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1 16: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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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總結了日本網紋甜瓜大棚栽培技術，包括育苗、栽培場地的選擇、定植、田間管理、采收等，以供種植戶參考。
日本網紋甜瓜瓜型優美，風味誘人，在日本深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由于它適應性廣、經濟效益好、市場售價高，近幾年在我國各地廣泛引種。筆者根據在日本學習和回國后試種經驗將其栽培技術總結如下，供種植戶參考。
1育苗
日本網紋甜瓜生長周期較短，從播種到收獲約4個月，因此育苗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定植后的成活率、雌花著生和坐果率的高低以及果實的大小，此外對病蟲害的抗性和發生也有直接的關系。
1.1苗土的準備
采用不帶病蟲源的菜園土1/3和優質腐熟堆肥2/3作為基本材料，1m3的苗土另加入過磷酸鈣1.5kg、菜籽餅5kg及雞糞5kg。苗土應當于前一年堆積熟透，到用時加入上述肥料混合均勻，然后加入福爾馬林5~10mL，混合后覆薄膜進行悶土2~3d，同時還需要對營養缽等育苗器具與材料進行徹底消毒。
1.2播種與育苗
1.2.1用種量。1hm2土地需種子2.25~2.70萬粒。春、夏栽培，約栽種2.1萬株/hm2；秋季栽培，栽種1.5~1.8萬株/hm2。
1.2.2播種。為了使瓜苗整齊一致，春播需進行催芽；夏季溫度較高，可進行直接播種。條件許可，最好用營養缽育苗，同時也便于管理。發芽的最適宜溫度為28~30℃，溫度過高過低均不利其發芽。發芽后為了防止幼苗徒長最好控制在25℃以內。如采用營養缽育苗，要注意每缽的含水量相同，才能使幼苗生長一致；床土不可過干或過濕，過濕易導致病害發生。掌握“見干見濕、澆則必透”的原則。澆水可于早晚進行，特別是夏天注意中午不澆水。
1.2.3育苗。定植苗，春栽的苗齡為30~35d，夏栽稍短，秋栽最短15~20d為好。春栽苗為3.0~3.5葉，夏栽苗為2.5~3.0葉，秋栽苗為2.0~2.5葉。由于秋栽苗苗齡短，需特別注意做好移栽工作。
2栽培場地的準備
排水良好是首選條件，低濕地不適宜種甜瓜。對土質沒有特殊要求，但以土層深厚、富含有機質的土壤為佳。采用標準大棚栽培。寬度至少要求在4.5m以上，過分狹窄，邊行甜瓜易受雨水的影響。高度過低則不利于莖蔓的直立生長。肥料以農家肥為主，一般需施入碳銨82.5~120.0kg/hm2，過磷酸鈣120.0~247.5kg/hm2，氯化鉀120~150kg/hm2，農家肥（堆肥）22.5~30.0t/hm2。根據大棚大小、土質的好壞來決定壟的寬窄。每壟栽2株制壟寬度為180~200cm，栽1株寬度為120~150cm。作秋季栽培以1株為好，因后期日照時間較短。株距為35~50cm。
3定植
移栽時土溫要求達到18℃以上。春季如果在低溫時強制栽種，會導致僵苗，后期著果不好和果小；夏秋季最好在傍晚或陰天選擇晴暖無風的天氣進行移栽，夏季栽植時如遇高溫干燥則不易成活。因此，營養缽和定植穴都必須充分澆足水，定植后每株還需澆足水1~2次，才能確保移栽成活。
4田間管理
4.1溫度管理
大棚內白天溫度以28~30℃為最佳。如果棚內溫度過高，會導致雌花的灼傷、坐果率低和畸形果的發生，特別是作為秋季種植的前半期，要注意通風換氣，使棚內溫度盡可能地接近生長適溫。夜晚要求棚內溫度以不低于15℃為好，如果棚外夜間氣溫在15~17℃，可于晚上進行通風換氣，如果棚外夜間氣溫過低，則需閉緊大棚采取白天通風換氣。開花期和果實膨大期以確保大棚內夜間溫度18~20℃最為理想。另外，需指出的是在果實表面網紋形成時期，如遇溫度驟升，會引起過分蒸發而導致裂果的產生。4.2水分管理
定植到坐果要求保持土壤濕潤，絕對不允許土壤過分干燥。但是適當的干燥卻有利于根系的深扎。坐果以后，要重視灌水有利于結大果。分多次灌水比一次性漫灌要好，特別是坐果后7d內幼果膨大非常快，決不可缺水。坐果后15d左右，是果實膨大和網紋形成期，適當減少灌水可有效防除裂果的產生和側蔓的發生。接近收獲期要特別注意不能灌水，要防止雨水進入大棚，不然會引起大量裂果和果實糖度不足。
4.3整蔓
每株留1主蔓和第10~13節位的側蔓作為結果蔓，其余側蔓全部除去。主蔓摘心期為全部展開葉片達16~17葉，結果蔓上部有10張葉子，在主蔓的第20~23節進行摘心。留下的預定結果蔓，每個蔓在開花前留下2葉摘心，細弱蔓則可留3葉摘心。摘心、抹芽等作業需在晴天的白天進行，
傍晚進行后傷口不易干燥。特別是秋季栽培，如在陰雨天進行易得蔓枯病。適當摘除底部的老葉有利于通風，以增強植株對病蟲害的抗性。有8張葉片完全展開后，摘除最基部的2張葉片。開花期再行摘去基部2張葉片。收獲前10d左右，摘去基部的枯黃老葉。
4.4授粉與去雄
授粉可采取棚內放蜂。蜂箱搬入前7d停止棚內施藥，于開花前3d左右搬入蜂箱置于大棚的北側，出口朝南擺放。人工授粉，采當天開放的雄花花粉涂抹在雌花的柱頭上，應在上午10時前結束。
4.5疏果、吊果與套袋
花后7d左右，果實可達雞蛋大小，選擇最好的幼果每株留1果，其余摘除。然后用塑料繩把該果吊住，使果蔓呈水平狀為好。此時由于果實幼嫩表面布滿絨毛，要特別注意不可碰傷。為了防止太陽對果實的灼傷，使其與網紋生長一致，著色均勻，吊果后網紋形成之前進行套袋，可采用舊報紙折疊成傘狀于果蒂部套住果實。
4.6病蟲害防治
以防為主，適時用藥。網紋甜瓜前期要把防病重點放在猝倒病、蔓枯病和病毒病方面；中后期以防霜霉病、白粉病和疫病為主。蟲害要以防蚜蟲、白粉虱和根結線蟲等害蟲為主。以上各種病蟲害防治方法具體可參照黃瓜病蟲防治。
關鍵詞：職業技術教育管理
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工業化歷史比較長的國家，職業技術教育的歷史都比較久遠，這些國家大都已經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與社會經濟制度相適應的職業技術教育管理體制，并且在管理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經驗。在此，對若干主要國家的職業技術教育管理作一些分析，以便開闊視野，學習借鑒。
一、各國職業技術教育管理的特點
職業技術教育在各類教育中是起步比較晚的一種，有了真正的職業教育機構才談得上管理。也就是說，職業技術教育管理是隨著職業技術教育機構的產生而慢慢出現的。隨著職業技術教育的不斷發展，各國對職業技術教育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進一步完善了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一些職業技術教育管理的特點。
(一)管理手段的多樣化
1．法律手段這是職業技術教育管理的根本手段，它決定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體制、各方面的權限與職責、體制的運行以及經費、師資等有關發展的重要事項。盡管各國的情況有所不同，但由于職業技術教育的多樣化、多元化以及復雜性，使得通過立法手段管理職業技術教育都為各國所重視。美國、德國、日本、前蘇聯等國家都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職業技術教育的法規、法案。美國的教育立法相對比較完善，聯邦法典第31章就是《教育總則法》。有關職業教育的立法，主要有《喬治·巴頓法案》(1946)、《職業教育法》(1963)等。《職業教育法》還在1968年、1972年及1976年作過修正，1982年本想再作修正，經過反復討論醞釀，終于在1984年10月通過了新的《卡爾·帕金斯職業教育法案》，法案要求聯邦政府撥款協助各州改善和發展職業教育，為條件不利學生提供職業教育，減少失業，發展經濟。為加強對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法案規定設置州職業教育董事會和州職業教育顧問委員會。可見，美國的職業技術教育管理也是建立在比較完善的立法的基礎上的。
2．經濟手段
職業技術教育一方面與社會經濟各領域關系密切，另一方面，它的發展又要有充分的物質經濟條件。因此，經濟手段是各國管理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手段。通過經濟手段進行管理主要是為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保證和調節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規模、速度和方向。因此，經濟手段是職業技術教育管理的保證手段、調節手段和控制手段。具體實施有以下兩種：
(1)通過國家財政預算、投資或規定經費來源進行管理。由于各國對職業技術教育極其重視，政府通過經濟手段主要對實施和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采取保障措施。例如，瑞士政府明確規定聯邦政府給職業技術教育撥款12億瑞郎，占職業學校經費的1／3，其余2／3由州或市鎮政府承擔。而工廠和企業的培訓費用則由企業和職業聯合會承擔，這部分經費占雙元制教育全部費用的4／5。瑞士每年職業技術教育經費共計180億瑞郎，按全國人口平均為人均2000美元。
(2)通過規定提高職業技術教育教師工資待遇，保證教師隊伍的穩定和優化，提高師資水平和教學質量。
日本規定職業學校教師工資額比其他學校的同級教師高出10％；德國中等職業學校教師的平均工資比資歷相近的工人的工資高出50％至100％，比相同等級的國家雇員工資也略偏高。
