一不僅有利于中、外企業的經營和進一步利用外資，同時也使中國在匯率方面比較符合國際規范。二是有效保證了外匯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統一的中國外匯市場，外匯資金可以在不同地區和銀行之間合理流動，可以及時解決在辦理結售匯業務中出現的外匯頭寸的不平衡。據統計，在1998年12月取消外匯調劑中心后的1999、2000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共成交600多億美元，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三是有利于中央銀行宏觀調控。外匯市場的徹底統一，使外匯領域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宏觀調控機制。中央銀行可以在外匯市場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平抑匯價，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為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奠定基礎。
4.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入世”談判
在中國長期的“入世”談判中，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是一項重要內容。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一國若想參加該組織，除了在工業、農業、進出口稅收等方面向組織內的成員國敞開大門和作出減讓外，而且在金融、保險、運輸、通訊等服務業方面也要向該組織的成員國開放。近幾年，中國人民銀行包括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為了配合“人世”談判，積極采取措施，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開放，不斷放寬外資銀行設置的標準、地域及業務范圍，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入世”談判，使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金融開放的進程基本滿意。據統計，從1996年到2000年，中國新批外資銀行機構達70余家，相當于前15年引進外資銀行機構總量(132家)的1／2。
5.為監測、預警中國經濟安全發揮了，
重要作用
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于1996年起建立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摒棄了依賴各行業主管部門收集信息的做法，引入了新的數據采集方法，即采用了交易主體申報制，將直接申報與間接申報、逐步申報與定期申報有機結合起來，克服了行業統計的弊端，從而保證了中國國際收支數據的質量。特別是1997年在金融機構進行國際收支申報的基礎上，增加了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金融機構對外資產及損益、匯兌等四項申報內容后，使得中國國際收支申報體系變得更加完善，基本包括了中國境內所發生的一切外匯收支。進一步講，從國際收支申報體系的產品框架看，它不僅能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而且為日后編制國際投資頭寸表創造了條件；它不僅能編制按部門、行業、企業屬性、交易國別、幣種等分類進行劃分的補充表格，而且能為現有的結售匯統計、出口收匯和進口付匯、外債統計等提供重要的核對及必要的信息。中國國際收支申報體系的完善，其監測、預警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作用日漸顯現。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一方面密切注視國際金融市場的走勢和爆發危機國家、地區等情況，一方面通過國際收支申報體系認真分析和研究中國經常帳戶收支、資本和金融帳戶收支、外債情況、外匯儲備變化等情況，準確地作出判斷，并及時向中國政府報告，供政府決策參考，為政府制定預防和化解亞洲金融危機的措施服務。根據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網站提供的1997年和1998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可見，在亞洲金融危機最嚴重的這二年中，中國進出口形勢基本穩定，分別獲得了416。88億美元和466.13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順差，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為452.57億美元和454.63億美元，外債余額分別為1309.6億美元和1460.4億美元，沒有超過國際警戒線(20％)，外匯儲備余額分別為1399億美元和1450億美元。可以說，中國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之所以處亂不驚，應對措施得當，與新建立的較為完善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提供的準確、真實的信息數據密切相關。它為監測、預警中國經濟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6.保證了外匯管理向法制化、規范化方向發展
近幾年，中國出臺的關于加強資本項目管理、打擊逃匯、騙匯、非法買賣外匯及鼓勵出口、利用外資的一系列外匯管理法規，不僅進一步完善了外匯管理法規體系，同時也為外匯管理工作正常、有序開展奠定了法律基礎，保證了外匯管理向法制化、規范化方向發展。以1998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會同其他部委制定出臺的《關于騙購外匯、非法套匯、逃匯、非法買賣外匯等違反外匯管理規定行為的行政處分暫行規定》為例，就起到了打擊非法外匯資金流動、保證中國經濟金融穩定的巨大作用。1997年下半年開始，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外形勢變化導致市場預期轉變，資本流出的動機增強，黑市上美元兌人民幣匯價一升再升。一些不法分子和企業出于走私、騙稅等目的，想方設法騙購外匯，非法截留、轉移和買賣外匯，使中國外匯收支形勢變得趨緊。1998年1—7月，中國外貿順差27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投資240億美元，但同期國家外匯儲備僅增加7億美元，“外貿順差外匯不順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整體經濟的安全運行。而用于支付走私款的騙購外匯增加，又進一步加劇了非法走私活動的蔓延，干擾了國內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在這種不良形勢下，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一方面會同有關部委制訂出臺了打擊騙匯、逃匯、套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的法規，一方面依法會同有關部委對進口付匯業務進行了專項檢查，對多種手法的騙匯行為進行了追查，期間共查出假報關單13800多份，涉及騙匯金額高達110億美元。實踐證明，通過上述法規和措施，有效地打擊了非法騙匯、逃匯、套匯及非法買賣外匯的勢頭，維護了中國外匯收支的穩定。1998年下半年中國外匯儲備開始恢復正常增長，1999年全年增加了97億美元，到200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655.74億美元，從基本面上保證了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
三、今后改革取向
1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2001年11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世貿組織)，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雖然匯兌制度不直接在WTO協議之內，但加入WTO事實上會產生部分資本項目的開放，也會強化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內在需求。特別是在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逐步成熟的時候，一國貨幣不可自由兌換是難以適應的。因此，中國今后的外匯管理方針應該是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借鑒工業化國家和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開放資本項目應采取循序漸進、先易后難的策略，大致應當按照以下的順序進行：(1)在長期資本流動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資的匯兌限制(包括外商來華投資和國內企業的對外投資)，然后逐步放松對證券投資和銀行貸款的匯兌限制。其中股票交易的限制可以先行放寬，而帶有衍生產品性質的交易應當最后解除限制。(2)在短期資本流動方面，對貿易融資可以較早地解除限制，對于短期資本交易應最后解除限制。(3)針對不同的交易主體(如自然人、企業和金融機構)，考慮到自然人和企業的資本交易流量相對有限，可以先放松對他們的匯兌限制，最后解除對銀行、投資基金用于貸款和投資的匯兌限制。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中國融人世界經濟的最重要標志，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他配套改革必須加緊進行，如加快人民幣匯率機制建設，形成合理匯率；積極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發揮利率調節資本流動的作用；增強中央銀行監管和調控能力，維護中國金穩定和抑制資本流動風險；加快中國工農業改革，保持良好的國民經濟運行氛圍等等。
