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7 11:09:5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直接投資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參考文獻】
[1]李太勇：《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北京]《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國外商投資報告——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3]楊沐：《產業政策研究》.上海三聯出版社1989年版。
[4]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壁壘.進入.效應》.[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toNeu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6]Behrman.J.N.，1972：TheRoleofInternationalCompaniesinLatin.America：Autosand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Organization.inJ.H.Dunning，ed.，EconomicAnalysis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NewYork.Praeger.
[8]Demsets.H.，1982：BarrierstoEn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72：47-57.
[9]Dunning.J.H.，1993：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hatheGlobal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andStructureinonOpenDevelopingEconomy：TheCaseofMalaysia.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各類經濟要素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從而使得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逐步融合，最終朝著無國界經濟轉變的一種過程和趨勢。伴隨著國際分工日趨深化和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其主要標志是：國際直接投資急劇增長；跨國公司作用顯著強化；國際經濟合作迅猛發展；國際金融市場快速膨脹。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能夠獲得它們自身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發展中國家要想得到發展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特殊的“后發優勢”，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特有的優勢，就有可能以發達國家所遠遠不及的速度發展，加快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機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在當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擁有強大經濟技術實力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起著支配作用，它們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戲規則”，試圖把經濟全球化灼過程變成其謀求經濟、政治霸權的過程，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發展中國家既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以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要切實把握好分寸，注重趨利避害，防止欲速不達，在經濟和政治上受控于發達國家。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主流，越來越多的國家改變了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和政策，紛紛取消了在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中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制定和實施了許多旨在吸引外資的政策法規，為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些國家還大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良好的硬環境，以便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些行動本身對國際投資者來說就是一種綠色信號，無疑有利于投資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優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我國境外投資者應該及時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些條件和機遇，尋求優越的投資環境開展境外直接投資，以便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當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也空前激烈。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起著支配作用。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創辦跨國公司的經驗相對缺乏，加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時刻警惕著中國這個第三世界新興的強勁對手，使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既要積極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本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又要保持清醒頭腦，使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與國情國力相適應。
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國內商品短缺的現象已基本結束，市場開始出現整體供大于求的格局。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紡織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高出市場需求的40%，彩電生產能力高出60%，空調生產廠家開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電子產品達到75%。另據國內貿易部對605種商品的供求情況排隊，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種高達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種占72.2%。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并不是極少數產品的偶然性市場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積的產品和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嚴重的生產過剩，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擴大政府支出，降低銀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稅，減少法定準備金，甚至在通貨緊縮時期逆勢加薪等等。采取這樣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綜合調控手段，旨在擴大內需，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是低水平的相對過剩，是產業結構變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賴常規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來解決，而必須采取治本措施，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我們應該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開拓國際投資的新領域。特別是發展以實物形態資本為載體的境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我國國內市場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一些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同時，還存在著某些資源短缺的問題。若用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國資源豐缺的標準，即資源種類的齊全程度、資源儲量的充裕程度和資源品位的高低程度來衡量，我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礦產資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膠、鐵和銅鐵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資源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目前已探明的鐵礦資源雖有500多億噸，但其中97.3%的儲量為貧礦，平均含鐵率僅為30%左右。按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預計到2010年國內45種主要礦產資源約有1/2不能滿足需要。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我們應該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的合作與競爭，有選擇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開發生產供應基地，以便解決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需要與某些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同時保障我國資源供應的戰略安全。
三、外貿出口環境變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世界生產力加速發展，許多國家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趨突出，對國際市場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外貿領域的摩擦和爭端此起彼伏，從而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仍很盛行。許多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重點強化了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反傾銷壁壘等。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出口國的依賴，提高本國自立能力，推行進口替代政策，設法提高關稅，實行配額限制等。特別是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深入發展，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區域性集團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和進出口限額，乃至完全開放邊界，使成員國遠比過去更為便利地進入當地市場，實現商品交換和優勢互補，大大增加了相互間的貿易機會，使國際貿易呈現出以“體”內循環為主的特征。與此同時，集團成員以外的國家，由于不能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和權利，其商品很難進入區域性集團內部市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面對這種貿易格局的變化，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通過這種方式越過各區域集團貿易保護壁壘，滲透到不同區域集團內部設立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以便占據當地市場，擴大市場份額。
