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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要求防災的應急準備、實際救災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建設成為長期的、全面的思想、技術、組織準備和力量積蓄；要求從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防止和盡可能減少社會災害的發生；強調要按照法治的要求識別社會災害，界定社會災害的主體，防止制造災害的行為，治理及消除危害。災害的評價尺度與災害評價應該是多樣而全面的，要根據人與災害的矛盾焦點，更為廣泛地、內在地觸及民心民意，從中清理出那些具有價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訓，創新理念，漸進地推進各種措施的落實。
關鍵詞：政治社會學；防災減災；災害評價；憂患意識
中圖分類號：X43，X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1）06-0082-05
在政治社會學的當代視野里，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具有廣泛的應用空間，它既關乎社會發展，又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這項工作包括災害區劃、災情預測、災情教育、防災預案制定、防災工程建設、應急反應機制建設、災害發生后的社會力量動員、救災的組織實施和災后重建等內容。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災的應急準備、實際救災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建設成為長期的、全面的思想、技術、組織準備和力量積蓄。本文的寫作初衷是從這一新的視角審視災害和人控制災害意識的現實關系及處在災害環境中的人的未來命運。
一、災害的“族群”與災害認知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更高的起點和水平上全面推進，人口和社會財富進一步增長，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更加廣泛，同時，各種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和幾率趨于增大，并成為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現實的制約因素。從增強公民對各種災害的憂患意識、強化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救護的多重視角考量，應強化對兩大災害系統的認識。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關涉自然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
目前理論界對自然災害的分類研究，是我們強化對自然災害認識的一個重要維度。
地質災害。地震、火山爆發、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屬于此類。地震是地球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地球大規模、迅速地釋放能量的結果。地震預測的實質在于對地殼運動狀態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學的把握，對震前種種異常信息的捕捉和綜合分析也是地震預測的重要輔助手段。［1］關于火山爆發，到目前為止，人類對它爆發的時間和原因很難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和科學的預測。我國傳統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庫對滑坡體坡腳的沖刷，改變滑坡體外形、設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動帶土質性質等。［2］有學者注意到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山體突變災害多發生在雨季這一現象，把山體突變災害從理論上抽象成材料科學平面上的一條裂縫。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從理論上找到了山體驟變災害產生的條件、滑動的準則，而且以該理論為依據為預測這種災害的發生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氣象災害。暴雨、洪澇、熱帶氣旋、冰雹、雷電、龍卷風、干旱、酷熱、低溫、雪災、霜凍等屬于這類災害。學者們普遍認為，多數氣象災害與人們面對自然顯示出的傲慢和無節制地利用環境資源有著密切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人類如果能以愛心對待萬物，與萬物平等相處，世界將充滿生機而又呈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識”而是“境界”，“境界”是心靈存在的方式，是存在與價值的統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境界又是情感與理性的統一。［3］人類生存是動態的，是生命創造與生命的延續與發展，友好地、理性地對待自然是減少氣象災害的基本途徑。
生物災害。病蟲害、森林火災、沙塵暴、急性傳染病等屬于這類災害。生物災害實際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會學的視野里，人在發現、發明、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解決實踐中遇到問題的過程中，即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一方面，科學技術是防治生物災害、維護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革命和創新又使人類活動和追求的起點越來越高。人的本質力量在人類積累新知識、探索新規律、創立新學說、創造新方法的過程中不斷增強，當然也就為防治生物災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對可能發生的生物災害風險，社會政策更多需要考慮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預防和管理這些風險，強調多元、參與、平等、協商和互動。
天文災害。天體撞擊、太陽活動異常等屬于這類災害。對天文災害的分析應有一個邏輯框架，這一框架必須以客觀可見的天文災害的定向變遷因素為基礎，而不應過多涉及主觀的、現時的愿望。換言之，天文災害的客觀性，不僅制約著對這種災害的認識，也規定著人們治理這種災害的能力，我們只能根據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天文事件來認識天文災害。危機與行動主體對危機的快速反應是政治社會學中的重要主題，天體災害的防控與現代高科技在這一領域的運用有著密切的關系，面對天體災害所選擇的手段是思維多樣性、理論多樣性和方法多樣性的統一，這是應對天體災害所應予以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他自然災害。雪崩、冰崩、海嘯、鼠害等屬于這一類。對其他自然災害的強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認識自然災害這種多“族群”實體并使之保持一個整體和互相關聯的狀態的視角：在一個統一的、正在進行更高水平小康社會建設的廣大疆域內，將自然災害實體看成一個整體，并時刻關注這個整體的另類，其社會效能顯然要遠遠高于只關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極為嚴重的災害個體。雪崩、冰崩與環境變暖有關，鼠災與生物鏈的斷裂有關，海嘯與地球內部的運動有關。對這類災害監控的關鍵是要組織人力、運用高科技手段對可能發生災害的地區進行跟蹤監控，注意搜集異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災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這類災害一般都要經過潛伏期、爆發期、期、緩解期、消退期等五個階段。防災減災的中心任務是，發現自然災害在潛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時間控制自然災害爆發后的態勢，縮短自然災害對人們損害的持續期以及從自然災害的突發性中吸取教訓等。還須注意，自然災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類的結果。自然的突變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人類反過來又要對災害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從政治社會學視野里考察防災減災工作，才能更有意識地、不斷地強化這種反作用；逐步深入認識自然災害的特點和規律，不斷地跟蹤、研究、形成具有創新價值的行之有效的對策，消除自然災害可能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二）關涉人為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態環境災害。煙霧與大氣污染、溫室效應、水體污染、水土流失、氣候異常、人口膨脹等屬于此類。人類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超出了大自然的資源承受力和廢棄物降解力，是導致生態環境災害的最重要原因。人類在科技、經濟和社會關系上協調不當，引起了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失衡，從而造成溫室效應、熱島效應、環境污染等人為災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應當把人與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體，人與萬物應是生命共同體，萬物是“我”的朋友，不是與“我”對立的它者。所以在開發、規劃和社會建設的全過程中，應從社會意識角度切入災害和人的生活層面，重視對公民進行生態環境災害宣傳教育：要選擇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和事例，促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生態環境災害進行現實體驗，體會災害給人們造成悲慘境遇的情景，逐步培養和強化人們人道主義的真誠思想、行為表達和對未來美好社會的追求。
工程事故災害。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屬此類。人類對災害的研究促進了材料科學的發展。在19世紀，鋼鐵材料在機器和建筑中廣泛使用，曾經引發災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紀中葉在歐洲多次發生火車車軸斷裂造成車毀人亡。對這類災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學理論和材料開發有了重大發展：一種新的試驗方法和一個新的分支學科――金屬疲勞（Fatigure）學應運而生。到目前，從對金屬疲勞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為廣闊的領域，擴展到了陶器、復合材料等方面。我們應該從中獲得某種啟示：既要從源頭上查找工程事故災害的原因，探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又要從設計、制造、加工、使用、監測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預防這類災害的發生。
社會災害。球迷騷亂、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空難、毒氣污染、社會暴力、動亂、金融風暴等屬于此類。這些危害社會的行為如果發展成為特大惡性事件，就可能加劇社會系統的紊亂。政治社會學觀點認為，從全局上避免社會災害的發生，肯定了社會人作為個體的特殊性、意義和價值，實際上就是肯定了多數人；同時，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會災害識別，界定社會災害的主體，防止制造災害的行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會災害的道德和法律規范蘊涵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的規范如何論證和闡發，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風格，我們要不斷地提高對社會災害的理論闡發能力和實際控制能力。
災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對防災減災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各種防災減災觀念和方式的創新突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科學家關注的社會問題的范圍極其廣泛，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科學家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結合起來。［4］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對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項現實而緊迫的任務：既要讓人們從整體上認識各種災害，進而為災害治理夯實現實的基礎，又要在科技和社會認知領域架起融通的橋梁，在災害的范疇內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層次化，為當下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提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導防災減災工作。
二、災害的評價尺度
筆者認為，僅僅依據財產損失來確定災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應該根據人員和財產損失程度、對本地區造成損害與GDP的比例關系，社會影響大小等進行綜合評價。具體地說，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據災害造成損失的絕對數把災害分成五類