3．行政手段
(1)規定職業學校師資的條件和考核進修制度
為保證職業技術教育的教學質量，許多發達國家對不同類型的職業技術教育師資的任職資格及考核進修制度分別有明確的規定。各國的職業技術教育教師隊伍一般由理論課教師、專業課教師、實習指導教師組成。由于這三類教師擔負的教學任務不同，各國都分別規定了他們的資格要求。
如德國職業學校的教師均作為所在州政府的公職人員，其中理論課教師必須接受大學教育，并通過國家考試獲得合格證書后，經過3年左右的教育學和教學法方面的學習與實習，再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才能取得高級公務員教師資格；實踐課教師則必須是具有實踐經驗的專科學校(師傅學校或技術員學校)或專科大學的畢業生，再經過兩年的教師進修學院學習，并通過國家考試才能取得中級公務員教師的資格。由于德國的職業技術教育形式以“雙元制”為主體，故企業內還有大量的施訓教師，但是施訓教師并非是一種特定的職業，他們可以是師傅、技術員、工程師或其他專業技術人員，也可以是通過施訓教師資格考試的有生產實踐經驗的技術工人。根據德國職業教育法的規定，他們可以全部地也可以部分地從事職業技術教育工作，而不像職業學校的教師那樣具有公務員的資格。
(2)規定辦學建校的審批制度
各國對建立職業學校或者職業培訓機構都有一系列的規定，建校都要經過教育部門的批準。如日本，對高等專門學校的辦校標準就有嚴格的規定，通常由國家有計劃地投資興辦，一般不準私人濫設，這就保證了教學的高質量。
(3)通過考核發證保證畢業生的質量
美國教育部和勞工部共同推出的《由學校到就業法案》，要求實施在學校職業技術教育基礎上進行企業培訓的學習計劃。從高二年級開始至少進行3年(包括高中后1年)的學校職業教育計劃，并在生產單位的崗位培訓中學習較為廣泛的就業技能。凡完成“由學校到就業”計劃者，可同時獲得高中畢業文憑和職業技能證書。
(4)職業技術教育視導
視導即視察與輔導，這也是國外普遍采取的主要管理手段之一。
美國的職業技術教育視導工作是由各州組織進行的，各州的職業技術教育視導制度又大致相同。總起來，主要有三種視導方式：一種是雙管制視導，由教育督察長負責組織開展視導工作，輔導工作由兩種人進行，一是一般行政人員，對教師進行輔導，二是專業輔導員，對教師進行業務輔導；第二種是行政與輔導分立制，由正副督察長、校長和各部主任等行政人員直接對教師進行輔導，而專科輔導人員只提供專門意見和建議，與教師不發生直接關系；第三種是聯絡分布制視導，這是行政與視導結合的制度。
英國的職業技術教育視導制度分中央和地方兩級。中央的教育科學部設有視學長，下屬一批視學員，分管各類教育的視導；各地區則設有教育委員會管理當地教育，教育委員會下設教育處，處長下設視學員與專科指導員若干人，地方視學員受教育科學部視學員的指揮，注重教學方法的改進。
法國的職業技術教育視導制度比較完善，設有三級視學員。中央的職業技術教育視學員都是教學經驗豐富的退職教師，由教育部報總統任命，每年由教育部長派赴各地視導；大學區視學員通常只有一人；初級視學員受大學區視學員的領導。
(5)職業技術教育評估
評估是現代教育的一項重要的管理措施，國外學者把課程、教學法和評估看作教學過程的三種信息系統。有人把評估看得比課程和教學法更重要。
(二)教學管理和實習管理緊密結合
職業技術教育就是使就學者獲得從事某種職業應具備的知識和技能，因此，職業技術教育特別強調技能的培養，而保證受教育者充分掌握某種特定的技能當然是職業教育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一任務往往涉及職業技術學校、實習工廠或有關企業。所以，職業技術教育管理必須保證學校、工廠和企業的緊密配合。發達國家的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在教學中都很重視實踐環節，將教學管理和實習管理緊密結合。實習基本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在校內實驗室、教學車間和模擬室進行；二是在校外工廠、農場和企業里進行，以便使學生既通過間接媒體得到試驗訓練，又直接投入生產崗位從事實際操作，獲得與某種職業有關的基本技能和工作本領。
德國通過簽訂協議建立學校與工廠企業的掛鉤關系，明確規定各方的義務和職責，互相配合，規定每周學校學習理論一至一天半，工廠實習操作三至四天，學生的考試既考基本理論，又考專業技能，還規定企業主需付給實習學生一定的勞動報酬。這保證了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新加坡也決定推行“攻讀雙軌計劃”，1991年7月起在新加坡理工學院開始推行該計劃。該計劃實行兼讀制；在校大學生每周有一天(工作日)、一個傍晚和星期六的上午到學院上課，其余時間都在公司邊工作邊接受訓導員的實際工作訓練。學生必須完成為期4年的課程才能獲取工學院的文憑。
可以看出，各國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都很重視生產實習的管理，通過有效的管理保證學員熟練掌握某種特定的技能。
(三)企業參與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
由于職業技術教育主要是為了培養技術工人、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能，因此，職業技術教育就與企業的利益息息相關，職業學校與企業的關系自然密切。所以，許多發達國家的企業就參與到了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中來，并逐漸地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如美國有合作教育，即攻讀課程計劃；日本搞產學合作；前蘇聯中等職業學校都與企業掛鉤；德國與瑞士都實行企業與職業學校共同培訓徒工的雙元制。
企業參與辦學的形式包括提供辦學經費，提供實習操作場所，對學生實習操作加以指導，付給學生—定數量的補助費，參與教學計劃的制定和對學生操作技能的考核。
在德國、日本等國，都有明文規定學生在工廠企業實習，不僅不收實習費，相反，企業要付給學生一定數量的補助費。
美國的合作教育就是企業與各級學校聯合辦學，學生一半時間在學校學習，一半時間在企業工作，學習與工作交替進行，參與合作教育的范圍包括從高中到研究生院各層次，屬于合作教育領域的學生總數達80余萬人。
在企業辦培訓方面，美國最為突出，每年美國企業用于職業培訓的經費達300-500億美元。日本的企業培訓也頗有特色：一種是企業內培訓，有經常性的短期培訓和業余培訓，還有企業辦的各種學校，如中等職業學校和高等職業學校。例如三年制的豐田高中，四年制的卡田工業大學，學員來自企業有一定工齡的職工，入學后享受不同等級的津貼和獎金，結業后還獲得某種資格、企業外培訓是由廠外的各種培訓中心進行，職工學習費用由廠方支付，培訓期間工資照發。人們認為日本在對外經濟中競爭性日益增強的原因就在于日本重視職工培訓，勞動力的素質高。
(四)重視職業指導
重視對學生進行職業指導也是各發達國家職業技術教育管理中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
職業指導始于20世紀初。1908年，美國設立波士頓職業局，從事職業咨詢工作。這是美國職業指導的開始。
法國于1936年頒布了《法案》，提出了職業指導的問題。尤其是二戰以后，美英等同把職業指導作為更好地利用人力資源的一種方法。
德國就十分重視在普通中學進行早期職業指導和職業定向工作。上世紀80年代以來，該國就在普通中學設立了“工作研究”課，旨在給最后兩年的學生以職業指導。其形式有：參觀、職業咨詢、報告會等。
職業指導在英國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英國在20世紀初就開展了職業指導活動。1909年，國家制訂就業介紹所負責安置青年就業。英國教育家把它看作是教導過程中的一個獨立部分。英國還設立安置青年就業局，在綜合中學和現代中學里設置職業方向指導課，配備專職指導教師，幫助學生確定職業方向。
二、職業技術教育管理的趨勢
目前，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對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加大了管理的力度，出現了以下一些新的趨勢：
(一)管理重點上移
發達國家的職業技術學校主要有中等和高等兩個層次，發展中國家的職業技術學校，有的是切等，中等、高等三個層次，有的是中等和高等兩個層次，不管是幾十層次，目前多數國家的職業技術教育已從中級層次上移到高級層次，美國、日本等國家，社區學院、短期大學一級的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很快。
泰國由于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該國想在20世紀末成為經濟強同的愿望不能實現，但是這反而增加了泰同大辦職業技術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心，一方面強化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辦學水平，另一方面大力發展在職職業技術教育，特別是向農村大力推廣農業技術，落實到每個村莊，興建5000個農業技術短訓班和流動培養班，到2000年已培養農民達40萬人次，并且今后還將進一步擴大培訓的規模。
(二)加大管理力度，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水平