我國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外貿出口總額不斷增長，連年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品結構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到產業結構和產品質量等瓶頸制約，我國目前外貿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為主，技術含量和檔次較低，從而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外貿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區、日本、美國及歐共體國家，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風險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遭到反傾銷指控明顯增多。三是我國外貿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外貿政策、競爭法規和價格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出口企業相互殺價競銷，這不僅導致外貿企業效益增長大大低于外貿出口數量增長速度，使部分外貿企業虧損，而且為國外反傾銷提供了口實，喪失了部分市場機會。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有效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二條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資，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資區位及產業布局，通過建立發展境外生產經營體系，廣泛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既可避開上述影響出口的制約條件，又可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新的牽引拉動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要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較為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單純仰賴于對外貿易的發展，還必須努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支持國內有能力的企業構筑境外生產經營體系。當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保持相對穩定，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被境外直接投資所部分取代，國際分工亦將由貿易主導型向投資主導型轉換。
四、世界科技加速發展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主動權，處于優勢地位，誰就能在世界經濟競爭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使高科技產業逐步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美國近年正式頒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企圖以此作為帶動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確立其在世界信息產業的主導地位；英國推出了“技術前瞻計劃”，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發展計劃；法國推出了“阿麗安娜新型火箭計劃”和“新空中客車計劃”；日本則推出了“地球科學綜合研究計劃”、“超級鋼鐵材料開發計劃”、“腦科學時代計劃”、“輻射光科研計劃”、“智能制造技術計劃”等等。由此可見，加速發展高科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一張“王牌”，高科技產業化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宏偉而靚麗的風景線。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給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原有產品質量，從而更方便地打開東道國大門，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由于當代世界科技創新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變，它們通過種種措施維持技術的壟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能力減弱。
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而言，世界科技加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要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以正負電子對撞機、銀河計算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有些領域里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0%左右，也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縮小這種差距，僅僅靠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因為發達國家為了延長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時間，往往極力避免先進技術在東道國過快擴散，將許多研究開發活動和關鍵產品的生產放在國內母公司進行，而只將成熟技術和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轉移至東道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通過利用外資獲得完整的、一流的先進技術。而且過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部分產品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國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惡化，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的同時，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資，以多種形式主動參與國際企業間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及時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和“輻射效應”。
五、加入WTO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WTO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有力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的宗旨就是從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突破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的障礙，逐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達到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各國勞動者充分就業，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WTO作為當今世界調節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其巨大的作用已為世界各國所認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國待遇，從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時遭受歧視；可以享受穩定的、較低的關稅稅率，以利于本國產品進入國外市場；可以利用WTO所確定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使有關貿易爭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也有利于及時掌握世界經貿的動向和信息，并從參與多邊貿易談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作為WTO的成員國必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增加貿易透明度，擴大金融、保險、電訊、運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度，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直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既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面臨很大挑戰。從總體上看，加入WTO使我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大增加我國在世界事務、特別是國際經貿方面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使我國能直接參與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我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使我國在乎等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立于不敗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可利用WTO正式成員國的地位，爭取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將我國一些長線產業的生產能力轉移出去；拓寬境外直接投資的領域，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WTO對于我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但是，加入WTO也會給我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汽車等行業領域，我國企業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同時，由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使我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國內市場這一保護性屏障和依托，處于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業技術進步，通過苦練內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要變壓力為動力，主動迎接挑戰，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抓緊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盡快構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的“重量級選手”，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效益大幅度提高。
【參考文獻】
[1]廖民生.中國跨國公司的發展戰略[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2]張金杰.經濟全球化中的國際資本流動[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3]聶名華.試論中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J].財貿經濟，2001,(1).