根據災害造成的損失對其進行分類，是一種對災害的基本分級方法。這種方法對災情的判斷最為客觀具體，可以直觀地看出災害造成的損失的大小。1.巨災。死亡10000人以上，經濟損失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2.大災：死亡1000-10000人，經濟損失在1000萬-1億元人民幣。3.中災：死亡在100-10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0-1000萬元人民幣。4.小災：死亡人數在10-1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100萬元人民幣。5.微災：死亡＜10人，經濟損失＜10萬元人民幣。［5］
（二）根據我國東中西部的差異對災害損失進行評價
雖然以損失和傷亡數為指標，可以給人具體而深刻的印象，但單純以絕對數劃分等級，也不盡合理。在我國東部地區，1000萬元不算大損失，而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僅億元的中西部的縣市則是重大損失。所以在進行災害損失評估時，首先應測算出其造成的經濟損失的絕對數，第二步就是要看災害損失對GDP總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災害對GDP造成的損失超過35%的，為特重度影響區；對該地區GDP造成的損失在25%-35%之間的，為重度影響區；在15-25%之間的，為中度影響區；在10%-15%之間的，為輕度影響區；小于10%的，為微度影響區。［6］這種災害評價目的是要考慮災害給本地區帶來的財產相對損失，對政府科學估算災害損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組織全社會力量賑災具有重要意義。
（三）根據災害給國家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評價
有些突發事件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但它們給社會和國家帶來了不良影響，有損于我國的政治形象或者傷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給人民造成心理創傷，或者引起社會和民眾的恐慌等等。這種影響就是災害的社會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對災害的評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較狹小的視野和范圍內，必須盡可能地將主體的眼界放寬廣些。這樣，當災害來臨時，政府才能根據災情進行科學的把握，以便決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圍、多大強度上進行社會動員，組織救援力量。
三、災害的演變規律與憂患意識培育
政治社會學視野里的防災減災工作反映了一種嶄新的災害觀，是災害治理的一種新的理念。它要求人們，既要對災害進行整體的、科學的把握，又要特別關注不同災害的特殊性和獨特的潛伏及爆發形式；既要強化人們對災害的整體把握和科學防范意識，又要提高人們堅持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驟變型災害更要求人們強化憂患意識
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災害，如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極為慘重。這種突發型災害，乍看起來好像猝不及防，事實上事先防范與疏于防范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憲法里明確中央政府在處理災難性事件中的責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學生每年都會參加三次地震演習。2005年，由于一個關于海嘯的謠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時分逃離家園。在沒有任何天災的情況下，逃離時的混亂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傷。這種慘痛的教訓增強了智利從國家到公民的防災減災意識。在這個國家里，所有建筑須符合非常嚴格的防災標準，以保證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災害的侵襲。如果你到了這個國家，就會有人告訴你，樓房承重墻在哪里，地震時應在樓房的什么地方避險。2010年2月27日，智利發生里氏8.8級強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島國海地則是一個在歷史上未曾發生過巨大災難的國家，對災害的憂患意識就不那么強烈。2010年1月12日，發生里氏7.3級大地震，造成27萬人死亡。這充分說明，是否具有防災減災的憂患意識，是否針對驟變型災害開展卓有成效的預防工作，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減災效果。
驟變型災害的發生通常缺少先兆，爆發是突然的，發生的過程歷時較短，但破壞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重復爆發，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過程難以控制，但是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是可以充分利用長期訓練積累的經驗和聰明才智的。政治社會學強調，對災害的關注和認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運體認，這“有助于減少社會上的挫敗感，從而提高政治穩定性”。［7］這種從全社會強化人們對驟變型災害的警惕的內在精神感受和憂患意識應該成為我們全社會的共識，要進行典型經驗和教訓教育，采取近距離的觀察體驗以深化人們親身體驗的心理感受。
（二）發展型災害是漸進積累的結果
自然災害中的暴雨、臺風、洪水和社會災害中的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等屬于此類。與驟變型災害相比，發展型災害在爆發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種災害漸進積累的結果。這種災害發展比較迅速，但是比驟變型災害要緩慢一些，因而其過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個人的主要生活內容都總是屬于某一系統的，人們的共同活動的適當方式也就體現在社會生活體系中”。［8］面對發展型災害，各主體承受感的強化是政治社會學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要使社會不同群體的思維和行動發生積極的變化，在全社會實現關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對人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的認知，力爭將發展型災害控制在潛伏期和預備爆發期。
（三）持續型災害表現為連續地對人類造成危害
旱災、澇災、傳染病、生物病災害等就是以持續性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的。災害爆發后，持續的時間可幾天、半年到幾年。在中國千百年防災減災的歷程中，由于受思想觀念和技術條件的規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對持續型災害的防治缺乏自覺的政治關懷和災害意識。黨堅持以人為本，才使防災減災工作真正成為為人民解除痛苦、維護社會穩定和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們必須懂得，在現實生活中，國家的政治法律只是為公民預防各種災害提供間架，具體內容需要由各級政府和公民進行創造性填充。預防持續型災害必須以創新觀念為牽引，處理好政治法律的規定性和措施的創新性之間的關系。形式的規約對于內容的創新提供了保證并發揮激勵作用，防災減災內容的變革則是創造力的源泉。要進一步培養和強化人們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引導人們積極主動地為社會承擔防災減災義務并使之內化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要積極地將防災減災的思想理論成果運用于實踐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對持續型災害進行防治。
（四）環境演變型災害通過對環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凍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漲、以及區域氣候干旱化等環境災害是以演變的方式對人類構成危害的。環境演變型災害的發展是一種長期的自然過程，是自然環境演化再加上人類不當行為造成的結果。因其進程緩慢，不易引起人們的重視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況有些措施需要人類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過，這類災害具有統計意義上的可預測、可預報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氣溫升高1-3℃，這在理論上比較容易計算出來；它導致的區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類也可以比較準確地加以測算。
我們要發揮政治社會學的學科優勢，強化人們對災害的強烈的關注和應有的問題意識。政治社會學提出了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卻又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要根據人與災害的矛盾焦點，更為廣泛地、內在地觸及民心民意，從中清理出那些具有價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訓，漸進地推進各種措施的落實，把現實和歷史、理論和價值統一起來。應設立科學的災情防御標準，以便在災害發生后，政府能夠確定在多大程度上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進行救災；還應強化全民族的防災教育，使防災知識教育以及實地演習走進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生存培訓的基本內容。這樣，當災害發生時，災區的政府和社會組織才能從容應對，企業、學校、社區才會更為積極地配合，而個人則有可能快速調節心理狀態以適應突如其來的危急情勢。
參考文獻：
［1］焦雙健等.城市防災學［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68.
［2］全國重大自然災害調研組.自然災害與減災［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306-307.
［3］蒙培元.追求生命的智慧［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14-15.
［4］鄒農儉.社會學的視野［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92-493.
［5］原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中國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的進展［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9：60-140.
［6］高慶華等.中國自然災害風險與區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5：63.
關鍵詞：政治社會學；防災減災；災害評價；憂患意識
在政治社會學的當代視野里，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具有廣泛的應用空間，它既關乎社會發展，又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這項工作包括災害區劃、災情預測、災情教育、防災預案制定、防災工程建設、應急反應機制建設、災害發生后的社會力量動員、救災的組織實施和災后重建等內容。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災的應急準備、實際救災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建設成為長期的、全面的思想、技術、組織準備和力量積蓄。本文的寫作初衷是從這一新的視角審視災害和人控制災害意識的現實關系及處在災害環境中的人的未來命運。
一、災害的“族群”與災害認知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更高的起點和水平上全面推進，人口和社會財富進一步增長，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更加廣泛，同時，各種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和幾率趨于增大，并成為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現實的制約因素。從增強公民對各種災害的憂患意識、強化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救護的多重視角考量，應強化對兩大災害系統的認識。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關涉自然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
目前理論界對自然災害的分類研究，是我們強化對自然災害認識的一個重要維度。