2.推行比例結匯形式的意愿結匯制
中國目前實行的是較為嚴格的銀行結匯制，即絕大部分國內企業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人必須按官方匯價全部賣給國家；外商投資企業的經常項目收匯則保留一定的限額不結匯。此種銀行結匯機制顯然不利于進一步構建寬松的外匯環境，不利于真實反映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國內外匯供求關系，不利于中國企業增強匯率風險防范意識，不利于中外合資企業平等競爭，也不利于調動中、外企業創匯積極性。因此，中國今后進一步構建寬松外匯環境的重點應該放在逐步實行意愿結匯制方面。目前中國可以選擇比例結匯的意愿結售匯制改革方式。其具體做法可以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國家可以根據不同時期宏觀政策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確定一個結匯比例。此比例可以依據外匯儲備量的增減進行調節，結匯比例越低，則意愿結匯程度越高。第二層次，外匯銀行根據國家公布的結匯比列，對國內企業的每一筆貿易、非貿易外匯收入進行按比列結匯。第三層次，批準所有企業開立現匯帳戶保留現匯，帳戶內外匯可以用于進口支付、臨時結匯、進入外匯市場，或進行外匯遠期買賣、期權交易等規避匯率風險操作。中國取消銀行強制性結匯制，代之以比例結匯的意愿結匯制，可以降低中、外資企業的經營成本，有利于進一步調動中、外企業創匯的積極性和平等競爭，同時也可以把外匯資產的儲存和風險分散到千家萬戶，而不是由中央銀行一家承擔，減緩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改善外匯的供求，促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合理完善。當然，今后隨著中國宏觀調控手段的不斷建立
，
和完善，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逐步實現，結匯比例的不斷提高，中國結匯制度將會最終過渡到意愿結匯制的形式。
3.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
中國外匯市場經過近20年的改革和建設，到目前為止已初步形成統一的全國性的外匯市場，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和發展。但客觀地看，目前中國外匯市場應該說還處于初級階段，與國際外匯市場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是：在交易性質上，中國外匯市場還只是一個與現行外貿外匯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的市場，并非具有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從市場公平上看，現行外匯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供求關系扭曲的市場(這主要是指強制性的銀行結匯制)；從交易內容和品種上看，單一偏少。目前主要是人民幣對美元、港元、日元的即期交易，缺乏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貨交易等其他交易品種；從市場形式上看，只是交易所形成的有形市場，而非現代無形市場形態；從對外交流上看，與國際外?亡市場基本隔離。由于現階段中國外匯市場存在上述種種不足，結果導致許多負面問題，如難于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幣匯率，中央銀行經常被動人市干預、敞口收購溢出外匯，不利于提高中、外企業創匯積極性等等。所以，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已成為當前中國外匯市場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轉變，完善市場組織體系，其中以外匯銀行、企業為市場交易主體，實行競價交易，中央銀行退出交易主置。二是取消強制性銀行結匯制，為企業真正參與市場交易掃清障礙。三是豐富外匯交易內容和品種，開辦歐元等幣種買賣，滿足國內外經濟組織對外匯資產多幣種構成的需求。另外，可根據國際市場慣例和中國企業與銀行規避匯率風險的實際需要，開辦遠期外匯交易。四是完善中央銀行市場干預機制，在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中，應盡量減少對人民幣匯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許其按照市場供求狀況自由浮動。為避免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波動，中央銀行可通過建立雙向平準基金的辦法，針對人民幣對美元的短期匯率，在外匯市場進行間接調控，從而使人民幣匯率穩定在目標區范圍內。五是推進市場的無形化建設，盡快與國際外匯市場接軌。要不斷完善電子交易系統，研究國際電子經紀的發展，使中國的外匯交易系統與國際接軌，更符合國際外匯市場的規則，并與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著名的國際外匯市場建立伙伴關系，推動中國外匯市場的對外開放。
4.擴大中國金融業的開放程度
中國加入WTO，意味著中國金融開放將呈現全方位態勢。按照中國與WTO成員國達成的協議，在今后的5年內，中國將向外國金融業開放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在銀行業方面，協議明確規定，“5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全面開辦人民幣業務，同時取消地區和客戶限制。”因此，從外匯管理角度考慮，目前必須加快研究開放銀行業的問題。這主是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放寬外資銀行市場準入的條件，并簡化審批手續。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第二章規定：外國銀行在中國申辦外資銀行或分行，須在提交設立申請前一年末總資產不得少于200億美元和100億美元，在華最低注冊資本要為2億元人民幣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另外申請手續繁瑣、批復時間較長，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國銀行來華申辦銀行的積極性。為了保證中國引進外資銀行工作的正常進行，中國應適當降低外國銀行的資產要求，并簡化申辦手續，限期內批復。二是盡快向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和服務對象。2001年11月13日，中國宣布在今后4年內分5批向上海、深圳等20個城市的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5年后全部放開。在服務對象上，從2002年1月1日起，允許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為中資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5年后允許其提供零售業務。因此，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應該按照國家的承諾，盡快貫徹落實，認真布署實施，按照人民幣企業存款業務——人民幣儲蓄存款業務——人民幣貸款業務的開放順序，盡快向在華的所有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人民幣業務和服務對象，讓中、外資銀行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展業務競爭，共同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三是努力提高對外資銀行的監管能力和水平，加大科技投人和人才培養，建立和健全監管法規體系，確保對外資銀行的監管質量，維護中國金融安全。
5.進一步完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
目前中國已經實現了國際收支數據采集處理的電子化和全國范圍內的聯網，國際收支數據正在發揮對宏觀經濟決策的基礎信息作用。展望未來，國際收支體系必將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市場化和加入WTO而發揮更大的作用。進一步將國際收支申報體系與銀行和交易主體的交易過程有機結合在一起是國際收支申報體系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未來的中國國際收支申報體系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深入改革：一是加強國際收支的分析預警功能，逐步實現國際收支系統由以結售匯為主向以國際收支和結售匯相結合的模式過渡，進一步提高和發揮其預警功能作用。二是實現國際收支與匯率合理水平的分析，努力探索將國際收支信息用來做模型分析以確定合理的匯率水平的新路子，促進匯率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三是實現國際收支與相關統計間的有機聯系，使各項外匯統計相互印證核對，確保經濟信息的準確無誤，提高中國宏觀經濟決策水平。四是實現國際收支信息的規范披露。國際上已對信息披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標準，中國應當按照國際標準，逐步規范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頻率和質量及客觀性，逐步適應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對信息的要求，保證中國宏觀決策和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有可靠的信息基礎。本文出自:
一、認清形勢，把握大局，切實增強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緊迫感和責任感
綜觀當前經濟發展形勢，經濟全球化是發展的必然趨勢，區域經濟融入世界經濟是必然選擇。特別是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國內市場國際化、國際競爭國內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可以說，現在不用走出國門，就自覺不自覺參與了國際競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是要主動參與國際國內分工協作，積極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競爭中不斷增強實力，把握發展主動權。從全國、全省情況看，現在已經到了要求外向型經濟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階段，但從我市的實際看，外向型經濟還剛剛起步。剛才正彩副市長在報告中講了，我市自1985年在全省率先引進首家外資企業——山興公司以來的23年發展歷程中，總共審批外資企業119家，現幸存的僅38家。利用外資的規模，2007年通過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長足進步，實際利用外資達644萬美金，但僅占全省的0.06%。外貿方面，去年我市的進出口總額達9354萬美金，外貿依存度僅6.7%，而全國外貿依存度為67%，浙江省72%，*17.36%。外經方面，企業主動“走出去”尋求合作的也很少，主要有：華頓公司、美伊公司分別在美國和加拿大設立產品設計中心和辦事處；歐派門業在意大利、德國和羅馬尼亞設立產品直銷公司；健康蜂業利用技術和設備在巴西設立產品加工廠。這與*經濟發展實力和所處階段是很不相稱的，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究其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主要還是主觀因素，我們的有些領導干部對發展外向型經濟認識不足，存在“無能為力、無所作為、無從下手”的消極畏難情緒，短視、近視行為嚴重；一些企業開放意識淡薄，有的不愿與外商合作，有的不敢與外商合作，有的不懂如何與外商合作。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我市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們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加以解決。首先要提高對發展外向型經濟重要性的認識。外向型經濟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結果。當前國內工業經濟增長遠遠快于GDP的增長速度，GDP增長速度又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因此，工業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產品增加、產能增加，僅靠內需一時難以吸收，只能靠出口，通過出口國內相對過剩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可以緩解國內供求矛盾，提高經濟效益。同時，工業發展需要原材料等各種資源和先進設備，必然需要加強國際合作，確保進出口的良性運作，加快工業化進程。外向型經濟是欠發達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然途徑。欠發達地區要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發展外向型經濟，依靠和借助外力來激發內力，加快發展速度。只有依靠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管理經營理念，提升我市的傳統產業，提升產業的技術水平。外向型經濟是調優經濟結構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要求。通過擴大出口，利用獲得的資金，引進工業生產所必需的原材料、技術等，通過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能有效改變傳統產業格局，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提升本地區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
當前，我們面臨的形勢很不樂觀，特別是外貿壓力很大。一是人民幣升值，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很多企業生產增加，利潤下降，使得企業不愿意出口。二是自去年7月1日開始，國家對2851種出口商品進行調整，尤其是對資源類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從13%下降到5%，對我市來講，出口形勢非常嚴峻。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視，采取有力措施，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
二、明晰思路，突出重點，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動外向型經濟發展
大力實施“請進來，走出去”戰略，切實做到外資、外貿、外經“三外”并舉，即要大力做強外貿，著力做大外資，努力做實外經。首先要發揮優勢千方百計引進來。要充分發揮*的政策、投資環境、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要素優勢千方百計引進外資和國外的先進裝備、技術。其次要積極引導千方百計走出去。要做到政府主導、政策引導，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積極推動產品和勞務輸出。其三要優化服務千方百計促發展。要通過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進一步優化*的投資發展環境和服務質量，逐步形成齊抓共管的良好氛圍，共同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實踐證明，發展外向型經濟，利用外資是根本、是關鍵。外資既是項目、資本、就業，也是廣闊的市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對區域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可起到杠桿撬動作用，可以說今天的外資就是明天的外貿、后天的外經，抓住了利用外資就等于抓住了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牛鼻子”，我們要在繼續強化“市外就是外”的同時，牢固確立“內外并舉”、“重點突破外資”的理念，堅持以外資突破帶動外向型經濟發展，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更加主動的工作、更加有力的措施，力爭在引進外資總量、引進優質項目、引進國內乃至世界級大企業上取得新突破。
1、要構建大平臺，著力夯實招商基礎。一方面是加快平臺建設。開發區、工業基地是引進外資的主戰場、大平臺。今年要加快推進山海協作示范園區建設，要求年內確保推出土地1000畝；同時啟動蓮華山區塊開發建設，要求6月份必須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要堅持集聚、集約、集群發展的原則，進一步深化規劃、整合、擴容、提升工作，把“二區四基地”建設好、管理好、發展好。另一方面是夯實招商基礎。重點要抓好招商項目儲備庫、重要客商資源庫和在談項目信息庫“三庫”建設，著力夯實招商引資基礎。儲備項目要廣泛調動全市上下謀劃項目的積極性，對接省“三個千億”工程，挖掘謀劃“基礎網絡、惠民安康、產業提升”三個百億工程項目，不斷充實市級重大項目儲備庫，并扎實做好項目前期，凸顯亮點，找準賣點，確保有項目可招商。對重要客商要保持經常性聯系，有針對性地制定招商策略，著力提高招商的成功率。對在談項目要緊盯不放，明確責任，各相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切實提高項目簽約率、履約率、到位率。
2、要實施大接軌，突出招商重點區域。當前，以上海、蘇州、東莞為龍頭的“長三角”、“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土地資源等普遍緊缺，正在大規模實施“騰籠換鳥”、產業調整升級，如上海等地已明確要求全出口、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限期搬出，我們要牢牢抓住機遇，主動接軌融入“長三角”、“珠三角”，根據產業發展、環境保護、增加就業等要求，有重點、有選擇地接受輻射。今明兩年利用外資的重點區域要突出臺資和港資，在上海、廈門、東莞、無錫等外商、臺商集聚地區，組織精干力量，開展定向招商，力求在引進臺資、港資上取得新進展。
