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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便利化；韓國；中國
“貿易便利化”泛指貨物跨國界移動時，如何在確保在實現合法管理目標的前提下，減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從而減少相關的成本，使效率達到最大化。“貿易便利化”一詞在理解和運用上迄今尚無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該詞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機關和貿易商處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組織所使用。
①貿易不平衡。中韓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系不斷取得新進展的同時，雙方貿易逆差規模連年增長，以2008年1-5月為例，中國對韓進口466.4億美元，出口291.8億美元，雙邊貿易逆差達164.4億美元。據相關數據統計，自1992年兩國建交到2008年底，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額累計已達2900多億美元，韓國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逆差最多的國家。如此巨大的貿易對中韓貿易的合理健康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隱患。
②貿易商品結構不合理。由于中韓兩國經濟發展及產業重點的差異，韓國向中國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為資本及知識密集型產品，如技術附加值較高的通訊設備、高檔家電、精密儀器、以及汽車機零配件，而中國向韓國出口的產品卻主要是初勞動密集型產品，如鋼鐵原材料、化工原材料、農業機械、重型機械以及諸如農礦產品、紡織服裝、皮革等。據統計，2008中韓貿易中，韓國對中國出口電子產品142.2億美元，中國對韓國出口電子產品僅86.9億美元。正是由于雙方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帶來了貿易結構的不合理。
2WTO貿易便利化規則對中韓貿易的影響
①促進中韓貿易的發展。我國貿易便利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簡化了貿易程序，減少了貿易往來中的糾紛，為我國贏得了許多商業機會。韓國是中國第六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兩國之間強烈的貿易往來需求為兩國的貿易往來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是，由于中韓兩國貿易政策和經濟環境存在較大差異，兩國的貿易在近年來出現了較大的波動性。貿易便利化進程的推進，可以貿易往來中降低稅務執行費用、服務費用、處理程序的時間成本、商業機會成本等各項交易成本，為韓國在中國的投資以及出口，關稅等提供良好的服務環境，并可降低貿易成本，提高效率。
②促進中韓貿易結構改善。貿易便利化下出臺了一系列的新規則、新標準，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產業結構，面對便利化的國際市場貿易環境，必須對產業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根據新規則、新標準制定新的企業戰略，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市場，我國經濟才可能獲得相應的發展。目前韓國企業對華投資目的正在并且已經發生了相應的轉變,投資領域不斷拓寬,以內銷為目的的服裝加工業投資比重也在增加，中間產品也已成為中國對韓出口的主體。2008年中國對韓國出口的產品中中間產品位居第一位，占57.4%，增長2.4%，根據統計，我國從韓國進口的產品中中間產品由占2005年對韓進口產品的82%降到2008年的71.1%，同比下降了10.9%。可見，貿易便利化的實施對中韓貿易結構的改善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
3貿易便利化條件下優化中韓貿易的對策
①改善雙方貿易結構。要優化雙方貿易結構，首先要拓寬貿易范圍，實現出口商品的多元化。對中國而言，要注重加大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對韓國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打破“中國制造”的廉價印象，實現以質取勝，在復雜的國際競爭中保持乃至擴大市場份額。②擴大雙方相互間的直接投資。由于國際貿易環境的惡化，相對于2007年，2008、2009年韓國對華投資件數、規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2008年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個數下降19.01%，實際投資下降7.89%，致使我國外貿出口企業收到了較大的影響，在2009年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環境下，我國國應該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加大稅收優惠政策，，引導韓資根據產業結構和地區發展的需要，到東北地區、西北地區投資，加快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中國有實力的企業也要響應黨的號召，全力實施“走出去”的策略，走到海外建廠，促進中韓貿易均衡發展。
③加強自主創新，提高產品競爭力。對于中國這樣的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強大比較優勢的國家而言，要對參與國際分工做出戰略上的調整，積極準備產業升級，大力提高科研投入，加強產學研合作與交流，致力于開展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快傳統產業升級，進一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葛晶.中韓貿易中的互補與競爭[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7,(6).
[2]趙云龍.中韓貿易發展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07.
關鍵詞：韓國；影視文化貿易；成功原因；啟示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2-0164-02
一、中韓影視文化貿易發展現狀
（一）韓國影視文化貿易發展勁頭強勁
在1998年韓國政府“文化立國”戰略引領下，韓國影視文化作品成為了主打對外輸出產品。韓國影視劇出口值屢創新高，長期處于貿易順差的狀態。數據顯示，2013年韓國廣電節目對外輸出額高達2.42億美元。其出口市場覆蓋了亞洲、美洲、歐洲的33個國家和地區，以有相似文化底蘊的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重要戰略基地。韓國影視作品由于類型豐富，劇情生動，角色刻畫細膩，內容積極向上，深受國內外觀眾喜愛，韓劇版權價格也因此不斷攀升。
（二）中國影視文化貿易發展狀況不盡人意
中國影視文化貿易起步晚，雖每年都以較大幅度增長，但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狀態。影視劇的進出口過于聚集，主要從美、日、韓等國引進，向亞太地區輸出，其中更以東南亞地區為主。影視劇類型、主題都過于單一，內容缺乏新意和國際化眼光。因此，相較于其他產業，中國影視文化產業無論國內外都處在較低位置。
二、韓國影視文化貿易成功的原因
（一）韓國政府高度重視并大力支持