地質災害。地震、火山爆發、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屬于此類。地震是地球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地球大規模、迅速地釋放能量的結果。地震預測的實質在于對地殼運動狀態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學的把握，對震前種種異常信息的捕捉和綜合分析也是地震預測的重要輔助手段。［1］關于火山爆發，到目前為止，人類對它爆發的時間和原因很難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和科學的預測。我國傳統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庫對滑坡體坡腳的沖刷，改變滑坡體外形、設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動帶土質性質等。［2］有學者注意到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山體突變災害多發生在雨季這一現象，把山體突變災害從理論上抽象成材料科學平面上的一條裂縫。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從理論上找到了山體驟變災害產生的條件、滑動的準則，而且以該理論為依據為預測這種災害的發生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氣象災害。暴雨、洪澇、熱帶氣旋、冰雹、雷電、龍卷風、干旱、酷熱、低溫、雪災、霜凍等屬于這類災害。學者們普遍認為，多數氣象災害與人們面對自然顯示出的傲慢和無節制地利用環境資源有著密切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人類如果能以愛心對待萬物，與萬物平等相處，世界將充滿生機而又呈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識”而是“境界”，“境界”是心靈存在的方式，是存在與價值的統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境界又是情感與理性的統一。［3］人類生存是動態的，是生命創造與生命的延續與發展，友好地、理性地對待自然是減少氣象災害的基本途徑。
生物災害。病蟲害、森林火災、沙塵暴、急性傳染病等屬于這整理類災害。生物災害實際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會學的視野里，人在發現、發明、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解決實踐中遇到問題的過程中，即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一方面，科學技術是防治生物災害、維護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革命和創新又使人類活動和追求的起點越來越高。人的本質力量在人類積累新知識、探索新規律、創立新學說、創造新方法的過程中不斷增強，當然也就為防治生物災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對可能發生的生物災害風險，社會政策更多需要考慮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預防和管理這些風險，強調多元、參與、平等、協商和互動。
天文災害。天體撞擊、太陽活動異常等屬于這類災害。對天文災害的分析應有一個邏輯框架，這一框架必須以客觀可見的天文災害的定向變遷因素為基礎，而不應過多涉及主觀的、現時的愿望。換言之，天文災害的客觀性，不僅制約著對這種災害的認識，也規定著人們治理這種災害的能力，我們只能根據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天文事件來認識天文災害。危機與行動主體對危機的快速反應是政治社會學中的重要主題，天體災害的防控與現代高科技在這一領域的運用有著密切的關系，面對天體災害所選擇的手段是思維多樣性、理論多樣性和方法多樣性的統一，這是應對天體災害所應予以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他自然災害。雪崩、冰崩、海嘯、鼠害等屬于這一類。對其他自然災害的強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認識自然災害這種多“族群”實體并使之保持一個整體和互相關聯的狀態的視角：在一個統一的、正在進行更高水平小康社會建設的廣大疆域內，將自然災害實體看成一個整體，并時刻關注這個整體的另類，其社會效能顯然要遠遠高于只關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極為嚴重的災害個體。雪崩、冰崩與環境變暖有關，鼠災與生物鏈的斷裂有關，海嘯與地球內部的運動有關。對這類災害監控的關鍵是要組織人力、運用高科技手段對可能發生災害的地區進行跟蹤監控，注意搜集異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災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這類災害一般都要經過潛伏期、爆發期、期、緩解期、消退期等五個階段。防災減災的中心任務是，發現自然災害在潛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時間控制自然災害爆發后的態勢，縮短自然災害對人們損害的持續期以及從自然災害的突發性中吸取教訓等。還須注意，自然災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類的結果。自然的突變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人類反過來又要對災害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從政治社會學視野里考察防災減災工作，才能更有意識地、不斷地強化這種反作用；逐步深入認識自然災害的特點和規律，不斷地跟蹤、研究、形成具有創新價值的行之有效的對策，消除自然災害可能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二）關涉人為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態環境災害。煙霧與大氣污染、溫室效應、水體污染、水土流失、氣候異常、人口膨脹等屬于此類。人類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超出了大自然的資源承受力和廢棄物降解力，是導致生態環境災害的最重要原因。人類在科技、經濟和社會關系上協調不當，引起了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失衡，從而造成溫室效應、熱島效應、環境污染等人為災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應當把人與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體，人與萬物應是生命共同體，萬物是“我”的朋友，不是與“我”對立的它者。所以在開發、規劃和社會建設的全過程中，應從社會意識角度切入災害和人的生活層面，重視對公民進行生態環境災害宣傳教育：要選擇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和事例，促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生態環境災害進行現實體驗，體會災害給人們造成悲慘境遇的情景，逐步培養和強化人們人道主義的真誠思想、行為表達和對未來美好社會的追求。
工程事故災害。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屬此類。人類對災害的研究促進了材料科學的發展。在19世紀，鋼鐵材料在機器和建筑中廣泛使用，曾經引發災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紀中葉在歐洲多次發生火車車軸斷裂造成車毀人亡。對這類災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學理論和材料開發有了重大發展：一種新的試驗方法和一個新的分支學科——金屬疲勞（Fatigure）學應運而生。到目前，從對金屬疲勞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為廣闊的領域，擴展到了陶器、復合材料等方面。我們應該從中獲得某種啟示：既要從源頭上查找工程事故災害的原因，探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又要從設計、制造、加工、使用、監測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預防這類災害的發生。
社會災害。球迷騷亂、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空難、毒氣污染、社會暴力、動亂、金融風暴等屬于此類。這些危害社會的行為如果發展成為特大惡性事件，就可能加劇社會系統的紊亂。政治社會學觀點認為，從全局上避免社會災害的發生，肯定了社會人作為個體的特殊性、意義和價值，實際上就是肯定了多數人；同時，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會災害識別，界定社會災害的主體，防止制造災害的行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會災害的道德和法律規范蘊涵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的規范如何論證和闡發，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風格，我們要不斷地提高對社會災害的理論闡發能力和實際控制能力。
災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對防災減災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各種防災減災觀念和方式的創新突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科學家關注的社會問題的范圍極其廣泛，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科學家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結合起來。［4］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對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項現實而緊迫的任務：既要讓人們從整體上認識各種災害，進而為災害治理夯實現實的基礎，又要在科技和社會認知領域架起融通的橋梁，在災害的范疇內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層次化，為當下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提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導防災減災工作。
二、災害的評價尺度
筆者認為，僅僅依據財產損失來確定災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應該根據人員和財產損失程度、對本地區造成損害與GDP的比例關系，社會影響大小等進行綜合評價。具體地說，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據災害造成損失的絕對數把災害分成五類
根據災害造成的損失對其進行分類，是一種對災害的基本分級方法。這種方法對災情的判斷最為客觀具體，可以直觀地看出災害造成的損失的大小。1.巨災。死亡10000人以上，經濟損失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2.大災：死亡1000-10000人，經濟損失在1000萬-1億元人民幣。3.中災：死亡在100-10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0-1000萬元人民幣。4.小災：死亡人數在10-1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100萬元人民幣。5.微災：死亡＜10人，經濟損失＜10萬元人民幣。［5］
（二）根據我國東中西部的差異對災害損失進行評價
雖然以損失和傷亡數為指標，可以給人具體而深刻的印象，但單純以絕對數劃分等級，也不盡合理。在我國東部地區，1000萬元不算大損失，而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僅億元的中西部的縣市則是重大損失。所以在進行災害損失評估時，首先應測算出其造成的經濟損失的絕對數，第二步就是要看災害損失對GDP總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災害對GDP造成的損失超過35%的，為特重度影響區；對該地區GDP造成的損失在25%-35%之間的，為重度影響區；在15-25%之間的，為中度影響區；在10%-15%之間的，為輕度影響區；小于10%的，為微度影響區。［6］這種災害評價目的是要考慮災害給本地區帶中國整理來的財產相對損失，對政府科學估算災害損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組織全社會力量賑災具有重要意義。
（三）根據災害給國家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評價
有些突發事件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但它們給社會和國家帶來了不良影響，有損于我國的政治形象或者傷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給人民造成心理創傷，或者引起社會和民眾的恐慌等等。這種影響就是災害的社會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對災害的評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較狹小的視野和范圍內，必須盡可能地將主體的眼界放寬廣些。這樣，當災害來臨時，政府才能根據災情進行科學的把握，以便決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圍、多大強度上進行社會動員，組織救援力量。
三、災害的演變規律與憂患意識培育
政治社會學視野里的防災減災工作反映了一種嶄新的災害觀，是災害治理的一種新的理念。它要求人們，既要對災害進行整體的、科學的把握，又要特別關注不同災害的特殊性和獨特的潛伏及爆發形式；既要強化人們對災害的整體把握和科學防范意識，又要提高人們堅持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驟變型災害更要求人們強化憂患意識