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
1.政治社會穩定，發展后勁十足。越南保持著政治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政治環境。越南已成功實施革新開放政策20余年，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體制改革正在加快推進。2006年4月召開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進入全面推動革新開放的新時期。1991年以來，越南GDP年均增長約7.5%，遠高于東盟其他國家。2005年，越南GDP增長率達到8.4%，人均GDP已從革新開放初期的約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確定越南2006—2010年實現年均GDP增長率為8.0%的目標，表明了其繼續加快發展的決心。越南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資。隨著加入WTO，越南將進一步加強同全球和地區經濟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國共批準外商直接投資項目6880個，合同金額646億美元，實際到位269億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5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5%，吸引外資為1998年以來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項目合同金額為40億美元，原項目追加投資金額為18億美元。現有74個國家和地區對越直接投資，外資經濟占越南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5%。
2.地理位置優越，成本較為低廉。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備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有利區位條件和交通條件。越南地處中南半島東部，位于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上，有320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在全國64個省市中，有半數以上的省市臨海，具有明顯的沿海優勢。越南海港較多，陸路直達中南半島其他國家，交通相當便捷，國際航線直通世界上57個國家和地區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資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氣、煤炭、水等能源資源和鐵、銅、鋁釩土等礦產資源都十分豐富。投資商在投資優惠的領域和地區投資，可根據土地法和稅法的規定，減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費、土地使用稅。越南勞動力資源豐富，現擁有8400多萬人口，65歲以上人口只占5.6%，勞動力人數占總人口的60%，平均年齡只有24.5歲。全國人口識字率已經達到了94%，大多數人完成高中教育，是東盟國家中人口識字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勞動力具有較好的文化教育基礎，經過培訓后能較快地掌握科學與技藝。同時，勞動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資約55美元，河內和胡志明市勞動力月平均工資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趨完備，環境不斷優化。越南不斷完善外商投資政策，改善投資環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資法》，歷經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訂和補充。為適應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國會于2005年11月通過了調整內外資統一的《投資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頒布的《投資法》與原法相比，具有投資商自主投資權限擴大、給予外商的投資形式擴大、各項鼓勵和優惠投資政策一并適用于國內外投資商等特點，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權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寬外商投資項目審批權限，提高政府辦事效率。自2006年以來，在新批的越南外資項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門審批和頒發投資許可證的項目占63%，各地方政府審批和發證的占13.3%，各工業區和出口加工區管委會審批和發證的占23.6%。新的《投資法》對投資的行政審批手續進行較大幅度調整，進一步簡化手續程序，給予地方更大的審批權限。為給外商創造便捷、舒適的投資環境，越南正加緊建設、完善基礎設施。2006年起5年內，越南政府預計在公路、機場、海港和賓館、通信、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上投資1150億美元。
(二)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潛力巨大
1.中國對越直接投資優勢獨特。中國開展對越直接投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越兩國山水相連，交通往來便捷，文化習俗相近，社會制度相同。近年來，中越睦鄰友好、全面合作關系深入發展，達成兩國和兩國人民永做“好鄰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識。兩國高層互訪頻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決邊界領土問題取得了積極進展。經貿及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全面加強。200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1703美元，一些發達地區如上海、深圳已超過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發展水平，對越南投資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比較優勢。通過參與越南資源的開發投資，轉移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能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減輕資源和環境壓力；能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開拓國際市場。
2.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以后，中國企業陸續走出國門，開始在越南投資辦廠。近年來，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推動下，一系列區域投資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實，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發展較快。中國企業通過對越直接投資，帶動機電產品、原材料和勞務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東盟市場。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2005年，中國對越直接投資金額突破1億美元，達1.0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32.21%。其中，新增投資項目41個，協議投資額6770萬美元；追加投資項目17個，追加投資協議金額4032萬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數量偏少，規模偏小，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顯然要緩慢許多，與中國擁有對越的投資優勢很不相稱。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國臺灣省對越直接投資項目1408個，協議投資總額達79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29.4億美元，居世界各國和地區對越直接投資的第一位，項目數、合同資金、到位資金分別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為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累計對越直接投資的有效項目352個，協議投資總額為7.31億美元，實際到位金額為1.81億美元，僅列世界各國和地區對越投資的第15位，項目數、合同資金、到位資金分別僅占6%、1.4%和0.7%。中國對越直接投資遠未達到規模效益，平均每個項目為200多萬美元，協議投資額在500萬美元以上的僅有9家。
二、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路徑選擇