隨著各國職業教育的發展以及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逐步重視，各國都加大了對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力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建立統一的職業技能標準，進一步明確職業技術教育師資的要求。而今后，這一趨勢將更加明顯。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英、俄等同就著手建立全國統一的技能標準，并將其作為國家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的目標。美國于1994年通過了《2000年目標法案》，規定了職業技術教育應設置全同性的教育標準，以提高新增勞動力的整體水平。按照該法案，美國政府設置了聯邦一級的“全國職業技能標準委員會”等機構，其職責是通過自主促進行業規范技能標準，以作為同家認可的資格標準據此。美國教育部和勞工部選定了22個行業設立項目并給于資助，以制定綜合性的行業技能標準，從1996年起已陸續形成了全國統一的行業技能標準印等級考核標準，目前，已有部分職業領域的國家職業技能標準編制完成，供各州自愿選用，用于對職業教育的管理、指導和評估，以及用于招聘、考核、辦證等方面。這項工作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對美國職業技術教育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為了鼓勵教師在職進修，各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是建立進修與晉級加薪相結合的制度。如日本規定翻譯任教若干年的職業技術教育教師，若在大學加修規定的學分，可獲得高一級的教師資格，并晉級加薪和提高社會地位；德國職業學校教師若參加留職帶薪進修，就可獲得高一級的任職資格，或可獲得另一種新的資格，諸如另一學科的任教資格、校長任用資格、督學任用資格等。美國職業技術教育的教師證書則規定了4至10年不等的有效期限，迫使教師利用夜間或暑期進修，并利用每7年一次的休假(半年至1年)去大學修讀規定學分，以換取新的教師證書并提高待遇。
今后，各國在這些方面還會加大管理力度，以保證職業技術教育的質量，不斷滿足社會的需求。
(三)政府投資力度增大
近年來，由于各國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視，所以，對職業技術教育的投資力度也在不斷的增加。而且投資規模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這一趨勢在新發展起來的一些國家表現尤為突出。
新加坡政府1998年對教育的投入已占到政府財政支出的20％左右，占CDP的4％；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負責對組織和建立起來的4所理工學院予以撥款，對理工學院教學和日常開支予以補助，按每個學生每學年人均2萬新元撥給。新加坡政府還通過征收技能發展稅，建立了全國性的技能發展基金，作為提高職工職業技能的培訓費用。負責管理該項基金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借此為符合條件的企業提供津貼，鼓勵和扶持雇主開展廠內的職工培訓。
法國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視也在增長。1988年，職業技術教育經費710億法郎，占當年教育經費3980億法郎的17．8％，計劃2005年上升為25％，約為1420億法郎。企業為教育的投資也在增長，在法國教育總投資中，企業投資1984年占4．6％，1988年占6%，2005年將占7%。
(四)學校管理民主化、多元化
近年來，各國的職業學校管理都呈現更加民主的趨勢。校長負責制與民主管理制相輔相成。在學校里，師生員工既是被管理的對象，又是管理的主體。許多國家都成立了教代會，充分保證廣大教職工行使民利。教代會主要是：對行政工作的計劃和總結，財務預決算，基金使用，分配方案，人事任免，機構設置等重大事宜和改革方案有審議權；在法律和改革允許的范圍內，對職工福利等切身問題有決定權；對校長和其他領導干部有監督評議權；對校長有表彰、批評和建議上級給予嘉獎、晉升或給予處分、免職權等。
不僅如此，各國還努力吸收各種社會力量參與職業學校的管理，使學校管理主體多元化。
引言
政府技術采購是指政府對當時尚不存在，但可能在一定時期內研發出來的某種技術、產品或服務提出需求意向，通過采購的方式將新的產品引入市場的方法。歐美一些國家已經在政府技術采購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采購了很多對增強國民經濟和提升國家科技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的技術，并且為企業加速發展創造機會。
我國正處在政府技術采購制度的構建階段，國務院頒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政府對于需要研究開發的重大創新產品或技術，應當通過政府采購招標方式，面向全社會確定研究開發機構，簽訂政府訂購合同”。這表明我國政府已經將政府技術采購列入了推動技術創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研究國外成功的政府技術采購模式來指導我國的政府技術采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對國外政府技術采購的諸多案例進行分析后，發現可以歸結為3個模式，即招標采購模式、合作伙伴模式和政府引導模式，下面將對這3種模式分別進行討論。
1政府技術采購的模式
1.1招標采購模式
招標采購模式是指政府部門組織采購項目管理團隊，采用招標方式選擇供應商的技術采購。招標采購模式是程序上最為標準的政府技術采購，如圖1所示。當技術需求發生后，政府部門組織與采購相關的各方人員組成采購項目管理團隊實施采購。該團隊的職責是制定需求說明書；進行項目的招標；在挑選出合格供應商后對采購項目進行管理；解決項目進行中存在的問題。待項目結束后項目管理團隊也宣告解散。
這種模式適用于公共事業的技術采購，例如教育、醫療等事業，其最終使用者為學校、醫院等具體單位，并非政府部門。公共事業在發展過程中會產生對新技術的需求，但對新技術的采購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并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公共事業組織缺乏進行采購的能力，因此需要政府對技術采購進行組織。例如，20世紀80年代，瑞典國內沒有專門供初、高中使用的電腦，瑞典教育部就曾對供學校使用的電腦進行了技術采購。招標采購模式不僅能夠讓公共事業組織的技術需求得到滿足，也能夠促進技術供應商所處行業的發展。在上述案例中，瑞典的計算機業本來處于發展的低谷，正是通過向學校提供新型電腦技術而走出了困境。
政府技術采購不同于一般政府采購，由于所采購的技術是以前不存在的，因此風險要遠高于一般政府采購，為了提高采購的成功率，在這種模式中一般會使用“采購項目管理團隊”來對整個采購進程進行控制。采購項目管理團隊是該模式的核心機構，對整個采購的成敗起著決定性作用，對其成員選擇要慎之又慎，應選擇富有團隊合作精神并在某領域具有一定專業能力的人參加。該機構一般由政府發起組織，需具備完成項目管理的各種能力，因此其成員包括最終使用者的代表、政府部門的人員、技術顧問、工業顧問、項目管理顧問等，各種專業人員的比例要合理。
首先，團隊的任務是形成能夠滿足最終使用者要求的切實可行的需求說明書。最終使用者代表在初期要對新技術提出詳細的需求；技術顧問和工業顧問則可以對這些需求進行評估，指出哪些部分是可以實現的，哪些部分的研發存在風險，并與最終使用者共同對需求進行適當的修正；政府部門的代表則可以將結果與政府決策者進行溝通，行使最終的決策權。最后形成的需求說明書應是先進、清晰、詳細和可行的。需求一旦確定就最好不要更改，否則供應商會無所適從。
接下來，團隊需要根據需求說明書發放標書，選擇合適的供應商。在選擇供應商時應綜合考慮需求滿足程度、企業技術實力、企業規模、運營狀況、價格指標等各種因素，避免僅僅以價格為評判標準。采購技術與采購普通商品有很大的不同，技術的研發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是技術實力不強的一般小企業所很難勝任的。有些小企業為了拿到項目不惜將價格壓得很低，倘若將項目交給不能勝任的小企業來做則失敗的風險會大大增加。
最后，團隊要對技術采購的進程進行監控，解決項目進行中出現的問題。為了將采購風險降到最低，管理團隊要保持對項目的關注，經常向技術供應商了解研發的具體情況，并盡可能地幫助技術供應商解決研發中出現的資金、技術等問題。例如，當供應商的研發資金出現短缺時，項目團隊應尋找財力雄厚的企業或請求政府出資幫助供應商渡過難關；當供應商在技術上沒有足夠能力完成項目時，項目團隊需嘗試為其選擇合作伙伴來幫助它完成研發，這些合作伙伴可能是其它企業、大學或科研院所等。
1.2合作伙伴模式
合作伙伴模式是指采購方與技術供應商結成合作伙伴關系進行共同研發的技術采購，如圖2所示。在這種模式中，政府的行政部門并非實際的采購者，它只是對采購的方向、原則等問題進行政策上的指導。技術采購的真正實施者為由政府掌控的企業，這些企業一般應具有以下特點：本身具有營運能力，這意味著企業能夠在實際運作中積累大量的經驗，可以發現對技術的需求，并形成完備的需求說明書；對技術有一定的敏感性，可以幫助供應商開發出真正具有創新性的產品；規模較大，擁有雄厚的資金，使企業能夠承受采購失敗造成的損失。