3、要推進大轉變，努力創新招商方式。引進外資的難度相對較高，要在繼續抓好常規招商的同時，進一步轉變招商理念，創新招商方式，提高招商實效。一是要大力實施產業招商。圍繞產業集聚、企業集群的要求，把利用外資與推進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拉長產業鏈結合起來，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農產品深加工和創匯型農業、機械制造、電子器械及生產業等產業，逐步做大做強特色塊狀經濟。二是要強力推進專業招商。在全社會營造招商引資氛圍的基礎上，繼續采用自薦報名、部門推薦、組織選派等方法，抽調精兵強將，組建外資專業招商隊伍，分區域、有重點地開展小分隊專業、定點招商，把對外資專業招商小分隊的考核與對部門的考核相結合，把專業招商作為年輕干部展示才華的平臺。三是要廣泛開展企業招商。進一步加強與臺商、僑商和臺灣、香港同鄉聯誼會以及與發達地區外資企業的聯絡，通過“以外引外”引進外資，并選擇一批有實力的國內外中介機構，招聘一批專業招商經紀人，包裝一批操作性強的外資招商項目，大力推行網上招商、以貿引資、以民引外、增資擴股等行之有效的外資招商方式，務實推進外資招商工作。
4、要組織大活動，全面宣傳推介*。實踐證明，有計劃、有針對性地組織和參與一些重大外貿活動，是引進外資的重要途徑。對今年的外貿活動，有關部門要早作安排，特別是對參加港澳經貿洽談會、浙洽會、義博會、廈洽會、廣交會等重大經貿洽談活動，更要精心籌劃，周密部署，舍得拿出最好的資源、包裝最好的項目去吸引外資。要在致力抓好企業主體利用外資、抓好工業項目利用外資的同時，把發展外向型農業項目、生產業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等政府性投資項目利用外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強有力的措施推進政府性項目的利用外資。要多渠道、多層次、全方位發起對外宣傳新攻勢，不僅要宣傳生態*、平安*，更要宣傳開放*、活力*，展示*對外開放的新形象、新成果，進一步提高*的知名度、美譽度，讓更多的客商、外商了解*，看到投資*的巨大潛力和美好前景。
三、切實加強領導，努力形成加快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合力
經濟外向度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綜合實力的重要標志。各級各部門要積極深化對外經貿合作，站在全局的高度，用戰略的眼光審視外經貿工作，克服“一葉障目”的短視行為，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合力推動外向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著力拉長我市經濟外向度這條“短腿”。
一是組織領導更強化。各鄉鎮、街道和有關部門，特別是外經貿、招商引資等主管部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機制，做到定人、定責、定目標，加強對外向型經濟的領導，增強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各企業也要高度重視外向型經濟工作，做到外向型經濟有人懂、有人管、有人抓。今年，市政府將對外向型經濟目標任務實行爭先考核，剛才已與“二區四基地”鄉鎮、街道和有關部門專門簽訂責任書。對外向型經濟工作實行專項考核，表明了市里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堅定決心和強大力度。
二是激勵政策更有力。今年我市已對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政策作了調整和完善,在外貿扶持政策上，加大了對外貿易結構調整的力度，鼓勵企業開展進口業務，引進先進設備、技術和生產原料以及到境外注冊商標、創出口品牌、培養引進外貿人才，提高企業參與競爭的層次；在利用外資扶持政策上，突出鼓勵企業利用外資和擴大利用外資規模，鼓勵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農業和生產業等項目的利用外資；在外經扶持政策上，突出鼓勵企業“走出去”，加強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積極參加境外展銷會，到國（境）外開辟原料基地、投資辦廠，直接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地參與國內國際競爭，全面提升競爭力。
國際分工格局的演變趨勢及特點分析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國際分工的格局是動態演進的，不同階段的國際分工格局亦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大體上可以將國際分工的格局劃分兩個階段。
（一）垂直型分工階段
此階段的國際分工是基于不同技術水平下的垂直型分工，即不同產業之間的分工。該階段大體上又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18世紀中葉至20世紀50年代，當時的國際分工處于傳統的工業國和農業國這樣一個分工格局。其主要特點是經濟相對發達的工業國家主要生產和出口工業制成品，經濟落后的農業國家則主要生產和出口農礦產品，形成了工業制成品生產與初級品生產的國際分工格局。第二個時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至80年代，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跨國公司實施全球化戰略，不僅使發達國家間的社會再生產過程相互交織，而且還將發展中國家納入跨國公司內部的生產過程。發達國家將技術發展相對成熟、成本相對較高的產業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發達國家生產和出口技術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主要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較低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新格局。
（二）產業鏈分工階段
隨著信息技術、服務業以及全球化進程迅速發展，分工逐步深化、細化，傳統的垂直型分工的格局被打破，代之以產業鏈分工為主，即國際分工依據同一產業內部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來進行。具體而言，產業鏈條可以分為三大環節，即上游環節，包括研究與開發、創意設計、工藝及加工技術的提高和培訓、原材料采購等分環節；生產環節，包括母板生產、系統生產、終端加工、測試、質量控制、包裝與庫存管理等分環節；下游環節，包括分銷物流、批發零售、廣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務等分環節。經過多年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發達國家致力于研發和品牌營銷、控制核心技術等上、下游環節，而將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出去，生產結構呈現出典型的“啞鈴型”。
可見，此階段的分工不再是單純的產業間分工了，而是產業內分工，是同一產業內部不同環節之間的分工，在這一分工模式下，發達國家不再是單純的資本密集型產品或者是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發展中國家也不再是單純的勞動或者是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了，而變成了發達國家出口的產品中也包含著勞動密集產品，發展中國家出口的產品也包含著技術密集型產品，只不過兩種類型的國家在產品的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對于發達國家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來說，發達國家并不承擔產品的生產或者加工環節，而是致力于該產品的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上、下游環節，同樣對于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技術密集型產品來講，發展中國家也基本上不承擔產品的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環節，而是負責該產品的加工或制造環節。因此，此種分工模式下的產品實際上不一定是發達國家生產的，可能是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很大程度上是多個國家共同完成的，產品多是“萬國牌”。因為，這不是單純的產業與產業之間的垂直型分工模式了，而是基于產業鏈條上的產業內不同生產環節的分工模式。
新型國際分工模式下的收益分配分析