“文化立國”政策提出后，韓國政府逐步出臺了《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文化產業被確立為國民經濟發展支柱產業，影視文化成為重中之重。影視劇的發展擁有了優越的政策環境。韓國信息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也為影視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術幫助。韓國政府還不斷增加對文化產業的資金支持，相關資金扶持額度不斷增加，設立了“文化發展基金”，對特定項目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助。韓國貿易保險公社為了支持并協助那些新人導演以及擁有獨特魅力的影片專門成立了“電影產業支援基金”。為推動影視文化產品的對外輸出，韓國政府有專門的影音分軌公司，鼓勵把韓文翻譯成外語，對創造出新成品所花的費用給予補貼，還創立了“出口獎”，最多可以獲得獎賞1 000萬韓元。
（二）韓國影視文化將東西方文化兼容并蓄
1.借鑒西方文化使韓國影視作品向國際化邁進。韓國電視劇早年是以模仿美國起家的。通過韓國的影視作品，可以看到漸漸增多的西方崇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自由的意識形態，也能看到具有好萊塢特色的大投資、大場面、多國元素和精美特技效果。韓國已然成為全球觀眾的“亞洲好萊塢”。
2.保持儒家傳統文化使韓國影視作品受國內外人民喜愛。儒家文化在東南亞地區有著較高的地位，其倡導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也已成為韓國人固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在韓國影視文化作品中有諸多體現――以積極正面的形象為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屈服，始終保持著積極向上的奮發精神。這樣的影視作品不僅滿足了國內需求，也讓外國觀眾產生了價值認同感。
3.兼容并蓄是韓國影視作品迅速成長的主要原因。“和諧”是韓國影視作品中最關鍵的特點之一。韓國的影視作品將傳統的價值觀念與西方國家提倡的民主自由的觀念相結合，打造出獨特的當今韓國影視文化，韓國影視文化也因此得以推開世界文化市場的大門，實現影視文化的大繁榮。如紅極一時的《大長今》，就唯美地弘揚了東方文化，贊美了東方女性；而《哈佛愛情故事》和《皇太子的初戀》這兩部電視劇則巧妙地把東方和西方文化結合在一起。
（三）積極開拓海外市場，能準確定位目標市場
因國內市場較小，韓國文化產業把世界文化市場當作主要的戰略場地，并分進度，有選擇性的開拓市場。把在周邊并與其大致相同的價值理念的國家或地區，如中國、日本等作為突破口，進而打開東南亞和歐美市場的大門，并努力發掘潛在的中東和中南美市場。他們會根據出口市場的不同來選擇不同的出口影片內容，對于歐洲市場，絢爛的視覺效果和驚險的動作場面較受歡迎，所以出口的影片大都是災難片、動作片及戰爭片。而對于有著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國和日本，則主要出口《大長今》《浪漫滿屋》《太陽的后裔》等為代表的家庭倫理劇和浪漫愛情劇來讓觀眾產生共鳴。
韓國還成立了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在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的境外辦事處，以此來提升韓國影視文化的宣傳力度，加強對國際市場需求的研究與分析，有利于更好地開拓國際市場。
（四）韓國影視文化自身包裝魅力
為了獲得海外市場的認可，韓國影視公司特別重視塑造影視作品及其中演員的優質形象。韓國影視作品中的俊男美女、唯美的拍攝場景、最新款手機、服飾等物件的出現和使用，吸引了大量觀眾，也引領了時尚潮流。
近年來，韓國影視文化也逐漸向互聯網傳播的方式發展，以此增強國際市場運作。如《來自星星的你》和《太陽的后裔》，就是隨著互聯網的宣傳和在世界各國的各大網站同時熱播而被眾人追捧，隨之而火的不只是男女主角，還有啤酒和炸雞等。
（五）建立開發影視文化產業鏈機制
韓國特別重視文化產業及其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使經濟效益不僅局限于一個點。各產業間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形成了非常堅固的產業鏈條。比如，韓國影視文化的進步就使得韓國各地的旅游業、飲食業等其他行業得到共同發展，促進了韓國經濟的興盛。
反觀中國的影視文化貿易，無論在認識上或是政策措施、資金支持、產業發展、影視節目制作等方面都與韓國有較大差距。中國影視文化貿易想要獲得長足發展，借鑒韓國成功經驗是可行的路徑之一。
三、韓國影視文化貿易成功對中國的啟示
（一）中國政府應加大對本國影視文化貿易的支持力度
政府的扶持與認同是影視文化產業貿易發展的首要保證。借鑒韓國經驗，中國政府相關部門應給影視文化貿易一定的政策支持，逐漸完善影視文化貿易的法律法規機制，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體制，設立資金支持影視文化貿易機制。應加大對影視文化貿易的投入，通過采取出口退稅和補貼等政策措施鼓勵和促進高品質影視作品的出口，縮小并消除我國影視文化貿易逆差。鼓勵個人和企業贊助影視文化事業，建立各種影視文化基金會，實行專款專用，以利于影視文化貿易的繁榮。
政府在體制改革上還應著重解決發行渠道不暢通、打擊盜版力度不夠大、電影院瞞報票房等一系列問題。要不斷推動有關影視方面的各項改革，努力提高影視工作者對工作的積極性并發揮出其創造力，并使文化和市場資源都能得到有效的配置。
（二）文化傳承與融合并舉，提高影視文化產業競爭力
影視業強調“內容為王”，在“文化折扣”和“文化壁壘”的影響下，我國很多的國產影視劇都不被海外市場所接受。而在這一問題上，韓國影視業就做得很好，他們把本土化與國際化結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個性特征，讓國內外觀眾都能接受，這是我國最應學習的地方。中國有著長達五千年的歷史，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都是屬于中國的寶藏，體現了中華民族最本質、最具有特色的東西，必須保護與傳承。同時，可以結合西方的審美和欣賞習慣，找到中華文化中最能被外國觀眾認同的部分，并且對不同的國家與市場，調整產品制作與包裝的策略，打造出擁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精品，使中國的影視文化在全球激烈的競爭中擁有較強的競爭力。
（三）努力創建文化品牌，早日打入國際文化市場
擁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應是影視文化產業進軍國際市場的秘密武器。具備了品牌影響力才有市場號召力，才能吸引一線的演員、制作團隊和發行團隊進行合作，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與更通暢的發行渠道。美國電影中的變形金剛、迪士尼等就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韓國影視作品也創造出了屬于韓國獨有的文化品牌，比如生日喝海帶湯、汗蒸、扎羊角帽都讓人第一時間想到韓國。
中國的影視文化產業必須增強品牌意識，積極提倡品牌戰略，加強影視品牌宣傳，并改變運營方式，開發與之相關的衍生產品，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創造出更理想的戰略效益和經濟利潤，提升中國影視文化在海外市場上的地位。
（四）大力完善人才培養機制
人才是發展各項產業最為關鍵的因素。我國可以學習韓國經驗，在各大高校開設專門的影視文化專業或課程，積極推進人才在國際上的交流，定期與國外高校做相關的人才交流項目，定期讓影視從業人員出國進行培訓，培養出具有國際水平的影視文化產業專業人才。與此同時，我國可以建立并完善影視人才激勵機制，用物質獎勵等積極留住國內影視人才，努力營造出一個良好的影視人才從業環境，進而吸引大量的外國優秀影視文化產業人才進入中國，幫助我國的影視文化貿易不斷繁榮。
（五）注重影視產品的原創性，努力建立完整的產業鏈
中國的影視文化產業處于中游和下游階段，即銷售產品的狀態，與韓國注重原創開發相比，只能獲取較低的經濟利益；加之市場拓展意識不強，營銷工作欠缺，中國的影視文化產品市場化程度較低，未能形成完整產業鏈。為此，應學習韓國經驗，變模仿為創造，鼓勵影視專業人員發揮創意，打造出屬于中國獨有的影視作品類型；努力建立影視文化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聯系，形成一條有效的產業鏈，推動不同產業間的配套工作，使得影視文化產業能與其他相關產業協同發展，促進中國影視文化貿易的發展，從而帶來較高的經濟利益。
參考文獻：
[1] 李丹丹.韓國文化產業貿易成功經驗研究及對中國的啟示[D].石家莊：河北經貿大學，2013.
[2] 江曼.我國影視文化產業出口的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4.