這種采購模式適用于電信、能源、交通等國有力量較強的產業企業。當這些產業的企業需要新型技術而自身又無足夠能力研發時，可尋找合適的供應商進行技術采購。由于采購方的企業一般在業界已經營多年對各技術供應商比較熟悉，有的甚至有長期的合作關系，因此采購往往以合作的形式進行。在這種模式中也可能存在招標尋找供應商的現象，但采購方出于穩妥的考慮，最后選擇的往往是與其曾經有良好合作關系的技術供應商。例如，在芬蘭對移動通訊技術的采購中，供應商是與采購方曾有合作關系的諾基亞；在瑞典國家鐵路公司對高速列車進行采購時雖然進行了招標，但選擇的也是與其有幾十年合作關系的ABB公司。
采購方與供應商之間常通過各種形式的合作來推動研發的進行。雙方的合作基礎是采購方要擁有一定的研發能力，可以為供應商提供有益的幫助。合作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按合作緊密程度劃分可分為以下幾種：高層互訪，即雙方負責技術的高層管理人員進行不定期的互訪對新技術的研發動態進行溝通；員工交換，即兩方的技術人員可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地在組織間交流，以達到溝通和互相學習的目的，這種人員互換可以形成制度來促進雙方合作；技術委員會，即由雙方的管理層組織技術人員和部分管理人員形成同定的委員會對研發中的技術問題進行推動和解決；合資公司，即雙方共同組建專門的公司對新技術進行研發。高層互訪旨在公司的上層對技術研況進行溝通，形成一致意見；員工交換則較為靈活，適合于采購者與供應商平時的技術交流，即使沒有采購項目也可以進行；技術委員會結構自由，無需動用雙方太多資源，適合用于采購前期及技術不復雜的情況下；合資公司適用于研發任務艱巨和深入合作的情況，但成立合資公司時采購方要處理好與供應商的利益分配問題，對于知識產權的歸屬和產品銷售利潤的分配等關鍵問題必須在合資公司成立時就達成一致的協議。
1.3政府引導模式
政府引導模式指當一家企業的力量不能夠完成技術研發，而該項技術對國家的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時，政府組織多家企業進行聯合研發的技術采購。例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IBM了比日本計算機性能強數倍的360電腦。為研制出可以與其抗衡的電腦，日本政府的國際貿易產業部動用3000萬美元組織6家企業進行聯合研發。其中，日立、富士通和NEC組成團隊研發主機和集成電路，三菱、東芝和Oki則研究設備。
政府引導模式如圖3所示，政府憑借對企業的影響力將各企業組織起來，并引導研發的方向，協調企業之間的利益。這種采購模式的好處在于政府可以將各種力量整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創新力量進行協作研發，參與的企業可以取長補短，采購效果要高于對單一企業的政府技術采購。在上述日本電腦的案例中，企業的協作研發使得日本計算機行業渡過了難關，并且在硬件方面研發出了能夠和IBM競爭的產品。
研發任務的分配和協作機制的形成是該模式需解決的重要問題。采購方應組織專家將需研發的技術進行模塊化，并將每個模塊交與在該領域技術力量較強的企業團隊負責，每個企業團隊專注于一到兩個模塊的技術研發。企業團隊的數量不宜過多，數量過多會對團隊間的溝通產生阻礙。由于各團隊的研究成果最終要整合在一起，因此團隊之間需要對技術標準、產品規格、研發進度等問題進行經常性的溝通和協調，以便各模塊可以無縫對接。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引導模式中，政府的角色是引導而非控制，即政府不能違背市場規律用行政命令對企業進行干預。這是因為在采購中信息分散在參與者中，政府對信息的掌握比較缺乏，過多地對企業行為進行干預容易造成盲目指揮，反而會引起企業的排斥。在日本電腦的案例中，日本政府曾希望6個主要的電腦公司進行合并以獲得市場競爭力，卻遭到各企業的聯合抵制。日本政府意識到了自己的手段過于強硬，因此沒有強迫公司合并，并且發現在寬松的協作環境下更容易激發企業的創新能力。
此外，由于參與方較多，各方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難免會發生利益沖突。政府要積極且恰當地對各方利益進行協調，設計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盡量讓各方都有滿意的結果。例如，政府可以出資獲得各項專利的所有權，并允許參加研發的公司以低價使用各項專利，這樣可以避免各企業在專利權分配上的糾紛。
2對我國政府技術采購模式的啟示
以上3種模式各具特色，必須在合適的情境中才能發揮作用，表1對它們進行了細致的比較。
以上3種模式在在國外均有成功的范例，通過對它們的比較可以為我國的政府技術采購提供寶貴的借鑒。
(1)我國可按先易后難的順序對政府技術采購進行嘗試。首先，合作伙伴模式的難度是最低的，而我國又有為數眾多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完全可以通過政府出政策，國有企業實施的方式對這種模式積極進行嘗試。其次，招標采購模式的流程非常規范，政府可以通過加強對項目的控制來降低采購的風險，也可以逐步進行嘗試。最后，政府引導模式不但需要政府有很強的協調能力，還需要企業間要有良好的合作關系，實施難度較大，必須經過詳細的論證和細致的規劃才能進行，可以在總結前兩種模式經驗的基礎上慢慢介入。
(2)招標采購模式適用于我國文化、教育、衛生、環保、體育等公共事業部門的政府技術采購。政府的主管部門可以主動挖掘或讓下屬單位主動通報對新技術的需求，從中篩選出急需發展的技術，并組織采購管理團隊進行政府技術采購。當技術研發成功后可以在下屬單位中進行推廣，如果該技術在國際上也處于領先水平，可以將新技術打入國際市場，提升我國在該領域的國際競爭力。
1.1政府的領引是農技推廣體系發展的基礎
英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引導的建立農技推廣技術體系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后，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建立農技推廣技術體系，直到1989年時在世界上的國家級的農機技術推廣機構就超過了兩百多家。在亞太地區有38萬多人，拉丁美洲有3.4萬人，歐洲1.5萬人，北美有1.6萬人[2]。根據這些數據就說明了在上世紀的80年代末，在政府的領導下，世界末年工業技術推廣的體系的建立基本上完成，并將農業的發展與科技相結合是政府推動現代化農業發展的重要手段。
1.2世界農科技推廣體系多樣化的發展
主要存在兩種方式：推廣主體的多元化以及推廣形式的多樣化。首先，推廣的主體包括：政府部門、科研單位、農民組織、教育單位以及社會化的專業服務等五個大的機構。其次，推廣的形式主要包括：培訓與訪問的結合、推廣員的推廣、農民的自主參與、項目的帶動式、專業化的商品帶動式等。
2構建符合我國的多元化的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
2.1順應市場，明確建設的思路
根據“三農結合”的原則，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多元化的農技推廣體系的構建應該要達到主體和功能的多元化，以現有的主體為依托，促進社會力量的不斷壯大，使農技推廣技術逐漸延伸至物化技術服務。因此，要加強服務的公益性、網絡的完善、人員的精簡，使農技推廣單位的技術和水平提升；放活經營性的服務，大力扶持農業方面的科研單位、大專院校、農民技術協會等，尤其是對農資企業的幫助；充分的調動社會上的積極因素，以最小的投入建設最新型的多元化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
2.2確定農業科研、教育單位在農機推廣中的主導地位
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使農業科研、教育單位確立在農技推廣中的主導地位。首先，農業科研、教育單位有利于人才的培養以及科研項目的創新；通過農技推廣技術活動，使一些科研成果及時的運用到農業生產中去，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不僅提高了農業的生產能力，而且還體現了農業科研成果的價值。其次，有利于科技資源的整合，從而提高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在現行的農技推廣基礎上，農業科研、教育單位作為主體，不僅解決了農業科研、教育、技術推廣的脫節問題，還能及時的解決現代農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問題，從而更好的為農民的增收、農業的增效以及農村經濟的發展而服務。最后，還有利于法律職責的履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中的明確規定：農業科研單位以及相關的學校應當適應農村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從而普及農業技術的開發和推廣；教育部門應該愛弄個村開展相關的技術培訓和教育，從而提升推廣人員和勞動人員的技術和素質。
關鍵詞：歐美國家；鄉村旅游；特征