1.熟悉投資環境。認識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國對越直接投資路徑的起點。中國投資者要充分認識到，到越直接投資雖然潛力巨大，但仍要認真對待一些困難和風險：土地供應雖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礎設施仍較為落后，全國無一條符合國際標準的高速公路，鐵路只是米軌，無法重載，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產業配套能力較差；官僚作風、腐敗現象較為嚴重，制度不夠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術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短期行為較為普遍，政策缺乏連續性。如果對越南投資環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開風險，利用優勢，贏得商機。要扎實地進行前期準備和投資論證，妥善應對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問題。通過實地考察、深入調研，熟悉越南的國情、商情和風俗民情，使投資活動符合越南市場需求和經貿政策，盡可能融入當地社會。重點研究、掌握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相關投資規則、越南新的投資法及其實施細則、各種優惠政策及政策限制。處理好與合作方以及當地有關部門的關系，對越方合作伙伴進行深入了解，尋求信譽好的合作伙伴。選派能力強、素質高、外語好(越語或英語)的業務人員來越開展工作。樹立以質取勝的經營理念，提高產品質量，注重品牌效應，搞好售后服務，提升中國企業在越南乃至東盟市場的無形資產價值。加強對投資風險的防范，按規定辦理國內外投資報批許可手續。建立信息咨詢系統，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提供市場調查、項目評估等咨詢業務。健全金融服務體系，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提供優惠貸款、擔保、保險等金融業務。改變我國對外投資審批手續繁瑣、外匯管理過嚴的現狀，切實為對越投資提供政策支持。保持與我駐越使館經商處的聯系，定期向經商處匯報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情況，遇到重大問題及時向使館報告。2.優選投資領域。中國早期的對越直接投資主要是加工、裝配和生產性的小型項目。此后，中國企業已涉及越南的能源開發、電子、建材、建筑、農林漁業及服務業等行業，投資領域非常廣泛。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2005年，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新增41個投資項目、6770萬美元的協議投資額中，投資工業領域的有29個項目，協議投資額6223萬美元；投資農林漁業8個項目，協議投資額456萬美元；服務業4個項目，協議投資額91萬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投資最多的是工業和建筑業生產經營領域，達252個項目，協議投資額4.5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資服務業，為44個項目，協議投資額1.89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2.5%和25.85%。投資最少的是農林漁業，為56個項目，協議投資額9698萬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5.9%和13.25%。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要優選有市場潛力、效益好、見效快且符合越南產業鼓勵導向的行業作為重點投資領域，既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又有利于發揮我國在設備和技術上的比較優勢。越南工業部已確定2006—2010年著力發展四大工業主導產業，加工制造業(紡織、皮革鞋類、農林水產加工)，工業生產資料(化工、機電、電力、煤炭)，高新技術工業(電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產業，對中國企業來說，對越直接投資大有可為。結合越南經濟發展和市場需求的實際情況，可考慮在以下重點領域進行投資，從事生產和加工。一是家電生產。越南家電普及率較低，需求不斷擴大，市場潛力較大。中國家電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研發實力，積累了不少開拓國際市場的經驗，可在越南投資辦廠。二是摩托車發動機生產。越南政府將摩托車列為工業發展的重點，但由于資金和技術原因，迄今未能生產發動機等主要部件。我國摩托車工業技術工藝已相當成熟，具備開拓國際市場的實力，可考慮在越南投資生產摩托車發動機。三是農機生產。越南是農業國，農業耕作以人力和牲畜為主，發動機、拖拉機、水泵、收割機、脫谷機、烘干機等農業機械市場需求較大。中國企業在積極擴大出口的同時，可考慮在越南投資生產或組裝農業機械，以鞏固和擴大市場。四是礦產開采。越南礦產資源豐富，種類較多，但礦產開采和加工能力較弱。中國企業可考慮在越南投資采礦和加工，利用便利的運輸條件，將產品返銷國內，緩解國內資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藥生產、水果加工、服裝和面料加工、煙草加工等產業均是可供選取的對越直接投資領域。
3.優選投資區域。外商對越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礎設施較好的南部重點經濟區(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陽省、巴地一頭頓省、西寧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資金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58%，項目數占投資項目總數的50%。北部重點經濟區(河內市、海防市、海陽省、永福、廣寧省、興安省、河西省、北寧省8個省市)吸引合同資金占全國的26%，項目數占28.7%。各工業區和加工出口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占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數的33.4%，合同資金占投資總額的33.8%。北部山區、中部、西原地區和九龍江平原地區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項目數僅2～3個，金額不超過700萬美元。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應集中于基礎設施較為完備的胡志明市、河內市、海防市、廣寧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別是隨著中越合作建設“兩廊一圈”的加快推進，中國對越直接投資將更多地投向河內市、海防市、廣寧省等發展較快的越南東北地區。按照越南新的《投資法》規定，工業區、出口加工區、高科技區、經濟區屬投資優惠地區，可作為對越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越南也將北部山區、中部等社會經濟條件困難或特別困難的地區，列為投資優惠地區。由于這些地區基礎設施十分薄弱，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增加了投資風險，是否投資需謹慎考慮。可在“兩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區域內，選取高平、諒山等資源豐富的部分省市，著重進行資源開發和農業的直接投資。
4.優選投資方式。中國對越投資采取了獨資、合資和合作經營等多種方式，獨資和合資項目各占近一半。2005年，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中方獨資項目30個，協議投資額3247萬美元；中越合資項目9個，協議投資額3452萬美元；合作經營2個項目，協議投資額72萬美元。截至2005年底，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中方獨資項目201個，協議投資金額3.3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57.1%和45.14%；中越合資項目120個，投資金額3.55億美元，分別占34%和48.56%；中越合作經營項目31個，投資金額4628萬美元，分別占8.8%和6.3%。
優選投資方式是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重要方面。要結合企業自身情況及投資領域、投資項目的特點來優選投資方式。考慮到我國大部分對越投資企業實力不濟，同時合資方式有利于拓展銷售渠道，降低投資成本，符合越南還不夠成熟的投資環境，選擇合資方式較為合適。在合資企業中，中方所占股份最好超過50%，以使經營決策時不受制肘。有足夠跨國經營經驗的，或擁有特有技術需要保密的，也可選擇獨資方式。按照越南新的《投資法》規定，對越直接投資方式還有：按BCC、BOT、BTO和BT合同方式的投資，即合作經營；投資發展經營，包括兩種形式，即擴大規模，提高生產能力和經營能力，以及更新技術，提高產品質量，減少環境污染；通過購買股份或融資方式參加投資活動的管理；通過合并、并購企業的方式投資。這些投資方式均可作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方式的重要補充。
一、匯率變動對國際直接投資流的影響
1.貨幣的貶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不利于對外直接投資