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災害，如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極為慘重。這種突發型災害，乍看起來好像猝不及防，事實上事先防范與疏于防范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憲法里明確中央政府在處理災難性事件中的責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學生每年都會參加三次地震演習。2005年，由于一個關于海嘯的謠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時分逃離家園。在沒有任何天災的情況下，逃離時的混亂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傷。這種慘痛的教訓增強了智利從國家到公民的防災減災意識。在這個國家里，所有建筑須符合非常嚴格的防災標準，以保證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災害的侵襲。如果你到了這個國家，就會有人告訴你，樓房承重墻在哪里，地震時應在樓房的什么地方避險。2010年2月27日，智利發生里氏8.8級強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島國海地則是一個在歷史上未曾發生過巨大災難的國家，對災害的憂患意識就不那么強烈。2010年1月12日，發生里氏7.3級大地震，造成27萬人死亡。這充分說明，是否具有防災減災的憂患意識，是否針對驟變型災害開展卓有成效的預防工作，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減災效果。
驟變型災害的發生通常缺少先兆，爆發是突然的，發生的過程歷時較短，但破壞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重復爆發，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過程難以控制，但是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是可以充分利用長期訓練積累的經驗和聰明才智的。政治社會學強調，對災害的關注和認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運體認，這“有助于減少社會上的挫敗感，從而提高政治穩定性”。［7］這種從全社會強化人們對驟變型災害的警惕的內在精神感受和憂患意識應該成為我們全社會的共識，要進行典型經驗和教訓教育，采取近距離的觀察體驗以深化人們親身體驗的心理感受。
（二）發展型災害是漸進積累的結果
自然災害中的暴雨、臺風、洪水和社會災害中的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等屬于此類。與驟變型災害相比，發展型災害在爆發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種災害漸進積累的結果。這種災害發展比較迅速，但是比驟變型災害要緩慢一些，因而其過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個人的主要生活內容都總是屬于某一系統的，人們的共同活動的適當方式也就體現在社會生活體系中”。［8］面對發展型災害，各主體承受感的強化是政治社會學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要使社會不同群體的思維和行動發生積極的變化，在全社會實現關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對人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的認知，力爭將發展型災害控制在潛伏期和預備爆發期。
（三）持續型災害表現為連續地對人類造成危害
旱災、澇災、傳染病、生物病災害等就是以持續性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的。災害爆發后，持續的時間可幾天、半年到幾年。在中國千百年防災減災的歷程中，由于受思想觀念和技術條件的規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對持續型災害的防治缺乏自覺的政治關懷和災害意識。黨堅持以人為本，才使防災減災工作真正成為為人民解除痛苦、維護社會穩定和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們必須懂得，在現實生活中，國家的政治法律只是為公民預防各種災害提供間架，具體內容需要由各級政府和公民進行創造性填充。預防持續型災害必須以創新觀念為牽引，處理好政治法律的規定性和措施的創新性之間的關系。形式的規約對于內容的創新提供了保證并發揮激勵作用，防災減災內容的變革則是創造力的源泉。要進一步培養和強化人們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引導人們積極主動地為社會承擔防災減災義務并使之內化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要積極地將防災減災的思想理論成果運用于實踐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對持續型災害進行防治。
（四）環境演變型災害通過對環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凍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漲、以及區域氣候干旱化等環境災害是以演變的方式對人類構成危害的。環境演變型災害的發展是一種長期的自然過程，是自然環境演化再加上人類不當行為造成的結果。因其進程緩慢，不易引起人們的重視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況有些措施需要人類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過，這類災害具有統計意義上的可預測、可預報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氣溫升高1-3℃，這在理論上比較容易計算出來；它導致的區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類也可以比較準確地加以測算。
我們要發揮政治社會學的學科整理優勢，強化人們對災害的強烈的關注和應有的問題意識。政治社會學提出了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卻又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要根據人與災害的矛盾焦點，更為廣泛地、內在地觸及民心民意，從中清理出那些具有價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訓，漸進地推進各種措施的落實，把現實和歷史、理論和價值統一起來。應設立科學的災情防御標準，以便在災害發生后，政府能夠確定在多大程度上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進行救災；還應強化全民族的防災教育，使防災知識教育以及實地演習走進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生存培訓的基本內容。這樣，當災害發生時，災區的政府和社會組織才能從容應對，企業、學校、社區才會更為積極地配合，而個人則有可能快速調節心理狀態以適應突如其來的危急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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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社會學；學生主體性；教學方法；考試方式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5-0243-02
一、政治社會學教學中課堂主體性的內容
教學過程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實踐活動，同時有一定的模式可以遵循，教學模式又是教學理論到教學實踐的一個中間環節，教學實踐活動要在科學的教學模式指導下進行，科學的教學模式有以下幾個環節：理論基礎，教學目標，教學程序，輔助條件以及評價標準。政治社會學作為高校文科專業學生的專業課程或者公選課程，有抽象、空洞、不貼近學生生活、枯燥乏味等特點，所以，在教學活動中，提高課堂的主體性，既是現代教學的要求也是進行政治社會學課程教學的題中之義。探究性、實踐性、自主性、開放性是自主性課堂的精髓。提高政治社會學課堂主體性的理論基礎呼喚改變以往以教為主的教學模式轉變為以學為主的模式，注重教學互動，關注學生的潛能開發、個性發展，從而形成一套以學生為主的人本主義教學理論基礎，這在政治社會學這門課程的教學活動中顯得尤為重要；教學目的則是提升學生的興趣、引導學生主動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使得學生在人格成長過程中形成比較完善的人格和綜合素質；教學程序可以根據講授內容的不同有不同的設定，一般遵循誘導――嘗試――變式――歸納――回授――調節這樣的程序，比較符合政治社會學這門課程；輔助條件是現代多媒體技術在教學中的運用；評價標準則可以從內在和外在來分，內在的評價標準有自己對教學狀況的評估、反思，總結、提高，外在的評價則有同行評教、聽課、學生評教等，都可以從側面反映教學的狀況和質量，是評價的重要指標。
二、政治社會學教學中主體性方式的實現
（一）政治社會學的概念和理論實際化
以政治社會學為例，這一類型的文科課程一般都比較抽象、空洞，如若在講授過程中仍然按照書中的概念進行概念式分析，學生很難提起興趣更難以理解掌握，在講解概念的過程中，可以運用牽引式教學將社會中發生的鮮活的例子引入，跟時事政治結合起來，學生很容易引起接受的興趣，同時也會提高他們對抽象概念的理解和認識。例如，在講授政治參與這個概念的時候，如果引用他的概念：政治參與就是一定的政治主體從事政治的活動。政治參與的一般意義就是普通的公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的決定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這樣的解釋往往是抽象的、不具體的，但是如果我們引入生活中各種例子，比如對每年召開的兩會、比如我們到了法定年齡18歲以后就可以參加選舉，再比如新出臺的各種政策政府舉行的聽證會，網上爆出的城管執法中毆打民眾的照片，公民可以通過政務網、微博等各種形式對政策進行進言獻策、發表觀點、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等等都是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行為，其實這些行為都是我們的日常行為，離我們的生活并不遙遠，如此講解，再配以圖片動畫等多媒體手段，學生便有興趣參與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二）運用多種教學方式方法，增加學生課堂的參與度，這是實現課堂主體性的核心部分
1.可以采用行為導向式教學，比如進行角色扮演、模擬分析、案例研究，這些方法是目前文科教學中運用最廣泛的方法，首先是角色扮演，通常給出的案例中有一些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立場或者利益派別，通過對同一問題的分析探討得出相應的結論，可能結論是五花八門的，但這正是文科教學啟發學生潛能激發他們頭腦風暴，形成各種見地的重要手段；模擬分析也是一樣的道理，讓學生模擬某些情境去作為某些角色做出決策，比如在政治參與一章中，講到決策系統，可以讓學生模擬汶川地震當時的決策系統，讓學生分組并體驗3分鐘的情況下，決策組織6名成員要對來自各個方面的信息進行匯總并做出各方面的安排和部署，讓學生身臨其境體驗政治過程。通過這樣的過程，學生往往更能理解一些政策的制定的原因以及他呈現出來的結果，在此過程中，也鍛煉了學生收集、處理信息、應變和統籌安排等各方面的能力；案例分析也是很多老師常運用的一種方法，相比較角色扮演和模擬分析，案例分析教學方法更為豐富、局限性更小、開放度更大。但是案例分析這種教學方式需要老師積極地準備和課堂組織。教師首先需要選擇編寫好與課程內容相關的案例，并提前一周左右將材料發給學生，學生需要提前閱讀材料，并進行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教師可以提前將案例分析的具體要求，如所提問題，分組的規模，討論時間、發言時間、分析報告的形式和上交時間以及評閱標準等附在案例后面，這樣學生會對課堂有更好的準備。在課堂中，教師組織學生進行討論、發言、并進行點評，需要注意的是，老師要從一個解惑者轉變為一個組織、參與和協調者，充分調動每位學生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并在小組代表發言后進行各方面的點評并給予指導建議，如學生的思維能力、對所學專業的運用能力、邏輯能力、說服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等。通過不斷的頭腦風暴、質疑、爭辯這樣的過程，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熱情，自信心和主動性、積極性，從而提高學生的課堂主體性。
2.專題性教學方式，專題教學方式采用與課程內容相關的專題，教師在每節課都給出下節課的小專題，讓學生在課前積極準備一些資料，在課堂上讓他們進行展示，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提高他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專題性教學與案例教學的差別在于專題性教學著重于學生在課下的自學和課堂的學習成果的展示，設有探討分析、爭辯、說服、達到統一意見等這樣的環節，相比之下專題性教學對團隊性合作的要求沒有那么高，案例分析相對來說對學生綜合素質培養更有優越性，但對于教師的要求就相對要高些，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教師也會有一定的緊迫感，讓教師在這種過程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技能和組織協調以及點評能力，真正能顯示教學相長。
3.運用各種先進的教學手段等輔助條件，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能力，實現學生課堂主體性。在人類獲得的各種信息中，有83%來自視覺，11%來自聽覺，而剩下的6%的信息則來自其他感官，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中，多媒體的出現和綜合運用無疑為課堂帶來了革命性的效果，改變了以往學生單調的視覺接受知識的情況，更有PPT等教學軟件的出現，使得學生可以在圖文結合中、動畫中輕松學習各種知識，教師也可以將所教授的內容以文字、圖片、圖形或者視頻、動畫等多種方式呈現在學生面前，加強學生的感官體驗，加深對知識點的理解和掌握；加快教學的節奏并且豐富教學的內容；也利于教學互動，促進素質教育的實施。同時，教師作為一種職業，有示范的作用，以身作則是最基本也是最原始的一種教學理念，教師與時俱進更新教學手段、認真負責，學生必定模仿老師的理念和行為。教師最根本的一種教育方式便是影響。