作為開放型的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最重要的目的是取得更大的收益。那么，新型國際分工模式下的收益是如何進行分配的呢？1992年，宏電腦的董事長施振榮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線，描述了產業鏈上各個環節附加價值的形態。微笑曲線的兩端分別是研發和品牌等，代表高附加值；中間最低點是加工、制造，意味著低附加值。很顯然，在價值鏈兩端（研發、設計、采購、品牌、營銷、物流、金融等）的附加價值和盈利率高，而中斷（加工、組裝、制造）的附加價值和盈利率低。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發達國家在進行產業升級時總是盡力向價值鏈的兩端延伸的意圖了。經濟學家郎咸平將之總結為“6+1”理論：發達國家把價值最低的制造業一端（即“1”）放在了發展中國家，因為價值最低的制造業浪費資源，破壞環境，而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零售等六塊非制造業（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在這樣一種“6+1”產業鏈的定位下，發展中國家就淪落在了價值鏈的最低端。以“芭比娃娃”為例，芭比娃娃是東莞的產品，出廠價是1美元，但是在美國沃爾瑪市場的零售價是9.9美元，接近10美元。除制造成本1美元外，那剩下的9美元價值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定單處理、批發經營以及終端零售創造出的，價格高，同時不浪費資源，不破壞環境，不剝削勞工。由此來看，中國制造業被定位在了“1”，即價值鏈的最低端，而發達國家掌握了“6”，在這樣的分工格局下，中國制造業再怎么創新、升級都難逃“1”的命運，即始終處在價值鏈的低端，始終處在為別人打工的角色，始終在為別人“賣苦力”。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當前我國外向型經濟存在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的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太低，加之以發展制造業為主，而制造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制造業越發展，為別人創造的價值越多，但我國為此付出的代價卻非常大，消耗了大量的資源，環境嚴重污染，得到的價值卻很少。因此，轉變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必須認清當前國際分工新形勢，以新型國際分工模式為基礎，以產業鏈的整合為軸心展開，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占據它的核心環節，在關鍵環節上構筑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使這個能力擴散到整個產業鏈，以實現核心能力的鏈式效應。唯有如此，外向型經濟轉型才能取得成功。
推動我國外向型經濟的轉型策略
（一）轉變經濟政策
為了鼓勵出口行業的發展，多年來，我國的外向型經濟政策采用以壓低要素價格的辦法來贏得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土地、礦藏、淡水、能源、勞動、外匯等價格長期偏低，市場化程度不高，扭曲嚴重。許多地方和企業在政策的支持下，從追求短期效益出發，更愿意依靠大量投入廉價的勞動力、資本、土地和自然資源等來生產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以數量擴張而取勝，而缺乏人力資本投資和自主技術開發的動力。因此，必須轉變以扭曲要素價格，謀求短期利益而犧牲長期利益的外向型經濟政策，建立起以鼓勵創新，放棄短期利益而謀求長期利益的外向型經濟政策。為此，一是要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矯正要素價格長期扭曲的局面，實現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引導資源流向效益高的行業和企業；二是要建立科技創新的激勵機制，以便加快技術進步。對于科學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自治和自律的學術共同體，以便樹立嚴格的學術規范，建立以科學發現首創權為核心的獎勵體系。對于技術而言，最重要的是營建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立政府對研究開發項目提供資助或補貼的制度，彌補市場的不足，使技術創新者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政府還可以通過政策引導、扶持相關產業內領先企業間制定技術標準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并力爭使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標準在成為全球標準的協調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樣不僅可以增強企業和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對本國的企業還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二）加快服務業發展
向產業鏈的兩端延伸必須有發達的服務業作支撐，因此，要加快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業的發展。加快服務業發展首先要求改變長期以來的“重制造，輕服務”的產業政策趨向。其次，要放寬對服務業的管制，改善服務業的經營環境。除某些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領域外，要取消所有對社會投資不合理的規定和限制，以強化服務市場的競爭。再次，要加強政府在促進服務業發展中的作用，政府應通過制定適當的政策，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最后，加快制定和完善與服務業及其市場運作有關的法規，包括服務業的行業標準、服務范圍、競爭秩序、價格收費、獎懲規則和糾紛仲裁等；同時，要加強執法，對違反相關法規和行業標準的行為要依法管理，保護服務企業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
（三）實施產業整合戰略
大腦型企業是指處于產業鏈高端，專注于產品的研發、設計、品牌策劃以及購銷渠道等環節的功能性企業，它可以彌補我國企業專注于OEM產業鏈環節而缺乏頭腦功能的現狀。一般情況下，大腦型企業的培養，可以通過以下路徑實現：一是通過精致管理，建立產品生產和流程的標準系統和測試系統。通過精致管理建立這類標準，能有效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核心環節。二是價值創新。在技術創新基礎上，通過產品功能創新、造型創新、流程創新，使其更好地服務于消費者，以增加消費者剩余，從而“在小改小革的基礎上建立起經濟大廈”。三是產品創新。新產品可以開拓一個全新產業和消費領域，如美國“寶潔”公司幫助人們改變清洗習慣，推出“SWIFFER”抹布，即可清除污垢，又不需用濕拖把。這個創新為其創造了10億美元的品牌銷售額。四是設計革命。在對消費者文化深刻了解的基礎上，美國創造力經濟的核心環節就是在設計這個產業研發和運作層面集中大量人才，從而在不斷更新消費者文化和消費產品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因此創造了在同行中的優勢競爭力。五是專利經營。三星通過“質量戰勝戰略”、“創新研發戰略”、“品牌創意戰略”和“專利經營戰略”而一舉成為世界品牌企業。
（四）實施通道建設
通過做強銷售環節和通道，構筑需求導向型的產業鏈。在產業鏈實物形態運作過程中，接單環節獲利潤20%，品牌獲利潤30%，網絡獲利潤40%，亦即大量利潤（除研發、創新、設計外）被銷售環節所汲取，所以，做強銷售、做活通道是OEM提升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實際上，利潤豐厚的根本點在消費者手中，所以，通過建立通道，直接控制產業鏈終端，強化服務功能，是產業鏈構筑的關鍵環節。
總之，國際分工的模式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傳統的產業升級和國際分工思想已經不能適應我國外向型經濟轉型的需要，我們必須站在新型國際分工模式的高度審視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以產業鏈的整合為軸心，重新構筑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即尋求向產業鏈的兩端延伸，提高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實現我國的外向型經濟成功轉型。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自然條件、經濟條件和政策因素等方面的不同導致地區間外向型經濟的差異巨大。不同地區的外向型經濟具有很大的差異，不僅對外開放水平存在著很大差別，而且在出口貿易方式、出口主體和出口產品類別等方面都有著顯著差別。
1.不同地區的對外開放度的比較
由于各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的差異，首先表現為各地區的進出口額在全國的比重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的統計數據；2006年東部10省市的出口及進出口總額分別占全國的比重為91.8%和92.3%，其中廣東、江蘇、上海和浙江的出口及進出口又在東部地區占了大部分，遠遠高出其他省市。而中西部地區的出口及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比重非常小，中部地區這兩個比重分別為4.7%和4.4%；西部地區這兩個比重分別為3.5%和3.3%。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外貿狀況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與此同時，各地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相差較大，從2003年到2006年期間，高依存度的地區上海、北京、廣東、天津、江蘇的外貿依存度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在中依存度的地區中，浙江、山東、新疆的外貿依存度呈現逐步上升或穩定的趨勢，而福建和遼寧在2004年外貿依存度得到提高之后，又出現了下降的勢頭。