一個國家貨幣的貶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幣計算的該國資產的價格、市場上原材料的價格以及名義工資，從而降低了外國投資者在該國的經營成本。來自強貨幣或幣值被高估的國家的投資者能夠以較少的資本在這個國家建廠、辦公司或并購企業，以較少的投資做較大的生意。許多跨國公司把一部分生產放在弱貨幣或幣值被低估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以此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然后將產品出口，在強貨幣或幣值被高估的國家市場上以較高的價格銷售，從而獲取高額利潤。所以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該國吸引更多的外來直接投資。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吸引了大量國際直接投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匯率的變動。某些亞洲及拉美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這一時期不斷貶值，這使在這些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變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泰銖大幅貶值，在巨額短期外國資本逃離泰國的同時，流入該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卻反而猛增。泰國貨幣的大幅貶值使外國投資者并購泰國的企業變得十分容易，因為對他們來說泰國的資產比危機前要便宜得多。
從表1所示，我們可以發現在1997和1998兩年中泰銖大幅貶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兌換25泰銖，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這一年，一美元能兌換31泰銖，1998年一美元已能兌換41泰銖。我們也發現在泰銖大幅貶值的同時，泰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也直線上升，1996年為23億美元，1997年為39億美元，1998年達到73億美元。由此可見，泰銖貶值是引起外國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貨幣的大幅貶值或低估不利于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別國的資產、原材料和人工會變得很貴。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本來就弱，貨幣的國際購買力較低，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十分困難，若貨幣再大幅貶值就會給對外直接投資雪上加霜。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貨幣的升值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而不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
貨幣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但不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這一論點可從日本的情況中得到證實。從七十年代初開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對美元不斷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兌換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匯市場上一美元卻只能兌換94日元。日元的升值極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國際購買力，使日本投資者在國外能較容易地進行企業并購、開公司和建廠。在歷史上的一段時期，由于日元價值低估，日本的經濟曾長期從產品出口中獲利。自從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國內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日本企業就開始大舉對外直接投資，將其一部份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人工成本較低的國家，特別是一些貨幣處于弱勢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從而使其能繼續保持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計量數學模型的測試結果顯示，在1977年到1997年時期日元兌美元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國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呈正相關（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這段時期兩個變量的相關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見日元升值是一個可用來解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進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卻阻礙了外國在日的直接投資。由于日元的不斷升值，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在日的直接投資卻越來越缺乏吸引力，因為日本境內的資產、原材料和人工變得越來越昂貴，令外國投資者望而卻步。因此在工業發達國家中，日本是吸納外國直接投資最少的國家。筆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公布的數據進行了計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間，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3478億美元，外國在日本的直接投資只有121億美元，兩者之比為28.74：1.然而在這同一時期，美國對外直接投資7096億美元，外來直接投資達到7633億美元，兩者之比為0.93：1.英國此比為1.52：1，法國為1.43：1.計算的結果顯示，與其他工業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在此期間流人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極少。
一個國家貨幣的大幅升值會減少在該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這不僅體現在日本的情況之中，而且也適合其他國家。根據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薩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結果，在APEC地區實際匯率升值10％將造成相當于o，25％的GDP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減少。也就是說，如果某個APEC地區的國家的GDP為10000億美元，該國的貨幣升值10％會減少25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
二、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外來直接投資輸入的影響
1.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促使外來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進入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2、1993和1994這三年外來直接投資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況的出現首先應歸于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也離不開我國改善投資環境的有效努力，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幣的大幅貶值。
根據我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筆者用計量經濟數學模型就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與國際直接投資流人中國的增加這兩個變量進行了相關性分析，測試的結果顯示這兩個變量呈正相關，從1983年到1994年期間這兩個變量的相關度很高。以下為計算結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為相關度
從測試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是一個可對外國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進行解釋的因素。