歐美國家鄉村旅游的發展大多數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到80年代，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到90年代，進入成熟發展時期。而到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其鄉村旅游更呈現出持續發展的強勁勢頭。鄉村旅游已成為當代歐美國家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如2003年，美國去農場度假的有1800萬人次；法國的鄉村旅游收入達100億法郎,占該國當年旅游總收入的1/4。
歐美國家鄉村旅游從產生到現在已有近50年的發展歷史，經歷了從起步、發展，到相對成熟的一個較為完整的過程。其鄉村旅游的發展，呈現出許多基本特征。其鄉村旅游發展上所呈現出的基本特征,對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1．旅游景點的經營特征
1．1私營化
歐美國家的鄉村旅游大多是在私營農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其農場主同時也是旅游業經營者；其鄉村旅游景點的經營則為家庭私營。在美國這樣的“度假農莊”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度假。他們可以住在農家與農場主人一起生活。游客在觀光度假之余，亦能盡情欣賞田園風光，體驗農家生活，親身參與農場生產活動。度假農莊的民宿房舍大多利用農家空出來的房間或農舍稍加改建整理而開放經營。
1．2小型化
歐美國家鄉村旅游的基本經營單位，大多數為一個農場或一個家庭。這種小型化的經營特征，既符合其鄉村旅游是在家庭農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歷史,同時也恰好迎合了旅游市場的需求。英國開展鄉村旅游的農場就是如此。從旅游開發經營的面積看,雖然各個家庭農場的面積大小各異,但是，旅游者在其中活動的空間卻都不大。政府為了防止農莊走上商業化經營，規定農莊了的民宿床位，一般為2~6個房間，可提供4~15個床位，低于這個限度可以享有免稅優惠。從所雇傭的旅游從業者看,開展鄉村旅游的農場，其農場主平均雇傭全日制的旅游從業者大多數只有10名左右,農場主化在旅游上的投資，大多數平均也只有5萬英鎊左右。由此可見，其旅游經營規模是很有限的。
1．3兼營化
歐美國家的農場主，大都是一方面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開展多種經營，另一方面在開展鄉村旅游經營時依托農業生產的支撐。在他們看來，鄉村旅游與農業生產密切結合，不可分離，彼此雙贏，和諧共進；即使是鄉村旅游的收入遠遠大于農業生產的收入,也不可對農業生產輕視、懈怠、甚至放棄，相反，要真真實實進行，一絲不茍經營；否則，如果將農業生產表演化，那就勢必失去鄉村旅游的原汁原味，削弱鄉村旅游對外來游人的應有魅力。
1．4分散化
歐美國家龐大的鄉村旅游需求市場與小型化的鄉村旅游經營規模，必然導致鄉村旅游多點式、分散化的發展格局。近年來，歐美國家鄉村旅游分散布局表現十分明顯。到2006年底，法國推出的“農莊旅游”,全國有1.6萬戶農家建設了家庭旅館，開展旅游接待；意大利開展的“綠色鄉村旅游”，其農莊已有6500家；巴西有5000家農場旅館；美國僅紐約就有1500家開展鄉村旅游的農場,而夏威夷州則多達5500個農場。眾多的鄉村旅游景點分散吸引了龐大的鄉村旅游群體,在滿足旅游市場需求的同時，又保證了農場的旅游產品質量不會因游人的過度集中而受損。這種多點分散、小型化的布局是旅游市場需求的必然產物。
2．旅游產品的類型特征
2．1觀光參與性產品
鄉村的觀光參與性旅游產品，是近幾年來隨著旅游市場的需求而產生出來的旅游產品。鄉村旅游觀光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觀賞整體農村的自然風光,接觸大自然，欣賞大自然，體驗大自然，回歸大自然；其二是觀賞鄉村的生產方式、生活習俗和田園風光,這種產品是絕大多數鄉村旅游產品經營者都自然或不自然地為外來旅游者提供的產品。為了更好地觀賞鄉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農場主往往有意將一些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呈現出來,讓旅游者參與進去，借以延長旅游者的滯留時間，增加旅游業的經濟收入。夏威夷的農場主就將自家咖啡加工的全過程有計劃地展示給旅游者，并讓有興趣參與咖啡加工的旅游者當一回咖啡加工工人。一些地方在開展鄉村旅游時十分注重這種參與性旅游活動。在秋收季節，或果實采摘季節，旅行社組織城市居民到鄉村去參加生產勞動。有的城市居民甚至到鄉村租種耕地，全過程地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和農業經營活動。而農場主則成了旅游者的田園看護人。針對旅游市場的這種需求變化，許多農場都紛紛推出旅游者可以參與、能夠參與和樂于參與的游覽項目，如家畜家禽飼養、成熟果實采摘、秋季莊稼收割和捕魚生產活動……此舉，既可延長旅游者的滯留時間，又能增加農場主的經濟效益。
2．2娛樂休閑型產品
農場為了更好地滿足旅游者追新獵奇、求樂求知、求健求美等需求，往往開展多種形式的娛樂休閑活動。美國許多農場就舉辦西紅柿節、甜洋蔥節、土豆裝袋節等活動。而更多的農場則因地制宜，相繼推出騎馬、乘馬拉車、雪橇、滑翔、登山、漂流、徒步、釣魚等活動。還有的農場請專家將玉米地種植設計成迷宮形式,推出玉米地迷宮游覽活動，給旅游者帶來了極大的樂趣。因場制宜地推出娛樂休閑型旅游產品,雖然有的已超出了鄉村旅游范圍,但是這種擴展對鄉村旅游的發展卻十分有益。這不僅拓展了鄉村旅游的項目產品，而且避免了農場資源的閑置浪費。
2．3住宿餐飲服務產品
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餐飲服務，既是鄉村旅游服務中最基本的服務，也是開展鄉村旅游的最重要服務項目,更是能否接待旅游者和接待多少旅游者的最基本的條件保證。而且，這往往是歐美各國衡量其鄉村旅游發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標準。目前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餐飲服務的農場旅館，巴西有5000家，意大利有6500家,法國有16000家。這些農場旅館為旅游者提供的旅館及床位是當地的風格，為旅游者提供的飲食是當地風味，使當地鄉村旅游的特色得到了充分展示。
2．4旅游購品
歐美各國各個農場在開發鄉村旅游時往往推出一些旅游購品以滿足旅游者購物需求,并借此推銷農副產品,以從中獲取更多的收益。這些旅游購品,首先是農場出產的農產品和農副產品。如蔬菜、瓜果、糧食、咖啡、干酪、奶油等土特產品。其次是農場推出一些編織等手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這些旅游購品銷售收入往往是全部鄉村旅游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夏威夷來自農副產品的直接銷售收入竟占其鄉村旅游總產值的1/3。在一般情況下，外來旅游者在同類產品中更愿意從農場直接購買。特別愿意購買自己直接從農場親手采摘的蔬菜水果和農場當面加工的奶油、咖啡及從農場酒窖中取出的葡萄酒等。
3．旅游市場的取向特征
3．1本地化
在歐美鄉村旅游市場中，本地旅游者在旅游者總人次中往往占七成以上。在英國，這些本地旅游者從居住地到旅居地為2~3小時車程之內；在西班牙，這些本地旅游者從居住地到旅居地為100~200公里范圍內。產生這種格局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鄉村旅游景點眾多,廣泛分布在各個地區,人們對鄉村旅游景點有較大的選擇余地；其二是鄉村旅游者對鄉村旅游景點的選擇性并不很強,只要有較好的環境、和諧的氛圍、相應情境，就可滿足游客需求,他們不會對具體內容過分苛求,也就無需跨區旅游。
3．2城市化
歐美國家的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大都在70%以上。城市人口既是國家人口的主體，又是國家旅游人口的主體,更是鄉村旅游市場的主體。鄉村旅游市場正是立足城市人口的旅游需求而產生的。繁忙的工作生活壓迫著城市居民的神經，他們更加向往重返沒有城市污染和工業污染的大自然,向往能使人耳目一新的異域環境,這就構成了城市居民進行鄉村旅游的主要動機。有的城市居民甚至在鄉村擁有一塊土地，每年用于度假之用。
3．3家庭化
據英國一些農場的旅游景點調查分析結果表明,以家庭為組織形式的鄉村旅游客人占景點旅游者總數的40%左右。由此可見家庭游客的比重是比較大的。在歐美國家，近距離經常性地利用雙休日進行以家庭為組織形式的自駕車旅游也是較普遍一種的形式。鄉村旅游也是如此。鄉村旅游中的觀光、休閑和參與性旅游更是如此。
3．4學生化
學生是鄉村旅游的重要群體。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學生需要學習知識，認識自然,了解社會，特別需要了解和認識農村、農業和農民。針對這種情況，學校或旅行社便有意識地組織學生開展鄉村旅游。農場也針對學生旅游市場需求，開發鄉村旅游產品。德國、法國等許多開展鄉村旅游的農場都開設農業課堂。生長在城市的學生對農村、農業和農民完全陌生。他們有著追新獵奇、求樂求知的迫切需求和強烈愿望。因此，鄉村旅游的學生市場有著巨大潛力。
參考文獻:
［1］(英)約翰·斯沃布魯克.景點開發與管理［M］.張文譯.中國旅游出版社,2001.