一、中韓貿易現狀
（一）中韓貿易現狀。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中日韓三國學者就提出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但是由于三國之間的 歷史 遺留問題的影響，使得這一構想遲遲未付諸行動。在此情況下，
（二）原因分析。中韓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這種不平衡持續存在并一味地擴大下去，終將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健康 發展 。在發展中韓 經濟 關系的過程中，也存在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東北亞地區存在安全隱患，這對中韓經濟關系發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環境的形成和維持構成威脅。美國因素和朝鮮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對中韓經濟關系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經濟上，中韓經濟關系中諸多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中韓經濟關系的發展。韓國 金融 危機對中韓經濟關系造成了負面影響； 歷史 、思想文化上，中韓在冷戰時期形成的歷史隔閡成為兩國經濟關系順利發展的障礙性因素。中韓在文化上的某些差異也對中韓經濟關系的健康發展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在近期整個國際經濟走軟的形勢下，大量韓企的駐華分支機構、商社等紛紛撤離。由于中韓雙邊貿易中有相當部分是通過在華的韓資 企業 承擔的，投資的大規模“縮水”勢必會影響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雙邊貿易的發展。此外，中韓兩國的貿易依賴度及競爭度急劇深化，這將成為中韓兩國未來貿易發展的極大障礙，進而對兩國產業及經濟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
三、問題的解決
論文摘要：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如何提高我國服務貿易水平，促進持續快速發展成為一個重要課題。做為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韓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值得我們研究借鑒。
一、中韓服務貿易的現狀
1 中國服務貿易現狀
中國服務貿易近年快速發展，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達91.9億美元，進口額達100億美元。中國的跨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到2005年增長了35.5倍，其中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29倍，年均增長15.9％，是同期世界服務貿易平均出口增速的兩倍。但中國的服務業起步晚基礎薄弱，雖然近10多年來發展速度增快，但與發達國家甚至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 韓國服務貿易現狀
韓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受到世界服業經濟升溫的影響。在服務貿易方面，韓國發展速度很快，1993－2005年間，韓國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為超過10％，高于貨物貿易8.42％的增長速度。2006年韓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1225.1億美元，其中，進口518.7億美元，出口706.4億美元，逆差187.6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14.9％，20.2％和37.4％。
二、中韓兩國服務貿易比較
1993－1999年，韓國服務貿易總額略高于中國，但相差不多。1999年以后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總額超過韓國，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是韓國的1.54倍。1993－2005年中韓兩國在服務貿易上均表現為逆差，但可以看出韓國的貿易逆差遠小于中國。1993年韓國服務貿易逆差是中國的3.9倍，而到了2003年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卻是韓國的1.11倍，2005年韓國逆差明顯加大，為中國逆差的1.53倍。1993－2005年中韓兩國服務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表現為韓國高于中國。1993年韓國為14.08％，中國為10.33％到了2005年韓國為18.6％，中國為11.7％。
中國服務貿易增長的速度快于韓國，所以中國在服務貿易總量上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要想在未來的世界貿易中取得突破，必須加快服務貿易的發展，提升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發展地位，提高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
三、影響比較優勢的因素
目前關于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理論分析較為零散。概括起來，這些因素有政府的管理體制即制度安排；自然資源、文化傳統；公司策略與服務基礎設施等。
1 政府管理體制
韓國服務貿易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從韓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狀況來看，韓國政府的扶持政策是成功的。韓國的服務貿易在這一方面的優勢在于政府制定了積極的服務業政策和規劃。
在中國，盡管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但中國特色的體制性困境，仍嚴重制約中國服務業發展。當前中國服務業的問題在于政府監管過多，并且沒有獨立統一的管理機構。由于管理機構過多，手續辦起來也太麻煩，蓋章太多，程序太復雜。這種沒有獨立統一管理的機制，造成了我國服務領域的管理混亂、不利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通過借鑒韓國的經驗能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有所啟發。
2 健全法律法規
韓國服務貿易領域，金融服務，國際租賃業務，個人休閑文化服務及信息通信是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在這些領域韓國都加大了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調整。韓國政府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提出振興文化產業的基本方針政策。為適應數字化信息時代的發展需要，近些年陸續對《影像振興基本法》等原法進行修訂，被廢止或修改程度達70％左右；為保護主要IT基礎設施，使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免于網絡攻擊，10個政府部門的96項設施被確定為核心戰略IT基礎設施，范圍涵蓋了金融、通訊、交通、能源及社會保障等部門。
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近些年，在政府的推動下，出臺了《著作權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規逐步健全。由于中國建立現代版權制度的時間不長，在版權保護方面的經驗還不豐富，現行的著作權法律制度與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和飛速發展的社會各項事業的要求還不能完全適應。各種侵權盜版活動普遍存在，嚴重擾亂了社會市場經濟秩序，更為嚴重的是將會阻礙服務產業的健康發展。
3 人才的培養
為了滿足服務業專門人才的需求。韓國決定自2000年至2005年共投入2000多億韓元，抓緊培養復合型人才。重點抓好電影、卡通等產業的高級人才培養。同時，加強藝術學科的實用性教育，擴大文化產業與純藝術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構建“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雙贏”的人才培養機制。
4 加大資金投入