從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持續走低，1981年1美元兌1.7050元，1993年官方匯價為1美元兌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實行官方牌價與調劑價并軌，匯率變為1美元兌8.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對國際直接投資大量涌入我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國實際使用外來直接投資達到338億美元。從1995年開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小幅上調，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影響逐漸減弱，外來直接投資的增幅也開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量的變動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影響，其中以日本的情況最為明顯。人民幣對日元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華直接投資的變動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的結果顯示，在1989年至1999年時期日元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量的變化呈正相關（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時期該兩個變量的相關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們注意到從1989年到1995年期間日元對人民幣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兌換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兌換8.9225元。在此期間伴隨日元對人民幣的升值，我們發現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同樣在快速地增長。1989年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只有3億5千6百萬美元，但到了1995年卻達到31億1千萬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見日元對人民幣的升值對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影響是明顯的。
2.人民幣的升值影響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
從近幾年歐元區對華直接投資的變動可以說明人民幣的升值會造成外國直接投資流人的減少。1991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問世以后歐元對美元的匯價不斷下跌，從1歐元兌1.18美元跌至1歐元兌0.84美元，歐元的大幅貶值使國際直接投資的兩個輸出大國德國和法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急劇下降。由于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美元對歐元的大幅升值也帶動了人民幣對歐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歐元區的德國和法國的對華直接投資都比1999年有較大幅度的減少，可是在這三年中，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對華直接投資都比1999年有較多的增加，出現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幣對歐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
由于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提升，貨物出口能力不斷提高，外匯儲備不斷增加，近年來人民幣開始面臨升值壓力。這說明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提升，我國的國力在不斷的增強。然而根據我們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大幅上升必然會造成流入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減少，而且以出口為主要目的已在中國境內的一些外資企業也會變得舉步艱難，它們會將一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業務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國際間接投資融合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哪里有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擴張的必然。在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輸出”，但作為掠奪資源輸出商品之輔助的對外投資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熱衷的活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東印度公司、哈德遜灣公司等為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在殖民地進行的各種投資活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過剩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國際投資（尤其是以借貸為主的間接投資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到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
二戰后，這種產業資本的跨國流動得到了更迅猛的發展，并表現出與傳統的資本流動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直接投資既全部或部分的擁有國外企業，又直接或間接的經營國外企業。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第二，從資本移動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資不只是單純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而是貨幣資本、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經驗資源在國際間的一攬子轉移。第三，直接投資具有實體性，它一般通過投資主體在國外創設獨資、合資、合作等生產經營性企業得以實現；而間接投資則通過投資主體購買有價證券或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投資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差價，其投資具有虛擬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資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投資回報與投資項目的生命周期、企業經營狀況密切相關，通常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間接投資則更具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要小。
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對這種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越來越沒有解釋力。直接投資并不絕對的取決于東道國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況下東道國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國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不同的西方學者，并開創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熱衷于海外直接投資乃其擁有東道國企業無法比擬的壟斷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他們可以充分地利用這些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英國學者伯克雷和凱森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直接投資行為，他們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為克服海外市場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對稱、壟斷的市場結構等造成）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鄧寧的折衷理論是有關FDI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FDI的進行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當理論界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條分縷折地分而論之時，這二者的界限在實踐中卻并非同樣地涇渭分明。