關于新股抑價問題的探討一直以來都是金融界的一大謎團，不止中國存在這個問題，在全世界的資本市場都存在這個問題，只不過各個國家的抑價程度有所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抑價水平要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而影響IPO抑價程度的因素各大學者的觀點也各有不同，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通過梳理國內外各種觀點對IPO抑價的理解解釋，并給出自己對我國IPO 抑價的一點設想。
一、國外IPO抑價的理論解釋
（一）基于信息經濟學的理論解釋有以下幾種代表性的理論，分別是發行人與承銷商之間委托―理論、信號假說理論、逆向選擇假說理論、防范法律訴訟假說等。
Baron（1982）提出發行人與承銷商之間委托―理論，該假說認為投資銀行作為股票的承銷方比發行人擁有更多的有關資本市及發行定價方面的信息，于是投資銀行為了能順利的將所承銷的股票發行出去將采取抑價發行出去，將首發價格人為調低，造成首日上市抑價這種現象的出現且抑價程度與這種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正相關。
Allen and Faulhaber （1989） 提出了信號假說理論，他認為在新股的發行過程中，潛在的投資者對擬上市公司的發展前景、公司內部管理及公司治理結構、產品特性及盈利能力和成長性等方面所擁有的信息遠遠不如上市公司自身，于是優質的公司就達到了通過抑價發行來促使潛在投資者進行投資的效果。
逆向選擇假說理論是在信息經濟學中最為經典的一種模型，Rock（1986）認為通常缺乏信息的投資者只能獲得很少份額的定價偏低的優質股票，卻可能獲得很高或者全部份額的定價偏高的股票，這就是所謂的“贏家詛咒”。
（二）基于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解釋包括有投機泡沫假說理論、股權分散假說、市場氣氛假說等。這些理論和假說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了自己對新股抑價的理解。
最早是TiniC（1988）和Ritter（1991）提出投機泡沫假說理論，他們認為市場是無效的而且存在著噪聲交易，上市新股的交易價格將和其內在價值相偏離，新股的抑價可能會受到投資者心理因素的影響，因為大部分投資者未能以發行價獲得相應的新股，所以在新股上市初期這部分投資者對新股的錯誤估價導致其在二級市場進行投機易，最終市場將重新給新股定價，新股的價格也將回歸其內在價值，即經歷了一段投機炒作后，新股的價格回歸其價值，投機泡沫將會破裂，這就是所謂的投機泡沫假說。
Booth和chua在1996年提出了著名的股權分散假說。他們認為新股上市后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動性，一方面有助其價格的發現，為此得通過大量投資者交易該股票才能實現；另一方面這種使得公司擁有大量小股東的做法可以降低公司外部股權集中對管理層所造成的壓力，同時還可以防止公司控制權的旁落。因而發行人大多有意選擇壓低新股發行價格來吸引大量中小投資者，繼而達到發行人自己的目的。
二、國內關于IPO抑價文獻綜述
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也不過20余年，對IPO抑價問題的研究也相對較晚，在研究的思路和理論上也大都是利用西方關于IPO抑價的理論和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劉靜，陳璇（2008）運用多元回歸的研究方法,以2001年1月至2007年12月間在中國滬深交易所首次公開發行A股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從發行者對信息不對稱者的補償程度以及投資者對信息的反應程度兩方面選取變量指標，作為信息不對稱的替代變量進行IPO抑價理論的實證檢驗，由此得出結論用信息不對稱理論來解釋中國A股市場的IPO高抑價現象是有效的。梁志隆（2010）則以市場氣氛假說為基礎對全流通時期A股的206支 IPO新股抑價程度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在市場指數上漲及牛市期間，上市首日換手率、上市首日股指收益率、上市當周股指收益率為影響IPO 抑價的顯著變量，與IPO的抑價率成明顯正相關，這表明市場氣氛假說可以用來解釋A股全流通時期的 IPO首日高抑價現象。蔣葵、向秀紅（2010）也通過多元回歸分析方法，以2009年新上市的59只創業板股票為樣本，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深圳創業板市場亦存在著較為嚴重的IPO抑價現象，其抑價水平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研究啟示及評論
近年來，安然、世通等一系列重大審計失敗案件的發生，迅速引起全世界監管者對制定法規加強審計師獨立性的關注。許多國家的立法者、監管者和專業組織紛紛提出強制審計輪換（包括項目合伙人輪換和會計師事務所輪換）的建議，通過降低客戶和審計人員的熟悉度、引進新看法來加強審計獨立性和提高審計質量（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2003）。但持相反觀點的學者認為，審計人員本身就具備保持自身獨立性的經濟動機（DeAngelo，1981等），并且審計質量也可能因為新任審計人員對客戶缺乏了解而降低（Geiger and Raghunandan，2002等）。
審計輪換分為強制輪換和自愿輪換兩種情況，每種情況又包括審計項目合伙人輪換和會計師事務所輪換兩種形式。自愿輪換大多是會計師事務所為保護自身獨立性而采取的措施，以輪換審計項目合伙人為主。強制輪換審計項目合伙人，這一規定在一些國家已經實施，比如，美國在2002年頒布的《薩班斯法案》中規定：會計師事務所為某一審計客戶提供審計服務時，審計項目合伙人擔任該審計項目負責人的任期不得超過五年。而強制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政策還未被廣泛接受。目前，圍繞強制輪換有兩種主要觀點。一種認為，審計任期過長會損害真實的或感知的審計獨立性，即任期角度論（Johnson et al.，2002等）。另一種觀點認為，新的審計項目合伙人或會計師事務所能夠提供全新的看法，即輪換角度論（Dopuch et al.，2001等）。
審計質量是審計師發現并報告客戶財務報表中重大錯弊的聯合概率（DeAngelo，1981）。審計師發現錯報的概率取決于其專業勝任能力，而審計師報告錯報的概率則取決于其獨立性。因此，審計質量取決于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和獨立性。但是，審計任期越長，越容易增加審計人員、會計師事務所同客戶的熟悉度，帶來對審計獨立性造成威脅的自身利益（Mautz and Sharaf，1961；IESBA，2009等）。基于以上考慮，人們也紛紛采取措施進行機制上的調控。一種機制是監管者對會計師事務所的質量控制程序進行干預，比如《薩班斯法案》的制定實施。另一種機制是審計行業自身規定的，因為會計師事務所有市場和經濟動機來維持自身聲譽（DeAngelo，1981；Reynolds and Francis，2001等）。
二、審計輪換與審計質量的相關性研究
在現有文獻研究和政策討論的基礎上，我們發現不同形式的審計輪換對審計質量造成兩方面不同影響。與審計項目合伙人輪換相比，會計師事務所輪換更有可能降低客戶和審計師間的熟悉度，從而更大幅度地增加審計獨立性。但是，輪換會計師事務所導致審計人員喪失其專業勝任能力，造成其對客戶知識掌握不夠而難以發現相關審計問題（Shu，2000等）。
在安然事件之后，許多學者開始研究檢驗美國公眾公司強制輪換會計師事務所是否能提高財務報告質量或審計質量，但并未得出一致結論。比如，有些學者發現強制輪換會計師事務所與審計質量正相關（Nagy，2005；Cahan and Zhang，2006；Krishnan，2007），有些學者的觀點卻相反（Blouin et al.，2007； Krishnan et al.，2007）。這樣的結果在其他國家的實證檢驗中也同樣如此。Kim and Yi（2009）基于韓國公司的樣本檢驗發現，強制輪換會計師事務所與審計質量正相關；Ruiz-Barbadillo et al.（2009）用西班牙公司數據進行檢驗，卻未發現這一結論。
國外學者們對審計輪換與審計質量相關關系的研究總結起來主要有三種：正相關、負相關和復雜相關。由于披露注冊會計師簽字信息的國家目前和地區較少（澳大利亞、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所以對審計項目合伙人輪換的研究十分有限，大多文獻集中在會計師事務所輪換的研究上。接下來，本文將對國外最新研究文獻進行綜述。
（一）正相關
該觀點從審計任期的角度分析，認為審計輪換能夠提高審計質量。過長的審計任期可能使審計師與客戶間過于熟悉，而導致對審計人員應持有的職業懷疑和風險評估判斷產生不利的影響，從而降低了審計的質量。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隨著審計任期的加長就越會容易降低審計質量，因此他們支持贊成審計輪換。過長的審計任期會對審計師的客觀性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對審計師的獨立性產生負面的影響（Mautz and Sharaf，1961）。審計輪換制度有助于消除或者減輕客戶對于審計師產生的不當影響，從而提升了審計質量（Brody and Moscove，1998）。