4.轉變考核考試方式。政治社會學課堂的主體性研究，是一個系統工程，課堂的呈現和課堂效果只是其中的核心和主要方面，除此之外，如果將課程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工程，課程的設置、課程的性質、課程的檢查、課程的教學、課程的考核等方面都可以進行改革，尤其是課程的考試。考試題目的設定可以摒棄以往的閉卷考查方式，逐漸向開卷考試轉變。閉卷考查要求學生不斷記憶很多基礎知識，必然分散了學生去發現問題、思考問題的興趣和時間，很多學生考試完了就將所有知識棄之腦后，必然達不到教學應有的效果，政治社會學這門課的課程目標是要提高學生的綜合人文素質、提高學生的政治覺悟和意識、達到政治社會化應有的水平、旨在提高社會的政治文明程度，對政治常識的認識僅僅是一個方面，所以就課程的目的而言，無需花費很大力氣去考查學生的識記情況，需要順應創新教育以及人才培養的要求，側重考查學生的自主探究和實踐能力，從這一方面講，開卷考試以考查的方式、開放的題型，可以拓展學生的認知空間和思維領域，激發學生求職的興趣和欲望；可以提高學生知、情、意和諧統一發展。這樣的考查方式也更適合時政性強、信息量大、綜合性突出的人文社會學科。作為教師，在開放性試題的命題方面，需要注意；題目的設計需要開放、不能封閉，答案要有多重可能性，給學生發散思維的可能和條件，學生可以根據自己所學，從自己的角度去認識思考回答問題，既不是完全脫離了所學，又不會顯得答案整齊劃一、正確答案只有一種；評分標準要靈活，創新要加分，鼓勵學生創新。
5.除此之外，一些不適合運用案例和專題等教學方式的章節，教師可以在課堂上采用問題式教學，即用問題引導學生的思路，教師要把握好，教學不是簡單地進行知識的傳授，而是引導學生發現、解決問題、開發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一系列能力，這種教學方式的實質在于它建立在對“問題”的追問中，通過提出問題、發現知識，最后提出見解。教師需要不斷地運用適當的問題激發學生去思維，形成一種矛盾思維和矛盾的認知結構，最終要設法讓學生在已知和未知、在答案和問題的轉換中發現，任何一種所謂結論性的知識結論都具有暫時性，讓學生形成一種“矛盾意識”，不能一成不變地處理問題，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能力。
三、結語
在大力倡導素質教育的今天，教學方式的改革必須以提高學生的主體性為目標，學生應該是學習的中心，布魯納、皮亞杰等都強調教學活動應該更多地起到激發學生去主動求取知識、組織知識和構建知識體系的作用。尤其對于人文社會科學類的學科。以政治社會學為例，政治社會學作為一門專業性、理論性都很強的學科，如果僅僅按照傳統方式授課、考試，教學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教學中，必須與時俱進，積極采用新的教學理念、新的教學方式、新的教學手段，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中心和主體，充分激發他們學習的興趣和熱情、調動他們思考的積極性；并通過一定的考查方式讓學生展示自己的所學、所思、所想，不斷幫助學生構建起自己的知識體系，方是教學改革應有的效果和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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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法律社會學 社會分工 社會秩序
作者簡介：張釋文，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商法碩士研究生。
一、社會秩序得以建構的根源：社會決定論視角下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建構
在涂爾干看來，個人與社會是雙重建構的。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是在于個人與社會的相互作用、雙重建構中，社會具有先在性及實在性――社會外在于個人的確實存在且具有相對個人的強制力量。
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遞進剖析其社會決定論視角并通過這個視角理解他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建構模式。
（一）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和方式――社會事實
社會事實是涂爾干諸多著作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在理解涂爾干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建構思路時務必要列出的前提條件。因為，只有當社會是事實的，是外在于個人的，個人與社會才具備雙重建構的條件。
涂爾干建構了先于個體生命而存在且比個體生命更為持久的特殊研究對象――社會事實，并對這一客觀存在的現象采取了類似自然科學家在分析自然現象時的處理手法。在《社會分工論》之后的著述中，他也不斷在為這一判斷的合理性提供佐證和依據。在涂爾干看來，社會事實具有同自然現象基本相同的特征和規律，具有同樣客觀的研究地位，且社會事實作用于人的意識，在不自覺狀態下產生無法逃避的影響，形成屬于這個集體的共同意識、行為規范，并對“挑戰集體感情”的行為定義“犯罪”，實施懲罰。
社會先于個人而存在，“社會不僅是一個整體，還是一個有機團結的整體，它不僅在結構上集合和結合了各種細胞和組織，而且在功能上也具備有機體的所有活力和潛能。社會始終是以主體的姿態出現的。”涂爾干正是通過肯定了社會的客觀存在，進而以實證的方法將社會事實當作“客觀事物”研究，從而實踐自己主張的實證主義并極力避免社會學傳統的形而上學的觀點。但是，對于社會存在先驗的判斷，本身就構成了涂爾干實證主義的矛盾方面，這一點在稍后會繼續探討。
（二）個人與社會關系――社會決定論
涂爾干的個人與社會關系思考最典型的即為社會決定論。社會決定論也是涂爾干的主要理論之一。
為了理清涂爾干眼中的個人與社會，以及以此形成、建構的社會秩序，我們先對社會決定論思想進行梳理。
而涂爾干所強調的，即是這樣一種社會決定論。對于他而言，社會事實不僅是一種作用于行動者個人的外在強制力，它同時也是一個決定著他們的行為傾向的集團性力量體系。這些對于社會與個人關系的思考，在《社會分工論》中僅僅只是一個開端。關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涂爾干在《自殺論》中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通過用社會與個人的關系解釋自殺的原因，涂爾干提出：社會的人需要一個高于個人的社會目標；對這個目標所負的義務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應受到社會秩序給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這具體的三個命題也完全可以與《社會分工論》中“個人通過各自出讓一小部分利益而獲得彼此的共識”共鳴。
由此我們可知：正是因為集體意識，個人才能夠得到集體賦予并承認的身份，即正是因為社會，個人才成為個人。進而，社會并不是人思想觀念所形成的一種意識化存在，相反，個人是由社會分化出來的且不可避免的帶有社會的烙印。從這個角度上說，社會既參與建構了有限個人，個人又是構成社會的一部分，個人與社會最終實現了雙重建構。
二、法律社會學視野下社會秩序建構與整合的手段――法律
涂爾干極力強調社會不是觀念性的，而是一個具體的存在，因此社會秩序是可以通過具體的手段得以表征和考量的。這正是法律與社會學交叉的核心部分――法律是社會秩序建構與整合的重要手段。
涂爾干認為：“社會團結屬于社會學研究的領域。我們通過考察它的社會作用，才能全面徹底的了解社會事實。”同時，“要想使團結具有一種可以把握的形式，社會的后果就應該為其提供一種外在的解釋。”“外在的解釋”即社會秩序建構與整合過程中的幾種手段，這些手段同時也是社會秩序的表現形式和考量標準，其中最重要的即為法律。
（一）法律的意義
涂爾干認為，社會的結合是一種道德現象，研究社會不可能從其內部進行，而必須考察他的外部表現，而法律就是社會結合最穩固、最明確的外部表征。社會秩序在本質上具有法律意義的，不可能存在離開法律的社會團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法的本質的研究可以揭示社會的變遷。通過法律來考察社會秩序并以此對社會進行二元劃分是涂爾干創造性的社會思路。“法律的首要性質就是社會性”在他看來，“任何持續存在的社會生活都不可避免地會形成一種限制形式和組織形式。法律就是這些組織中最穩固、最明確的形式。”
（二）法律的劃分
在《社會分工論》中，涂爾干將社會分類與不同的法律形式相對應，從歷史的角度、社會的角度對法律進行了劃分，即壓制性法律和恢復性法律。進而證明了法律隨社會的變遷而變遷，作為一種單獨的社會事實表征著“社會“這個抽象的表達。“由于內在事實是以外在事實為標志的，所以我們能借助后者來研究前者”。內在事實是社會團結、社會秩序，外在事實即是法律等與社會相應的社會秩序調控手段。“盡管社會團結是非物質性的，但它也并非只具有一種純粹的潛在狀態，而是通過一種可感的形式表現出來。”涂爾干顯然將法律等社會秩序調控的手段認作了社會的“可感形式”。 在涂爾干的視角下，法律是社會秩序建構的手段，是維護社會團結的工具，也是劃分不同社會形態的標的。綜合《社會分工論》的機械團結、有機團結的章節，我們可以綜述：在機械團結的社會，法律主要以打擊反抗、維護集體感情的壓制性法律為主。而在有機團結的社會，則以恢復社會秩序為目的的恢復性法律為主。“恢復性制裁法既然不包含共同意識，那么它所確定的關系就不會不加區分地針對任何人。這就意味著，它并不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而是某些有限的卻相互發生聯系的特定社會要素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恢復性法律將個人意識維系于社會意識是需要中介的。”在《社會分工論》中，涂爾干將這種有機團結社會中恢復性法律的中介訴諸于法團。法團的行動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國家和社會間常規互動。
（三）習俗與法律的關系
在維護社會秩序的他律手段中，除了帶有明顯強制性和暴力性的法律以外，習俗也是一種他律手段，只是表達方式相對溫和一些。“一般來說，習俗是不與法律矛盾的；相反，它正是法律存在的基礎。當然，有些時候在這一基礎之上并沒有什么法律存在，有些社會關系也只能根據某些來源于習俗的分散形式得到規定。”但這只是存在于“法律不再于社會的現狀相吻合”的特殊情況。涂爾干說：“如果某種社會團結單純是由習俗表現出來的，那么它肯定是一種次級秩序。反過來說，法律表現出來的社會團結是本質的。”，也就是說，一般習俗與法律是共同發揮作用的，或者說，習俗更多的已經融合進法律里，在每一個法律手段的背后實際都包含著一定的習俗意識、集體意識。而當且僅當在法律的手段進入了無力、空白的領域，習俗便成為公認的他律手段。
當然，社會秩序建構和整合的手段還包括道德、宗教等，限于篇幅，在這里不作贅述。
綜上，對社會秩序的探討已經有了比較全面的梳理，但理論的價值更在于指導實踐，經典著作在當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所提出的問題以及思考方向仍被現代人所接受，仍存在植根的土壤――在當代背景下，產生于西方的百年前的涂爾干社會秩序建構思想是否能為中國現實社會提供理論可能性？
四、當代背景下社會秩序整合的意義
涂爾干思想曾經引起西方世界的廣泛討論，近年中國對涂爾干的討論比西方世界更熱烈。筆者揣測原因一方面是根據客觀情況，中國引進涂爾干思想比較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現代社會，涂爾干的相關社會學思想在中國有比西方世界更為契合的連接點。我們分別對兩種社會進行探討，從而找到涂爾干思想在中國地域的生命力及現實意義所在。
（一）西方個體主義上的集體發展
文藝復興之后，西方世界個體主義傾向盛行，強調每個人都更關注個體的利益和價值。而個體主義與涂爾干所強調的社會與個人關系理論始終有一種張力――不能完全稱反比關系，但有負相關性。這也是在現代西方世界，涂爾干理論有被邊緣的傾向原因所在。雖然涂爾干在著作中也表明了個體充分發展的有益之處，但其所強調的社會先在、共同意識和集體感情，都更著力于社會的作用，強調了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社會事實的作用。我們不難發現其與個體主義相對盛行的現代西方內化了的沖突。
關鍵詞：社會分層 社會流動 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將社會分化過程中的經濟因素視為造成社會分層的主要因素。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著不同的人群歸屬于不同的階層。由于這種占有的不同，使市場在物質生產最大化的同時并不能實現各階層人員流動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會資源的人總可以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及生產要素的人，則不得不出賣勞動力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隨著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勞動力這種要素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越來越趨于劣勢，剩余價值在社會各個階層間的分配愈發趨于不平等，進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
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
李強教授（2011）在《社會分層十講》中，結合馬克思韋伯的三元分層理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將判斷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的標準歸結為對三種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即對組織資源，文化技術資源和經濟資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將繼續沿用李強教授所提出的社會分層標準劃分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分層。另外，在此基礎上，用政治經濟學視角研究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其關注點在于在使物質增長最大化而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如何使社會資源能更公平地在社會成員間良好地分配，從而更好地促進人類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若這些社會資源在這些階層間實現相對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著處于較低的階層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較高階層，則社會流動是比較暢通的，反之則比較阻塞。這種以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來作為分層標準、研究社會資源在各個階層間流動、來判斷社會流動是否通暢的研究視角便是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