目前韓國在加大對服務業研究投入的力度，對服務部門的研發支出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超過10％。我國服務業由于長期得不到重視，相關投入較低。這直接影響到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提高。因此，資金支持能為服務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奠定基礎，增強服務貿易的競爭力。
論文摘要：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如何提高我國服務貿易水平，促進持續快速發展成為一個重要課題。做為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韓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值得我們研究借鑒。
一、中韓服務貿易的現狀
1中國服務貿易現狀
中國服務貿易近年快速發展，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達91.9億美元，進口額達100億美元。中國的跨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到2005年增長了35.5倍，其中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29倍，年均增長15.9％，是同期世界服務貿易平均出口增速的兩倍。但中國的服務業起步晚基礎薄弱，雖然近10多年來發展速度增快，但與發達國家甚至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韓國服務貿易現狀
韓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受到世界服業經濟升溫的影響。在服務貿易方面，韓國發展速度很快，1993－2005年間，韓國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為超過10％，高于貨物貿易8.42％的增長速度。2006年韓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1225.1億美元，其中，進口518.7億美元，出口706.4億美元，逆差187.6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14.9％，20.2％和37.4％。
二、中韓兩國服務貿易比較
1993－1999年，韓國服務貿易總額略高于中國，但相差不多。1999年以后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總額超過韓國，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是韓國的1.54倍。1993－2005年中韓兩國在服務貿易上均表現為逆差，但可以看出韓國的貿易逆差遠小于中國。1993年韓國服務貿易逆差是中國的3.9倍，而到了2003年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卻是韓國的1.11倍，2005年韓國逆差明顯加大，為中國逆差的1.53倍。1993－2005年中韓兩國服務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表現為韓國高于中國。1993年韓國為14.08％，中國為10.33％到了2005年韓國為18.6％，中國為11.7％。
中國服務貿易增長的速度快于韓國，所以中國在服務貿易總量上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要想在未來的世界貿易中取得突破，必須加快服務貿易的發展，提升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發展地位，提高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
三、影響比較優勢的因素
目前關于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理論分析較為零散。概括起來，這些因素有政府的管理體制即制度安排；自然資源、文化傳統；公司策略與服務基礎設施等。
1政府管理體制
韓國服務貿易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從韓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狀況來看，韓國政府的扶持政策是成功的。韓國的服務貿易在這一方面的優勢在于政府制定了積極的服務業政策和規劃。
在中國，盡管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但中國特色的體制性困境，仍嚴重制約中國服務業發展。當前中國服務業的問題在于政府監管過多，并且沒有獨立統一的管理機構。由于管理機構過多，手續辦起來也太麻煩，蓋章太多，程序太復雜。這種沒有獨立統一管理的機制，造成了我國服務領域的管理混亂、不利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通過借鑒韓國的經驗能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有所啟發。
2健全法律法規
韓國服務貿易領域，金融服務，國際租賃業務，個人休閑文化服務及信息通信是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在這些領域韓國都加大了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調整。韓國政府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提出振興文化產業的基本方針政策。為適應數字化信息時代的發展需要，近些年陸續對《影像振興基本法》等原法進行修訂，被廢止或修改程度達70％左右；為保護主要IT基礎設施，使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免于網絡攻擊，10個政府部門的96項設施被確定為核心戰略IT基礎設施，范圍涵蓋了金融、通訊、交通、能源及社會保障等部門。
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近些年，在政府的推動下，出臺了《著作權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規逐步健全。由于中國建立現代版權制度的時間不長，在版權保護方面的經驗還不豐富，現行的著作權法律制度與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和飛速發展的社會各項事業的要求還不能完全適應。各種侵權盜版活動普遍存在，嚴重擾亂了社會市場經濟秩序，更為嚴重的是將會阻礙服務產業的健康發展。
3人才的培養
為了滿足服務業專門人才的需求。韓國決定自2000年至2005年共投入2000多億韓元，抓緊培養復合型人才。重點抓好電影、卡通等產業的高級人才培養。同時，加強藝術學科的實用性教育，擴大文化產業與純藝術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構建“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雙贏”的人才培養機制。超級秘書網
4加大資金投入
目前韓國在加大對服務業研究投入的力度，對服務部門的研發支出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超過10％。我國服務業由于長期得不到重視，相關投入較低。這直接影響到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提高。因此，資金支持能為服務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奠定基礎，增強服務貿易的競爭力。
關鍵詞：中韓自貿區；黑龍江省；物流園區
中圖分類號：F06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3-000-01
中韓自貿區的建成，不僅促進了中韓兩國經濟貿易的發展，更是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中韓是東亞最大的經濟體，而黑龍江省是東北亞經濟地帶的核心和腹地，黑龍江省與韓國在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方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韓國現在已成為黑龍江省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投資來源國。黑龍江省及時抓住相關的契機，2015年3月30日，由省長陸昊帶隊，黑龍江省在韓國首爾舉行“2015黑龍江一韓國經貿合作推介會暨黑龍江省重點產業項目對接洽談會”，向韓國企業宣傳黑龍江省的產業投資機會與發展潛力。黑龍江省與韓國在物流業、信息產業、旅游業等領域都有更深更廣的合作空間，促進中韓貿易的發展，而貿易的發展離不開物流的發展，如何提升物流的發展，促進物流園區的建設、滿足是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擬構建航空物流核心產業園區