2.不同地區的外資引入和實際利用情況比較
首先，從2006年各地區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來看，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占GDP比重排名前8位的是前面所歸入的東部地區。而歸入東部地區的山東該比重在全國排名第13位；河北該比重則在倒數第6位，遠遠落后于其他東部省市。
其次，從2006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各地區的總出口來看，東部10省市排在前十位，依次分別是天津、江蘇、上海、廣東、福建、遼寧、山東、北京、浙江和河北，其中天津、江蘇、上海、廣東和福建的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比要高于全國的水平。這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東部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起著主導作用，特別是天津、江蘇、上海、廣東和福建。
再次，從不同地區的出口貿易方式看，東部省市是我國加工貿易最發達、最集中的地區。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統計學的統計數據，2006年東部省市加工貿易出口占全國比重的97.4%，中西部地區以一般貿易出口為主導地位，其加工貿易出口占比普遍落后于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只占1.65%，而西部地區則不到0.95%。
總體來看，東部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水平高，進出口額占了全國的絕大部分，在全國的進出口額排名中位于前列，外商投資企業對東部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起著主導作用，外企出口占各省市的比重也排在前列。中西部地區的外向型經濟普遍不發達，從整體上要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對地區經濟的整體拉動作用不大。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各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影響分析
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的外向型經濟有著很大的差異，人民幣升值對各地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影響相差甚遠。本文試圖通過定量分析，測算出由于人民幣升值的變動對各地區經濟發展的風險程度的影響。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主要從地區的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外企出口占比、機電產品出口占比、高新技術出口占比、投資環境、加工貿易出口占比、加工貿易政策影響、機電產品出口增長率這9個指標，對在人民幣升值及貿易政策調整背景下地區外向型經濟綜合風險做出一個粗略的定量判斷。
其中，地區的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外企出口占比、加工貿易政策影響與風險呈正相關的關系，即指標值越大，風險越大；機電產品出口占比、高新技術出口占比、機電產品出口增長率、加工貿易出口占比、投資環境與風險呈負相關的關系，即指標值越大，風險越小。
首先，對以上指標進行無量綱化和同向化處理：
經該式處理后的各個指標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且都是取值越大越好的指標。其中xjmax和xjmin的取值為對應指標的最好值和最差值。
后采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對地區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進而得到各地區的外向型經濟風險指數。
通過測算，從圖1中可以看出：
(1)東部地區對外部經濟的依賴增加了其經濟的脆弱性，中西部地區外向型經濟落后，在地區經濟中不占主要地位，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政策調整等因素不會對整體地區經濟造成很大影響。外向型經濟是一把“雙刃劍”，東部地區(除遼寧、山東和河北外)的外向型經濟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起著主導作用，經濟發展對外貿和外資的依賴程度較大，特別是上海、北京、廣東、天津和江蘇的外貿依存度高于100%；天津、江蘇、上海、廣東和福建的外企出口占比大都超過60%，這些地區對外貿和外資的過度依賴，造成了經濟的不平衡和脆弱性。
(2)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東部地區出口大省影響較大，特別是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較低的省市。出口退稅調整主要涉及“兩高一資”產品和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雖然也涉及了一部分機電產品，但影響不大。因此東部地區那些機電產品出口比例較低的省市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一些，這些地區包括遼寧、山東和河北，此外浙江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比雖稍高于以上三省，紡織服裝等非機電產品出口仍占有相當高的比例。2007年三季度，浙江、江蘇、上海、福建等幾個出口大省訂單指數下降較為明顯。從總體的出口訂單情況來看，出口訂單指數為7.2%，比上季度下降2.6個百分點，創2005年以來單季最大降幅。而三季度國內訂單指數也出現季節性回落，該指數由二季度的峰值12.9%回落至本季度的11.6%，雖然下降1.3個百分點，但仍為歷史次高點。
(3)在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政策調整背景下，以出口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類產品為主的中西部地區，其外向型經濟面臨的風險加大。和東部地區省市相比，中西部地區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型商品的比重較大，這些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利潤較薄，自主定價能力不強。由于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率的下調或取消、進出口稅率的調整以及加工貿易禁止類政策的調整和實施，中西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增長會面臨較大的挑戰。而且，和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外貿企業的資金實力和競爭力較弱，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三、資金投向的政策建議
1.首先應把握由于人民幣升值對不同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影響程度不同，把握在目前貨幣從緊的背景下，資金的重點投向區域。我國東部地區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要加速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另一方面，高端勞動力、資本以及部分產業的高端環節(比如研發、營銷和公司總部等)，要加速向沿海地區轉移，增強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降低成本。因此，我國東部地區要以發展商業、金融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主；中部由于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則以發展工業為主；西部限于城市群體的分散和城市化水平不高，則在注重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同時，著重改善生態環境。與此同時，有關企業要及早認清形勢，盡快從“嚴防死守”中走出來，要主動“轉移”，各級政府要制定政策對主動“轉移”的企業給予獎勵。這種產業轉移和資金的適度偏向會促使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得到顯著改善，有利于中國經濟未來幾年更平衡的發展。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且差異較大，對于傳統型行業如電子、服裝業等行業的負面影響較大，對于科技含量高、高附加值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企業則帶來較大的正面影響。因此，資金的投向即應該在規避風險的前提下，流向風險較小的行業。另外，我國目前有必要通過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來減輕出口企業所遇到的臨時出口困難。可在WTO規則允許的范圍內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如鼓勵研發的補貼、環保項目的補貼以及完善出口信用保險機制。政府在原有扶持政策基礎之上，進一步優化貿易環境，簡化進出口環節審批程序，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便捷通關服務。建立科技出口信息服務數據庫，為企業提供技術貿易、高新技術產品國際市場動態、行業發展、技術標準、國別貿易政策等各類信息。