為了更好地測量和把握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現狀，本文主要以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量表，以下簡稱ISEI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是因為此類量表將職業聲望，經濟收入等社會經濟指標綜合起來，從而可以更全面進而準確地測量我國一定時期內一定群體的社會地位及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變化。相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此類量表既考慮到其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因素，同時也兼顧到了其他社會因素，因而是一種可以廣泛通用的量表（李強，2011）。
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現狀
（一）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現狀
根據上文列舉的對三種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可將我國現階段社會分為十大階層。這十大階層按照對三種資源占有的多少及對社會的影響大小排列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其中，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主要占有組織資源，經理階層占有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私營企業主階層占有經濟資源，專業技術人員擁有文化技術資源，辦事人員階層擁有少量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個體工商戶階層占有少量經濟資源，而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及農業勞動者階層則均占有很少的三種資源，而城鄉失業、半失業及無業者階層則基本不占有任何資源（李強，2011）。
根據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而進行社會階層劃分，可以看出，占有社會資源多的階層處于社會的上層，而居于社會底層的階層占有的三種資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種資源，最終不得不回歸體力勞動維持其最基本的生存。這一方面佐證了政治經濟學的“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根源”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勞動力要素現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參與社會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居于劣勢；而其他階層憑借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在參與分配的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伴隨著生產的發展和分工的細化，優勢會繼續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底部階層的人群向更高一級階層的自由流動。
那么，這十大階層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出何種形態，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動趨勢是如何呢？李強教授在2005年將我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與ISEI量表相結合，對我國社會分層及社會結構現狀做了許多深入的研究，具體研究數據呈現如表1。
由表1數據可以看到，2000年時我國社會各階層人數的大致分布概況。其中，23-25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64.2%，組成該分值的職業群體基本為普通農民，具體包括從事稻田、棚架等農作物的種植人員，農副產品加工人員，家禽家畜飼養人員及清潔工，以收垃圾為生者等。基本上是以簡單體力勞動為生的農業勞動者階層。
29-32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9.8%，主要由依靠勞動力要素參與分配的初級產業工人、小個體工商戶階層以及商業服務階層構成。具體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質勘探工及裝運搬運工等初級產業工人階層；小個體工商戶及商業服務人員等。這類群體相對于23-25分組而言，多為從農民而轉化來的農民工，其實際生活水平與農民相比無較大差異。
33-40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總數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鐵路、水上等交通運輸人員，商業服務業普通營業員，餐飲業服務人員，機電產品裝配員等藍領工人階層組成，相對于初級工人而言，這類群體占有相對更多的社會資源，因而介于中產階層與藍領階層之間的位置。
43-45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總數的2.9%，主要由辦事人員階層及個體工商戶階層構成。具體包括普通行政業務人員，辦公室職員，企業職員，護士，小學教師，推銷展銷及商業服務人員等。
65-69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經濟、文化、技術資源的中產階層構成。具體包括從事生產、銷售、服務等各類企業的經理、負責人，科技專業人員，電子、電力、廣播、交通工程等技術人員，規劃設計人員，以及中等教育人員等構成，相應歸屬于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及經理人員階層。
85-88分組占全部就業者的0.5%，主要由醫生、律師、銀行、證券企業經理等高級專業人員及黨群組織國家機關負責人等人員構成。歸屬于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及經理人員階層（李強，2011）。
通過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會資源越多，反之則越少。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在社會中的實際地位也千差萬別。尤為突出的是居于劣勢的勞動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國社會底部階層，體現出我國社會分層的尖銳現狀。李強教授及其課題組根據研究數據得出，2000年我國的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形”，社會底層所占比重過大，而中產階層比重嚴重不足，社會分化現象不容樂觀。如圖1所示。由圖1可以看出，我國2000年時社會結構呈現的“倒丁字形”結構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我國嚴重的社會分化。64.2%的人群處于一個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國在2000年時的社會結構距離理想的“紡錘形”社會結構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調節社會資源在廣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從真正意義上解決絕大多數人的發展問題。這無疑是威脅我國社會經濟穩定與發展的巨大隱患，需要引起重視。
（二）我國現階段社會結構及社會流動現狀
李強教授及其課題組所用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會現狀。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步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現在，我國的社會結構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又出現哪些新的情況呢？自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至今，國內鮮有以此視角為基礎，研究和分析我國的社會結構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現狀。因此筆者從李強教授的研究成果出發，沿用李強教授的社會分層標準及分析測量工具ISEI量表，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用ISEI量表進行測量和評分；用政治經濟學視角，從整體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國的社會結構變遷及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狀況。
所用數據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16歲-64歲之間的抽樣統計數據。通過用ISEI量表測量與評分，結果如表2（詳細數據略）。
通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相對于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組占總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數據的64.2%下降為第六次普查數據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組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為12%，同比增長3%。33-40分組由過去的11.2%上升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組由過去的2.9%上升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組由過去的4.5%下降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組中，數據由過去的0.5%上升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及ISEI測算的我國社會經濟地位結構圖如圖2所示。
由此可以發現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時間中，我國“倒丁字形”的社會結構正在逐漸向著“紡錘形”社會結構緩慢地發展。具體表現為，從2000年至今，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業勞動者階層比重不斷下降，而產業工人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及個體工商業等階層的比重均有上漲，這說明，我國底部階層比重正在不斷減少，中產階層比重正在不斷上升，社會整體結構正在不斷向“紡錘形”社會結構緩慢發展。
然而，從整體上看，雖然十年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國的社會結構有了明顯的進步，但是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倒丁字形”的社會結構。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會底部階層所占比重過大，中產階層比重很小，社會資源在社會各階層間的的分配依然有待進一步的完善。一方面雖然底部階層的比重正在逐步減小，但其占總人口的比重仍然過大；56.32%農業勞動者階層意味著，我國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處在23-25分的低分階層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將這一群體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還需要近四十年時間。另一方面，處于中間位置的中產階層比重遠遠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長速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快。通過對比數據我們可以發現，43-45分組的比重同比增長了2.96%，但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廣大藍領階層及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總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遠遠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從這一點上來說，雖然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國現階段已然顯露階層固化的端倪，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雖然在不斷進行，但距理想的“紡錘形”社會結構依然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這無疑會給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社會的穩定帶來嚴峻的挑戰。
關于我國現階段社會分層與流動現狀的建議與反思