Dopuch，King and Schwartz（2001）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定期審計輪換制度無論與強制審計保留制度共同實施，還是單獨實施，都非常顯著的提高了審計獨立性，但是如果這兩種制度都不實施，那么審計獨立性的結果最差。
Geisler and Kin（2008）以新加坡審計人員為樣本，檢驗了三種不同的輪換制度（事務所強制輪換、合伙人強制輪換與審計人員強制輪換）對審計效果的影響。研究發現，由于審計合伙人輪換會提高審計人員的判斷準確度，因此審計合伙人輪換的效果強于審計人員輪換；而當審計人員和審計合伙人均發生輪換時，審計合伙人輪換的效果強于審計公司輪換的效果。
Church and Zhang（2009）構造相關理論模型比較不同的兩種情況（需要強制更換和不需要強制更換）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強制輪換會計師事務所時，審計獨立性得到了顯著提高。在更換周期長、啟動成本高、財務報告失真等相關因素引起嚴重經濟后果，并且管理當局更關注短期回報時，強制進行會計事務所輪換有助于提高審計質量。
（二）負相關
持有該觀點的學者反對審計輪換，他們認為審計任期延長可以提高審計質量。因為隨著審計任期的延長，審計師會更加了解被審計單位相關的行業特點、經營狀況、會計核算等情況，這些客戶專屬性知識，有利于審計師充分發揮他們的專業勝任能力，從而更容易發現財務報表中的重大錯報，進而提高審計質量。早起許多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比如，Palmrose（1986，1991）研究發現在審計任期的前幾年，由于審計人員對新客戶的特定風險缺乏了解，導致他們面臨較大的訴訟風險；Petty and Cuganesan（1996）與Raghunanda（2002）也都發現審計失敗比較容易發生在審計任期的前一到二年，因此他們認為較長的審計任期可以使審計人員更加了解被審計單位相關狀況，從而提高審計質量。
Ghosh and Moon（2005）從投資者的視角出發，用盈余反映系數（ERC）作為投資者評價盈余質量的替代變量，發現投資者和投資中介評價的審計質量隨著審計任期的延長而得到提高。
Blouin et al.（2009）研究在安達信解體之后，客戶如何選擇及評價會計師事務所。那些顯示較多的可操控性應計的客戶更傾向于聘請原來的審計人員所加入的會計師事務所，以減少更換審計人員的相關成本。然而在接下來的一年，與那些聘請了全新審計人員的公司相比，這些公司并沒有表現出更加的激進。因此，人們原來的想法并沒有被證實：即新更換的審計人員能夠在更大程度上調整那些應計項目。因此作者認為，強制更換事務所并不能產生對財務報表審計質量的直接影響。
Li-Chin et al.（2010）檢驗審計任期與企業操控年收益中非經常項目間的關系，結果認為審計輪換會影響企業采取策略避免負盈余，說明盈余質量隨著審計任期的延長而提高。
Ali et al.（2011）研究發展中國家約旦2002-2006年的數據，檢驗會計師事務所輪換和審計公司規模對審計質量的相關影響，結果發現會計師事務所輪換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為負。當審計任期隨著操控性應計利潤變大而延長時，審計質量在惡化。同時，數據分析并沒有顯示審計公司規模對審計任期和審計質量相關性有顯著影響。
（三）復雜相關
然而，也有許多學者認為認為審計輪換與審計質量呈現復雜，他們的主要觀點是：在審計前期時，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表現為正相關；而當審計任期達到一定年限后，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卻表現為負相關。近年來，對審計輪換與審計質量相關關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具體，已不僅僅局限在兩變量關系上，往往是在加入第三個控制變量后進行研究。對于這類研究，在這里我們也將其歸為復雜相關。
Boone et al.（2005）在檢驗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之間關系時，從投資者的視角出發，用資本成本作為投資者對審計質量認可度的替代變量，提出了如下假設：審計任期和審計質量之間呈現非線性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在審計任期的前期，審計任期的延長會提高審計質量，表現為資本成本隨著審計任期的上升而下降，當審計任期延長時，審計任期的延長反而降低審計質量，表現為資本成本隨審計任期的上升而上升。
Nagy（2005）在安達信審計公司注銷后，用原安達信公司記錄的發生審計更換的客戶數據檢驗，發現較小規模客戶發生審計更換后，操控性應計顯著降低；而較大規模客戶卻沒有發現相關類似現象。這說明即使是在強制變更會計師事務所時，大公司的談判能力也較強，因此公司規模可能會影響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產生的效益。
Hatfield and Vandervelde（2006）研究審計人員輪換、客戶壓力對提請審計調整的影響，他發現在審計人員輪換和事務所輪換的情況下，提請審計調整沒有表現出顯著差異。
Daniels and Booker（2006）研究發現，實施強制輪換雖然改變了信貸人員對審計獨立性的感知，但沒有改變對審計質量變化的感知。
Chen et al.（2008）研究臺灣公司樣本發現，審計項目合伙人輪換同盈余質量顯著負相關，尤其發生在有5-7年合作關系的合伙人-客戶之間，而會計師事務所輪換對盈余質量的影響并不顯著。
Ferdinand and Simon（2009）檢驗在審計師行業專業化的情況下，審計任期對盈余質量的影響，結果發現，與行業專業化相比，非行業專業化的審計師審計任期越短盈余質量越低。
Chee-Yeow Lim and Hun-Tong Tan（2010）研究在審計師專門化和費用獨立的情況下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的關系，發現在審計專門化條件下，審計質量隨審計任期延長而提高；但是在費用獨立的情況下，結果卻正好相反。
Antonio and Graciela（2010）以1997-2007年巴西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采用AWCA（Abnormal Working Capital Accrual）法主要分析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輪換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結果發現企業變更審計公司對后期盈余管理不會造成顯著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四大內部就有輪換審計人員的制度。
三、評述及展望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盡管理論界對于審計輪換與審計質量的關系進行了長期激烈的爭論，但現有文獻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也就是說，雖然監管者明確規定要求強制更換審計項目合伙人和會計師事務所，但實證研究的結果并不如他們預期那樣一定能顯著提高審計質量。這可能是因為存在多種制約因素，比如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審計公司規模及內部輪換政策、審計行業專業化程度、被審計公司內部控制健全程度、國家制度完善度，等等。由此可見，當前學者的研究正趨于更加全面和深入。不論結論如何，國家應進一步加強政府監督、完善制度規范，事務所應進一步執行審計輪換政策、換師與換所并行，同時企業應充分重視內部控制的相關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審計人員的獨立性，提高審計質量。（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參考文獻：
1.1 組織績效水平與高管繼任
Dalton對“高管繼任”和“企業績效”之間關聯性進行論證，結果發現：在績效水平較低的企業中，高管變更發生的概率較大，此結果也說明了企業績效對企業高管變更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Laker從委托-理論視角出發，認為企業與高管之間是委托關系，但是由于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人（高管）的經營行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業）需要投入監督成本來防止高管的“偷懶”行為，或者將高管的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來規避高管的負向產出行為。如企業一般以企業經營績效的水平來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將高管利益與企業績效之間掛鉤。
1.2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繼任