3.資金投向應向優質客戶傾斜，進行客戶結構的升級。對于屬于同類行業的不同企業，其經營績效和盈利能力也存在不同。對于行業龍頭企業和具有強大研發能力企業以及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應該積極給予信貸支持，增加科研投入，推進技術進步，在創新、創造中求發展。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是轉變增長方式、解決企業缺乏創新能力、實施科技興貿戰略的一個核心問題。各級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勵企業研發，對企業的研發投入要給予一定的補助，對研發成果要給予一定的獎勵。要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加快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再創新，促進核心競爭力的增強，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
從1997年由福建省主辦的福建投資貿易洽談會升格為國家級的中國投資貿易洽談會以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已舉辦了九屆，今年將迎來十周年華誕。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以投資促進為主線，以“引進來”和“走出去”為主題，努力打造國際投資促進平臺，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性投資促進盛會，也是全球唯一經UFI認證的投資促進類展覽會。在歷年的“9?8”投洽會上，福建舉全省之力，不斷開拓思路、創新舉措，努力提高辦會水平和參展實效，使投洽會成為福建展示風貌、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成為福建擴大開放、招商引資的有力的助推器。
一、投洽會是福建展示風貌、投資促進的重要窗口，加快了福建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進程。
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和辦會水平的不斷提高，參加投洽會的境外客商人數逐年增加，層次不斷提高，投資促進效果更加明顯。據統計，迄今有超過400家跨國公司參加了投洽會，其中名列世界500強之內的就有100多家。福建省充分利用投洽會的越來越大的世界影響力，廣泛邀請美國、法國、日本、加拿大、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港澳臺等國家和地區的境外客商團組參加，同時，最大限度地用好投洽會的客商資源，積極與一批國外政界要員、工商巨賈，以及一大批投資促進機構、商會和企業聯合體進行廣泛的接觸，不僅充分展示了福建的對外開放成果，也擴大了福建的對外聯系渠道，促進了投資促進平臺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近年來，通過投洽會福建打造形成了三個投資促進平臺：一是客商聯絡平臺。通過投洽會廣泛接觸境內外客商，建立了多達五、六千人的客商資料庫，并采取各種有效手段與重點客商建立長期的聯系，為進一步開展招商引資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是現場招商平臺。充分利用大會資源，組織開展各種富有實效的招商活動，組織懂政策、會談判的招商小組或聯絡小分隊，在投洽會期間主動聯絡跨國公司和境外投資促進機構，鞏固老客商，結識新客商。三是宣傳推介平臺。通過在投洽會上分發《福建省外商投資指南》、《福建省重點招商項目》宣傳冊和光盤，向客商介紹福建省情概況、產業情況、投資環境、重點招商項目等，使客商更深入了解福建、了解“海西”建設戰略，增強投資福建的信心。
二、投洽會是國際資本對接福建項目的重要渠道，推動了福建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
投洽會作為福建投資促進的重要平臺，在福建吸收外資工作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歷屆投洽會上，福建簽訂的外資項目都占整個投洽會的80%以上。據統計，僅“十五”期間，福建省團就在“9?8”投洽會上簽約項目5049項，總投資391.43億美元，利用外資323.22億美元。到目前為止，這些簽約項目已落實報批3610項，總投資213.3億美元，合同外資170.7億美元，落實率分別達71.5%、54.5%和52.8%。已落實報批的合同外資達170.7億美元，約占近五年全省合同外資總額的48.5%，對全省利用外資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特別在“9?8”上簽約的泉州船舶工業公司(總投資3700萬美元)、福建華東船廠(總投資6041萬美元)、飛毛腿(福建)彩晶科技(總投資9800萬美元)、柯達(中國)圖文影像(總投資9600萬美元)、福建匯大化工(總投資5000萬美元)、廈門長庚醫院(總投資1.44億美元)、廈門馬士基碼頭(總投資3.7億美元)等一大批資金、技術密集型大項目的落地，有力促進了機械、電子、石化三大支柱產業的發展，推動了基礎設施建設的進一步完善，提升了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對福建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業集群的發展壯大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投洽會是福建凸顯對臺優勢的重要載體，促進了閩臺經貿交流與合作的深化。
近年來，福建依托“9?8”投洽會充分發揮對臺的“五緣”優勢，積極拓展“六求”作為，有效促進了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特別是利用臺資的發展。如第九屆“9?8”投洽會凸顯對臺特色，積極邀請臺商參會，努力拓展吸收臺資，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投資福建”對口洽談活動中, 臺灣客商參加了涉及生物科技、IT、機械制造和食品等9個行業的項目的洽談,有111名臺商表明了投資意向；在“海峽兩岸農業合作項目洽談會”上，有46家臺灣企業的62名臺商與福建省108名企業代表進行了洽談；在“首屆海峽旅游項目洽談對接會”上，共簽約合同臺資項目201項，總投資11.14億美元，利用臺資11.04億美元，分別占當年全省合同項目的26.59%、14.56%和14.69%。
四、投洽會是匯聚國際投資信息的重要平臺，為福建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搭建橋梁。
投洽會在突出利用外資主題的基礎上，積極引入了“雙向投資”新內容，吸引了眾多國家在投洽會上舉辦投資項目對接會、投資項目推介會、投資政策會、投資環境介紹會等，并舉辦各類“走出去”研討會和投資論壇。這類活動提供了大量有益信息，使福建企業提高了對實施“走出去”戰略重要性的認識，充分了解了投資國的投資環境、投資政策、投資項目以及有關注意事項，為企業拓展境外投資搭建了便捷渠道和平臺。在第九屆投洽會上，福建省團共組織近百家省內企業、130多人參加了40多個國家舉辦的“走出去”投資項目對接會，發動180多家企業250多人參加各類研討會和推介會，促成了阿福建力菲克藥業有限公司等6家企業與意大利、新西蘭、越南、泰國等國家簽訂了6個境外投資協議，投資金額達1100多萬美元。
增強外向型經濟支撐帶動作用加快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
對外開放是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突出優勢，是福建經濟發展的生命線，對外經貿是這條生命線的支撐和脊梁。今后若干年，是福建省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要加快外經貿促進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外經貿作為全省經濟發展的支撐與脊梁作用，努力適應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需要，以創新促開放、以開放促合作、以合作促發展，推動外向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把福建省對外開放推向新的水平，為加快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做出新的貢獻。
一、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增強海西產業競爭力。
產業發展是建設海西的重要依托，加快產業集聚，培育產業集群是建設海西的重要舉措。招商引資戰略要以促進產業集群培育和發展為著力點，著眼于提升海西產業發展的整體競爭力，把招商引資政策與產業集聚政策有機結合起來，以加強投資環境建設為支撐，以開發區為載體，以重大經貿活動為平臺，以體制機制創新為突破口，加強政策引導，積極引進關聯性大、帶動性強的龍頭項目，做長做強產業鏈，加快實現海西產業集聚與優化調整，增強海西產業競爭力。