哈爾濱作為黑龍江省的省會，利用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優勢，在龍運物流園區、哈東華南城商貿物流園區等園區的基礎上，擬在哈爾濱市道里區太平鎮建立臨空開放經濟綜合試驗區，具置位于哈爾濱太平國際機場東南側區域，總規劃用地約43平方公里，擬建設航空物流區、航空保稅區、航空教育培訓基地、核心產業園區等。飛機拆解基地與跨境電商物流兩個項目，作為先期啟動區，規劃用地約4.9平方公里，緊鄰機場跑道。這樣便于開展高的服務平臺，同時也是國際航空物流門戶的樞紐，更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和提升帶來了新鮮的血液。
1.硬件基礎設施設備的完善
運輸是物流的兩大功能支柱之一，運輸的設施和設備是保證物流高效、準確、快捷的先決條件，所以作為不同運輸方式的公路、鐵路、航空、水路都應該加強建設和構建，并且使不同的運輸方式能夠有效的銜接，達到現代化要求的現代交通體系。
在公路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強向偏遠的鄉、村級公路的拓展，同時也要延伸高速公路的抵達范圍，建設以哈爾濱為中心的賓縣、五常等高速公路環線，加大沿邊公路的建設，繼續加強國道建設，形成一圈多線的公路網，促進客貨市場的良性發展。
在鐵路建設中，繼續擴大哈牡、哈佳為代表的東環線的建設和“哈大齊北綏哈”鐵路西環線的完善，同時進行沿邊鐵路的建設，形成四通八達的鐵路運輸網絡系統。
在航空運輸建設中，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哈爾濱太機場的擴建，同時建設一批民用和通用的機場，并對佳木斯等現有機場進行擴建等相關建設。依托機場及陸空聯運，大力發展航空物流業；依托哈爾濱現有航空制造產業基礎，通過存量優化和增量布局，積極發展航空制造業；通過龍頭企業和大項目帶動，引進和培育發展臨空型電子信息制造業；依托機場客流及便捷交通優勢，加快發展商務、商貿、金融、旅游、總部經濟等高端服務業。
繼續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實施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全省水利設施現代化進程。
2.物流園區建設的原則
（1）位于城市中心區的邊緣地區，一般在城市道路網的外環線附近；在眾多交通運輸通道中，公路仍然是主要的貨運方式
（2）位于城市物流的節點附近，現有物流資源基礎較好，一般有較大物流量產生，如工業園區，大型賣場等企業集聚區，有可利用和整合的物流資源；從而能更好地節約物流成本；
（3）有利于整個地區物流網絡的優化和信息資源利用。最理想的物流園區，應該是鐵路網絡、公路網絡、航空、水空網絡的聯節點和交匯地
（4）堅持高起點，現代化的原則物流園區在建設過程中，一定結合世界最先進的園區建設經驗，把目標定位在世界級的水平上，重視物流信息系統平臺的建設，并且以當前的市場經濟運行為出發點。
（5）物流園區在建設過程中要積極引進先進人才。在高科技的背景下，一定需要高技能、高學歷、懂管理的復合型人才，所以要組建一支具有豐富經驗、銳意進取、各個層次都有的階級型隊伍，便于物流園區的長遠發展規劃。
二、圍繞“商貿物流”構筑“四個中心”
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和黑龍江省沿邊開發開放戰略的深入推進，緊緊圍繞“引進培育現代商貿物流產業”的中心戰略，重點構建“四個中心”。
園區站在打造21世紀陸海絲綢之路經濟帶對俄沿邊開放窗口和對俄、韓、日、蒙等東北亞國家開發開放橋頭堡的戰略高度，按照承載國家一級物流園區布局城市功能的現代商貿物流產業示范園區標準，在商業貿易、倉儲物流、電子商務、綠色食品、總部經濟、休閑旅游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啟動“物流+互聯網+金融服務”的智能公路港建設，將全國公路物流網絡和新亞歐大陸橋貨運通道有效聯通。毗鄰哈爾濱綜合保稅區和聯通全國鐵路貨運網絡的哈爾濱鐵路集裝箱中心站，正在建設的哈佳、哈牡高鐵將貫通園區，154條鐵路專用線輻射東北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地區。依托眾多地理和交通優勢，道外產業園區正逐步構建輻射東北亞的“商貿展示交易中心”、“陸港倉儲物流全智能服務中心”、“對俄經貿合作交易中心”及“綜合物流示范中心”。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 一專業教學論文，歡迎光臨dYLW.neT]
總之，在中韓貿易背景下，在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指引下，黑龍江省物流園區的建設和發展迎來了哪的的機遇和發展空間，物流園區的進一步完善將為龍江經濟的騰飛。
（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摘 要：近三十年來,國內學界研究金麗關系的論著逐漸增多,主要圍繞著關系史的梳理、重點事件的考述等展開,研究領域逐漸拓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缺乏對高麗遣使金朝問題的深入研究，對韓國文獻資料的挖掘不夠深入、運用不夠充分等。本文綜述學界近三十年來相關研究成果，企望對今后的進一步研究有所幫助。
關鍵詞 ：近三十年；高麗；金朝；遣使
中圖分類號：K2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3-0004-04
高麗遣使金朝的研究是金麗關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重要意義不言自明。然而，學界對金麗關系的研究尚屬薄弱，對金麗宗藩關系下的遣使問題，學界關注不夠。有鑒于此，本文以國內學界的研究為主，試對近三十年來高麗遣使金朝的相關研究成果加以概述，既是求教于方家,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一領域的研究動態,以期喚起學界對該課題的重視。鑒于筆者個人學識和收集資料的局限，難免有所遺漏，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金麗關系研究總論
國內金麗關系的研究，大多散見于中朝（韓）關系研究的相關著作中，問題主要集中在關系史的梳理上，間或涉及貿易、外交制度、禮儀的探討。
20世紀80年代，黃寬重《高麗與金、宋關系》[1]一文，是較早專門論述高麗與金關系的文章。該文運用豐富詳實的史料，對高麗與金的關系做了爬梳整理，對金麗關系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另外，黃寬重《高麗與金宋關系年表》[2]廣泛搜集史料，把高麗與金關系按年月日順序做了整理，將金宋關系與金麗關系對照，便于結合相關背景全面分析金麗關系的變化，是金麗關系年表的初步展現。王崇時的《十至十二世紀初女真與高麗的關系》[3]，則對金建國前女真與高麗的關系做了系統全面的梳理。
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界涌現出一批致力于研究中朝（韓）關系的優秀學者，在中朝（韓）關系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涉及金麗關系研究的有楊昭全、韓俊光的《中朝關系簡史》[4]，其中第六章為“遼、金與高麗之關系”，從政治、經濟、文化等角度對金麗關系進行了梳理，對金麗間遣使次數做了初步統計。另外，本書還對金與高麗的官方貿易往來，即所謂貢賜貿易做了簡單介紹。劉永智的《中朝關系史研究》[5]，第六編第六節“金代與高麗爭奪大同江以北的領土”，主要考述了金與高麗的九城、保州等領土之爭。
這一時期，主要運用《高麗史》與《金史》對不同時期金麗關系進行梳理的還有楊通方的《五代至蒙元時期中國與高麗的關系》[6]，何適之《論十二世紀初金與高麗的外交》[7]，《中朝關系通史》編寫組編著的《中朝關系通史》[8]，蔣非非、王小甫《中韓關系史（古代卷）》[9]等，這些論著大多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基本關系史實進行梳理論述，故多有重復。此外，還有樸真奭等編著的《朝鮮簡史》[10]，陳尚勝的《中韓交流三千年》[11]，這些著作由于體例限制，對金與高麗關系的介紹都非常簡略。
進入21世紀，隨著中朝（韓）關系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相關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金麗關系的研究也有所發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魏志江的《中韓關系史研究》[12]一書，上編“遼金帝國與高麗之關系”其中第四至八章按照時間順序，對金麗關系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對金與高麗的和戰、保州問題的交涉、雙方朝貢關系的確立、金麗間經濟文化的交流諸問題進行了論述，為我們清晰地梳理出金麗關系的發展脈絡。楊軍的《東亞封貢體系確立的時間》[13]，從東亞封貢體系的角度，對金麗外交使節往來的制度化特征進行了初步研究，對金麗使節往來進行了量化的分析。楊教授指出，遼金與高麗已經確立起封貢體系內的冊封朝貢關系，標志著東亞封貢體系的確立。這一全新的觀點，為金麗關系、東亞朝貢體系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付百臣的《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研究》[14]，以中朝宗藩關系研究為基礎，論述了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的確立、發展、完善和瓦解的歷史過程，作者力圖總結出中朝朝貢制度的特征與規律，并闡述其在東亞國際關系中的影響，該書可謂中朝朝貢關系研究的補缺之作。其中涉及金麗關系的方面，作者從高麗對金朝朝貢、金朝對高麗遣使兩個方面，詳細梳理了金麗朝貢關系的史實，列出了《保州問題解決后高麗向金朝朝貢活動一覽表》以及《金朝遣使高麗一覽表》等。另外，還有孟古托力的文章《女真及其金朝與高麗關系中幾個問題考論》[15]，也有涉及金麗之間外交往來、使節禮儀等具體問題。