1.2.1 股權結構與高管繼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股權結構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高管繼任之間關系并不是顯著，而筆者認為這種關系的不顯著主要與樣本量相關。當高管占有企業大部分股權時，高管變更或繼任的概率較低。此后，Volpin和Denis兩位學者都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高管繼任的概率，與其對業績敏感性，以及與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關系”①。
1.2.2 董事會結構與高管繼任
Jensen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董事會中董事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問題也會增多，例如董事會決策的“搭便車”問題，決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為大股東，董事會決策也可能會成為高管自身決策，董事會的權限會由高管掌握，并且成為一種“象征”性的擺設，也就不可能有效監督高管的行為。對此，Fama認為企業決策效率還跟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重有關，外部董事由于不會與企業內部經理人之間存在“合謀”的可能性，在決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們更加關注企業高管在經理人市場中聲譽，更加關注高管對企業股票價格上升的貢獻。
1.2.3 市場環境、控制權市場與高管繼任
Defond使用了美國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不同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導致高管繼任頻率和模式的差異，越是在競爭程度的高企業中，高管繼任發生頻率越高，因為企業關注并不僅僅是關注企業績效提升，也關注與其他企業績效之間差距，一旦這種差距超出了預期，企業可能就會選擇能力更強的高管來替代現任高管（與“替罪羊”假說觀點一致）。Manne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企業獲得的“公司控制權”可以帶來意外的收益，可以為新企業注入優質管理隊伍而獲得收益，也可以為股東分配新的股權，并可以為母企的管理效率帶來提升。Conyan認為高管的年齡與企業的高管繼任決策之間存在關聯性，年齡越長，高管越有權力影響董事會決策，則強制繼任的概率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繼任模式的相關研究
2.1 高管繼任模式
高管繼任來源是指當企業需要解聘現任高管時考慮的替代者是來自企業內部，還是選擇外部（或者同一個產業領域，還是不同產業領域）等。Shen（2002）②認為企業選擇高管繼任者有三種渠道：一是企業內部類似崗位繼任者；二是企業內部崗位下屬崗位；三是外部繼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繼任、非既定高管繼任和外部繼任三種。
2.2 高管繼任來源影響因素
2.2.1 經營業績
企業什么情況下最容易發生高管變更呢？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當企業經營績效處于困境時，他們極易實施高管繼任決策。當處于績效困境的企業現任高管來自企業內部時，董事會則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者，因為可以帶來企業戰略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創新之舉④。當企業經營業績達不到董事會預期時（如董事會對未來績效提升有更高的預期），董事會考慮實施高管繼任政策。由于內部繼任者往往與現任高管之間存在著種種顯性或隱形聯系，內部繼任之后的績效提升空間也較小。所以選擇外部高管成為董事會的最優選擇，外部繼任者可以帶來變革，企業績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僅如此，股東們的收益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一旦績效水平下降，他們會懷疑現任高管的能力，也會對高管所帶領的團隊有所懷疑⑤，并且認為內部繼任者也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因為內部繼任者往往來自現任高管團隊），這些都表示了企業選擇外部候選人來繼任高管的概率較大⑥。
2.2.2 企業規模
Furtado就認為企業在內部培養一個高管繼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產品市場規模的支持。當企業經營規模或人員規模下降時，企業負擔各種形式的成本壓力會增大，此時從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內部培養，繼而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Dalton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與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一般都是選擇外部人來繼任現任高管的，因為這種繼任成本遠遠低于內部培養繼任。
2.2.3 董事會工作經歷
對此，Helmich認為石油企業中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高管繼任模式相關，且與外部繼任高管數量及其在總數中比例有直接關聯⑦。Borkhovich則將董事會中董事分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兩種，認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業的外部高管繼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隨著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繼任的結果產出研究
3.1 結果之一：戰略調整或變革
戰略是現代企業持續生存的關鍵，經營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和執行與企業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讓企業在競爭中受益。一旦企業陷入困境，董事們會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經營，期望他們能夠調整或變革現有的發展戰略來以提升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高管繼任后企業的經營戰略會發生調整或變革，或為銷售戰略、財務戰略和生產戰略等，此類調整或變革會直接帶來組織架構調整，讓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模式⑨。Miller對內部繼任和外部繼任兩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繼任更能夠給企業帶來變化，尤其是戰略的變化更為明顯。
3.2 結果之二：高管團隊晉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夠通過他一人體現，一般情況下，他的各種經營和管理是由他所帶領的團隊共同來實現的。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高管隊伍的升級或被替代。這種替代在外部繼任事件上更為明顯，因為內部繼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換。一旦企業選擇外部繼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團隊可能會發生三種形式的變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團隊中對新戰略有“反對之意”的個體或群體，組建凝聚力高的新團隊；二是用新的戰略來俘獲原有高管團隊的成員，讓他們盡心投入到新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三是從外部引入新成員組建新的高管團隊⑩。
3.3 結果之三：績效改進
學術界關于繼任高管對企業績效是否有改進之處觀點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總體來說有三種：“改進論”、“消極論”和“平行論”。Helimich支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是對原績效一種改進，繼任之后的企業股票市場表現較好，經營績效得到明顯改善”。所以，當企業績效處于較低狀態時，通過高管變更來提升績效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數企業采用。與第一種觀點相比，“消極論”則認為企業進行高管繼任是對企業現有運作體制一種打擊，每一次的繼任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例如組織架構和人員的調整等都會帶來企業經營市場上低狀態表現。
注釋：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