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時甚至很難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1）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2）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3）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4）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當柯達投資于中國的彩卷行業時，它不是簡單地把生產線、管理人員、專利技術等搬入中國，而是通過股權投資、信貸安排、長期合同、現金流動等多種方式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種金融工具的幫助下，這四種資產的相互轉化變得越來越便利和快捷。從FDI的發起看，FDI中涉及間接投資因素的情況簡要列舉如下：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托賓（JamesTobin）的Q理論為投資者對并購或創建方式的選擇提供了理論解釋和指導。假設R1，R2分別為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的投資收益率，C1，C2分別為兩種投資所須資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收購方式進行投資，反之，如果Q2>Q1，且Q2>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新建方式進行投資。
在這里，對跨國公司而言，對外投資，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為一種數字的決策。而對東道國來說，這種投資又具有間接投資的某些特點。從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來看，很多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是部分地擁有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為了充分利用被收購企業的當地優勢，跨國公司對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從資源轉移的角度看，資源首先是通過貨幣資本的形式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原股東的，而隨著并購方式的日趨復雜，并購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價證券。而其他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則視需要而定，有時這些資源并非由投資者轉向被收購企業，而是相反。當被收購企業在東道國是上市公司時，投資者既可以通過被收購企業每年的贏利收回投資，也可以通過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資。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通過對對方進行股權投資（有時這種投資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強這種聯盟關系的同時保持各自經營管理上的獨立性。
3.從FDI的資金來源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1）公司集團內部的資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國資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國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3）東道國當地的資金，主要指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當地資本市場獲取的資金，或從東道國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的股東資金。（4）國際資金，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從第二和第四種資金來源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只是一線之隔。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行為是由其母國乃至第三國的無數投資者的間接投資行為所支撐的。
4.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傳統上，機構投資被認為是間接投資，但由于其投資規模龐大，為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們通常與被投資企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常常作為戰略投資者成為被投資企業的一員。這又使得它們的投資具有直接投資的特點。它們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時時監督著企業的運營狀況，并對企業的發展方向、利潤分配乃至一些關鍵人員的變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雖不會直接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但卻可以成為被投資企業獲取這些國際經驗的橋梁。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同時，它也是一種間接投資，因為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通過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促進受資企業的發展，從而使資金得到增值。受資公司的經營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層負責，即使風險投資者可能是大股東，原管理層也不必擔心失去企業的控制權；從風險投資的退出看，風險資本越來越多地通過企業上市、管理層收購、大企業收購等途徑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資本增值的本性；風險投資往往通過組合投資的手段同時投資于多家不同領域的風險企業，以降低風險。
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帶來的啟示
1.引進外資需要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往往和間接投資是相伴相隨的，對金融資本流入的限制也會阻礙直接投資的進入，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限制國內企業向外商發行或出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也變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資的流入。同時，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資一定程度上帶有了間接投資靈活性、流動性的投機性的特點，這又讓資本市場在金融監管尚不完備的情況下的開放成為一柄雙刃劍。因為一些“熱錢”可能會趁機進入，進行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從而加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2.兩者的融合趨勢，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發展，也對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金融中介的穿針引線，它們的緊密結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購、兼并、各種資產的證券化、相關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專業服務才能順利而高效地進行。同時，在這種條件下生產企業對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僅要能夠提供從資金融通到投資顧問的全方位金融服務，而且要能夠在全世界開展業務提供服務，為跨國公司的國際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1.何小鳳，黃崇。投資銀行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7）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可見外商投資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2]馬全軍:國際間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J].世界貿易,1996(7),pp31
[3]楊丹輝:第五次并購浪潮的回顧:特征、成因與影響[J].世界經濟研究,2004(4),pp18
[4]王桂芝李丁:對利用外資的幾點看法[J].中國流通經濟,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