政治經濟學認為，對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決定人群歸屬于不同的階層，因而保持良好的社會結構及社會流動的關鍵在于如何使社會資源在社會各階層間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國目前在很多領域存在社會資源分配嚴重不公的現狀，使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結構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極端不平衡的格局。這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階層固化以及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例如，我國的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平衡現象，一方面，城市的發展要遠遠高于農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會資源要遠遠多于農民所占有的社會資源，城鄉之間收入分配存在著嚴重問題。另一方面，我國戶籍制度的存在，使農民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進程受到了極大地限制。即便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也只能處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在福利、收入等方面遠遠低于城里人。從而使我國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縛在社會的最底層，社會問題屢見不鮮。因此，推動我國社會結構轉型，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使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政治經濟學認為，只有真正做到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占有的公平，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社會各階層間的差距，實現社會各個成員間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過分平均而得到的經驗教訓，使我們不可能在現階段的分配過程中達到絕對平均的理想狀態。因此，在一次分配中無法實現絕對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過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過程中盡力做到機會公平、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從而打破社會階層固化的尷尬現狀。這就要求政府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社會各階層向更高一層的流動掃清障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有了極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類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的分配存在嚴重不公等問題日益成為每個中國人關注和討論的焦點。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即將突破4000美元大關，步入中等收入危機高發的危險門檻。中國能否解決好中等收入危機，將對我國能否順利建成小康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采取有效措施推動社會資源在各階層間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國社會結構的轉型迫在眉睫。因此，一個合理、公正、和諧的社會，一定是社會結構良好，社會資源分配公平，社會各階層間通暢流動，公平公正的社會。這不僅是筆者對未來中國發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時也是黨和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
1.李強.社會分層十講[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2.李強.社會分層與社會空間領域的公平、公正[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12（1）
3.亞當·斯密.國富論[M].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關鍵詞】大學生 政治社會化 特征 價值
政治社會化的內涵
對政治社會化專門而系統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如今，政治社會化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在政治社會化研究過程中，政治社會化的內涵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從認識論的觀點出發，政治社會化的定義可以表述為：“人們在特定的政治關系中，通過社會政治生活和政治實踐活動，逐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形成和改變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動過程”。①
在上述定義中，包含關于政治社會化六個層面的內涵：政治社會化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是“特定政治關系”的社會化；政治社會化的主體是“特定政治關系”中的人；政治社會化的客體是特定政治系統中的“政治知識和能力”；政治社會化的目標是“形成和改變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即形成健全的政治人格、正確的政治態度和穩定的政治情感，進而提高政治行為能力，有序參與政治生活；政治社會化的媒介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實踐活動”；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人的能動的而非被動的過程，是在特定的政治關系和政治互動中，能動地形成特定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的過程。
當代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涵義
大學生政治社會化是指大學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習得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知識和能力，形成正確的政治認知、理性的政治態度、良好的政治情感的互動過程。其最終目的是健全大學生的政治人格，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凝聚大學生的政治認同，維護政治社會秩序與安全，提高大學生作為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政治行為能力，有序參與社會主義政治生活與政治實踐活動。
因此，當代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實質是兩個方面互動統一的過程。一方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和造就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也就是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必須的政治人才與合格公民的過程；另一方面是大學生能動地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知識，傳承政治文化，穩定政治心理，提高政治能力，從“自然人”逐漸成長為成熟的“政治人”的個人習得的過程。這兩個過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統一于高等學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
當代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主要特征
大學生政治意識的不成熟與可塑性。大學時期是青年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與穩定時期。政治社會化是其在政治領域的社會化，是其成長的必經階段，也是其一生中政治觀和政治人格形成的關鍵階段。總體來看，由于受自身發展特點和時代特征的影響，部分大學生的政治意識還顯得非常不成熟。于此同時，大學生在這一階段的心理發展特點決定了此時的大學生雖然已經初步具備了選擇政治社會化方向和內容的能力，但還存在很多迷茫，政治理性還不成熟，政治情感還不穩定，政治態度還不堅定，政治信念還不堅決，政治方向還不完全確定。這就使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呈現出很強的變動性與可塑性的特點。
大學生政治教育的灌輸性與能動性。政治教育是引導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內容。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不是自發地、自然而然地進行的，灌輸是引導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必要手段。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人們的利益意識逐漸覺醒，主體性要求越來越強烈。面對各種思潮的涌入，大學生被推向了各種思潮交鋒的最前沿。大學生已不再簡單而被動地接受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思想和觀點，因此，高校要認真研究新時期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新特點，尊重并利用大學生能動性的發展規律，改進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在滿足大學生的政治發展需求、激勵大學生主動接受政治教育和自覺進行自我政治教育上下工夫。
主導價值一元性與價值取向多元性。一方面，在教育引導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要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這一根本原則。另一方面，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也為不同社會意識和不同價值取向的存在提供了客觀的物質基礎，多元價值取向的并存不可避免。因此，在大學生政治社會化過程中，要尊重大學生不同價值取向的客觀事實，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更要加強教育和引導，用主流的意識形態主導和塑造大學生的政治觀念，唯有如此，方可完善大學生的政治人格，并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后繼有人。
媒介的多元特性與目標的高預期性。政治社會化是通過各種傳遞政治文化的媒介完成的。概括來說，影響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各種媒介主要包括家庭、學校、大眾傳媒、政治實踐等。家庭是人的政治社會化的第一個途徑。家庭環境，尤其是父母，引導孩子初步學習和了解社會政治生活，對孩子的政治觀念、政治態度、政治情感的形成產生最初、最深層和最持續的影響。學校是最具系統性的政治社會化的途徑。它可以灌輸大學生的政治理論知識，培養理性的政治認知能力，強化大學生的政治情感，提升大學生的政治參與能力，完善大學生的政治行為。大眾傳媒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報紙、雜志等宣傳傳播工具，是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政治實踐是“客觀政治世界達之于人們主觀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識的最重要的橋梁，比起政治社會化的其他媒介來，它更具有根本的意義”。②
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目標是“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③這也是對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目標的定性描述。與其他社會群體相比，大學生“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定性描述突顯了社會對大學生的較高的政治期望，也表明了大學生在未來的政治生活中必將承擔更多的政治責任。
論文關鍵詞：職業性別歧視 社會學理論 社會政策建設
論文摘要：職業性別歧視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做了深入研究。職業性別歧視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社會問題，社會學理論以獨特的視角解釋了這一現象，且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政策當仁不讓地擔負起其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職責。
勞動力市場同樣受“供需關系”的掌控，但現行中國顯然是勞動力的買方市場，雇主的價值、偏好將導致不同的市場結果。學者趙耀對雇主雇傭行為調查表明，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堅持不選擇女性，認為女性不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生育和照顧家庭會影響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調查者“同意”或“很同意”這種觀點。還有部分對雇主對女性未來發展的適應性、工作內容和崗位變動的應變性表示擔憂。
我國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性別歧視現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業率較低、下崗失業比重大和職業報酬差距大。雖然每年的調查結果有所變動，總體狀況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職業性別歧視，社會學以獨特的視角彌補了經濟學純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釋力。