這一時期還有一個特點，開始有學者對金麗關系之間一些具體問題展開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可喜可賀的。魏志江的專文《遼金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16]，將遼金與高麗的經濟交流形式分為：朝貢貿易、使臣夾帶貿易、榷場貿易和密貿易四種。本文雖主要側重遼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但作者指出，由于金麗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史料匱乏，故依據高麗對金朝貢“一依事遼舊制”而加以推斷，得出金麗間經濟文化交流當不會遜色于遼與高麗的規模的結論。周峰的《論金世宗時期的金麗關系》[17]，以金世宗時期的金麗關系為研究對象，考述了金世宗對鄭仲夫之亂、趙位寵之亂的對策等問題，指出金世宗始終在維持金麗宗藩關系的前提下，盡量避免干涉高麗內政。趙永春，玄花的《遼金與高麗的“保州”交涉》[18]一文，針對遼金與高麗間的“保州”交涉這一重大問題，對史料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考述，并從“保州”交涉這一問題上總結出遼金對高麗“仁者”“友善”，高麗對遼金則“智者”“事大”的不同的外交政策。孫建權的《金麗交聘路線考》[19]，是針對金麗交聘路線考查的專文，作者利用金、高麗、宋三方史料來推斷高麗與金的交聘路線，主要考述了由高麗開京至金中都這一條金麗交聘的主要路線，同時兼及金初由高麗開京至金上京，金末由高麗開京至南京開封府等兩條路線的敘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國內高校碩博選題開始關注金麗關系研究，如朱曉樂的《高麗與我國遼金王朝外交關系略論》[20]，將遼金時期的高麗外交與東亞局勢結合起來，進行了細致分析。玄花的《金麗外交制度初探》[21]，從金麗外交制度的研究入手，對金麗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制度的內容、外交使節的使命及派遣，以及金麗間外交的禮儀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呂士平的《金麗使節貿易研究》[22]，將金麗使節貿易劃分為萌芽、發展、繁榮三個階段，指出金麗間貿易類型為貢賜貿易、私覿貿易、自由貿易和走私貿易，對金麗之間的貿易進行了深入研究。延邊大學博士林國亮的《高麗與宋遼金關系比較研究——以政治外交為中心》[23]一文，將麗金封貢關系分為發展、成熟、終結三個時期，按照分期梳理了麗金封貢關系，并對麗宋、麗遼與麗金的外交關系做了多方面比較，通過比較，作者指出麗金對封貢關系下的權利和義務已有明確規定，這種制度化的封貢關系是對前代封貢關系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除此之外，還有麻鈴的《遼、金與高麗的戰爭》[24]，曹中屏的《高麗發動爭奪曷懶甸的戰爭與麗金關系》[25]，孫希國、宋俊成的《試論女真及其金朝與高麗之間的戰爭》[26]、《金與王氏高麗的貢賜貿易》[27]，黃純艷的《宋代朝貢體系研究》[28]等論著在不同程度上論及金麗關系。
總的來說，金麗關系的研究雖然受史料缺乏的限制而無法深入，但近些年，學者們通過廣泛搜集中外文獻和碑刻資料，逐步將金麗關系的研究推向完善。
二、高麗遣使金朝研究
關于朝貢關系，韓國學者全海宗在《韓中朝貢關系概觀》[29]中將朝貢關系劃分為典型朝貢關系和準朝貢關系兩種類型，高麗對金朝朝貢屬于典型朝貢關系。張博泉先生在《金史簡編》[30]里也指出歷史上有兩種性質的藩屬國，一是屬于中國國內的藩屬，即地方民族政權；一種是中國國外的藩屬，但是在政治上同中國王朝有一定的君臣關系，高麗就屬于后一種。高麗遣使金朝是其維系與金朝宗藩關系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現在的金麗關系研究中，這一方面的研究尚且薄弱。下面按幾個重要問題進行綜述。
（一）金麗朝貢關系的確立時間
高麗與金朝的朝貢關系何時確立，由于以不同的標準作為朝貢關系確立的標志，故學界存在不同的認識。主要有以下幾種：
1.高麗仁宗四年四月。此種觀點以高麗仁宗四年（1126），高麗遣鄭應文、李侯入金上表稱臣為金麗朝貢關系的開始。這是學界的普遍觀點，通史著作和大部分學者都持此說。如陳尚勝、孟古托力、楊昭全、周峰、麻鈴、付百臣、汪高鑫、張維華、曹中屏、玄花、黃純艷等。
2.高麗仁宗七年十一月。此種觀點以高麗仁宗七年（1129），高麗遣盧令琚、洪若伊入金進納誓表作為金李朝貢關系的真正開端。
楊昭全、韓俊光[31]指出，1129年高麗遣使入金進誓表之后，雙方關系轉為君臣之間的朝貢關系。此后高麗經常以賀正、賀節、進方物、賀登極以及告奏、告哀、吊唁等名義使金，金則經常以冊封、賀生辰、橫宣、告哀、吊唁等名義使高麗。蔣非非、王小甫[32]認為，雖然1126年高麗已向金朝稱臣，但遲遲未上誓書，也沒有行金朝年號，直到1129年進誓表，才標志著高麗正式成為金的屬國。魏志江[33]進一步指出，在金人看來，進納誓表是其行使對高麗宗主權以及由此確立金麗以貢關系為主要形式的宗藩關系的憑證。朱曉樂[34]、林國亮[35]持同樣觀點。同樣，呂士平[36]認為，高麗1126年上表稱臣，與金朝君臣關系雖已“既成事實”，然而朝貢關系只是初步確立，直到1129年高麗進納誓表，金麗外交關系才算是正式確立。
3.高麗仁宗二十年七月。此種觀點認為直到高麗仁宗二十年（1142），金正式冊封高麗王，以及高麗正式使用金朝皇統年號，金麗朝貢關系才算正式確立。
黃寬重[37]指出，即便是1129年高麗向金進誓表，實際上高麗并未誠心事金，在其國內民間的資料中，仍有并記宋金年號的，甚至有只記宋年號不載金年號的現象。作者認為，直到1141年，宋向金稱臣納貢，金的東亞盟主的地位亦定，高麗于1141年4月，遣使至金賀上尊號，1142年，金正式冊封高麗王，高麗正式奉行金皇統年號，高麗與金的封貢關系才正式確立。何適之[38]同樣認為，在1136年，金熙宗“頒歷于高麗”之后，高麗于1142年7月始行金皇統年號，才標志著以高麗對金朝貢制度為主要內容的金麗宗藩關系全面確立。
（二）高麗遣使金朝的次數
關于高麗遣使金朝的次數問題，學者們因掌握的史料、視角和統計方法的不同，也存在不同的統計結果。
楊昭全、韓俊光[39]統計了1115-1234年高麗遣使金朝一共174次。陳尚勝[40]、汪高鑫[41]皆采納。對此，孟古托力[42]指出，楊昭全所統計的174次是不準確的，并根據《金史·交聘表》粗略統計為272次，同時指出仍然存在大量遺漏，應遠不止此數。
另外，楊軍在其專著《中國與朝鮮半島關系史論》[43]中統計了1115-1214年高麗一共遣使金朝350次，平均每年3.5次。林國亮[44]統計了1127- 1212年為359次，平均每年4.16次。玄花[45]則統計了1142-1213年共197次。
（三）高麗遣使金朝的特點
關于高麗遣使金朝的特點，限于史籍記載的缺乏，目前學界尚未有對這一問題專門研究的文章，只散見于中朝關系研究的論著中，下面介紹幾種代表性的論著。
孟古托力在《女真及其金朝與高麗關系中幾個問題考論》[46]一文中指出，高麗作為金朝的藩屬國，依據傳統承擔一些義務，其中，按特定禮儀定期朝貢、國王接受冊封、使用金朝正朔等尤為重要。高麗常將多種使團同時派往金朝，這些使團各有專項任務和名稱，不能混淆，不可兼代，但可搭伴而行，同時被接見。正常情況下，高麗使節的專一性很嚴格。同時，作者對高麗使臣出使金朝的過程，如時間、貢道、貢品等做了簡單敘述，遺憾的是沒有進一步展開研究。至于高麗對金朝的遣使臣服，作者強調，高麗不僅僅是懾服金朝的軍事威力，而且也信服、崇拜金朝文化的發展和成就，所以高麗藩屬于金朝，進入以金為首的天朝體系，不斷遣使赴金。朱曉樂[47]在其碩士論文中采納此種觀點。最后，作者強調，對于金麗使節的研究，應該將《金史·交聘表》與《高麗史》關于使節的記載互補。
楊軍在《中國與朝鮮半島關系史論》[48]一文中將金麗之間使臣往來分為兩類：一種是常規性的遣使，即高麗每年按慣例遣使4次，賀正旦、賀生辰、進奉使、謝生日使，同時指出，自大定以后，此種出使已經制度化。雙方間常規遣使的比例多為高麗4、金朝1，或高麗5、金朝2。一種是應對突發性事件的遣使，如對國喪的遣使，高麗要派出奉慰使、祭奠使，金朝則派出敕祭使、慰問使、起復或冊封，同時高麗針對金朝的遣使需要逐一派出回謝使臣。因此，楊教授指出，金與高麗之間不僅保持著穩定的朝貢關系，而且，雙方朝貢關系已經呈現出制度化的特點。
樸云龍的《高麗與宋朝交聘問題探討》[49]一文，對高麗遣往宋朝的使節的選派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總結，對分析高麗遣往金朝使臣問題具有借鑒意義。玄花的碩士論文[50]，運用前輩學者所使用的常使與泛使的概念，對金麗使節及其專任使命做出了分析。作者列出了高麗常使和泛使的類型，在高麗使臣的選任問題上，作者借鑒發展了樸云龍的觀點，認為高麗使臣的選派和金朝使節的選派一樣，無專任使節之官，皆臨時委任，且高麗多選能文知禮的人充當使節。作者指出，從使節個人角度而言，其與統治中心的關系越近，越易被派遣出使。遣使特點方面，作者認為雙方遣使已經制度化，有一系列象征金麗君臣關系的使節，且這些使節的派遣存在制度性的對應關系，高麗必須回應金國的使節。另外，該文還對金朝接見高麗使的禮儀做了介紹。