――加強外資投向引導，促進產業優化升級。鼓勵外資投向福建省電子信息、石化工業、機械工業等主導產業，在積極推進現有外資骨干企業增資擴股的同時，充分利用全球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大力引進一批綜合效益好、對福建省經濟帶動性強的大型產業項目落地。圍繞龍頭項目，大力發展協作配套企業，延伸產業鏈，夯實產業基礎。鼓勵外資改造提升建材、紡織服裝等傳統產業，培育發展生物工程、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
――擴大服務領域利用外資，提高服務業開放水平。抓住入世后過渡期服務貿易擴大對外開放的機遇，加快商貿、物流、金融、旅游等領域利用外資步伐，引進外資設立會計、審計、經紀、鑒證、評估等中介機構；推動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領域的對外開放，引進和興建一批有較大規模、較高層次的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領域利用外資項目，推動服務業利用外資的全面快速發展。
――鼓勵基礎設施利用外資，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積極推進交通、水電、環保、能源等公共事業領域利用外資，支持外資以獨資、控股、參股等多種方式進入港口、鐵路、高速公路、電力等基礎設施，以及城鎮供水、燃氣、公共交通、環境保護及污水垃圾處理等市政公用事業和法律法規未禁止的其他基礎設施領域。推出一批社會發展需要、對外商有吸引力的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項目以及特許經營權對外招商。鼓勵政府投資的市政公用事業、基礎設施項目，依法向外商轉讓產權或經營權。
――主動承接國際產業高端轉移，增強福建省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積極轉變利用外資理念，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理念和高素質人才，以國際制造業高端轉移為契機，著力引進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制造業工序。鼓勵外商在福建省投資設立研發中心，投資高新技術領域，鼓勵外商投資的研發中心承擔、參與福建省科技攻關和產業化項目，促進福建省企業增強對外資技術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能力。
――增強投資促進的區域針對性，提高招商引資實效。對臺招商，要突出“以臺引臺”,從服務好現有臺資企業入手，幫助其解決實際困難，促其增資擴產，吸引更多的臺資企業參與配套；要拓寬與臺商聯絡渠道，加強與臺資企業協會和臺資大企業的溝通聯絡，辦好各項涉臺活動，吸引更多的臺資大項目到福建省投資落戶。對東南亞招商，要突出“高層推動”,針對東南亞客商特點，以高層推動形式開展投資促進，鼓勵華僑華人來閩投資興業。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招商，要突出國外中介組織的作用，加強與歐美日發達國家和地區企業聯合體、商協會、中介機構的合作關系，積極開展雙向經貿交流活動，完善對發達國家的招商引資平臺。
二、加快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增強外貿出口對海西建設的帶動作用。
發揮福建省對外開放優勢，著眼于增強外貿出口對海西建設的帶動作用，大力實施科技興貿和品牌發展戰略，加快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努力提高福建省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和外貿綜合效益，促進福建省由貿易大省向貿易強省轉變。
――大力實施品牌發展戰略和科技興貿戰略。制定國際品牌發展規劃，形成完善的品牌促進、保護、推介、出口的政策體系。推動國知名產品參加境外商標注冊及各類質量、環保與社會責任認證，提高國際市場的認同度。支持出口企業提高機電產品和傳統出口商品的國際品牌含量，鼓勵自主品牌產品的出口。推動政府加大資金投入，鼓勵企業加大研發力度，加快技術升級與轉化。大力扶持具有國際品牌、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機電產品的出口，提高機電產品的自主品牌持有率與高新技術產品自主知識產權的擁有率。
――進一步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大支持高新技術產品，以及大宗機電產品的出口，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充分發揮農產品出口對優化農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的積極作用，從信息、資金、管理等方面，給予農產品出口更加積極有效的支持，重點支持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蔬菜、水果、水海產品、鰻魚、茶葉等農產品以及農產品加工基地的建設，培育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帶動作用明顯的農產品出口重點企業。
――積極拓展外貿出口市場。深度開拓美、日、歐、香港與東盟等主要傳統市場，積極開拓有發展潛力的中東、非洲、拉美、東歐、俄羅斯、印度等新興市場，爭取在全球形成合理的、有層次的多元化市場格局。
――有效應對國際貿易摩擦。建立進出口公平貿易的早期預警工作機制，以及政府、中介與企業應對貿易摩擦的聯動機制，提高政府與中介的服務水平。積極應對國際貿易爭端，增強企業應對“兩反一保”與各種貿易壁壘的能力，做好維護國內產業安全工作，為全省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三、落實“五緣”優勢，拓展“六求”作為，推動閩臺經貿合作取得新突破。
加強閩臺經貿合作是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關鍵所在。要把握中央支持海峽西岸經濟發展和兩岸關系出現積極變化的有利機遇，充分發揮“五緣”優勢，積極拓展“六求”作為，積極探索和創造更多合作形式，努力實現閩臺經貿合作新突破。
――加強閩臺產業對接。加大宣傳和落實《“十一五”閩臺產業對接專項規劃》和《實施意見》的力度，積極推進信息產業、機械產業、石化產業、紡織制鞋產業、食品產業、冶金產業、建材產業、新興產業、物流業、金融業等10個重點領域和主要行業的項目對接；鼓勵吸納臺資研發機構和高附加值生產環節，進一步延伸福建省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等產業的產業鏈。
――加強對臺投資促進。以制造業為重點，加強與臺灣相關行業協會、臺灣百大企業的聯系，廣泛開展信息溝通、企業互訪、項目對接，積極承接臺資企業轉移。強化跟蹤服務，幫助現有臺資企業解決實際困難，優化對臺資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的服務，鼓勵引導企業增資擴股，吸引關聯企業增強配套，進一步延伸產業鏈，加快產業集聚。辦好和擴大臺商投資區，優化投資環境，爭取國家有關部門政策支持。
――努力拓展閩臺貿易。繼續做好福建省沿海地區與臺灣金門、馬祖地區的直接經貿往來工作，積極推動商務部、海關總署盡快修改完善對臺小額貿易管理辦法，促進小額貿易向正常的大規模貿易、由間接通航向直接通航發展。抓住澎湖方面與福建省交流交往意愿明顯增強的有利契機，借助“9?8”投洽會等重大經貿活動平臺，推動與澎湖地區的直接經貿往來。繼續推動赴臺辦展，逐步實現赴臺辦展的常態化，為閩臺貿易拓寬渠道，逐步實現閩臺經貿“直接、雙向”交流。
――進一步提升閩臺農業合作水平。充分發揮閩臺農業合作的互補優勢和海峽兩岸農業實驗區擴大至全省的政策優勢，大力吸收臺灣農業資金，引進臺灣農業先進技術、設備、優良品種和農產品深加工企業，提高農產品保鮮、加工和綠色食品生產水平。抓住兩岸經貿發展的有利時機，推進閩臺農產品交易市場建設，使福建省成為臺灣農產品輸入大陸的重要集散地。
四、大力實施“走出去”開放戰略，推動福建省企業加快邁向國際市場。
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積極實施“走出去”開放戰略，大力發展境外貿易網點和境外加工貿易為重點的對外直接投資，積極發展對外承包工程與勞務合作，全面提高“走出去”對商品、技術和勞務出口的帶動能力，促進福建省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步伐。充分發揮福建省在優勢產業和產品上的比較優勢，積極發展具有所有權優勢、技術優勢、地緣優勢的對外投資，大力發展境外營銷網點和境外生產加工，帶動商品、技術和勞務等要素的輸出。鼓勵企業利用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的有利條件，以境外資源開發、境外技術研發、建設境外工業小區等多元化的投資形式，采取參股、并購、租賃、股權置換、境外上市等多樣化的投資方式開展對外投資。
――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國際經濟合作。培育壯大經營主體，促進對外承包工程和對外勞務合作實現恢復性增長。加快賦予大型企業、企業集團以及民營企業外經經營權，壯大對外承包工程和對外勞務合作經營隊伍。加大對已有經營資質企業的扶持力度，創造條件承攬海外項目。進一步規范對外勞務合作經營秩序，積極推動福建省對外勞務合作進入法制軌道。加強勞務基地建設，努力實現勞務輸出由低級向高級、由量的擴充到質的提高轉變。
五、強化利用外資載體功能，爭創開發區新優勢。
開發區是利用外資的重要載體，要積極推進開發區的改革與發展，優化其載體功能，提高利用外資水平，促進產業集聚。
――創新管理體制與運作機制。探索建立由一個管委會統籌管理多個園區的新體制，實行統一規劃、建設、管理和招商引資。支持開發能力強、管理水平高的開發區跨區域建立產業配套基地，實現互惠互利、聯動發展。鼓勵沿海開發區與山區開發區結對子，促進項目對接、經濟技術合作、信息溝通和人才交流。創新開發區的運作機制，逐步放開區內服務配套領域，走市場化經營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