一、社會學理論的解釋
1.女性勞動就業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性別意識的強化以及對男女兩性在家庭和社會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影響到女性是否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決策，而且決定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職業選擇，也會影響雇主的招聘行為。
2.個人偏見理論。該理論是由貝爾克（Becker）創立，是在“身心不悅”的基礎上建立的，用貝爾克的話說就是，“如果某個人具有歧視的偏好”，那么他就樂于以某一群體替代另一群體并為此支付某種費用。他認為，這種偏見來自雇主、雇員、顧客三個方面。（1）雇主歧視。假設一些雇主對一部分人具有主觀的偏愛或對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惡情緒，而與其技能無關。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對女性雇員抱有偏見，即使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他們也只愿雇傭男性，除非女性雇員和男性雇員之間的工資差別大到足以抵消對女性的偏見的程度，才會雇傭女性。（2）雇員歧視。這與工作職位的競爭、工作中的磨擦、人們對民族、種族、性別、年齡、健康等的認識的不同有關。例如，大多數白人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有些男性雇員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領導，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殘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能夠勝任。（3）顧客歧視。顧客有時對被服務的對象也會有偏見。如外科醫生、機械工程師、司機顧客喜歡男性提供的服務;護士、導游、空中小姐，顧客喜歡女性提供的服務。
3.互動理論。斯坦福大學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釋兩性職業和報酬不平等的問題時提出這一理論，她認為，人們生活在互動的交往中，在求職、應聘、面試時都會有直接和間接的互動。基于性別的顯著差異，互動過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優于女性，更勝任工作的觀念影響下，造成具有與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對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時，男性利用占據權威位置的機會，故意忽視或消除對他們不利的因素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難改變這種狀況。評價職業報酬時，人們通常較少選擇異性參照群體，更多的采用與同等任職資歷的、同樣性別的人相比較的方法。這種通行參照群體的選擇，導致社會網絡的同性化和職業性別隔離。
4.激進女權主義的自行就業觀點。激進女權主義從強調私生活領域的問題出發，認為女性在社會勞動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們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們提供的戰略便是使女性與男性分離，鼓勵女性去創建自己的產業，如商店、銀行、企業、飯店、醫院、書店等，以做到自行就業，免受社會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轉貼于
二、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社會政策建設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發達國家為促進女性就業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值得借鑒，包括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失業保險政策、職業介紹和指導政策、公共就業工程等政策。美國（“一攬子職業中心”）、法國設立專門機構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和就業指導。很多發達國家積極介入女性就業，財政撥款補貼公立職業介紹所，為婦女就業和企業用人提供免費服務；大力興辦公共工程，為婦女提供就業崗位；鼓勵女性自主創業，制訂了明確的支持政策，這方面美國和歐盟都走在前列，取得顯著成效。
2.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一，我國社會需要制訂《反就業歧視法》，依靠法律的強制來保證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實現同工同酬；當前，不少中小私營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不繳納包括生育保險在內的五項保險的行為，嚴重損害女性勞動者，法律要制定細則予以糾正。第二，女性承擔著生育和照顧家庭兩大社會責任，女工生育保險應盡快轉變為社會統籌，實現企業的成本向社會轉移，由社會來承擔婦女生育哺乳費用以及生育保險金。第三，應該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長期失業和下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級社會保障部門應該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積極幫助她們尋找就業機會，開展再就業服務，把保障和服務結合起來。第四，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對象應包括各種類型的女性從業人員，使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能夠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條保障線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業女性的貧困狀態能夠得到緩解直至消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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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學業不良；社會支持；歸因方式
學業不良學生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每一所學校。他們多存在著諸如缺乏學習動機、自卑、焦慮、厭學、逆反、迷戀網吧等不良心理現象和行為問題。產生學業不良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如環境（包括社會環境、教育環境、家庭環境等）因素、同伴交往、人格特征、父母教養方式、教育評價機制、歸因方式等，在這諸多因素中均包含著一個重要的因素，即社會支持的缺失問題。
一、學業不良學生在社會支持上的缺失表現
（一）客觀支持的缺失。
客觀支持的缺失是指可見的或實際的支持的缺失，主要包括：
1.物質支持的缺失，是指學生為完成學業所必需的物資和金錢支持的缺失。如果一個學生很少獲得物質支持，那么就容易使他們分散注意力，形成孤僻、自卑的性格，從而影響學習成績。
2.環境支持的缺失，即社會環境、教學環境、家庭環境三方面的不良影響。良好社會環境的缺失，使學生身心受到一些不良的影響，如網絡、、暴力等使學生容易因好奇而沉迷其中耽誤學業；不良的教學環境，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缺陷上，教學內容枯燥乏味，課程設置不合理，學習任務重，加上有些教師教學方法不夠靈活，易使學生對學習失去興趣；不良的家庭環境，包括父母的教養方式和家庭成員間的親疏關系。有關研究表明：學習優良和不良的學生在父母婚姻狀況上面存在著顯著差異，家庭教育方式中過于簡單、粗暴、懲罰多也容易導致學生產生學業不良。
3.信息支持的缺失，是指從他人那里獲取知識和解決問題的建議和指導的缺乏。一般來說，這樣很容易導致他們的內心封閉，不知道自己失敗的原因，也不知道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現狀，從而形成了不良的歸因方式，產生習得型無助感，導致學業不良。
（二）主觀支持的缺失。
主觀支持缺失是指個體體驗到的或情感上感受到的支持的缺乏，這也是學業不良學生最缺乏的一種支持，包括：
1.情感支持的缺失。來自家長、教師、朋友、同學、親戚等的情感支持對學生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支持，它主要包括尊重、理解、關心、支持、鼓勵、寬慰、幫助等。情感的支持是使學生體驗到的一種被理解尊重和關心支持的滿足感。但是對于學業不良的學生，這些方面的支持則是十分的缺乏。首先學業上的表現，教師、家長、同學往往對這些學生采取一種否定的態度，如厭惡、輕視、排斥、懲罰，這就使他們體驗不到尊重、理解和關心、幫助和支持。如果這種情感支持一直處于缺失狀態，就會對學生的人格特征產生較大的影響，導致學生產生情緒不穩定，敏感多疑，愛幻想，自律性很差等人格特征。據研究，對學業不良和學業優良的學生的人格特征進行比較，學業不良學生的人格特征一般表現為：在現實生活中好幻想，對未來常常想象得比較美好，但較少行動，遇到小事時容易激動，在挫折面前情緒波動較大，對自己的要求時松時緊，做事愛憑興趣，自控力較差。在學習活動中，自主性不夠，依賴性較強，容易接受別人的意見，不喜歡思考問題，自信心不足。總之，情感支持的缺失通過人格特征的影響對學生發生作用，使他們陷入一種放縱和無助、自卑和焦慮的狀態。
2.自尊支持的缺失。自尊支持是指每個學生都希望自己的能力和才華得到他人的重視和較高的評價，但是這在學業不良學生身上表現得尤為缺乏。首先，成績低下使他們不可能得到別人很高的評價和認可；其次，中介評價機制不良，反映在教師和家長的期望效應、評價導向效應等方面。教師與家長的期望和學生實際的差距越大給學生造成的壓力就越大，容易使其對學習失去信心。另外，教師和家長的評價也對學生有導向作用，即著名的皮格馬利翁效應。教師和家長對學生的不良評價或明或暗地傳遞給學生，強化了學生自我否定、自我放棄意識，大大挫傷了學生的積極性，導致學業不良并產生厭學情緒。與此同時，自尊嚴重受挫，自卑感和無助感也隨之產生。
（三）學業不良學生對社會支持利用的缺乏。
“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本”。社會支持的缺乏只是學生學業不良產生和發展的一個外在或者客觀的因素，而學生對于社會支持利用的缺乏則是導致學業不良的一個內在原因，這些歸根結底主要在于不當的歸因方式。他們習慣于將失敗歸因于內部穩定的因素，如能力、素質，認為即使努力也起不了作用，從而索性放棄努力。這樣一來父母和老師的教誨在他看來都是難以接受的，而且容易產生逆反心理；這些學生也不會主動地尋求幫助獲得信息方面的支持，反而會更加的放縱自己。
二、為學業不良的學生爭取更多的社會支持
有效的社會支持能增強耐受、應付和擺脫緊張處境的能力。預防和轉化學業不良學生，就需要為他們提供盡可能多的社會支持，提高他們利用社會支持的能力。家庭，學校，社會既要給他們以客觀支持，又要提高他們主觀支持和對支持利用的能力，使之不僅能夠利用社會支持緩沖緊張，還能夠尋求支持，保持愉快心境。
（一）以優化環境為主，為學業不良的學生提供良好的客觀支持。
首先，盡量避免社會不良風氣對于學生的影響，尤其是要減少網絡對于學生的不良影響，使學生不沉迷于網絡；對于癡迷于網絡的學生我們可通過豐富學生的業余生活等途徑轉移他們的注意力，采用心理學的手段如行為訓練等使他們逐漸擺脫對網絡的依戀。
其次，優化教學環境，包括優化課程設置，提高教師的素質和教學質量，使教學內容更加生動、形象，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最后，改善家庭環境，家庭環境對人的影響是持續的和穩定的，尤其要注意的是保持家庭關系和睦，父母的教養方式得當。實驗證明，民主的家庭環境會使學生有很好的安全感，也會使學生有更強的耐挫能力。
（二）巧妙利用期待效應，給予學生積極評價，為學業不良的學生提高積極的主觀支持。
首先，情感支持。積極的期待和積極的評價不僅可以使學生具有完善的人格特征，如自信、樂觀、情緒穩定等專業有成就的人格因素和學習成長能力因素，而且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激發學習動力。Haron J·Batte發現成績極佳的學生有著與他們的教師更相似的態度和價值，而成績差的學生有著不同的態度和價值。教師正是根據學生的現實情況，憑自己的教育經驗，對不同的學生抱不同的期望。一般情況下對好學生抱有“高期待”，對學習不良學生抱著“低期待”。教師對學習不良學生的低期待或不抱期待。教師和家長可經常用一些鼓勵和肯定性的話語，如“你真棒”、“表現不錯”等，給學生以鼓勵和積極的暗示，激發內在動力。盡量少用或者不用消極、否定的評價，如“你真笨”、“誰都比你強”等。
其次，自尊支持。要尊重學生，保護學生的自尊心。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尊和受到別人尊重的需要，學業不良學生的這種需要則更加強烈，所以我們要給予他們更多的尊重。對于這些學生，教師要平等相待，同時也要鼓勵其他同學給予尊重，不要孤立和排斥學業不良的學生。家長要理解、關心他們內心自卑、焦慮、無助的感受，使他們體驗的家的溫馨，克服不良的情緒體驗；不要一味的訓斥，否則只會使學生產生逆反心理，遠走越遠。
（三）進行歸因訓練，提高社會支持的利用度。
歸因方式對學業不良的產生有著重要的影響。通過改變學生的歸因方式，可使他們認識到導致學業不良并不是個人能力不行，而是還有其他因素，如努力程度、學習態度、學習方法、任務難度等。尤其要對他們強調態度和努力的作用，利用那些態度端正、通過努力取得進步的學生的榜樣作用，鼓勵他們也可以做到，改變他們的歸因方式，使他們可以聽得進去教師的忠告，理解父母的苦心，在父母、教師、同學等的感情支持的依托下，鼓勵他們更加有效的利用環境支持、信息支持等社會支持系統，使他們有信心、有勇氣改變學業不良的現狀。
總之，不管是提高社會支持，還是提高社會支持的利用度，最總的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構建有效的社會支持系統，從而預防學業不良的產生，也更加有效地對學業不良的學生進行轉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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