付百臣在《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高麗與金朝除保州投入人口問題外，并無太大矛盾，雙方禮尚往來朝貢表明了宗藩關系的象征意義。作者論及，由于金朝對高麗朝貢的鑰匙是求名不求利，在這種情況下，高麗大臣爭當朝貢使，遺憾的是，作者并未對使臣的特點與選任等問題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另外，林國亮的博士論文[51]，將高麗對金遣使與高麗對宋、對遼遣使做了比較研究，其中涉及遣使的頻率、使節的品階地位等問題。黃純艷在《宋代朝貢體系研究》一書中，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高麗與金朝朝貢關系的建立、高麗與金朝的使節交聘、受冊封與行年號、朝貢禮儀及文書格式等幾個問題做了敘述，是關于高麗遣使金朝研究的最新成果。
綜上所述,由于學者們的辛勤筆耕,近年來國內金麗關系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許多文章視角新穎，論述縝密,極具啟發性,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國內學界對高麗遣使金朝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一方面多散見于中朝（韓）關系史研究的著述中，只是在梳理史實時附帶提及；一方面僅僅關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問題,缺乏系統性的分析與研究，故學界對于高麗遣使金朝的研究還比較分散，未能做到系統而深入。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于學界對韓國方面的資料的挖掘還不夠深入，或者說還沒有充分利用所掌握的韓國資料，對史料的運用仍停留在《金史》《高麗史》《高麗史節要》，對韓國碑刻墓志資料的運用不夠。筆者相信，隨著資料的不斷發掘以及學者的不懈努力，今后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必將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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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韓 出版交流 現狀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2012) 02-0094-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and Korea have been carrying out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ublishing fiel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The cooperation has stridden forward from copyright trade to in-depth capitalization, which has yielded preliminary fruits. The mutual-visits between the people in political and publishing academic areas have provided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Meanwhile, the book fairs and financial-aid programs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the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in-depth rethinking on the above-mentioned situation of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world publishing.
[Key words]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1 中韓出版交流現狀
近年來，中韓兩國出版交流活動日趨頻繁，互相成為重要的合作伙伴。雖然版權貿易仍是雙方合作與交流的主要方式，但是目前兩國出版業之間的合作開始由版權貿易合作向深度資本合作邁進，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兩國政府、出版學術界的人員互訪為兩國出版交流活動的深入開展，提供了有利契機。此外，兩國書展平臺和出版資助推廣項目更是兩國出版交流與合作的助推器。
1.1 版權貿易增長迅速
近年來，韓國一直是中國重要的版權貿易伙伴。2009年中國向韓國輸出版權253種，從韓國引進版權799種，較2004年分別增長159%和134%。2004年―2009年中國向韓國輸出版權數量的比重為10%―20%，韓國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版權輸出國；同時期，中國從韓國引進版權數量的比重為3%―6%，位列美國、英國、日本之后，入圍中國版權引進國榜單前五。
1.2 企業合作成效顯著
中韓兩國出版企業間的合作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報紙海外版印點在韓國開通，到與韓國當地出版機構合作出版報紙韓文版，中國出版企業“借船出海”實現出版、發行本土化運作；從兩國圖書出版機構合作出版，到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以合資或收購的方式落地韓國，實現中韓出版企業的“同舟共濟”，策劃出版兩國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
2004年7月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中文版）首爾印點開通， 2007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韓國周刊》（韓文版）在首爾創刊，《人民日報》海外版（中文版）還將繼續在韓國出版發行。2009年7月1日，天津《今晚報》韓國版《新華報》在首爾創刊發行，是該報在1年前創辦日本版后在亞洲地區創辦的第二個海外版，是韓國發行量最大的主流華文報紙。
2007年中國出版集團所屬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韓國熊津出版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互相引進優秀當代文學作品，韓國已引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小說《所以》和《月亮背面》。2008年4月，中國出版集團和熊津開始正式接觸，5月首爾國際書展期間雙方高層經協商決定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9月第15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舉行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簽約儀式。2009年6月，雙方聯手成立海外合資公司――中國出版（首爾）有限公司（木蘭出版社），為韓國讀者量身打造漢語學習教材和介紹中國的圖書，計劃每年出版圖書20種以上。
2008年5月14日，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與韓國阿里泉株式會社（AREESEM）在首爾國際書展中國展館舉行股權戰略合作備忘錄簽字儀式，以現金購買股權方式，實現同韓方的股權戰略合作，6月13日完成此宗收購。作為雙方合作的首批產品，阿里泉株式會社出版的《恰同學少年》《愛城》韓文版同時首發。
1.3 人員交流涉及面廣
自20世紀80年代末，中韓兩國出版學研究者在中日韓共同主辦的國際出版學研討會上有所接觸、了解之后，經過中韓雙方努力，中韓出版學術研討會自1996年起至2010年已經順利召開了十二屆。自1997年起，中日韓三國輪流召開大學出版社研討會，三國大學出版社之間的交流合作機制由此啟動。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韓兩國出版交流的深入開展，盜版問題也成為困擾兩國出版從業者的一大頑疾，在中韓兩國版權行政主管部門的支持下，自2006年起由兩國版權保護相關機構組織召開中韓版權研討會，至2010年已順利舉辦六屆。以2003年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物市場監管考察團訪問韓國為契機，韓方遞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與大韓民國文化觀光部關于出版交流合作的合約（案）》，中韓兩國新聞出版行政機關于2006年正式簽訂《出版交流合作協議》，為兩國間的新聞出版交流與合作提供了政策保證。
1.3.1 中韓出版學術研討會
中韓出版學術研討會（The Sino-korea Publishing Seminar）由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和韓國出版學會共同發起。1996年首屆研討會在北京順利召開。除第三屆和第五屆為隔年舉辦外，研討會每年舉辦一次，由中韓雙方輪流主辦。截至2009年，中韓雙方借助研討會這一平臺共近80篇。這些論文代表不同時期中韓出版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僅為兩國出版學術界相互了解研究動態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且為兩國出版業提供了寶貴信息和有益借鑒。
1.3.2 中日韓三國大學出版社研討會
1997年8月，經中日韓三國大學出版社協會領導協商，第一屆中日韓三國出版社研討會在日本召開，三國交流合作機制開始啟動。此后，按照日中韓的順序輪流承辦，每年召開研討會。2006年第10屆研討會在日本舉辦，為進一步加強合作、互通信息、資源共享，振興大學出版事業，三國大學出版社協會簽署合作協議書。2007年第11屆研討會在中國杭州召開，三國出版社代表就體制改革、經營管理問題以及出版物市場的新變化進行深入研討。2008年第12屆研討會在韓國召開，與會人員以“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的市場地位和發展戰略”和“各國大學出版社間的版權交流”為主題，結合各國、各出版社實際進行互動交流。
1.3.3 中韓版權研討會
中韓版權研討會由中國國家版權局和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主辦，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和韓國著作權委員會共同承辦。2006年9月、11月分別在北京和首爾舉辦第一屆和第二屆研討會。此后，研討會每年舉辦一次，由中韓雙方輪流主辦。
2007年9月在第三屆研討會上，中國版權保護中心與韓國著作權委員會簽訂《促進中韓版權貿易與保護合作機制建立倡議書》，旨在加強兩國版權機構及企業間合作與交流，促進圖書、音樂、電影、電視劇、卡通、網絡游戲等版權產業核心領域的合作，共同探索促進兩國版權保護及版權貿易發展合作方案。倡議書號召共同建立中韓版權法律信息、版權貿易相關信息及合作交流、專業版權法律服務“三個窗口”，向兩國有關行業、企業、權利人提供優質專業的版權服務。
1.3.4 出版物市場監管考察團
2003年11月，以范衛平為團長的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物市場監管考察團對韓國出版業現況進行考察，先后拜訪韓國文化觀光部、大韓出版文化協會、韓國刊行物倫理委員會、韓國電子出版協會、韓國復印傳送管理中心、教保書店、坡州出版文化園區。韓國文化觀光部文化產業局局長李普京先生向范衛平先生遞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與大韓民國文化觀光部關于出版交流合作的合約（案）》（中、韓、英三種文本）。
2006年5月18日，中國國家版權局與韓國文化觀光部簽訂《出版交流合作協議》。《協議》約定：將交換保護著作權的相關技術及法規信息；不定期舉行司局長級會議，協商兩國的著作權法及政策，交流防止著作權侵害信息；就著作權交流及合作交換意見，并就著作權領域的政策制定、人才培養及信息交流等進行磋商，不定期舉辦著作權保護問題論壇；加強兩國著作權相關政府官員之間的交流及培訓，并促進雙方著作權團體之間的交流；在世界貿易組織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國際機構舉辦的會議及工作項目中互相協助，謀求兩國共同利益。
1.4 書展平臺作用明顯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和首爾國際書展為中韓兩國出版人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平臺。2008年首爾國際書展上，中國作為第一任主賓國參展，使兩國的出版交流與合作邁上了一個新臺階。筆者相信，2012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韓國的主賓國活動會為兩國出版界帶來更多驚喜。
1.4.1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
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由新聞出版總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文化部、科學技術部、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聯合主辦，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承辦。1986年9月，首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成功舉辦。2005年第12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首次設 “主賓國”， 2012年韓國將作為主賓國參展。2005年―2010年韓國參展商數量從19家增至30家，其中大韓出版文化協會、建筑世界株式會社、PK版權公司、胡蘿卜圖書版權公司、韓國愛力陽公司、熊津出版集團、知耕社、藝林堂、大教出版、教元幾乎每年都來參展。
1.4.2 首爾國際書展
首爾國際書展，在韓國文化旅游部和韓國書商聯盟協會的支持下，由韓國出版文化協會、韓國文化廣播公司和韓國展覽中心聯合舉辦。2008年5月書展首次設 “主賓國”，中國作為第一任主賓國參展。中國主賓國展臺面積600平方米，共展出中國圖書近1.5萬冊，來自國內89家出版單位的代表和作家代表、文藝團體代表共計260余人組成中國主賓國代表團，共接待韓國參觀者5萬余人。中國展團達成版權貿易協議、意向共計386項，中國展臺現場銷售圖書2100余冊，組委會組織各類活動43場。
1.5 資助推廣項目粗具規模
進入新世紀，中韓兩國政府非常重視兩國圖書在國外的推廣工作，分別通過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和韓國文學翻譯院的相關資助推廣項目向海外推介各自的優秀作品。
1.5.1 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
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新聞出版總署發起并實施，2006年1月正式開始運行，堅持政府推動、企業主導、市場化運作，已經成為我國新聞出版業對外開放的品牌工程。該計劃主要采取資助翻譯費的方式，鼓勵各國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中國圖書，通過作為文化載體和溝通橋梁的圖書，為外國讀者用自己熟悉的語言閱讀關于中國的圖書，使其更完整、更真實地了解和認識中國。截至2010年10月底，該計劃工作小組已與黃梅、熊津、西格馬、宇鏞、多樂園、Darunsaenggak、Gimm-yong等近60家韓國出版機構簽訂124項資助出版協議，資助圖書類別主要涉及傳統文化、兒童圖書、名人傳記等。
1.5.2 韓國文學翻譯院資助推廣項目
韓國文學翻譯院2001年4月成立，旨在推動韓國文學走向世界，積極援助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活動。2008年11月開通中英雙語網站koreanbooks，具有韓國圖書信息檢索功能，提供韓國出版社與商的信息、韓國圖書摘要與節選、國際書展參展信息等。該院自2008年參加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設獨立展臺。據該院事業部本部長金允珍介紹，截至2009年9月底，該院已資助約70種韓國作品在中國出版。
2 中韓出版交流發展設想
在國際出版全球化、數字化這一大背景下，中韓出版交流要跟上國際新聞出版業發展步伐，以傳統媒體和新興數字媒體為載體，以中韓大型出版企業為龍頭，以資本運作為紐帶，促進中韓兩國全方位的出版交流與合作。
2.1 重視新興業態，擴大文化產品貿易
網絡、手機、多媒體閱讀器、電子期刊等新型媒體為國際出版交流提供了新的載體和方式。中韓兩國出版企業應該積極開發利用數字、網絡等現代傳播技術，通過網絡出版、按需出版、數字圖書館和網上書店的建設，采取連鎖經營和網上銷售等多種方式擴大各類出版產品的實物和版權貿易。
2.2 培育市場主體，推動出版企業合作
鼓勵和支持中韓兩國有條件的新聞出版企業，通過融資、合資、合作、參股、收購兼并、企業重組等方式到對方國家去，實現兩國新聞出版企業交流與合作的“本土化”運作，生產更多適銷對路的外向型出版產品，豐富兩國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3 培養外向型人才，提升人員交流水平
加強面向中韓出版合作與交流的外向型、復合型、國際性新聞出版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力度，定期對專業人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提高隊伍的專業化、國際化水平。借助中韓高校的力量，建立中韓翻譯人才庫，將對中韓文化興趣濃厚、翻譯水平高的人士納入人才庫，使翻譯類圖書更適合雙方國民的閱讀習慣。
2.4 利用好書展平臺，深化出版項目交流
要繼續利用好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首爾國際書展及其他國際書展，促進中韓兩國出版企業、出版從業人員的廣泛交流與合作。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建設一批具有重大示范效應和產業拉動作用的中韓出版交流項目、示范園區和基地，通過重大項目帶動更多的中韓新聞出版企業參與到合作交流活動中來。
